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永乐闲居时期的心境和诗境】李商隐的心境

　　关键词:李商隐 永乐闲居 心境 诗境 　　摘 要:李商隐从会昌四年暮春到五年暮春在蒲州永乐县闲居。在此期间,他的心境从最初的悠闲自在到后来的寂寞悲凉再到对仕途前景的热切焦虑,经历了较大的变化过程;同时,其诗歌也呈现出萧散清幽与萧索冷郁两种不同的意境与风格。这些都显示了他性格与风格上的某些特点。
　　
　　在李商隐坎坷多难的一生中,永乐闲居虽只是一段小插曲,但与其奔波四方的仕宦生涯相比起来,反而因为其难得的平静安闲状态显得别具特色;况且在此期间,他的诗歌创作在内容和风格上也都发生了一些特殊的变化,值得予以关注。本文即重点考察李商隐在闲居期间的心路历程与创作实践,分析其心境与诗境变化的特点,以求对其人其诗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一
　　
　　李商隐永乐闲居开始的时间大致是在武宗会昌四年(844),有《大卤平后移家到永乐县居书怀十韵寄刘韦二前辈二公尝于此县寄居》一诗为证。“大卤平后”指的是会昌四年正月太原都将杨弁逐节度使李石据府叛乱、后被监军吕义忠率军平定之事(见《旧唐书•武宗纪》)。因此,义山移家永乐当在会昌四年正月之后,又据诗中“依然五柳在,况值百花残”之描写,可知最迟也在暮春三、四月时。至于离开永乐的时间,则大致在第二年的春天以后。其《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诗乃是有感于会昌五年正月京城上元节之繁华而发。其他如《永乐县所居一草一木无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书即事一章》诗及“若向南台见莺友,为传垂翅度春风”(《喜闻太原同院崔侍御台拜兼寄在台三二同年之什》)、“今日寄来春已老,凤楼迢递忆秋千”(《评事翁寄赐饧粥走笔为答》)等诗句,皆说明直到会昌五年(845)暮春时分,义山犹在永乐。此后他就赴郑州刺史李�幕下。
　　从会昌四年暮春到第二年春暮,义山在永乐前后正好一年多时光。永乐县在今天山西省芮城地区,唐时属河中府所辖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市)境内。河中府在唐代曾为中都,又为“四辅”之一,政治地位较为重要。同时这里既有盐池之利,又盛产粮食,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李商隐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居留之所,首先看中的应该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这里“在京师东北三百二十四里,去东都五百五十里”(《旧唐书•地理志》),距离都不远,有利于李商隐尽快获知朝政变化的信息,以便谋取仕进的机会。其时商隐正处于居母丧期间,岳父王茂元已去世,一时别无依靠,无奈之下,这才选择了闲居生活,所以为将来计,他必然要选择离政治中心较近的地方。另外,商隐当时正办完了五位逝去亲人的迁葬事宜,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哀伤和疲惫之后,他也需要有个合适的地方来放松心情,调整精神,为以后的人生做准备。而永乐县背靠巍峨高耸的中条山,前瞰奔腾宽阔的黄河,风景秀丽,环境幽雅,是个很适合他安放身心的地方。
　　李商隐在未到永乐之时,对那种“自探典籍忘名利,欹枕时惊落蠹鱼”(《和刘评事永乐闲居见寄》)的闲适生活就很向往。当移家永乐之后,虽然自叹“鬓入新年白,颜无旧日丹。自悲秋获少,谁惧夏畦难”,有点人生迟暮、壮志难酬的伤感,但对于眼前的平静安闲生活他仍很珍惜。在仕进暂时无望的情况下,他也就踏实下心来享受眼前的闲居生活。这样的生活虽然简单清苦,但却充满无限的自然情趣,能够给诗人疲惫的心灵以宁静的抚慰,使他从周围的景物中时常发掘出人生的惊喜和满足。如《自喜》云:
　　自喜蜗牛舍,兼容燕子巢。
　　绿筠遗粉箨,红药绽香苞。
　　虎过遥知阱,鱼来且佐庖。
　　慢行成酩酊,邻壁有松醪。
　　虽然居处狭小,但诗人却并未因此而烦恼,因为这里有燕子相伴,有绿竹红花山水景物相点缀,足以使人心情愉悦、精神振作;更兼邻里之间,来往亲密,有酒相待,尽醉而归,如此悠闲自在、和谐平静之生活,怎能不令人倍感知足呢?又《春宵自遣》云:
