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一部探索人性的现代主义力作】 探索人性
时间：2019-02-11 05:27:0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伤逝 探索人性 现代主义力作 摘 要:本文通过对《伤逝》的分析,指出作品深刻剖析了人的灵魂､人性和精神世界,揭示出现代人的精神本质和丰富的人性,对人生之路和生命意义做出具有超前性质的探求,是一部探索人性的现代主义力作,并与当时其他作家作品进行了对比｡
《伤逝》是鲁迅作品中唯一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描写了“五四”时期一对青年知识分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文化巨人鲁迅以深刻的思想､强烈的情感和完美的艺术造就了小说丰富的内涵,作品以“反抗绝望”的战斗精神在深广的文化哲学层面上,对生命意义进行了思考,深刻剖析了人的灵魂､人性和精神世界,揭示出现代人的精神本质和丰富的人性,对人生之路和生命意义做出具有超前性质的探求,是一部探索人性的现代主义力作｡
鲁迅一贯重视对灵魂的剖析,甚至是严厉的拷问,他不仅时时刻刻在解剖别人,而且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在小说中,作者严厉地批判了人性中的“痼疾”｡小说通过对内的文化视角,向人的内心深处开掘,有力地深化了作品主题｡
作品的这一主题主要是通过涓生的形象深刻地表现出来的,鲁迅对他的批判是较为严厉的｡《伤逝》揭示了主人公的灵魂深处,打破了“瞒和骗”,逼迫着人们正视人心､人性中的卑污,承受精神上的苦刑,促使精神世界在灵魂的震动中发生变化｡作者让涓生以第一人称的“手记”的形式,回忆他与子君在恋爱､同居和分离后的心路历程,细致入微地表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知识分子的特征是长于思考､重视精神追求､内心丰富而敏感;而爱情从本质上说也是精神的,是人类精神追求和人性最高境界的升华,鲁迅把涓生――这个“五四”时期受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放置于爱情婚姻这一人生舞台上,极其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灵魂和精神世界｡特别是让涓生处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使他的心灵无处躲藏,在无可逃避的抉择和进退两难的处境中,暴露他灵魂深处的卑怯和人性中的阴暗面,充分体现了鲁迅小说“表现的深切”,是“显示灵魂的深”的①｡
在恋爱时期,他对子君的爱是那样的“纯真热烈”,作者写了他对子君的一往情深和体贴呵护,这时的涓生身上不仅表现了陷入情网中恋人的心理状态,而且也表现出他把对子君爱情上的追求看作是人生的全部和最高意义｡当他听到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时,“很震动”了他的“灵魂”,“而且说不出的狂喜”,他为子君而“骄傲”｡此时,完美的爱情和理想的爱人填补了他生活和心灵上的寂静与空虚,爱便成了一切｡但从涓生对子君的“骄傲”中,也隐隐地流露出他作为启蒙者在心理和人格上的潜在优势感和未脱尽封建男权社会男性的优越感｡
同居生活也是涓生与子君的爱情一步步走向悲剧的过程｡新婚期,他对子君的爱就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先是对子君“温习旧课”的被动,作者写涓生常是“被质问,被考验”,“被命复述”,这里已流露出他轻微的不满与厌烦,这时的涓生已与子君拉开了心理距离,他和子君之间仿佛也正向着“看”与“被看”的关系演变,而沉浸在幸福回味中“出神似的凝想着”的子君身上就已经显露出了被看者的悲剧色彩,但这种感情的裂隙仍然被“热烈纯真”的爱情所掩盖着｡同时,涓生“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他发现自己与子君之间产生了“真的隔膜”｡这里,既反映出由于涓生子君对爱情的不同理解和思想认识的差异给两人感情上所造成的裂痕,也表现出男性和女性对爱情婚姻的不同追求和感受｡生活中有这样一句名言――“爱情,是女人生命的全部,却只是男人生命的部分而已”,子君正是把美好的爱情和婚姻当作人生的最终目标来追求和维护的｡然而,涓生已经“清醒”了,感悟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即使双方之间有花草与鸡狗爱好的差异,但此时涓生的感受仍是一种“宁静而幸福”的新婚的快乐｡生活已撩开了神秘的面纱,子君已不再是那个令他仰慕的“爱情女神”,他对子君的“清醒”,表现出他更多的心理优势,我们看到涓生只希望理想化的完美的爱情与爱人,而不愿接受现实的婚姻的心理状态｡
涓生虽然在思想上对爱情与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但在行动上,他却并未使爱情有所“更新,生长,创造”｡眼看子君“倾注着全力”,日夜操劳家务,变得平凡､庸俗､失去人生追求,他在心理上产生了阴影｡面对“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丧失了青春美感的子君,他在情感上更感到痛苦和不满｡在“涓生失业”这一严峻的考验面前,子君的“变色”､“较为怯弱”已使他“痛心”;当看到子君“很见得凄然”､“很怯弱”时,他非但没有设身处地地理解子君,理解她为生计而产生的忧虑和担心,心中却“忽然有安宁的生活的景象――会馆里的寂静”,涓生灵魂深处的卑怯,人性中的自私就显露出来｡从涓生对于子君的爱情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处于一个启蒙者､大男子主义的心理优势,子君的坚决无畏曾使他倾倒,他陶醉于完美的爱情､理想的人生,容不得婚姻生活的平凡庸俗,接受不了子君的软弱和操劳家务的劳苦形象｡小说通过表现涓生灵魂和人性中的“痼疾”,揭示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隔膜,人生的孤独与悲凉｡
