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厚典重 醇厚典重　儒雅博通

　　关键词：董仲舒 政论 抒情 醇厚 　　摘要：董仲舒作为有汉一代通经鸿儒虽不以文章彰显后世，但其政论之作，醇厚典重，义据通深；其抒情之文，感情沉郁，儒雅博通。他一改战国乃至汉初散文创作的纵横之风而趋于雍容雅正，以彬彬儒者之气标显出汉代文学创作的新趋向。
　　
　　董仲舒为汉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他作为有汉一代通经鸿儒，著述颇丰。《汉书》本传载其为文“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①《汉书・艺文志》卷三十亦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②的记载。上述著述大多散佚，现存主要著作有《春秋繁露》十七卷和保存在《汉书》本传中的《举贤良对策》；《匈奴传》中的《论匈奴》；《汉书・食货志》中的《说武帝使关中民种麦》、《又言限民名田》；《古文苑》中的《郊事对》、《雨雹对》等策对之作；《艺文类聚》中还收录了其《士不遇赋》一首。这些作品虽多为阐发其政治哲学思想的应制之作，但其中的《举贤良对策》、《山川颂》、《士不遇赋》等单篇不仅闪耀着文学的灵光，而且以其醇厚典重的特质开启了汉代文学创作的新风尚。
　　
　　一、通经致用之思的完美呈献――《举贤良对策》
　　
　　《举贤良对策》又名《天人三策》。由于后者简明扼要地揭示了对策的根本思想，故人们更习惯以此为名。这篇文章是改变儒学命运的纲领性文献，董仲舒通经致用的思想在此也得到了完美的呈献。
　　元光元年，武帝召集贤良文学之士百数人就治国安邦之略及为政的指导思想展开策问。武帝接二连三地提出了诸如符瑞灾异、人性善恶、改制更化、为政劳逸、文饰节俭、王道明灭等一系列问题。这是武帝亟待弄清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当时整个思想界和统治阶级的共同期盼。董仲舒以少治《公羊春秋》的功底，以“三年不窥园”的精思熟虑，以大一统时代士人所特有的使命感和立言建功的热情，在洋洋六千余字的篇幅中将自己治国安邦的主张用精练概括的文字表现出来。因此文为应对之作，又是由武帝的三次策问引发而起，故连缀而成的三段之间既各有应答重点又思想文脉一气贯通，显示出作者从容自若，举重若轻的气度和应答技巧。
　　如第一策中，面对武帝“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等一连串急切的发问，董仲舒平和从容，以徐徐春风般的笔调开篇：“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性情，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既点明了欲回答问题的主旨“天命与性情”，又指出了所依据的指导思想《春秋》大义，而且以“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的谦虚与含蓄透出儒者的气韵。文气奠定之后，董仲舒端正衣襟，正色应答武帝的疑问。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后文又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而如果“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这里，董仲舒将自然灾异与天道人事联系起来，将“天”化为有意志的自然物，在权力无限的君主之上安放一个权力更大且有监鉴、警示功能的“天”来制约和监督帝王的权力，这就使其“天人感应”学说具有了规范君主行为的现实意义。
　　再如关于“性情”问题，董仲舒答曰：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这段对答，简练紧凑，题旨鲜明。先点明“性”、“情”之旨，然后从性情之“仁鄙”、“夭寿”两方面展开论证，从而得出尧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长寿，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鄙夭折的结论。而对孔子言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引用及“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之比，都增强了其论说的经学气和立论高度，也使刻板的策对之文散发出几丝灵动之气。
　　义理阐述清楚之后，董仲舒从“任德教”“贵正心”“崇教化”“明更化”四个方面为武帝提出具体的治国方案，并在此基础上更为具体地提出了“立大学”“设痒序”“饰五常”的治国方略，而这些方案的提出又是以武帝朝“琴瑟不调”、“美祥莫至”的局面为前提，这就使其论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因而，像“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德盛而皆来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必至”这样美好蓝图的描画，必然会引发武帝的极大兴趣，令武帝心向往之。武帝的惊而复策亦会成为必然。