　　地胜遗尘事,身闲念岁华。
　　晚晴风过竹,深夜月当花。
　　石乱知泉咽,苔荒任径斜。
　　陶然恃琴酒,忘却在山家。
　　春夜独坐,本是寂寞无聊之时,最易触发诗人内心之苦闷,但他听着风吹竹林的响声,看着明月下娇艳的花朵,以及那涓涓溪流、荒僻小路,在琴声清酒中非常适意,尘世的烦恼早已忘却,几乎要超脱于世俗之外。姚培谦说:“竹风花月间,非静对者不能心赏也。”正说明李商隐此时之所以能陶然于自然情境之中,皆源自其心境之平和闲静。又《所居》云:
　　窗下寻书细,溪边坐石平。
　　水风醒酒病,霜日曝衣轻。
　　鸡黍随人设,蒲鱼得地生。
　　前贤无不谓,容易即遗名。
　　窗下看书,溪边坐石,一“细”一“平”,正可见出日常生活之悠闲;水风醒酒,晴日曝衣,鸡黍蒲鱼,俯拾即得,乡居生活之淳朴恬淡,已可领略。身居此闲适之境,则自然会有遗世忘名之心,浑如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这些都说明,这种平静自然的生活状态确实培养了李商隐悠闲淡泊的心境,给了他一种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但是,李商隐却不是一个甘心淡泊生活的诗人,尽管在仕途上遭遇挫折的时候,也会说“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自况》),但他却并没有陶渊明那样的归隐之志。在本质上,像那个时代的众多读书人一样,李商隐是一个热衷仕进、渴求政治前途的人。他还在为实现自己“欲回天地”的人生理想而不懈努力着。况且当时的他正当壮年,岳父虽死,但朋友令狐 仍在朝为官,他自己也只是因为居母丧而暂时离开了秘书省,所以仕进之路并未断绝,进取之心依然炽热。这与他在大中年间历经幕府漂泊和友朋离弃之后的境况全然不同。因此,悠闲自得只是一时的心境或表面的现象,在他内心深处,其实始终未能忘怀现实政治和自己的功名梦想。冯浩评《春宵自遣》云:“念岁华,是不能忘也。陶然忘却,聊自遣耳。”正从表面的忘却中看出了其不能忘却的心理实质。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外在季节时令变换的刺激,李商隐的心境再也难以保持最初的平和而日益躁动起来。于是平静的生活变得无聊起来,幽闲的环境变得冷落起来,他的心灵也更多地沉浸在被抛弃被遗忘的伤感情绪里而难以自拔。即如《秋日晚思》中虽仍说“取适琴将酒,忘名牧与樵”,似乎依然很逍遥,但写景则云“桐槿日零落,雨余方寂寥”,尽是萧索景象;叙事则云“平生有游旧,一一在烟霄”,以旧友的仕途通达反衬自身的落魄,证明着他并非真的心态平和。随着天气日渐寒冷,他的这种心情也变得更加激切悲凉起来。如《幽居冬暮》云:
　　羽翼摧残日,郊园寂寞时。
　　晓鸡惊树雪,寒鹜守冰池。
　　急景忽云暮,颓年浸已衰。
　　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
　　仕途多艰,身世落寞,眼看着年华流逝,人生迟暮,但自己的一片报国雄心却没能得到丝毫的展现,对此诗人悲愤满怀却又无奈伤感。这就是说,大约到了秋冬时节,李商隐的心境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原来的那种适意和恬淡已荡然无存,换之是对自身寂寞处境和坎坷身世的悲感,情调低沉而压抑。这种心境一直延续到第二年春天。他的《永乐县所居一草一木无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书即事一章》诗中,看不出因草木芳茂而有多少欣喜,反而充满美好年华空自虚度的伤感情绪,所谓“芳年谁共玩,终老邵平瓜”是也。这种情怀在《春日寄怀》一诗中表露得更为直接。诗云:
　　世间荣落重逡巡,我独丘园坐四春。
　　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
　　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
　　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
