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４年第１２期，总第１８９期――文事近录 劳动部发1994 98号文

　　人文精神失落了吗 　　 　　一九九四年第五期《东方》发表王蒙的《人文精神问题偶感》。针对关于“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的讨论，他提出：“是市场经济诱发了悲凉的失落感，是向钱看的实利主义成了我们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根源了么？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王蒙认为，人文精神可假定为一种对人的关注，这种关注本来是包括了对于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关注的。计划经济是一种伪人文精神，它实质上是用假想的“大写的人”的乌托邦来无视、抹杀人的欲望和需求。可能由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阶级斗争、党派斗争与政治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的残酷性，由于广大农民的革命参与及革命主力军的作用，也可能还因为中国特有的把人伦的“伦”看得比人还要重的文化传统，与人有关的许多说法，诸如人道主义、人性论与人情味，常被视为假仁假义的糊涂和混账。王蒙认为：“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我们可以或者也许应该寻找人文精神，探讨人文精神，努力争取源于欧洲的人文精神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结出中国式的人文精神之果，却不大可能哀叹人文精神的‘失落’。流行歌曲唱道：‘不在乎天长地久，只需要曾经拥有。’因为考虑是否天长地久的前提必须是曾经拥有。难道我们要改词唱道：‘即使从未拥有，也得天长地久吗？’”
　　王蒙认为，一些朋友关注的人文精神可能是特指一种文化精神，他们所大呼失落是因为在经济生活空前搞活了的同时文化有相对被忽视的现象。发展文化的责任是整个社会的，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文化人自身都有自己的责任与能力。“一方面大模大样地张扬学术文化和艺术的尊严与独立品格，一方面不断要求奶娘为自己输血输奶，喂糖打气，这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么？”很难断言市场正在吞噬高雅的或严肃的文化事业，市场是搞活的途径，活了才能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文化。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对人的存在的承认，在市场经济开始发展的今天，一些人文学者强调一下人文精神本是好事，有助于改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生态平衡”，制约与补充日益务实化乃至逐利化的精神状态，但需要的是道德或文化品味的建设。
　　镜城中的文化定位
　　
　　《钟山》一九九四年第五期发表戴锦华的《镜城一隅》，论述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状态，戴锦华认为，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在进步／循环、救亡／启蒙、世界(西方)／民族(东方、中国)、时间／空间的系列二项对立式中组织起“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与现实叙事，以不断增殖的语词渲染着浸透了狂喜的忧患意识。然而九十年代，在失落了历史命名的重要参照的同时，知识界失落了自我指认与命名的前提。戴锦华认为，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化界，经历着一个王朔、或《一点正经也没有》、或《编辑部的故事》式滔滔不绝的失语状态，这一过程悄然完成着由八十年代的政治、文化拯救理想，朝向九十年代经济奇迹和物质／经济拯救的现实与话语转换。实用主义与重商主义的社会现实，使市场成了一个重要的、不复匿名的参数。“文化”市场远比政治权力机制更为有力、深刻地摧毁了精英文化的防线与阵地。戴锦华引用陈平原的描述：“‘他们’或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无足轻重。此前那种先知先觉的导师心态，真理在手的优越感，以及因遭受政治迫害而产生的悲壮情怀，在商品流通中变得一钱不值。于是，现代中国的唐吉诃德们，最可悲的结局很可能不只是因其离经叛道而遭受政治权威的处罚，而且因其‘道德’、‘理想’、‘激情’而被市场所‘遗弃’。”