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十二五”规划琐议】 十三五出版业规划
时间：2019-02-08 05:27:3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文化产业规划纲要也好，出版产业规划纲要也罢，大家都在从各个层面进行总结谋划，这当然是大好事。但好事要做好，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就五年出版业规划而言，牵动出版业的方方面面，必须审慎认真，严肃对待，才能不负各方期待，提供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求真务实的规划来，舍此，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的终南捷径。
［关键词］出版业“十二五”规划规划纲要6666666666666666
现在的大小媒体都开始起劲兴奋地谈论“十二五”规划了。
若干年前的五年规划称之为“计划”，如今与时俱进了，许多称谓都摇身一变有了时髦的时代气息了。但规划，不管大到国家省区，小到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似乎在强调着力谋划规划的同时，首要的是要弄清楚四个问题，处理好五对关系，想清楚，弄明白，才能有的放矢，而不是应付差事，陈陈相因，潦草行事，根本没有实施的意愿，只是为了赶赶风头，时过境迁，无人问津，最终只不过束之高阁而已，被人讥之为“鬼话”。
一个好的规划，是一种集思广益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的过程，更是一种解放思想理清思路继往开来的过程。规划，至少要体现这样四个特点：
一是前瞻性。规划要登高望远，思虑未来。现今时代，日新月异，发展迅猛。没有足够的前瞻性，往往会落后于时代，落伍于时势，使规划成为明日黄花一纸空文。回首新世纪10年发展历程，我们往往会惊叹时势比人强，变迁之迅猛。当然，前瞻性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心想事成，务必既要实事求是，又要解放思想。邓小平讲，当时改革开放如果把上海考虑进去，局面就不一样了。邓小平作为大战略家，谋篇布局，超迈千古。扪心自问，改革开放30多年，提法不断丰富，理论不断深化，但源头还在于邓小平富有远见卓识的极具前瞻性的战略判断。规划就要体现这样的高度，这样的战略眼光。
二是战略性。国家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体现国家战略，承载复兴重任，肩负全面小康的使命，自不待言。但作为一家出版传媒企业单位，作为具体操作的微观层面的五年规划，当然也要体现战略性，没有什么可自惭形秽，畏首畏尾的。基业常青的企业，久经风雨而兴亡不衰的企业，无不是因为有宏观的战略定位，远大的使命担当。欧美的大企业名企业的勃勃雄心战略思维使这些国家游刃有余生机勃勃，经常处于世界大棋局博弈中进退自如的有利地位。如果一个国家、企业的从业人员毫无安全感可言，毫无自我尊严可言，社会分配机制不是倾斜于创造财富的人，而企业内部的小环境又无和谐可言，这样的企业，奢谈战略只能是与虎谋皮南辕北辙。有论者说，看一个国家是否崛起，要看其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的占比，要看其跨国公司的活力。我们现在的GDP虽然超越了日本，我们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股份虽然居于第三位，但我们的跨国公司还是处于相当的初级阶段，我们的“走出去”还是经常被有人有意无意地“国家化”、“行政化”、“政治化”。但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势不可挡，未来五年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我们乘势而上的信心也没有消减，关键是我们制定未来五年的战略时，既要脚踏实地，更要登高望远。当然，就出版企业这个相对弱小的行业而言，这个产业化进程才刚刚起步的行业而言，还是要宜粗不宜细，但粗也不是阔无边际，细也不是面面俱到针头线脑。
三是针对性。规划当然要有一定之规，诸如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题主线、基本战略之类，但规划也绝对不是凌空蹈虚天马行空，要结合具体实际，明晰基本实情，把握现实阶段，体现针对性。国家提出文化产业在未来五年要成为支柱性产业，在后危机时代，要有大的发展。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版产业，究竟该怎样呼应国家的这一重大要求，做出怎样的回应？支柱性产业如何量化？在这样的量化指标中，出版业占据什么方位？有没有具体的应对举措？具体到一家出版传媒集团，究竟有怎样的具体项目具体方略来落实这一战略规划？仅就内容生产而言，一本书、一套书的出现可能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但如果说《走向世界丛书》、《面向未来丛书》、《海外中国丛书》，更有当年商务印书馆的《世界汉译名著丛书》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则绝对是弥天大谎。这些丛书的出版，针对了当时的形势需求，又有了细水长流的编辑策划功夫，使这些图书成为经典案例，为出版业内外所津津乐道。