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论“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经典体系重建的缺憾】
时间：2019-02-12 05:29:4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五四” 新文学运动 文学经典 白话文 缺憾 摘 要: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史,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五四”白话文创作发展的延续性,剔除掉对中国文学史固定俗成的划分,它们更像是共处在文学史的同一范畴里、同一层面上,而在这一阶段里,以白话文创作为先声的中国新文学,仍然面临着新文学经典体系(或理解为新文学主体)的搭建问题。本文重点阐述了新文学运动的未完历史使命,分析了造成这一缺憾的诸多历史因素,并根据文学的审美特点、人文价值等,提出了个人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些观点。
19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仿佛应验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批评家关于“世界文学衰竭”的预言:文坛栋梁渐失,文界商贾气深。以“觉醒”为旗帜的近代中国式“文学运动”,充斥着“毁典”的冲动与“经典重塑”的混乱,如何定义这个时代的经典,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个不胜尴尬的命题。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之所以为人诟病、打倒,原因之一在于它历来以附经、载道为传统,缺少自觉、自立、自新的时期。这种经典模式,直至“五四”文学革命,才被彻底打破。这一时期,大量西方文学的加入剥离了文学与经学的必然联系,改变了文学价值导向,引发了回归人本位的文学创作思潮,使白话文学、言志文学等统统被合法化、经典化,使得文学的审美趣味、价值尺度,完全平民化、世俗化。
然而,“五四”建立起来一个什么样的文学经典构架呢?当时,新诗的创作是文学革命的重镇,无论是《新青年》,还是1919年初创办的《新潮》等进步刊物,都将充足的篇幅给予了新诗,“五四”先驱们对于诗歌的重视远远超越了小说和散文,但整体看来,“五四”诗歌大部分仅仅停留在了刻意去剥离古典诗歌影响的白话写作尝试上,甚至这种尝试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格律、音韵的束缚,这是“五四”诗歌在打破传统诗歌创作条律之后,又无法全盘西化,而陷入的一种焦虑与混乱景况。而后,突破创作的“新旧行规”阻挠,摒弃“为赋新诗强说愁”的“为文造情”式创作,将诗歌的创作落脚于关注人类社会的真实情感上,而真正得“五四”之大成者,难觅其人。胡适的《尝试集》正如其名,体现的只是“文体的大解放”。徐志摩与郭沫若的作品,体现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一些更生迹象,他们本身就是时代的狂热者,既不满于旧体诗的陋习,又不满意新诗的现规,因此将新文体与中国浪漫主义传统、“灵性说”结合,进而接近了诗歌的本质。往后,至戴望舒的《雨巷》,“五四”诗歌才找到了自己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再来看,“五四”中成就最高的小说,其实,小说的革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明清以来,市井间的白话小说、剧本,就不胜枚举,像《三言二拍》《聊斋》等都是耳熟能详的白话小说佳品。白话小说的创作由来已久,有深厚的生存土壤,将其纳入“钦定”文学范畴是迟早的事,小说地位的合法化,只是“五四”小说成就的一个小点,更重要的是小说成了当时少有的来自底层的、少“钦定”规章束缚、具有极大创作自由的文体,这既利于它对传统的继承,也便于它较快吸收西方小说创作的理论成果,最终完成中国小说与时代、世界接轨的必然发展。与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革命相比,“五四”带来的经典作品或理论都是相对贫瘠的,原因何在?“五四”先驱们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意识,没有细分“先秦诸子”文化的革命性与明清时期逐渐僵化的儒家文化的迥异,决然割断了滋养了千百年中国文学的传统文化脐带,陶醉于短时间内引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学思潮,从事着模仿式的“创造”,忘记了经典产生的首要前提条件是文化的积累。传统文化的沉淀是洗涤不净的,硬是要粗暴地去割弃它,自然会导致文学作品的僵硬,可以说,在中国与时代、世界接轨的阵痛中,仅极少数有志之士分娩出了体格强健的“新生儿”,其他则牺牲殆尽了。
1917年后的二三十年间,中国新文学运动在最根本的“白话文体”创作上都变得纠缠不清了。首先,白话文成为时兴的一种商品,受到当时并“不成熟”、并“不仁慈”的出版界的热捧,其结果:一方面,随着“商品”销路的扩大,白话文在国内得以迅速普及;另一方面,催生了“商品竞卖”的社会环境雏形,作者的创作个性开始向商人的“生意经”妥协,作者权益逐渐丧失。当时,年过半百的鲁迅,也在书店的怂恿下,印行了内容并不香艳名称却极动人的《两地书》。然而,“商业上目的要赚钱,所有出版方面不仅重在推销有主顾的作品,同时作者报酬方面,一起始也就注意到如何可以少花钱,或不花钱。虽有个版税制度,在习惯上却毫无立法作保障,更缺少出版家良心作保障。因此直到民国二十年左右,鲁迅或冰心,尽管已经有了十万册作品散布于国内,个人却无从靠那个收入支持生活。”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五四”中延续下来的一些话语迅速变质,譬如:男女解放问题,很快变成了张资平多角恋爱小说的题材,取得了很广销量,进而又被一些“作家”演变成了性生活,纠缠不清!诸如此类的迎合商人的“创造”,造就了一批拥有了百万“粉丝”的明星“作家”,繁荣了新的出版业,却迫使追求自由、拥有文学理想的一线作家退居二线,令白话文创作的价值取向受商业向导而变了质。
