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文生事”话水浒]水浒骂人的话
时间：2019-02-12 05:32:1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因文生事 蓄势 宋江 上梁山 摘 要:蓄势是小说和散文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写作手法。“因文生事”是蓄势的一种体现。《水浒传》在人物故事情节发展中层层铺叙。宋江的出场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烘托出宋江这一梁山领袖人物一呼百应、举足轻重的地位。宋江出场后上梁山的过程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揭示出宋江不愿上梁山、被迫上梁山,最终将梁山事业作为招安的筹码的根本原因和悲剧宿命缘由。
蓄势是小说和散文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写作手法。写作上的蓄势,又称为“延宕”,是指作品在结构上有意控制情节的发展,借以渲染气氛,展开故事情节,使文章情节波澜起伏,曲折有致,从而形成激烈的矛盾冲突以突出主题的写法。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对《水浒传》叙事手法中所提到的“因文生事”就是蓄势的一种体现,细读《水浒传》,就会发现作者的蓄势手法真是力透纸背又不露痕迹,每每读者被施耐庵所设的一个个迷局所缠绕的时候,总是沉浸其中,随着主人公的进退遭际而牵肠挂肚,扼腕叹息,不能自拔,及至故事结束,跳出每个主人公的宿命因缘,你会不由自主地折服于作者高超的笔法。这其中最令人称奇的是宋江上梁山这一故事情节中的蓄势手法的使用。
作者在宋江的出场亮相、杀惜后的亡命天涯、江州劫狱后被迫上梁山的一系列情节中,围绕宋江个性性格及人生追求与现实社会的矛盾撰了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层层推进,皆指向作者的创作意图,作者要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一呼百应、备受拥戴的梁山领袖的形象,是一个有着浓厚儒家思想,具有强烈的功名利禄之心,希望通过报效朝廷“显亲扬名”、“封妻荫子”、建功立业小吏的形象,从而揭示出宋江不愿上梁山、被迫上梁山,最终将梁山事业作为招安筹码的根本原因和悲剧宿命缘由。其写人叙事的目的真如“草蛇灰线”皆有迹可寻,细细品味后不能不令人称赏。
蓄势之一,宋江的出场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烘托出宋江这一梁山领袖人物人物在《水浒传》中一呼百应、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水浒传》的主要人物形象,宋江这一人物形象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思想。他是梁山事业的奠基人,没有他为晁盖通风报信,就不可能有晁盖的“七星聚义”;他是梁山事业的杰出领袖,没有他就没有梁山事业的发展壮大;他又是梁山事业的掘墓人,是他亲手将梁山事业和梁山英雄送上了断头台。整个一部《水浒传》,轰轰烈烈的梁山事业可谓是“成也宋江”、“败也宋江”。因此作者并没有轻易就让这一关键人物出场。宋江的出场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直到第十八回才迟迟出场,这是作者在情节结构安排上的蓄势手法的使用,是有意而为之的,是在前十七回对于故事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基本框架做了充分的铺垫,蓄势到一定阶段之后,才推出了宋江这一关系梁山命运兴衰的关键人物。其中,宋江出场前的铺垫蓄势包括创作思想的敷衍、故事背景的烘托和情节框架的铺垫几个方面。
首先是创作主旨的演义为宋江出场做了思想上的蓄势。《水浒传》开篇通过“洪太尉误走妖魔”这样一个饱含玄理的情节,隐喻了天罡地煞星扰乱人间的宿命因缘,表达了作者的“宋江等一百八人都是‘魔王’转世‘作乱人间’”的看法,同时寓意“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作乱世间的原因始于朝廷上洪太尉、高太尉为代表的贪官污吏,鲜明地表达了妖魔作祟人间是“乱自上作”这一创作思想,为宋江出场做了思想上的蓄势。
其次就是故事背景的烘托。本是描写英雄故事的小说,开篇入笔却写了一个与英雄人物在道德品行、人生遭遇完全相反的市井无赖――高俅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作者通过高俅这个市井无赖一步登天的发迹史,展示了宋王朝皇帝昏庸、奸佞横行、黑白颠倒的社会环境,为小说主要人物宋江的出场做了背景上的准备。
再次,是基本情节框架结构的铺垫。从王进开始,陆续描写了史进、鲁达、林冲几位英雄好汉被逼落草为寇的故事,包括“王教头夜走延安府”、“鲁智深拳打镇关西”、“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林冲雪夜上梁山”等一系列精彩的故事情节,搭建了梁山聚义的基本框架,可以说梁山故事中最为精彩的几个情节都集中在这里,这几个英雄人物也是梁山英雄中的典型代表,他们本是武林精英、保家卫国的栋梁之才,却被是非颠倒的社会逼迫得无处容身,充分展示了好人遭殃、英雄落难的种种不平之事。他们都是未来的梁山事业的中坚和骨干。他们的出场,奠定了梁山聚义的基本情节结构和英雄造反的群众基础,为宋江的出场做了充分的蓄势。
有了以上的铺垫,“官逼民反”的创作意图已经充分显现,梁山故事的基本框架已初步达成,如涓涓山泉细流,正汇聚成条条河流,只待一股强势洪流的注入,即可形成浩浩汤汤、气势汹涌之大江大河,此时才是主要人物出场的时候,于是才推出了晁盖等人的“七星聚义”。“七星聚义”是梁山事业的发轫,而在“七星聚义”几遭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刻,宋江这一主要人物才登场亮相,让“宋公明私放晁天王”,以表明宋江在梁山聚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前十七回创作思想的演绎、社会环境背景的烘托和故事基本框架的铺垫,所以宋江的出场才不至于显得突然,不论是备受江湖好汉的爱戴,还是被推为仅次于晁盖的梁山大头领,宋江的一扫江湖、一呼百应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情节了。可以说宋江的出场是“千呼万唤始出来”。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曾指出“《水浒传》不是轻易下笔,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过百十来遍。”当然,金圣叹是从安排情节结构的角度来论述宋江出场的,但这恰好说明了宋江的出场是经过精心构撰,精心铺垫和充分蓄势的。