戴锦华认为，事实上，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是再次跌入了一个乌有而真实的现实／文化的夹缝之中：这一次，是前工业社会现实的指认、体验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命题及实践的夹缝。一边是广阔的前工业社会(或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中现代化进程的冲刷与洗礼；另一边则是后现代文化激进的对现代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消解及滑稽模仿；其间，完整的工业社会的历史与后工业社会生存体验的匮乏，造成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内在匮乏。
　　戴锦华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化的核心命题之一，是反省现代性，反省百年中国，既直接地或潜在成为对八十年代的反省和检讨，同时极为明确地成为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东方／中国，东方／中国文化的再陈述，正是在这一新的坐标与参数之间，中国大陆经典文化格局转换为退隐与固守、荣耀与进军、流浪与守望。而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化界最具象征性的文化事件，是在反激进的旗帜下，文化保守主义的前提。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是围绕着北京的都市边缘艺术家群落的出现。这一不断在世界各地曝光，又始终在本土保持“匿名”的艺术家群落，似乎完满了一幅“后现代”中国的文化谱系。尽管都市边缘艺术家们的作品的共同特征，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自我表达的愿望，一种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但镜城中的文化定位却不根据艺术家的初衷来完成。一个更为有趣的事实是，当东西方这一互为想象能指的事实，成为一种自觉而清醒的认识时，边缘艺术家特定的文化位置的选取，事实上本身便成为一种有意识的“修辞策略”，或更为直白地说，是一种姿态或表演。
　　
　　文化现状与道德重建
　　
　　一九九四年第五期《东方》发表在美国讲学的李泽厚回国休假期间与王德胜的谈话。李泽厚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变为“市场经济与计划调节相结合”之后，文化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真正充分的发展，在现代化的高额消费社会中，商品价值统治一切，所以“精英心态”的人不可能挽回过去的“风光时代”。以前中国老百姓为什么那么关心政治，因为政治和他们的吃饭问题联系在一起。现在，政治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脱节开来是好事。这说明经济的控制力正越来越强。“现在有的人很悲哀，因为政治淡化了，他们无所作为了，‘大批判’用不上了，写的文章没人看。这不很好吗？”政治激进主义在八十年代末被推到了极端，损失很大，但倒有两个好的结果，一是它让人反省，反省整个中国近代史，反省整个近代史的负面影响。二是改变了话语，以前从文风到对象都是大而无当，空空洞洞。
　　李泽厚在分析当前文化现状之后，认为文化价值精神的重建问题，应考虑：1.一方面要正视大众文化在当前积极性、正面性的功能，充分肯定它；另一方面还要提出人的生存价值问题。2.要展望后现代的前景来处理现代问题。3.应该把中国传统的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的“政教合一”分开，解构之后再重建，使政治和道德不再纠缠在一起。李泽厚认为，就道德而言，一种是宗教性道德，一种是社会性道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伦理学，所谓“三纲五伦”，它既是宗教的，又是社会性的，混合纠缠在一起，这种纠缠，容易培养出各种政治上的野心家和道德上的伪君子，阻碍现代民主和真正的道德的建立。如把两者分开，“有些人做不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即宗教道德，也没有关系，做一个守法的国民就很好，守法能够培养出道德感。”在中国道德重建时，应该注意的是两种倾向：一种是用中国旧有的道德、旧有的文化价值观念来统领当下社会；另一种是根本不追求宗教性道德。在文化重建上，应该避免要求建立一套纯粹的规范性话语。李泽厚认为，现在的新儒家就想搞成这样一种规范性让大家来服从的东西，这就变成“权力――知识”结构。
　　
　　文学批评的现状与预测
　　
