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事近录|录文
时间：2019-02-15 05:47: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两田制”与农村集体 所有制的制度创新国鲁来在《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村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一文中介绍了当前农村实行的“两田制”，即“口粮田”和“责任田”分离的土地所有制度。文章指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效果已经是有目共睹并且为世人所公认的事实，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就是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但是实践表明，改革初期产生的这种土地制度安排还是存有明显缺陷，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地块分割过于零碎，从而经营规模过小。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第二，虽然说土地承包制的实施是对以往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扬弃，是权利的重新安排，但是权利的边界依然不清晰，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国家与农户各自的权利尚无明确界定。国家对于农村土地的权利自计划经济体制以来就是客观存在，它具体表现为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征购(现为“定购”)任务。在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国家的农产品生产任务也已经不再由生产队，而是直接由农户来承担。由于国家的农产品定购价格大都低于市场价格，这样，在二者的权利边界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国家的农产品定购任务也就时时需要通过乡村干部的催逼来完成，从而不仅致使国家与农民的利益矛盾不断加剧，也使得国家权利的实现和均田制的运作有着极高的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两田制”的出现显然绝非偶然。对于“两田制”，虽然目前理论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是从总体上看，它在弥补均田制的制度缺陷方面应该说还是具有一定裨益。首先，两田制的实施过程也是对于农户的承包地块重新进行调整的过程，使分割过于零碎的土地集中连片，从而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次，“两田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了均田制下因土地产权关系模糊而带来的种种外部效应，使得实现国家权利的成本有所降低。当然，在“两田制”的实施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一些地方借实行两田制之机，任意扩大责任田，缩小口粮田，以损害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增加集体收入。但是，由于“两田制”的实施并不是对农民家庭经营的否定，它使得不少地方和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了在农民家庭经营的条件下，国家与农户各自权利的明晰，并且也确实缓解了以往地块分割零碎、农户经营规模过小的问题。(该文载《中国农村经济》一九九八年第三期)
社会“报警系统”是怎么丧失的？
曾经以“新权威主义”论点著称的萧功秦最近在《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展望》一文中谈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引发了分利化以及当代思想观念的世俗化，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已丧失对左的或自由的意识形态的献身激情。而且事实上，他们既没有“到民间去”的主观愿望，也没有这样做的机会与条件。更具体地说，在当今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处于封闭的大学围墙内，现实生活中似乎很少提供机会，使他们到工厂或农村去接触普通劳工阶层。一个城市学生接触劳工民众的机会与条件，远不如文化大革命时的上山下乡运动。这种现代化分工所造成的社会分层化与阶层隔离，使城市知识分子对工厂农村的接触极为有限，因而也无从通过与下层民众接触的切身的体验，来产生问题意识。
文章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监督缺位”。形成这种监督缺位的原因大体上有以下这些方面。
首先，六四事件发生之后，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主持改革的政治中心为了防范激进自由派与政权反对者利用大众传媒与结社，来对现存政治秩序提出挑战，进一步加强对传媒与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的控制，以此作为对八九年政治参与爆炸的反制性措施，此外还采取一系列办法，来限制了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形成的压力。这种威权主义的举措，在当时情况下无疑被政府认为是必要的合理的。但另一方面，也使舆论与民间力量这些最具活力的因素，不能发挥有效的社会监督作用，这在客观上使不受监督的官僚与分利集团更加有恃无恐。
其次，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与经济连续二十年的扩张，使官员与分利集团，利用制度上的缺陷与权力地位所提供的条件来获取不当利益的机会，远比过去改革以前要多得多。各级官员中尤其是地方官员的腐败与不正之风，就在这种有效监督缺失的情况下变本加厉，这一点已经是全社会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
第三，掌握道德批判的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前述观念世俗化过程中，也日益丧失了社会批判者的功能。中国改革与经济现代化引发的利益分化使相当一部分城市知识分子成为利益获得者，而市场经济引发的价值世俗化的过程，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自觉地承负人文理想的价值守护者与社会批判者的角色。而前面所述的对传媒的控制，也导致知识分子缺乏可资凭藉的信息资源与渠道，来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独立的客观的判断。这种虚幻的乐观心态，以及多数城市知识分子的个人利益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得到满足，也导致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心安理得地认为，中国从此太平无事。他们不再成为形成有效监督机制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劳动阶层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自主维护自己利益与实行对社会有效监督的传统，也不构成制衡腐败的实质性力量。