当子君“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不能给他提供满意的“服务”时,他便给她“看一点怒色”｡子君“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更增添了他的不满｡失掉了油鸡和“阿随”的子君“很颓唐”､“凄苦和无聊”,以至于“凄惨”“冰冷”,这些却仅仅使他“很吃惊”,认为“又何至于此呢？”这里充分显示了他们之间爱情已逝,深陷于不愿交流､无法交流的“隔膜”之中,也更暴露了涓生的冷漠,加重了人生的孤寂和悲苦无助之感｡
涓生逃离了没有爱情的家庭,在反思中他看出子君的勇气都失掉了,她的思想和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于是他对子君彻底失望了,他的爱情之梦也随之破灭｡这时,他明白了“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为了“求生”他决绝地要遗弃子君｡正如易卜生所说:“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②鲁迅以人道主义精神,对涓生灵魂和人性中的卑怯､自私､冷漠进行了批判,指出了极端个人主义的危害,尤其是对他人所造成的伤害,反映出个性解放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对于子君,涓生一方面用个性解放思想去要求她;另一方面,却用封建意识来安慰自己｡他鼓吹男女平等,又不能意识到在家庭中他本身正造成并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种不平等｡
在鲁迅的思想中,一方面是个人主义,另一方面是人道主义｡当涓生面对无爱的婚姻和生存的压力时,在“两难的选择”中,个人主义思想与人道主义思想一直在他头脑中激烈交锋｡要遗弃子君的想法定下来以后,面对子君,他的“苦痛”增加了,“只得勉力谈笑”,然而却感到“空虚”的“恶毒的冷嘲”｡要“明告”她时,看到子君“孩子一般的眼色”,他又“没有敢”,这种“犯罪感”折磨着他,不忍心残酷地伤害“孩子”一般的子君;但要做“真的人”的思想又使他不能“安于虚伪”,在心灵的巨大冲突中,个人主义占了上风,为了“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他说出了他的“真实”｡然而面对子君“孩子似”孤苦无助的眼光,他感到良心受到巨大谴责,在他的“犯罪感”中作者对涓生的灵魂和人性进行了鞭笞｡“冰的针”在刺着涓生的灵魂,使他逃不掉自责和对子君的忏悔,“黑暗中忽然仿佛看见一堆食物,这之后,便浮出一个子君的灰黄的脸来,睁着孩子气的眼睛,恳托似的看着我”;“又仿佛看见子君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当听到子君的死讯时,他对自己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他看到自己抛弃子君后并没有达到预想中的理想人生,然而子君却为他的追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悔恨和悲哀惩罚着他,这是涓生人性的回归,是良知的复苏,他为子君生命的毁灭而痛悔自责｡这里体现了鲁迅对个人主义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对人道主义的深情呼唤｡而涓生所得到的也不过是“空虚和寂静”,这更让他感到悲哀,这样的结局却是他彻悟人生后追求“生路”所导致的,这就使涓生的人生追求具有了悲剧意味｡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③,而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人的存在,毁灭首先是人的生命的逝去,这种逝去是人生时刻在发生的生命现象,毁灭性就是人生的本态｡叔本华也认为,悲剧以“表出人生可怕的一面为目的,是在我们面前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嘲笑着人的偶然性的统治,演出正直､无辜的人们不可挽救的失陷;(而这一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此中重要的暗示在,即暗示着宇宙和人生的本来性质”④｡鲁迅在《伤逝》中,通过表现美好生命和美好爱情的毁灭,展示两个青年“有价值的”觉醒和反抗,最后彷徨于无路这一悲剧性结局,流露出对主人公的深切同情和对迫害年轻生命的封建礼教的愤怒抨击,从而在这种必然毁灭的悲剧命运中探寻着人生的意义,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作品通过描写涓生在恋爱中对子君的热烈追求,同居期间对子君逐渐冷淡,爱情之火熄灭后面对无爱的婚姻的无奈和痛苦,为“求生”而把子君推向绝境的冷酷,着重描写了他在“无爱的婚姻”中精神上的痛苦以及面对子君死亡所受到的巨大良心谴责和深重的忏悔,深刻地表现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绝望的心路历程｡鲁迅准确地揭示出他们在希望中觉醒,又在觉醒中面临无路可走,真实地展现了他们在希望中徘徊,在绝望中挣扎,在虚妄中反抗,反抗没有希望的“虚望”,最终无所归依的精神命运,从而把人性的悲剧提升到人类生存的总体背景上来把握,表现了人生的绝望和悲哀,寂寞与孤独,展现了“五四”时期探求人生道路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灵魂和精神世界,使作品的主题得以更深刻的显现｡