　　第二策武帝就“逸劳”、“文饰”、“德刑”问题继续垂问。董仲舒依然紧扣题旨，先以尧舜、文王所遇之时的不同，回答武帝“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的疑问。董仲舒认为，尧舜之时，“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故尧舜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而文王治世，乃承“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万民不安”的殷纣之后，故文王日昃而不暇食，进而得出了帝王之条本同贯，所治不同只是所遇之时异也的结论。两两对比，以史为证，言不繁而意自明。
　　关于“文饰”问题实际上是武帝对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哪一个更合理的疑问。董仲舒深谙武帝心意，以“良玉不琢，资质润美”，“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的形象化表述和将《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改正朔，易服色”行为看作应天之举的言辞，都透露出明显的欲改汉初之崇黄老为崇儒的思想倾向。这是董仲舒提倡的大一统儒学计划得以实施的前提，也是应和武帝心意和时代要求之论。
　　同第一策章法，申明了崇儒之意后，董仲舒再一次强调了以文德教化治天下的思想，并提出了“兴太学，治名师”“养士求贤”“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等具体方案。这个方案的提出，一变秦王朝的“以吏为师”，专任法术之学为“以师为吏”，大大提升了儒士的地位，也使儒学进入到官方经学的核心位置。其影响正如周予同先生在《〈春秋〉与〈春秋〉学》一文所评价的那样：“董仲舒主张尊崇孔子，罢黜百家，还只是表面文章；最有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是他主张设学校，立博士弟子，变春秋、战国的‘私学’为‘官学’，使地主阶级的弟子套上了‘太学生’的外衣，化身为官僚，由经济权的获取进而谋求教育权的建立与政治权的分润，董仲舒是中国官僚政治的定型者。”③我们从之后武帝讲文学，选豪俊，立学校官的具体措施能看出武帝对董仲舒这一提议的嘉许、认同，也从武帝对董仲舒上述策对“文彩未极”、“条贯未尽”，说理囫囵，欲言又止的责问和要求他就“天人之应”、“古今之道”、“治乱之端”透辟道来，遥想出武帝欲探明大一统治国方略旨归的急切心情。因此，董仲舒在第三策中对前述思想作了更为明确的阐发：“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得大本矣。”再次申明“承天意”、“明教化”、“正法度”对于安邦治国的功效和意义。
　　有了具体的治国方略，更需要一个理论层面的精言要义统摄全文，董仲舒在层层阐明基本学理，逐条列出治国方略的基础上，在文势的最高处，将大一统思想的精义和盘托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明确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一思想对汉代学术思想，文化教育的发展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它改变了汉家的思想崇尚，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之治，改而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它促成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风尚，使尊儒好儒形成靡然向风之势；它标志着汉初学术多元化格局的终结，确立了儒术独尊的地位，使儒学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从此儒风大渐，圣学广被，儒学独尊的文化专制局面正式起步。
　　“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④。《举贤良对策》本为应制之文，容易受体制的限制而趋于板涩。董仲舒却以贯通五经的才思，以为儒者宗的博雅，从容论道。其文论理宏博而深刻，章法匀称而井然；语言明晰晓畅，精炼概括，细密紧凑，全无艰涩之态；运笔行文兔起鹘落，举重若轻，全无拖沓之感；风格面貌则雍容典雅，闳衍醇厚，透溢出儒家的人格力量和精神世范。因此说董仲舒以他的《举贤良对策》开启了汉代醇厚典雅一代散文的新风。
　　
　　二、自然山水的人伦化颂赞――《山川颂》
　　
　　《山川颂》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卷十六。《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作为今文经学大师，研习公羊之学，发挥公羊奥义而著成的一部独立系统的理论著作。其大多数篇章都缺乏文学色彩，给人以滞重生僻，枯燥无味之感，而《山川颂》却是其中闪动有文学意味的片羽吉光。
　　颂在汉代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其名称来自《诗经》，原本是《诗经》的一个部分，与风、雅并称。《毛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刘勰《文心雕龙・颂赞》亦曰：“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都指出了颂体作品“美盛德之形容”，即歌功颂德，褒扬圣君贤臣的文体特点。董仲舒的《山川颂》就是汉代较早的以自然山川为颂赞对象的咏物颂。