蓄势之二,宋江上梁山的过程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充分展示了有着浓厚的儒家思想,强烈的功名利禄之心的小吏的形象,从而揭示出宋江不愿上梁山、被迫上梁山的宿命因缘
《水浒传》中宋江上梁山的曲折经历,就如同琵琶女的出场一样“犹抱琵琶半遮面”,作者极尽铺叙渲染之能事,借蓄势充分展示宋江的性格和思想基础,为宋江上梁山后很快走上招安路线做了充分的蓄势和铺垫,揭示了其个人和梁山事业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
首先看出场时的蓄势。作者在宋江出场时就费尽心思给我们展示这个有着强烈个性特征的宋江,小说从宋江的出身写起,不厌其烦地描述了宋江的出生、为人、性格、爱好,通过他在县衙作小吏的身世写他“孝”,通过“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救晁盖这一具体情节来说明他的“义”。作者详细描述宋江如何拦下前来抓捕晁盖的公差,如何跃马扬鞭跑了半个时辰去给晁盖送信,又是如何不小心遗失了招文袋,如何怒杀阎婆惜。这其中铺排了一系列似乎与梁山造反无关的文字,正如金圣叹所说:“如要写宋江犯罪,却先写招文袋金子,却又先写阎婆惜和张三有事,却又先写宋江讨阎婆借,却又先写宋江舍棺材等。凡有若干文字, 都非正文是也。”其实,这段看似与主题无关的生活琐碎细事的描写,正是为凸显“全忠仗义”的宋江的形象服务的。他秉持忠孝信义,“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广结天下豪杰,“及时雨”并非虚名,是他日常忠孝节义行为的积累,看似闲笔的描绘实际上是为其后上梁山蓄势。有了这段介绍和铺排,宋江上梁山后备受众英雄拥戴、一呼百应的故事情节就有了生活基础,既顺理成章,又真实自然,这正是作者蓄势的绝妙之处。
其次,看宋江上梁山过程中的蓄势。宋江杀了阎婆惜,摊了官司,在正常社会状态中自然是无处容身了,按照他与晁盖的交情,加之“及时雨”的美名,他上梁山落草或者随便找个山寨做个“山大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按照读者的思路,上梁山应该是时候了,可作者偏偏写他“不”上梁山,于是作者又宕开笔墨,详细描绘他如何辗转逃命,避难柴进、孔太公庄上;如何被清风山王英、燕顺再三挽留却毅然离去;又如何被捉清风寨,逼得清风山英雄大闹“青州道”。此时的宋江似乎应该上梁山了。然而,作者似乎还嫌蓄势不够,并没有轻易“饶”过宋江,于是又设计了一段曲折的情节,于是“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在去梁山途中他收到一封家信,被父亲诓骗回家,并巧遇大赦,于是宋江就乖乖地去江州服刑去了。这一笔宕开的文字将宋江从山东一个小小的郓城县送到了远在江南千里之外偏远荒凉的浔阳江口。似乎离上梁山的道路越来越远了。作者如此控制、延宕宋江上梁山的故事情节的目的是什么?其目的就在于要塑造一个 “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忠君孝亲”,游走于官场和江湖之间,希望通过报效朝廷以“显亲扬名”、“封妻荫子”、有着浓厚儒家思想的小吏形象,他的心思和牵挂在于通过正常的社会渠道实现他自己“成名立业”的人生理想,他怎会轻易放弃现有的美名和社会地位,去做一个为儒家所不齿的山贼。这样的情节铺排正是为了塑造宋江这一人物形象,深入挖掘其个性性格特征服务的。有了上梁山之前的诸多故事情节的铺垫,读者就明白了宋江上梁山是多么的不情愿,最后的上梁山只是走投无路时的无奈之举,梁山只是躲避灾难、寻找机会的一个避风港而已,梁山不是也不可能成就他所谓的“功业”。宋江不愿上梁山、被迫上梁山,最终将梁山事业作为招安的筹码的根本原因和悲剧宿命缘由就昭然若揭了。如果砍掉了宋江上梁山之前辗转避难江湖的情节,直接铺排宋江上梁山备受拥戴,并在晁盖死后坐上第一把交椅,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并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招安等故事情节,那么整个水浒故事的构架也就失去了现实基础,不仅人物性格形象的连贯性、完整性会受到质疑,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逻辑性也会受到影响。
在宋江上梁山的最后时刻,作者设计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情节:梁山众英雄“江州劫法场”,把宋江这一光彩耀眼的“天魁星”推上了“群星拱卫”、“众望所归”的梁山领袖的位置,为宋江上梁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为了烘托宋江上梁山之艰难,作者层层铺叙渲染,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环环相扣的小故事,它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通过波澜迭起,细腻婉致的故事情节的描述,不仅增加了生活情趣,而且层层推进情节的展开,这些波折迭起的情节结构的设置,不仅有力地揭示了宋江性格中固有的悲剧因素和宿命缘由,为其招安的悲剧结局做了有力的铺垫,而且为以后的故事情节向更强烈的矛盾冲突发展积蓄了足够的冲力,这也正是《水浒传》的耐人寻味之处。
作者简介:于兴菊,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和应用文写作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1] 施耐庵:《水浒传》,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 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 张国光:《〈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中州书画社,1981年版。
[4] 周先慎:《〈明清小说〉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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