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一种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的有缺陷的社会，是一个失去自我警报系统的社会。长此以往，它无疑隐含着某种危机陷阱。弥漫于社会各层面的普遍腐败，与这个社会缺乏必要的报警系统两相结合，会使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丧失必要的敏感性，这又会使人们不自觉地以为，这种状况处于安全系数以内，其结果，实际上使隐含着的重大的社会困局在未来某一个时候迟早会到来。
反思“人文地理”
张承志在为《人文地理》杂志所作发刊辞《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一文(载《天涯》一九九八年第五期)中认为，因为流行的概念里最易存在方法和道路的迷乱，所以，对“人文地理”这个方兴未艾的词，做些梳理和检讨是必要的。文章认为，旧有的学科的方法论不尽自然。它们基于结构主义哲学的主观特点，易于使伪学得以藏身。它们的一系列技术手段，也不是没有可指摘之处。
文明的阐释者，不是民间、民族、山野农村的文明主人和生活者，而是高奥的学科原理和教授训练，更重要的是表述者与文化主人的“地位关系”，在诸如“调查”、“田野”之类“科学术语”背后，表达的是与文化的主体――民众之间的傲慢的界限。
还有，诸学的奠基，大都与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过程同步，它曲解压制了文明的创造者对自己文明的真实的阐释权。文章指出，知识分子在这一国度里命运坎坷，但这种往往是政治的坎坷，遮蔽了科学的驳难，在诸学中由知识分子建造的体系，并没有受到过严谨的，或者说是直觉的驳难。
在资本自由化背后的“华尔街－财政部集团”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一九九八年第四期刊载了对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和政治学教授亚迪什・巴格瓦堤的访谈。这位经济学家在评价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时认为：短期资本流入是引发危机的罪魁祸首。他认为，必须认识到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商品贸易的自由化完全不是一回事。只有不学无术的经济学家才认为它们一模一样。
当代经济学的问题是许多人受理念和利益的驱使。理念就是市场至上，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在课堂上曾经弄明白市场天然就有某些缺陷，到头来却自以为是，把事实抛在脑后，资本自由化只是其中一例。
更重要的是利益驱动。背后则是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华尔街的金融公司鼓吹资本自由化，这样他们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发财，为此他们在华盛顿院外大肆活动。而华尔街之所以对华盛顿具有重大影响力，原因很简单，趣味相同，地位显赫的各界名流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大多来自华尔街，财政部，国务院，以及世界银行等著名的机构。这一势力强大的小集团略显松散，但可以称之为“华尔街―财政部集团”。它无法疏远华尔街，对它来说，华尔街就是整个世界。思想与学术的位移
朱学勤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在“郑州越秀学术讲座”上发表了题为《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指出，从中国几千年有学术以来，就不断地发生思想为主，还是学术为主，两者何轻何重的争论，它实际上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共同的难题，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现在感觉到的。
朱学勤以西方的狐狸和刺猬之说作譬说，狐狸当道和刺猖得势，它们各自所需要的时代条件，它们受后面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的制约的状态，可以分别讨论。狐狸当道：是在政治环境特别好的时代和政治环境不理想的时代。在这两种状况底下，大家去做学问，比较回避思想。后者的典型是乾嘉学派的出现。至于前者的典型，就是今天的西方学术状况。刺猖得势：政治对新思想既有需求又有顾忌，思想对政治也是这样，两者处于拉锯状态，这是呼唤刺猖、刺猬得势的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就是先秦时代、春秋战国，跟我们联系比较紧的是新文化运动，再近一点，是八十年代。谈到狐狸与刺猬的社会关系，朱说，公允地看，我觉得刺猬和狐狸各自跟时代的联系有它的必然性，没有必要感情色彩很强地褒一个，贬一个。看清楚什么样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选择，大体就可以心平气和。至于九十年代，肯定是一个从刺猬转向狐狸的年代。
朱学勤把一九九六年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上的争论归结为三种声音，前两种是“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带着强烈的对八十年代的反弹，认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有很多遗产，不光不能被西方的东西整合，很有可能反过来救中国，而且能救西方目前病态的后现代毛病。后现代主义认为大陆的知识分子还在和意识形态过不去，而当务之急是要批判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潮流，全球化的现代化潮流，必须把中国的问题放到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这样一个状态里面来考虑，而不能够单独考虑。第三种声音夹在前后当中，认为八十年代所要求的东西没有落实，今天应该更严格地要求。这样一种声音，被前后两种人命名为老启蒙主义，或自由主义。
朱学勤对思想长期处于文学的表述方式状态中持保留态度，认为对培养英美式的渐进理性的思维风格不利，也容易对思想内部的要求有伤害。
朱学勤提出，在总结了法国革命和中国文革的教训后，比较健康的态势是文人在野，技术官僚在朝，或者现实主义在朝，理想主义在野。中国几千年都是诗人当政，没有技术官僚当政，所以始终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国家，确实有很多问题。九十年代技术官僚来掌握政治操作、社会管理，是中国官吏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结构变动。退到一个对自己不习惯的立场上想，“我愿意接受这个结构变动的合理性”，它避免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文学性色彩。理想之源，实际上是批判之源，应该处于在野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