　　《上海文学》一九九四年第七期发表武汉大学中文系陈美兰、於可训、昌切、彭基博四人谈，讨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其发展的可能性。陈美兰等认为，就对创作的关注和对现状的及时反应而言，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进入九十年代，面对整个创作形态出现的纷陈现象，批评的反应出现了障碍，难以从文学现象中提炼出自己的批评思想。由于缺乏理论的支撑，就只好游击状态地搬用外国的理论，今天杰姆逊，明天德里达，后天福科或拉康，表面的繁华不能掩饰思想的贫瘠。这种批评的状态，根源一在于在文学转型状态下，批评缺少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的支撑，因为九十年代国内的人文学科缺乏大的突破。二是因为转型后的文学现象，多种思想、主义、流派并存，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各种因素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位置，这种创作空前复杂的局面给批评的正确反应带来了难度。在谈及批评发展的可能性时，於可训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一是先锋文学会有更大发展，二是通俗文学前景更为广阔。这两种创作将平行发展，互不干扰，因为对文学的行政指令消失，文学组织结构松弛，计划的约束放松，文学相对会出现自由选择的局面：一是作家可以自由选择，二是读者市场可以自由选择。前者造就了先锋文学的主体，后者激活了通俗文学繁荣的条件。他认为，与创作相适应，批评将出现三种主要格局：一是前卫批评或先锋批评，这种批评以先锋文学为对象，以西方理论方法为基础，用技术分析的方法解读先锋文学文本，会有较大发展。二是主流批评，也就是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它主要针对现实性的或通俗化的创作。三是边缘批评，也就是泛文学或文化批评。彭基博则认为，世纪之交，本土理论将有可能产生。他认为，二十世纪，是西方思想影响我们的漫长世纪，我们的理论是对西方思想的响应，这种模仿的压抑将刺激几代人进行创造。他认为，文艺领域的突破，可能比其它人文学科的突破先行一步。昌切则认为，新的批评的另一种可能性，可能是开展对话批评或阐释批评。这种批评包含与作者对话、与读者对话、与作品对话及各种批评之间的对话。四位学者最后都认为，批评的丰富与发展，首先有赖于关于批评观念的拓展，以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结构性变动。
　　
　　“主义”的狂欢与陷阱
　　
　　一九九四年第三期《小说评论》发表石月的文章，谈及当前文坛风景中的“主义”现象。石月认为二十世纪是“主义”的狂欢期。“主义”没有独立的意志和身分，它尾随着主人，以绝不独立的方式达到绝对独立的目的。石月认为，“主义”附在哪个词后，哪种主张、倾向、思想就会突出，“主义”这种强调、强化乃至“旗帜”作用，使操作话语的人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通过“主义”而举起“旗帜”，立起山头，便创立学说。石月认为，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主义”的“狂欢期”。“主义”有强调凸现之能，这常常成为思想的必须，但它背后潜在的危险是：为“凸现”而“凸现”，会使“凸现”变成“孤立”，为“强调”而“强调”，就会使“强调”变为“强制”。“主义”的危险在于因偏激而各标一枝，各执一端，使“主义”之间相互隔离，乃至针锋相对，于头头是道的“体系”之中对活生生的文学艺术生命进行了肢解。石月认为，“主义”应该降温了，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沟通”的世纪，理论思维也应该从“主义”的旗帜上走下来。他认为，只有“主义”降温之后，才能把文学艺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把握，才能把握它们内在的精神气韵、变通律动。
　　
　　近期诗歌创作态势
　　
　　《花城》一九九四年第五期发表欧阳江河的文章，认为一九八九年构成了诗歌创作的过渡与转变。欧阳江河总结了他和他的朋友这几年的创作，认为这种过渡与转变意味着：一、“我们已经从青春期写作进入了中年写作”。他解释说，中年写作，类似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丈之间转换不已。”二、一九八九年后国内一些主要诗人在作品中开始确立具有本土气质的现实感。这是从话语与现实之间确立起来的现实感。“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不再采用一种特殊语言――例如十八世纪英国‘新古典主义’诗人们依据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仪轨’准则所采用的‘诗意辞藻’”，“而主要是采用一种复合性质的定域语言，即基本词汇与专用词汇，书写词根与口语词根，复杂语码与局限语码，共同语与本地语混而不分的语言来写作。欧阳江河认为，这是汉语诗歌写作在语言策略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它涉及语码转换和语境转换，这两种相互重叠的转换直接指向写作深处的现实场景的转换。