　　颂体作品的主要功能是赞美褒扬，董仲舒作为一代通经鸿儒作《山川颂》，深谙古圣贤“山水寓道”之旨意，故其文中多引先师孔子的山水之论，使其山川颂美之作融入了浓重的人伦道德内涵。此文分两部分，山水各一，结构明朗。
　　开篇即将崔巍耸立的高山与仁人志士并比：“山则��（山�）崔，（山椎）嵬(山罪)巍，久不崩�，似夫仁人志士。”点明山水具有与志士仁人相通相似的人伦色彩，为下文阐发山水之道奠牢根基。
　　在山水与人伦间搭建起类比桥梁的并不始于董仲舒。《论语・雍也》第六载孔子言：“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首将山水与仁智者之精神旨趣联系起来。至于仁者何以乐山？智者何以乐水？孔子此处没有阐发。而《荀子・宥坐》篇所记载的一段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的对话却申明了此意：“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何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乎不�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韩诗外传》对此也作了更为全面的阐述：“夫仁者何以乐于山也？曰，夫山者，万物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殖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吐生万物而不私焉。出云导风，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于山也。”“夫智者何以乐于水也？曰：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间，似有智者；动而下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历险致远，卒成不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于水也。”此处韩子将山水的特性概括为无私、有智、有礼、有勇、有德，而这些人伦化的品质，正是志士仁人志趣节操的具象化表征。因此董仲舒在此将山水与仁人志士相比照，显示出其对儒家“山水寓志”传统的接受和认同。
　　论山如此，论水亦然。第二段对水之颂，虽未引用孔子论水之言，却化用其论水之意。与上述孔子观水之答通条共贯，异喉同声。
　　
　　水则源泉，混混��，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后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间，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于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之谓也。
　　
　　董仲舒的《山川颂》名为颂体，却异于两汉颂作。其古朴典奥的语言及对先师孔子思想言论及儒家经典《诗经》的引用，都使其带有明显的经学色彩。但从其章法的谨严，语言的精炼及贯通的文气来看，仍不失为一篇出色的政论之作。
　　
　　三、牢愁狷狭之意的尽情抒叹――《士不遇赋》
　　
　　《士不遇赋》载于《艺文类聚》，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亦有辑录。这是董仲舒现存文章中唯一一篇抒发个人不平心意的言志抒情之作，也是引领汉代“士不遇”题材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汉赋的“士不遇”主题是由贾谊开创的。贾谊年少才高，深得文帝嘉许，但由于绛、灌、东阳侯等宫中老臣的谗毁，不得不远适长沙。谪贬途中，面对屈原自沉处的汨罗江水，贾谊以吊屈原来批判当时�茸尊显，谄谀得志；贤圣逆曳，方正倒植的黑暗现实，抒发心中抑郁不平之愤意，故其《吊屈原赋》也就成了汉代最早的“士不遇”赋。汉武之时，董仲舒虽生逢汉帝国空前强盛的历史时期,但大一统的繁荣，并没能改变廉直士人不遇的命运。而且，大一统的专制属性在使文人失掉越来越多个性自由的同时，更使他们普遍感到来自大一统的压力与困窘。此时的文人，再也没有了汉初枚乘、庄忌游食诸侯之时为大国上宾，来去从容、高视阔步的潇洒。邹阳在“忘忧馆”所描绘的君臣遇合的图景更只能成为他们心中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⑤。因而，被纳入官僚政体之中，喘息于大一统重压下的他们，多利用文学作品来抒发个性难全之忧，生不逢时之感，难建功业之叹。
　　明太仓张天如纂《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评《董胶西集》中还为我们勾勒出董仲舒生怨郁之情，不遇之感的具体缘由。曰：“公孙用事，同学怀妒，先相胶西，谢病自勉。怨哉董生，向赋不遇，今其然邪。”董仲舒虽有“王佐之才”，以《天人三策》解武帝之惑，为武帝开出许多投其心意的治国良方，但其为人廉直、不善从谀的个性品格却使其仕进之路坎坷不平。先是任江都相，他以礼义匡正骄横好勇的易王,颇有政绩。不料却因言灾异遭到主父偃的陷害,下狱当死,后被赦免,废为中大夫。可是，就在他惊惧恐慌之感尚未退却之时，又遭公孙弘的嫉毁，被武帝派往胶西，担任更为纵恣，屡害朝官的胶西王相。这一连串的打击在使其用世热情一点点耗尽的同时，心灵的创痛感亦转化而为“士不遇”的尽情抒叹。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悠悠偕时，岂能觉矣。心之忧兮，不期禄矣。遑遑匪宁，祗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