如今，国家有宏观要求，又有《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纲要》，考验的是出版行业要深入实际，下够功夫，切实弄深弄透出版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努力的方向，突破的重点，而不是照本宣科，看似光鲜，却全是秀场的花拳绣腿，却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四是可操作性。规划总是一个大致的目标方向，我们当然不能抱残守缺，亦步亦趋，但也不是好大喜功，满足于豪言壮语，关键是要有可操作性。以往的规划中，有一个沉痛的教训或者说通病，就是规划似乎很壮观宏伟，很振奋人心，但超越阶段，不合乎实际，往往不能兑现，严重影响了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实际上是由于没有进行实在的调查研究，必要的论证分析，充分的量化推演，就胡乱拍板，匆匆定案，结果贪功冒进，单兵突进，难以操作，难以兑现，成为笑柄。规划贵在落在实实在在的可操作性上。当然，也不能求全责备，规划有时候也难免会走眼踩空，荒腔走板，但只要实事求是，及时修正，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总之，规划不能与实践两张皮，不能脱离大背景，不能随心所欲，以游戏态度对待之轻慢之。
出版业规划纲要，在注意以上四个特点的同时，还要妥善处理好以下五对关系，才能使一份规划纲要能够较好地体现出本单位本部门的总体意图与发展理路来。
一、出版业规划的“实”与“虚”
出版业规划纲要毕竟不是年度工作计划，更不是简单的项目罗列，务必要有高远辽阔的前瞻性。凌空蹈虚不切实际的“务虚”固然有害，而且曾经给我们带来过巨大的历史性灾难，但一味埋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往往也会南辕北辙，落后于迅速发展的实践，把急需迫切解决的问题置若罔闻，结果越来越糟，积重难返。“虚”就是要研判大势，突破思维瓶颈，敢于解放思想，冲破藩篱与条框，放眼全局，跳出既往，在困境中看到希望，在细微处捕捉生路，这样才能使务虚有所意义。
但规划也不是信马由缰，胡思乱想，更不是超越阶段的一种空想，它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实施与操作层面。再美妙的蓝图，没有切实推行的路径，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已。我们一方面强调务虚要深入，把形势吃透，把趋向看准，把着力点摸准；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强调虚功实做，既不能刻舟求剑因规划而亦步亦趋，更不能我行我素朝令夕改把规划打入冷宫另起炉灶，而必须切实而行，依照规划逐一落实，稳步推进。就出版业而言，务虚的关键是要深刻而非片面扎实而非浮泛的分析形势，诸如数字化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三网融合、三屏合一究竟意味着什么？网络化的日益深入，云计算的呼之欲出，对内容提供到底带来怎样颠覆性的变化？传统的出版优势究竟还能维持多久？滞后的出版行政管理体制，在未来五年究竟会有什么细微的变化？国家重视民生提高消费水平，究竟会对出版业作为精神产品的提供者带来什么样的利好？我们方向不明四处出击的所谓多元化经营会不会陷入企业的“自杀陷阱”？未来阅读的主要载体形式究竟是什么？这些所谓的“虚”讨论探讨充分了，“实”才有根基，才不至于是无根浮萍，飘忽悬空，让人心中无底。
二、出版业规划的“远”与“近”
有人说，美国是规划出来的。而美国的规划，则是“远”与“近”最好的结合例证。“远”可以规划出何时“登月”，在远东、中东怎样布局设点，从莽莽中亚的小国基地到浩淼太平洋中小小岛屿的战略支点，无不在美国相对中立独立但却时时刻刻体现国家意志与美利坚利益的大棋局的规划运筹之中。“近”则具体到华盛顿市区的“草坪”面积、纽约中央公园的设定范围、布鲁克林大桥的修饰风格，锱铢必较，细致入微。
就出版业而言，国家提出文化产业要成为国家支柱性产业，这种定性与判断可谓高瞻远瞩，但也是一种高远目标。但就近处看，我们呼应国家这一宏观命题的具体举措何在？成为支柱产业，需要一定规模的内容提供者的纷纷涌现，需要若干航母型文化产业集团的坚挺支撑，需要指标体系的量化分解与完成，还要具体落实到近在眼前的诸多实践者身上。而就具体的操作层面而言，最近的要务则是大致把规划细化分解出季度至少是年度的具体落实上，远与近的有机统一，才能使规划大致落到实处，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三、出版业规划的“大”与“小”
规划有国家层面，更有省域、县域层面，甚至具体到乡、镇，有条件的行政村、街道。规划有国家条条方面的大行业、大领域，更有具体到厂矿、企业、公司；对国家大的行业领域而言，更具体者，层层递减，由大变小，一贯到底。就出版规划而言，站在北京紫禁城的万仞宫墙下，俯视数百家出版机构与26家出版集团，北京居高声自远，是大；各地方处于一隅，自然为小；但就各操作落实层面的出版传媒集团而言，它承上启下，对所辖成员单位而言是大，而对上而言则为小。大与小的拿捏，宏观与微观的分辨，中观层面的观察，全在自己的把握与处置。规划当然要大，没有一定的大，就不能凝神聚气，壮人心，鼓斗志，历史上的浩大出版工程，往往需要耗时费力旷日持久几代人为之呕心沥血焚膏继晷，需要跨越数个“五年规划”。汪子嵩为了《古希腊哲学全集》，付出了一生心血，板凳坐冷，岂止十年？现在要注意的倾向则是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短期行为，真正的出版业的构建不是短期行为不是一时做秀，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体现为一种眼光，一种心胸，一种为历史为民族为文化负责担当的勇气和抱负，也就是使命承担。