　　自己独守丘园,渴望仕进,但时光流逝,年华老去,自己虽不惧风险,可又有谁能倾力相助、为其指点迷津呢?此时义山服阕已满,但仕途前景仍难确定,所以心中才会如此地焦虑和急切。这说明,从会昌四年秋冬至五年春,李商隐的心境已从自伤落寞而陷入了深重的焦虑和急躁情绪之中,他的闲居生活自然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从最初暂得放松的悠闲自在到日长天久之后的寂寞悲凉再到对仕途前景的热切焦虑,在这段不太长的闲居时间里,李商隐的心境却经历了如此复杂的变化过程。据此可知,李商隐在本质上是一个性情热烈、敏感易变的诗人,外界的变化常常会刺激到他的心灵,使其心境在短时间里呈现出反差极大的变化。在这一点上,他与先前的诗人曹植、阮籍、庾信等都属于感性触发、灵心善感类的诗人。这是他成为一个主情型诗人所应具备的心理特征。他的诗之所以多能感染人心,就是因为他是用自己的心灵和生命在写作,其中渗透着强烈的主体情感。同时,这种心境变化也说明李商隐是一个不甘沉沦、不甘寂寞、热衷仕进的文人。闲居生活带给他的闲适是短暂的,他所经受更多的是难耐的寂寞和落魄失意的伤感,特别是当看到昔日的僚友都平步青云的时候,这种痛楚感倍加强烈。如《喜闻太原同院崔侍御台拜兼寄在台三二同年之什》,题云“喜闻”,但诗中处处以他人之得意反衬自身之失意,唯有辛酸味,哪得喜悦气?所以,李商隐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因厌弃时政而归隐田园,彻底把自己放逐于仕途政治之外;也不能像闲居于草堂中的杜甫那样去真正享受难得的平静悠闲的生活,在亲近自然中获得心灵的愉悦。他对于现实政治依然充满幻想,对于自己宏伟的人生理想依然执著,这注定了他必然要积极地投身到仕途道路上,去努力寻求实现自己的一线机会。只有在碰得头破血流、彻底绝望之后,他才能真正放下疲倦,回归平淡,但到那时,却也是他人生的终结之期。后来的事实也大抵如此。
　　
　　二
　　
　　在永乐闲居时期变化着的不仅是李商隐的心境,还有与之密切相关的诗歌创作情况。虽然他这时期的诗歌数量并不多,但在情思意境及风格上却都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只是历来的研究者对此则多持批评或否定态度。如清代纪昀即多用“平直”、“浅率”、“平浅无意味”等词语加以贬斥,又如评《奉同诸公题河中任中丞新创河亭四韵之作》云:“无一句是诗。”“俗不可医。”评《喜雪》云:“鄙俚夹杂,加以琐纤,无复诗体。”其他大抵如此。张采田对李商隐诗多所维护,但评《和马郎中移白菊见示》也认为“此种诗语太酬应,究非义山所长”,以之作为其创作失败的例证。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永乐诸诗艺术质量的低落呢?对此,张采田曾有过颇有见地的概括性分析。他说:“玉溪诗境,盘郁沉着,长于哀艳,短于闲适,摹山范水,皆非所擅场。集中永乐诸诗,一无出色处,盖其时母丧未久,闲居自适,别无感触故耳。其后屡经失意,嘉篇始多,此盖境遇使然,阅者宜分别观之。”(《忆雪、残雪》诗评)评《喜雪》诗也说:“此种诗大抵非义山所擅场,故写来不甚出色。盖义山自有安身立命之地,于此等自不甚经意耳。余尝谓义山诗境,长于哀感,短于闲适。此亦性情境遇使然,非尽关才藻也。”认为李商隐诗歌“长于哀感,短于闲适”,确实是很准确的评价;又认为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其性情境遇之间有着直接关系,也是切中肯綮之言。但说“永乐诸诗,一无出色处”,像纪昀一样彻底否定这些诗作,则颇值得商榷。诚然,与义山那些情思隐曲谐婉、意境朦胧迷离、语言精炼华美的优秀之作相比,这些诗作总体上显得不够突出,有些也确实存在着堆砌辞藻典故、情思浅淡无味的弊病,但作为李商隐在此期间生活心境的艺术反映,它们在题材内容、艺术风貌上正具有不同寻常的特色。它们的存在,既体现出李商隐诗歌艺术审美上的某些一致性,如善于抒写自我内在悲情,善于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等;也表现出某些不同常规的差异性,如题材上的偏于写景咏物、风格上的清新平淡等,显示出其诗歌艺术面貌的多样性。