作品通过对人的灵魂､人性和精神世界的剖析,对人性中“痼疾”的批判,不仅揭示出“五四”退潮后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还使当时的“觉醒者”从涓生子君身上照见自己精神世界中的弱点,促使他们勇于解剖自己,追求健全的人格和理想的人性,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探求新的人生之路｡这一主题的思想价值还在于作品有预见性地揭示了个人主义思想的弊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今世界,个人主义思想中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如何正确处理发展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发展与全民族､社会乃至人类的进步已成为严峻的现实问题,鲁迅在《伤逝》中用涓生个人主义的人生追求在这方面做了超前性的探索,表现了鲁迅对个体的人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我们审视自己的灵魂,不难找到涓生的卑怯､自私,也不难发现子君的怯弱,这种精神上的“痼疾”严重阻碍着中国青年一代的成长和发展,而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青年的素质关系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命运,因此,“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把道德的“真”与思想的“独”结合起来,去掉精神世界中的“痼疾”,使中国青年树立现代人格,转变为“世界人”､“真的人”,中国人才不会“失了世界”,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伤逝》向“人之内”的深入挖掘极大地增进了主题思想的深度,鲁迅在进行思想文化启蒙的同时,没有忽略对人的内心矛盾的剖析,对人的思想意识深层的展示使小说具有了现代意义｡而同时期的庐隐的《海滨故人》､冯沅君的《隔绝》《旅行》等小说在对人性的表现方面尚未达到鲁迅的高度,作品中的心理描写多半是作家心灵的直观外化,缺乏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的理性思考和分析｡但写于《伤逝》之后的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则比较深刻地表现了“五四”落潮后觉醒的知识女性灵魂深处的痛苦挣扎与反抗,展示了成熟女性内心世界的多重纠葛,并对这种精神状态的社会根源进行了剖析,反映了“五四”时期获得个性解放的青年在革命低潮中寻觅人生的意义而又彷徨无助的精神状况｡从莎菲对人生之路的执着探求中,不难看出《伤逝》主题的影响,而丁玲的女性视角使她笔下的莎菲身上显示出的丰富人性,既是对鲁迅小说“显示灵魂的深”的继承,又是对《伤逝》中鲁迅以男性视角显示“觉醒者”精神世界的补充｡从庐隐､冯沅君到丁玲,显现出这类作品由控诉发泄到冷静的自怜､自赏､自审的发展过程,感性的发泄不断减弱,理性的思考不断加强｡而《伤逝》纠正了当时作家们往往偏重于思想启蒙而忽略对人性表现的倾向,并以对灵魂､人性和精神世界的深刻揭示影响着同时代及后代作家的文学创作｡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谢 稚(1968年-),吉林长春人,中国地质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现为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语言文学系访问学者,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①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
② 易卜生:《尺牍》,转引自《胡适文存》第一集,卷4,《易卜生主义》｡
③ 鲁 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
④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11月版｡
参考文献:
[1] 鲁迅:《坟》,《鲁迅全集》第1卷｡
[2] 茅盾:《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版｡
[3] 乐黛云等编:《西方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4] [美]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5] 唐 �:《鲁迅的美学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8月版｡
[6] 陆耀东:《鲁迅小说独创性初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