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事近录 录文
时间：2019-02-15 05:49:1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 由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当代外国文学》今年第一期刊发了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希利斯・米勒学术报告的译文，题为《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米勒问道：“全球化带来的变化正在给文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研究文学？我们应该或必须研究文学吗？为什么要研究？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里，文学的意义是什么？”围绕着这些问题，他着重谈了四点，“试图概略地给出一个答案”。
“首先，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新型的、全球化文化的世界范围内，其作用越来越小。”“所有的统计数字都表明，越来越多的人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长。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人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电脑上。由小说提供的文化的功用，正在被电影、通俗音乐以及电子游戏所取代。”他提到一种有关“新型数字化国家的公民或是‘网民’的观点是，他们迷信大众文化，同时蔑视那些依然生活在其外而试图教育他们大众音乐、电影等是浅薄的东西的人们。”他指出，大众文化“这种传媒文化有着巨大的威力，淹没了日渐衰弱的书籍文化平和的声音，同时也淹没了各地民间文化的特征。”
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第二个影响是由新的电子设备带来的。这一领域的变化，完全改变了过去文学作品存在的方式，使得它们“在超空间中自由流动，并且同全球信息网的其他不相干的东西并置。这种对我们历史感的改变是新型的通讯技术对文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影响。”
“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第三个影响是与之相伴的民族国家的衰落。文学研究过去是按照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来组织的”，而如今“旧有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或全世界的英语文学研究所取代。”
第四个影响是所谓文化研究，即一种异质性的、无定形的、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批评实践的空间的迅速兴起。“就文化研究而言，文学不再如往日一般是文化的特权的表达形式了。文学只不过是文化中众多因素的一个征兆或产品，同文学可以并列加以研究的不仅有电影、录像、电视、广告、杂志等等，还包括人种史学者在非西方文化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调查研究的无数日常生活习惯。文化研究使得文学看上去只不过是文化或多元文化中许多平等条目中的一个而已。”
米勒为新的情景下的文学研究找到了三条辩护理由。第一，虽然文学的作用正在消退，但文学研究依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在书籍时代，文学是文化表达自身、也是形成自身的主要方式。不理解过去的人迟早会重蹈覆辙，而理解我们的过去，一个绝对不可少的手段就是研究他们的文学，而不仅仅是研究他们的语言。”“研究文学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无论怎样，语言现在是、将来还是我们交流的主要手段，而文学研究将依然是理解修辞、比喻等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文学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故事的各种可能性，因为正是语言的这些用法形成了我们的生活。”“研究文学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对文学的深入研究是一种必然面对‘他者’的陌生性或不可减少的他者性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今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刊发了由晓风、晓谷、晓山整理辑注的《胡风致舒芜书信选》。整理辑注者在说明中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收集到的胡风致舒芜的书信共有一百一十一封，写信时间为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致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一日。由于这些信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起过特殊的作用，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署名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其内容就是上述信件中二十八封的摘录。据舒芜介绍，是由他将这些信件‘按照林默涵同志给拟订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这四个小标题在《材料》中分别是：
“第一、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第二、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
“第三、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
“第四、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胡风十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共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
“每一类材料的结尾皆由舒芜写了一段概括性的按语。在全文的最后，舒芜又写了一段总结性的评论。
“在材料的前面有一段《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是毛泽东看了舒芜摘录、注释、概括总结的材料后否定了当时的《文艺报》编委原拟就的编者按重写的。……据林默涵介绍：‘除了按语经毛主席改写了之外，舒芜提供的材料并未因主席的按语而作任何改动。
“本来，《材料》中的这些信件虽然是私信，但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之处，不能公开。只是，正如梅志在《历史的真实》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假如按照一定的倾向或目的从数以千计的信件中只选择少数信件，摘录、整理其中的片言只语，又特别加上注释，就势必会造成错误的印象，从而形成错误的判断。’‘而三批材料在群众中造成的错误印象直至今天恐怕也没有完全消除’。因而她表达了这样的愿望：‘看来，也真有必要把三批材料中所涉及的这些私人信件(最好是全部往来信件)按它们的本来面目全文发表，这样才能弄清它是什么样，以免继续以讹传讹’。”