三、一九八九年以后，西方的新思潮通过改变诗人们的实际阅读，并且通过强加给他们某种前所未有的阅读期待，已经对诗人们的写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些影响在融入我们的本土写作后，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东西”。“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除了关注怎样写作，我们也开始关注写出来的作品实际上是怎样被阅读的、我们希望它们应该被怎样阅读。换句话说，阅读成了写作的一部分”。“为自己的阅读期待而写作，意味着我们所写的不是什么世界诗歌，而是具有本土特征的个人诗歌。所谓阅读期待，实际上就是可能的写作”。为自己的阅读期待而写作，某种先于写作而存在的乌托邦气质的前阅读，也许有助于写作的历史成长和个人成长。“因为这种悬搁于写作上方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阅读，能够使我们写作中的有效部分得以郁积，围绕某种期待，某个指令、某些听不见的声音组织起来，形成写作中的症候，压力，局限性，歧义和异己力量――这些都是创造力的主要成分。”
　　
　　流行文化的媒介方式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祝华新的文章，论述《流行文化的勃兴》。祝华新认为，流行文化的第一种媒介是通俗歌曲。“从文革中过来的人，尤其是那些厌倦了上一代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的青年，从歌声中重新找到了爱情、温馨和浪漫，欣喜地发现这世上的确有另一种活法。通俗歌曲之后是电视连续剧，后者比前者多一个画面，加工制作起人生梦幻来更有张力。”第二种媒介是都市流行语，它们呈现出惊人的坦率和惊人的刻薄，常在偏激之中道出几分真理，新都市小说推动了这种流行语的传播，他称这种调侃社会也调侃自我的流行语构成了一场“新白话文运动”。第三种媒介，是商业广告对民间文化的影响，“与精英文化浩如烟海的高头讲章相比，民间文化资源相对贫乏。像老舍、赵树理的城乡草根文学所表现的民俗和土语大半已经湮没无闻，因此大规模移植港台民间文化乃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台湾的畅销书现状
　　
　　一九九四年九月八日《中国时报・开卷》发表杨凯麟的文章：《人人需要畅销书？》杨凯麟从资深编辑不曾叫好，在国外排行榜也不见经传的《前世今生》在台湾连印三百余版，三十五万册的事实，认为“很难描绘书市的游戏规则”。《前世今生》是由一位全美著名医学中心的专家通过他的临床经验讲述的东方轮观念的专著，它创造了平均每六十个台湾人买一本的惊人畅销纪录，杨凯麟分析《前世今生》畅销之经验，引用专业作家王溢嘉的话说：“图书的销售量有某个临界值，一旦溢出了这个数值，除了会成为社交时的共通话题外，其带动的买气也连带使得该书被放置于书店中较显著的位置。如此一来，更强化了读者的印象，整个过程就像化学上的连锁反应一样。”杨凯麟进一步分析畅销的因素，认为除了价格作为购书的诱因外，明星级作家通常一出手就能轻易夺下畅销书的桂冠，像侯文咏、林清玄、琼瑶、张曼娟等都拥有庞大的死忠读者群，另外，在写书之际据有另一大众媒体的作者或者由报系资源极力推荐的作者，往往也能构成畅销。杨凯麟引用远流出版公司发行人王荣文的观点，认为读者的脾胃捉摸不定，畅销书的行情还是神秘莫测。
　　
　　写作与态度
　　
　　一九九四年第九期《北京文学》发表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夏冠洲对王蒙的专访。王蒙在谈及他自己的经历与创作特色时说，他从很幼小就全身心地投入革命运动，所以对革命的体验、态度不可能像东欧的作家一样，在他的创作中出现的怀旧、反思，都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表现，但这种经历，也给他的创作带来一些不足：一是革命、政治的背景太突出；二是使他不善于写那些更世俗的生活。王蒙以贾平凹的《废都》为例，说它的惊人之处，能通过小说把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洗得干干净净，能使人感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生活节奏、基本趣味和明末差不多，王蒙说，这种不作价值判断的做法，他即使想这么做也做不出来。“我写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和社会、政治关系密切。我深深希望不要搞得这么多，但又没有办法。”“我写的人不是革命干部，就是知识分子，再不就是大时代中的被时代风云风浪吹到这里打到那里的人……如果说我的作品中对现在一些意识形态、体制上的缺陷做了一些批评，也是从深深投入这一切、爱护这一切出发”。王蒙说到他自己的艺术观，“与某些人分歧实在是大。他们认为艺术就是政治工具，说过去搞极左时为政治服务，现在拨乱反正了，文艺反倒不为政治服务了，去写什么大海、爱情。