《大公报》在公共领域的拓展对近代中国发展所做的贡献
时间：2020-04-21 05:22: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近代公共领域的扩张是个复杂的过程，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报纸媒体角度考察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报纸媒体对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大公报》通过对阅报社、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天津普通体育社这三个社会团体活动的参与，对近代社会的民智启蒙和救亡等时代主题的宣传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关键词】《大公报》 公共领域拓展 贡献
《大公报》记录了一个剧变中的中国，当时中国的各阶层人士都在寻找不同的道路拯救国家。公共领域中各种社会团体表现得最为积极，他们急于以各种方式表达自我，牵引域外视听，恪守或者改变传统社会沿袭下来的观念形态。《大公报》作为当时全国性的大报，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二者的联合，为近代社会的启蒙和救亡等时代主题做了极大的宣传，推动了近代社会的进步。
一、公共领域的含义
近代对公共领域的界定，以哈贝马斯的阐述最为充分。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利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利机关展开讨论。”①1964年，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中对公共领域再次做了界定：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是指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象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的市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就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约束。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问题时，公民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这种行为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的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的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②
将公共领域这一定义运用到中国的语境中来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交叠部分。中国的公共领域由国家主导，又有脱离国家的趋势，这种趋势从未超过国家所允许的限度，是国家的内部空间。③
二、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团体
从报纸媒体这个角度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会发现，社会团体是最积极的。近代社会团体发端于戊戌时期的政治性学会。往后逐渐发展，既有商业会所又有富于政治、思想意味的社团。与《大公报》联系甚为密切的三个社团分别是阅报社、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天津普通体育社。
阅报社是致力于开发民众智识的“启蒙”团体；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是“宗教”团体；天津普通体育社是“尚武”团体。
三、《大公报》对近代公共领域的拓展
（一）《大公报》与阅报社
阅报社，就是聚集公众阅报，宣传新式报刊之地。近代中国变化激烈，民众都希望了解时局动态，但报纸的读者对象是那些能识字并且能买得起报纸的人。即使能买得起报纸，也只是局限于一两种报纸，对于扩大消息范围有很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为普及报纸的读者范围，解决阅报的经费，宣传时局思想，阅报社应运而生了。
《大公报》对阅报社的积极作用大概有三：一是发挥报纸媒体的导向功能，在报上以论说或者刊登来函等形式对阅报社存在的合理性反复强调和宣传；二是积极且全面的报道各地阅报社成立的消息和具体发展情况，甚至刊印广告；三是为各阅报社提供信息来源。④《大公报》报道了世界各地阅报社的成立状况，刊登了阅报社内部的规章条例，即阅读的守则。通过“来函”这一栏目刊登各地读者关于阅报社的意见和建议，也登出阅报社在运行过程中的状况。通过报纸的宣传，其知识启蒙、政教宣传、风俗改良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功能能更好的为公众所认识和了解，有利于阅报社这样的社会团体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形象。
《大公报》、阅报社和读者、公众之间的互动，使得近代中国社会的公共话语空间得以存在，并寻求一定的发展。
（二）《大公报》与基督教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是由英国人于1844年创办的一个以单纯宗教活动为主的团体，会员主要是城市青年职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组织的壮大，基督教青年会扩展为以推进“德、智、体、群”四育为目标的社会团体。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大公报》联系较为密切。在《大公报》上，关于基督教青年会的文章，主要分布在“时事”、“广告”、“来稿”、“论说”、“附件”等栏目中。“论说”、“附件”主要是刊登一些近代中外著名人物在基督教青年会所发表的演说。“广告”和“来稿”中的文章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主动要求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属于一种宣传，反映其自身的想法和意愿。“时事”主要是报道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活动。在《大公报》的支持和帮助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社团得以顺利发展。
（三）《大公报》与天津普通体育社
天津普通体育社是在中国被戏谑为“东亚病夫”的情况下，由既是地方士绅又是地方官员的杨以德创办的社会团体，以“招收本埠土著、并寄居之士农，工商及其子弟，练习体操，强健身体，振作尚武精神为宗旨”。该团体由一些地方士绅发起并资助，聘请有特长或专业人士执教，以增强国民体质，普及尚武精神，实践强种保国。⑤
《大公报》对天津普通体育社的成立、章程、人员配备、入学考试等一系列内容做了详细的宣传报道，使天津体育社的精神风貌给民众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且其积极尚武的精神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天津普通体育社和《大公报》所共同搭建的公共领域，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广大普通读者和公众“观点的自由市场”。
四、《大公报》与近代公共领域的联合对近代中国发展所做的贡献
《大公报》与阅报社之间有着不谋而合的追求，就是开启智识，普及智识，提高国民素质。从这个角度讲，二者都是传播智识的媒介，起到了扩展公共话语空间和筑构公共领域的作用。两者相互依赖营造出一种游离于政权之外的舆论环境，组成了文化观念上的对话场域。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利用报纸将新思想、新知识用最浅显的语言向普通民众宣传，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指导、规范，提高了整体国民的素质，缩短了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同时，中国的有志之士利用自己有限的话语权，通过多种传播渠道采用多种方式，通过内部深刻反省来促进中国接受现代化的方案。
《大公报》的办报理念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精神有着许多共同点。“提倡德、智、体、群四育，培养健全人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⑥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奉行的宗旨，恰恰也符合《大公报》的办报宗旨。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各种活动被《大公报》称之为“文明”的符号，通过他的宣传，这些活动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时尚和文明的标志。人们心向往之，养成了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了国民的生活素质。
《大公报》对天津普通体育社的宣传使其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其积极向上的尚武精神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天津普通体育社提倡民众参加体育活动，解放身体。从身体史的角度讲，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传统意义上的身体并不属于个人，他具有多重意义，包括宗教、种族、国家、信仰等方面的涵义。寻求身体的解放，不仅具有行为的意义，更是对传统习俗、观念的改弦更张。⑦
通过与这三个社会团体的拓展联合，《大公报》从启智、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身体的解放等方面改变着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①[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②[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载于tur und kritik,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1973
③吴袆，《公共领域的再次转型》
④⑦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P208、262
⑤《大公报》，1911-2-18
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简史》，《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P34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8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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