其次,以社会改造与民族解放为理想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给予中国人空前强大的“信念”,文字力量如何深而普遍的影响,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作家被政治看中,成为政治工具,或是在官从政者,摇身一变成“作家”,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无论是“文人官僚”,还是“官僚文人”,其拉帮结派,称兄道弟,营造的无非是表面上改造社会、教育群众,受国家认可,实质却是一个个标着文学“官价”的利益圈。这种现象不仅摧残着文学运动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它的话语权优势,引导舆论宣传,偏离正常轨道,在“五四”二十几年后,真正的作家很少见诸报端,“许多用国家钱新办的刊物,只登载些不三不四的幼稚习作。”当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属品,大批空头文人,装点出来的热闹场面,倒是成了那一时期政治、文化生活的“皇帝新衣”。
再者,白话文学产生商业价值,相关文学刊物书籍因此多而泛滥之时,新文学的教育、研究却踯躅不前。除北大等文学运动一线高校外,其他大学国文系的课程安排多偏向于古典研究,“不仅涉及近代二十年来与社会发展不可分的语体问题,从无人注意到,即与语体文有关,在古典文学中相当重要的戏曲史和小说史,也同样不见于课程表上。”可笑的是,当时英文系,反而有“欧洲小说史”或“十九世纪英国小说”这类课程。“五四”兴起二十年后,当时还有许多大学,如浙江大学,不许学生做白话文。从基础教育来看,“认为学生应当养成运用白话文的能力”为教育界共识,因此制定了各级中学国文教本,白话文有相当分量,初中一年级课本里白话文占百分之七十,不可谓不重视。然而,搞教育的关键是师资,没有一支专业素养优良的教师队伍,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教育。大学一直是中学教师的主要产地,大学教育与研究的水平,最直接最深刻地影响着基础教育,而就当时大学白话文的教育、研究状况来看,白话文基础教育的成功与否,不言而喻。
作为对一个时代文学的反省,“五四”是坚强而伟大的,但很显然,“五四”文学在破除传统文学经典概念的同时,并没有给出一个新文学经典的定义。而抽象来看,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史,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五四”白话文创作发展的延续性,以白话文创作为先声的中国新文学,仍然还面临着新文学经典体系(或理解为新文学主体)的搭建问题。国外学者史蒂文・托托西根据公众审美观的变化,将文学经典分为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让稳定性标准与变通性标准相互调节;北大教授温儒敏提出要有“文学史经典”与“文学经典”之分,认为文学的经典性是在“公共阅读的历时系统中不断调整”。此类观点,反映出将矛盾后置,用时间与实践检验真理的基本逻辑点,但文学的创作一日千里,假以时日,累积起来的将是大量的文学范本,而在一个没有经典标准的文艺界里,文艺的存活状况实在堪忧,我所担心的是“明天的实践”是否真的能检验出事物的真伪来。另外,有人延续“五四”以来平民化的创作思路,认为经典早就平民化了,一个非经典的时代悄然到来,经典的评价标准早已淹没在大众审美改变中了。这一观点将文学经典与贵族文学同等化,殊不知经典文学也可能来自于大众文学,一个时期的大众审美标准并不能界定经典文学的生死存亡,文学的价值也并不单纯地依附于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主、任何一个政权之上,文学是在见证历史、记录人类活动的痕迹、延续人类的文明,经典文学的存在意义也就在于此,如果文学只能供审美,如果文学只能提供消遣、乐趣,那么它早已如同其他文物一样湮灭殆尽了。
总而言之,文学经典性问题面临着这个时代多种政治、文化思想的质疑,又被众多蹩脚商人当噱头加以炒作,都已经臭了、烂了、更烫手了,以至于当代大师们都不敢接纳它,将之向后一扔,哈哈笑曰:“时间是最公正的。”钱钟书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由此看来,“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之外,难免留下未能重建新文学经典的遗憾,让后人唏嘘万千,同时,也有待后世有志之士承续这一时代佳话,如此,中国文学百年之后将不再空虚。
作者简介:袁敏,硕士,湖南广播电视大学讲师。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文学闲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 傅修海《非经典理论时代的来临》,《文艺评论》,2007
年第1期。
[3] 金宏宇《“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文论》,2005年第10期。
[4] 孙绍振《论新诗第一个十年》,《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5] 陈思和《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笔走龙蛇》,
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版。
[6] 温儒敏《文学课堂――温儒敏文学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