中观层面的“大”，当然不能阔大无边不自量力空话套话连篇，出版业毕竟不同于钢筋水泥，不同于房地产的价格飞扬，书要一本一本的出版，选题要一个一个的落实，再浩大的出版工程，也要编辑们含辛茹苦地逐一编辑校核，否则就可能成为文字垃圾；但也不能自甘其小，倚小卖小，自恋于残山剩水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能够创造书业的所谓“黄金时代”，就在于即使很小的出版社，也有勃勃雄心，也有不甘人后的大气魄大器局，形成了百舸争流的大格局。小也自有小的风景，无数的小的综合集聚，方能形成大的伟岸壮阔。
四、出版业规划的“新”与“旧”
谋划运筹规划，当然要在旧的基础之上展望新的前景新的目标，而不是浅尝辄止，人云亦云，随便敷衍成文，应付了事。往远处看，中国近现代出版业已经经历了100多年的沧桑巨变；往近处看，新中国的60年出版业，也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才算是得到了大发展，但还远非大繁荣。而在国家层面上，对文化产业尤其是出版业的认知在不断深化，赋予的地位不断提升，这就是新的形势要求，新的宏观背景。在这样的新的背景之下，在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在新中国的新的30年，出版业的未来发展走向，就是新；所谓旧，规划已经起草到了“十二次”了，必然形成一定的规范，有一定的案例可供借鉴参照，而最为重要的“旧”，是否可以理解为对既往的总结上，这样的总结可以因时空的距离而相对清晰。人毕竟都是环境的产物，囿于种种原因，在当时往往会雾里看花，朦朦胧胧，但假以时日，事后来看，远距离观察，就相对清晰，趋于客观。历史阶段不能超越，旧是我们起草谋划未来的基础。把旧的东西总结研究透彻，方能轻装前进。比方说，回顾五年历程，我们的内容提供能力究竟怎样评估？转企改制之后的出版机构的市场生存能力究竟如何估价？过往五年民营书业的发展究竟怎样论定？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跨区域发展、走出去诸多牵动全局的大的问题，究竟得到了怎样的推进？出版业的纷纭复杂的诸多数字，如何进行科学的辨析？出版业的多元发展究竟有无存在的合理性？文化产业或者出版产业集团纷纭上市究竟有无风险？风险的把控，究竟有没有深入的探讨？这些所谓的旧问题，进入新的五年规划，又都是“新问题”，新与旧并不是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没有把旧的东西搞清楚，弄透彻，迈上新的征程，就不可能顺畅快意，一帆风顺。
五、出版业规划的“总”与“分”
规划毕竟不是年度工作安排，不可能面面俱到，条分缕析，规划当然要有宏观，要有总括的分析和判断，否则忽略了“总”的分寸，就容易越俎代庖，越界而为，束缚自己所属单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造成依赖和被动。当然，就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现状而言，“总”没有充分到位，甚至还仅仅限于名义上的总，分的取向，分的惯性，往往大于总的要求，这远非一时一刻所能解决。在未来五年，如何做到既能体现当初设计集团化的良好愿望，又能充分调动各成员单位分的能动性，也应该是一项紧迫的课题。最为尴尬的局面则是，总的不伦不类不尴不尬不上不下，分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非驴非马，在这样的扯皮磨合和周旋中，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一产业的被边缘化和被淘汰甚或被新的业态所取代，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具体到基层，更要有“分”的支撑。“总”在基层，容易沐猴而冠文不对题；分在基层，容易陷入具体细碎，眉毛胡子一把抓，但没有分的支持，总就成了闭门造车，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分贴近市场，贴近生活，贴近受众，敏感真切，短在不能归纳提升，在芜杂繁琐中迷失方向。现在的出版传媒集团，已经大大超越了原有的编印发供传统的产业链，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展，结构不断调整，新的业态不断进入，在这样的规模化迅猛推进之中，分的情况复杂多变，绝对不能蜻蜓点水，大而化之，否则总的判断就会出现偏差。
出版规划至关重要。有了规划，就有了定位，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文化产业规划纲要也好，出版产业规划纲要也罢，大家都在从各个层面进行总结谋划，这当然是大好事。但好事要做好，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就五年出版业规划而言，牵动出版业的方方面面，必须审慎认真，严肃对待，才能不负各方期待，提供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求真务实的规划来，舍此，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的终南捷径。
（作者单位：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