这完全是对文学的无知，你想想看，全世界有不写爱情不写大海的文学吗？”王蒙认为，对世界上的事情，不能作简单判断、简单的逻辑推理。“有些人认为我作品中表现的思想，都是策略的表现，那就错了。一个人讲策略都是和他的本质相适应才能有这些策略。我之所以变化各种各样的手法，我所以能在批评一件事的时候，同时又能理解它，这是我一辈子经验的结晶。”王蒙认为，他的态度绝不是策略，他举他的诗《马象石》为例，马象石是桂林一块又象马又像象的石头。“亦马亦象形，高低各不同。白石岂有诈，此物系天成”，“如果说从策略角度上讲是不可能的”。“有个年轻人说，看了王蒙觉得王蒙是一千个面孔，我回答说，能做到这么一步的唯有大海――这靠技巧是不可能的。光靠技巧了，一个人能当两面派，可以当三面派，甚至五面派，他靠技巧超不过六七面，靠技巧想当个‘百面人’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一个人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表现，那他就不是策略和技巧。”王蒙说，他很少陷入文人之间这样那样的是非圈子，很少参与文人的个人之争，也很少专门欣赏某一种风格的东西。
　　
　　北京青年的消费状态
　　
　　据一九九四年七月十六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一家日本商业顾问公司“崛事务所”对一千位居位在北京的青年(年龄自十六至三十岁)进行调查，所显示的消费观念与状态为：
　　1.北京市年轻人每月可自由支配的钱款：1―499元人民币者：34.7％，500―999元人民币者：46.9％，1000―1499元人民币者：9.4％，1500―1999元人民币者：4.8％，2000―2499元人民币者2.0％，2500―2999元人民币者：0.6％，3000元人民币以上者：1.6％。
　　2、北京市年轻人最想要的商品：轿车最高：57.0％，其次为公寓53.3％，再其次为摄录放像机24.3％，音响21.2％，个人电脑17.6％；再其次为摩托车11.3％，外国品牌服饰10.0％，空气调节器7.8％。
　　3.北京市年轻人去年购买的最高价商品：西式服饰占36.2％，寻呼机占8.5％，随身听占6.1％，个人电脑占4.9％，皮鞋占4.5％，音响占3.7％，电视机占3.2％，录放像机占2.9％，空调占1.7％。
　　
　　垃圾正在“围城”
　　
　　周小林最近在《中华工商时报》发表数据，惊叹垃圾正在“围城”，我们已所剩不多的净土。据周小林提供的数据，一九九三年，全国发生的工业污染事故达二千七百六十一起，比一九九二年增加九十四起。其中，固体废物污染事故就达七十二起，比一九九二年增加三十六起。据统计，一九八一――一九九三年全国工业固体的废物数量：一九八一年产生37664万吨，排放量无，累积堆存量348332万吨。一九八二年产生量38369万吨，排放量无，累积堆存量364019万吨。一九八三年产生量38545万吨，排放量无，累积堆存量545138万吨。一九八四年生产量42435万吨，排放量无，累积堆存量482897万吨。一九八五年生产量46153万吨，排放量无，累积堆存量506718万吨。一九八六年生产量60364万吨，排放量13306万吨，累积堆存量741541万吨。一九八七年生产量52916万吨，排放量8719万吨，累积堆存量633658万吨。一九八八年生产量56132万吨，排放量8545万吨，累积堆存量618646万吨。一九八九年生产量57173万吨，排放量5265万吨，累积堆存量674892万吨。一九九○年生产量57797万吨，排放量4767万吨，累积堆存量648173万吨。一九九一年生产量58759万吨，排放量3376万吨，累积堆存量596254万吨。一九九二年生产量61884万吨，排放量2587万吨，累积堆存量591608万吨。一九九三年生产量62000万吨，排放量2000万吨，累积堆存量597000万吨。一九八一――一九九三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占地和直接排入江、河、湖、海等水体的统计为：一九八一年，占地30669万平方米，直接排入地表水量：无。一九八二年占地42441万平方米，直接排入地表水量：无。一九八三年占地41209万平方米，直接排入地表水量：无。一九八四年占地47924万平方米，直接排入地表水量：无。一九八五年占地55088万平方米，直接排入地表水量：无。一九八六年占地67176万平方米，直接排入地表水量：无。一九八七年占地56999万平方米，直接排入地表水量：无。一九八八年占地53795万平方米，直接排入地表水量：12590万吨。一九八九年占地55404万平方米，直接排入地表水量1000万吨。一九九○年占地58390万平方米，直接排入地表水量1162万吨。一九九一年占地50539万平方米，直接排入地表水量1181万吨。一九九二年占地54223万平方米，直接排入地表水量1000万吨。一九九三年占地52052万平方米，直接排入地表水量10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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