　　具体来说,李商隐永乐诸诗虽只有三十多首,但在题材和风格上并不统一,其中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的教训。就其题材内容而言,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类是题写永乐当地景物的。如《奉同诸公题河中任中丞新创河亭四韵之作》,写的就是当时黄河上交通要道蒲津桥的情况。开元十二年,唐玄宗命在黄河两岸铸铁牛、铁人等以维系牵拉浮桥的铁索,使蒲津桥成为连同京都长安与河东的牢固通道。1989年当地有关部门在古蒲州城外河滩上挖掘出铁牛铁人,成为轰动一时的考古发现。李商隐这首诗是唐人诗歌中少有的吟咏此桥的作品,可谓有力而珍贵的历史佐证。从诗中间两联看,“河鲛纵玩难为室,海蜃遥惊耻化楼”是虚写河亭,点化巧妙;“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是实写周围景物,境界壮阔。故虽为应酬之作,但却自具特色,纪氏之评,不足为训。其他如《题道静院……》《灵仙阁晚眺寄郓州韦评事》《过姚孝子庐偶书》等诗,也多涉及到当地一些自然或人文景物。这类诗总体上偏于记事写景,艺术上较为一般。第二类是与朋友的酬赠之作。如《和刘评事永乐闲居见寄》《和马郎中移白菊见示》《寄和水部马郎中题兴德驿》《评事翁寄赐饧粥走笔为答》《喜闻太原同院崔侍御台拜兼寄在台三二同年之什》等。这些诗总体上也较为平庸,不过是一般性的叙事和描写而已,缺乏较深广的情思内容与鲜明的艺术特色。只有一两首诗中能看到诗人当时的处境和心理感受,略有意义。
　　第三类是着重抒写自己的生活状况与心理感受的作品,或直抒胸臆,或借景言情,因为多具有真情实感,故艺术上也较为成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堪为永乐诸诗的代表。如前引《春宵自遣》一诗,王文濡《唐诗评注读本》赞其“写山家风景,处处不脱春宵,其用字之妙,殆千锤百炼而出,如‘当’字、‘知’字、‘任’字均耐人寻味”。这还只是看到了其锤炼字词的精妙,其实“晚晴风过竹,深夜月当花。石乱知泉咽,苔荒任径斜”的诗句,刻画夜晚幽静清雅的景象,颇有王维山水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那种清幽闲雅的意境美,这才是此诗最突出的艺术特色。这说明,李商隐并非不能在诗歌中营造出闲适之境,当他的心灵真正沉潜下来,用一种平和悠然的心境去观照外在景物环境时,同样能够发现并描绘出如此优美而清新脱俗的诗歌意境,从而赋予他的诗歌以别样的萧散自然、清新淡雅的艺术风格,丰富其诗歌的审美内涵。其他如“绿筠遗粉箨,红药绽香苞”、“窗下寻书细,溪边坐石平”,也都颇能刻画出悠闲幽静的环境和情态。所以,义山永乐诸诗在诗境上一大特点,就是善于描写萧散悠闲的生活情态,表现出清雅闲静的意境美风格。
　　但这种诗境在他的永乐诸诗中并没有延续多久,随着其生活和心境的逐渐变化,他的诗境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当那种悠闲平和的生活情调被悲咽酸痛的内心感受所取代时,那种清雅安静、自然亲切的诗歌格调也就一变而为萧索清冷、沉郁吞咽的意境营造和情思表达。于是,周围的景物环境也不再是陶性怡情的休闲场所,而变为映衬诗人悲苦冷落心境的象征性存在。如他笔下的菊花就毫无傲霜挺立的风骨或者高雅脱尘的姿态,而是“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菊》),显得是那么的脆弱哀伤,而且它“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向往着世俗荣华的美好前景。这正是诗人难以承受仕途风雨打击而又始终热切期盼着仕途进取的内在情感的象征体现。又如《落花》云:
　　高阁客竟去,小园花乱飞。
　　参差连曲陌,迢递送斜晖。
　　肠断未忍扫,眼穿仍欲归。
　　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
　　诗中极力刻画落花的悲情形象,而花的落寞飘零,花的时去沾衣,处处体现的又都是作者自己悲苦伤感的情思和处境,于是飘落之花与落寞之人合而为一,落花即是落魄诗人的象征,而芳心之沾衣结果也就是诗人美好愿望终化为悲泪之象喻。情因景发,景为情染,全诗笼罩在一种萧索悲苦的情思和意境氛围之中,典型地体现出永乐诸诗中的另一种诗境特点。其他如《秋日晚思》《幽居冬暮》等诗及“寂寞门扉掩,依稀履迹斜”(《喜雪》)、“空余双蝶舞,竟绝一人来”(《小园独酌》)、“啼久艳粉薄,舞多香雪翻”(《小桃园》)、“赤白徒自许,幽芳谁与论”(《赋得桃李无言》)等描写,也都极力摹写和表现诗人身世的落寞和心灵的悲苦,营造出萧索悲凉的艺术意境。