　　
　　开篇即发时光飞逝,时不我待之叹。申明自己正身自守,不愿屈意从人,但时运不济,麾麾暮年却功业不就，因而颇为愤激、伤感。这是意欲有所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叹。因为他们想要积极用事,就会如羝羊触藩,自辱其身；而要全身远害,就只能“不出户庭,庶无过矣”。这里,作者引用《周易》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里，艰则吉”之意来抒发自己进退失据之窘况和惶惶不宁的心绪。这是欲保持个性自由、人格尊严的士人与文化专制政治碰撞的必然结果。于是作品自然转入对时代风气的批判：
　　
　　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贞士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於吾身兮，繇怀进退之唯谷。彼�繁之有徒，指其白以为黑，目信�而言眇兮，口信辩而言讷。鬼神不能正人事之变戾兮，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出门则不可与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内讼兮，亦未知其所从也。
　　
　　或许是曾经两次遭遇嫉恨与陷害的缘故，作者将自己功业难成，进退失据的窘况归结为没有生活在隆盛的三代，而是处于辨诈之士亨通的时期。他们颠倒黑白，以谄谀取媚主上，使耿介士人有志难展，进退维谷。但恰恰是这些搅乱社会风气的人却颇得人主信任，青云直上。如善揣武帝心思，秉承人君旨意, 热衷功名利禄,投人君之所好的公孙弘、张汤、杜周之属。这里，作者的批判视角虽然没有直指专制制度本身，但人主的好恶成为评定、衡量士人优劣唯一标准的事实却从侧面透溢出批判的锋芒。
　　董仲舒虽然遗憾于没能生活在上古三代，但他也清醒地看到，即使在上古清晖的光芒里，仍然也有遁隐深渊的卞随、务光；登山采薇的伯夷、叔齐这样不遇之士。而作为深受儒风浸染的士人，他既不愿像上述四人这样遁隐山林，也不愿意像伍员、屈原一样义无反顾，远游而终。因而在“疑荒徒而难践”，“怅无与之偕返”的迷茫和深思之后，他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化解不遇之恨的出路：
　　
　　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
　　“返身素业”、“正心归一”是处于大一统政治的阳光普照下却侧身下僚、郁郁不得志的董仲舒，为应付他所受的人生挫折和人性压抑所选择的一条“独善其身”，砥砺道德，完善自我的人生路径。
　　“独善其身”是儒家人生哲学中一个重要命题。其说最早见于《周易》。《周易正义・下经咸传》卷四曰：“君子以返身修德。”孔颖达疏曰：“处难之世，不可以行，只可反省察，修己德用乃除难。君子通达道畅之时，并济天下，处穷之时则独善其身。”后儒家学说代表人物孟子发展了这一说法。《孟子・尽心上》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里董仲舒以儒家之理明己修身之路，充分体现了其对儒生本色的坚守。故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武帝时文术之盛》文中对此评价道：“虽为粹然儒者直言，而牢愁狷狭之意尽矣。”
　　此文在形式上模仿骚体，但不全用“兮”字句。前段为四字句，直抒其情，感情沉郁，虽不用骚体句法，但得骚体抒情之旨意。“重曰”之后，“兮”字句与散句相融，说理的成分较多，仍脱不掉董生儒家经师的本色。
　　总之，董仲舒虽不以文章彰显后世，但其政论之作，淳厚典重、义据通深；其抒情之文，感情沉郁，儒雅博通。他一改战国乃至汉初散文创作的纵横之风而趋于雍容雅正，其作品不仅透露出彬彬儒者之风，还开启了汉代文学创作的新风尚。这正如郭预衡先生所评说的那样：“在他（董仲舒）以后，一些儒者，讲政治，谈哲学，无不涉及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文章的内容和风格都发生了变化。汉代文章从纵横驰骋转变为坐而论道，可以说是从董仲舒开始的。”⑥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王 双，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
　　
　　① 班 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5页。
　　② 班 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4页、第1727页。
　　③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2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一百八十二。
　　⑤ 刘歆《西京杂记》卷四记梁孝王在忘忧馆与众贤能之人济济一堂，饮酒欢畅，邹阳作《酒赋》，描绘出此君臣遇合的理想画面。其辞曰：“召皤皤之臣，聚肃肃之宾。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广，犀璩为镇。曳长裾，飞广袖，奋长缨，英伟之士，莞尔而即之。君王凭玉几，倚玉屏，举手一劳，四座之士皆若哺梁焉。”
　　⑥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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