　　概括起来,李商隐永乐诸诗主要呈现出两种鲜明的情思和意境形态,一种是表现其悠闲自得、平和淡泊的心境,具有萧散清幽的艺术风格;另一种是表现其寂寞冷落、悲咽酸楚的心境,具有萧索冷郁的风格特点。两相比较,前者体现的是诗人的自适安闲状态,在其诗歌中较为少见,属于变调,而非常态。后者体现的是诗人的自苦压抑情怀,因为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处于失意和落寞之中,所以这种心理状态长期占据着他的心境,并贯穿渗透在他大部分的诗歌创作之中,从而形成他诗境长于抒写悲哀苦痛之情思的主体特征。因此后一种诗境正是李商隐诗歌的本色表现,前一种诗境只是偶尔为之而已。所以张采田说他“长于哀感,短于闲适”,确实有理。
　　另外,永乐诸诗中还有一些属于所谓“试帖体”,如《忆雪》《残雪》《喜雪》《赋得月照冰池》《赋得桃李无言》等。这类诗限于格律体式,往往形式华丽而内容空泛,少有完美之作。像写“雪”的三首,堆砌典故,修饰词语,而寄意淡薄,殊乏韵致。程梦星认为此“自是银袍鹄立者束缚于三条宫烛下所为,非灞桥驴子背上寻来者也”,大是名言。但如《赋得桃李无言》一篇,能于状物中深寓自身之遭际,发出“赤白徒自许,幽芳谁与论”的激切感慨,还是颇有情致的。义山心境落寞悲苦,故触景动思,发言歌咏,总会时常映带自身之遭际,寄寓自我之情怀,这也是他的诗歌之所以能感动人心的基本原因之一。只是这种寓托在不同的诗中有着厚薄深浅之分,其感人的力量和艺术质量也因此显得高低不平,存在一定差异。
　　龚自珍说:“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即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对李商隐的永乐诸诗我们也应该秉持这种宽厚包容的态度,在指出其艺术上某些缺陷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优长之处,而非如纪昀般不加辨析,彻底否定。何况像《落花》《春宵自遣》《幽居冬暮》等诗,在其全部诗作中也都是很优秀的作品,堪为义山五律的代表之作。诗歌本是用以抒发诗人情感的,一篇作品只要充满诗人的真情实感,艺术表现上又能很好地传递这种情感,给人以情思和美的感染,都是值得肯定的。况且诗歌的美是多样的,不能总用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即如七律《春日寄怀》,纪昀认为“不免浅率”、“亦是滑调”,张采田驳之云:“此诗极有情致,岂是油滑一派?大抵纪氏论诗,专以好恶为是非,未免有意吹索,皆非公论。”比较而言,张氏重情致比纪氏重格调更为合理。
　　总而言之,永乐闲居时期的李商隐因为生活的变化而影响到他的心理状态,进而又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这种心境和诗境的变化使得这个短暂的时期在他的生平和创作中显得有所不同,而我们由此也得以深入理解李商隐的性格和心理特点,明白他是一个怎样的诗人;也能够深刻了解其诗歌的艺术特点,明了其优缺点及其原因。这对于深化李商隐其人其诗的研究应该都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景红录,博士,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文学方向。
　　
　　参考文献:
　　[1] 刘学锴、余恕成.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 刘学锴、余恕成.李商隐文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 刘学锴、余恕成、黄世中.李商隐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1.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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