“因全部信件过多，在对这一百一十一封信件进行整理后，我们仅选择了其中的三十五封全文抄录在此发表，其中包括了舒芜在《材料》中摘引过的全部二十八封”，并加了说明和注释。
“为了便于对比，还引用了部分当年《材料》中所作的注释和概括性按语。写信人胡风在狱中写交代材料时曾对《材料》所摘引的某些部分作过一些解释和概括性按语，是十分宝贵的材料，特抄录附于注释中。由于信中有些内容只有对照舒芜来信才能理解，因而我们在注释中就此做了一些说明。”
思想寻踪
钱理群在《思想寻踪》一文中认为：所谓“民间思想村落”在本世纪中国出现过两次，但命运却大不相同。第一次出现在五四前后，现在已经进入正史。如新民学会，觉悟社等，一开始是在民间进行的阅读和思考，然后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转换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的变革和制度实践的方方面面。而第二次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要真正理解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其实应该溯源到这一时期的民间思考。但是，当新的历史转机出现时，民间思想村落的朋友虽有一个短暂的活跃时期，但很快就有了不同的命运。少数人实现了由边地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并且为大学体制所接纳，成了专业研究者，但总还保留着的某种民间野性，难以为学院社会完全吸收，也使我对知识的制度化毒素怀有警惕和近乎本能的抵制，并转化为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于是，我把自己定义为“学院里的精神流浪汉”。而另一些朋友，几经挣扎，又回到了生息之地，并重新散落到民间，他们不是“失踪”了，而是今天学院里的知识者对他们的理解必然有些“隔”。因为当年的民间村落已经发生了转化，除“精神流浪汉”外，还有乡土的“困守者”。这里不再有当年“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豪情，只有“服务乡梓，为后人留一点文化种子”的坚持，只有作一点抗争的“小小野心”。与飘泊者的离去通常所获得的成功相比，困守者只有无言的艰辛与默默的忍耐。困守者从来就是以集体的方式，别无选择地进入命运预定的角色，无声地辗转于那从四面八方积压过来的艰苦与繁巨，痛苦与失望，庸俗与琐细时，他们表达出的那种沉着和平静，是怎样的一种默默无闻的英雄气概！又由于他们的写作很少以发表为目的，而是采取了当年笔记和传抄的形式，所以相对更具有活力。正是这些精神困守者与中国大地的闲守者――普通百姓合为一体，这种无言的伟大，卑俗的崇高，不才正是民间思想的价值所在吗？
在历史转折点上
何家栋在《在历史转折点上》一文(载《天涯》一九九八年三期)中认为，当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想被引进到一个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国家时，会自然地被“本土化”或“误读”，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欧诞生，关注的是减缓、克服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弊端，在中国却被视为不计代价地加快工业化的不二法门。比如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名义对农民的榨取。中国今天的理论家们仿佛只关注一点：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是，同样忘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的解放，人的处境和生产力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发展生产力。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上流社会要求更多的自由，下层社会则更强烈地呼吁社会公正。今天，我们能否简单地高扬自由主义，而不分析它的具体社会指代物呢？而实际上，普通工人希望通过工会的形式实现政治参与、经济民主，今天每个人所过的经济生活与他所处的政治地位空前结合。因此，在中国老百姓中，并不存在抑制社会主义思想的自发因素。目前报刊上充满了社会主义的标语口号，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学者也拒绝对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严肃的思考。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互相竞争的思想，存在互相借鉴的关系。在早期社会主义的影响下，穆勒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对自由放任主义作出了修正。霍勃豪斯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提出了“自由社会主义”。今天的思想家很难再用左和右划线，因为我们面对的现实已经非常不同。当知识分子普遍地走向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合流时，需要考虑的不是诸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词句，而是它们在当代中国现实中扮演的角色和当代中国现实的对应关系如何。
“人生不满百，长怀千岁忧”
李书磊在《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一文中认为，八十年代以来，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民主出发的逻辑演绎使他们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他们的这种思路与政府的思路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重合与呼应，因而带来了深刻的社会效果，于是，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市场经济启动，引发了社会的重大变化。第一，价值标准由政治、文化标准向经济标准转变，商品崇拜开始引导社会；第二，社会中出现政治与财富结合的新的利益集团。表面上看，知识分子面对这一切仿佛是演出了一出叶公好龙的喜剧，不过，作为一个“最聪明”的阶层，他们的失态却是暂时的，他们马上就对现实采取了一种恰当的姿态，知识分子的分化开始了，一部分下海经商，而大部分留下的人则迅速地完成了自身的职业化。所谓职业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掸去知识工作的神圣色彩，把它由信仰驱动的事业变成一种用纪律约束的谋生手段，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把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记者的工作变成雇佣劳动。二是把知识工作由包打天下的文化启蒙变成专门化、精细化、规范化的研究。知识的“爆炸”取消了知识分子，表面上看知识分子的这种职业化是在外在压力下的适应，实际上，更是他们将计就计的积极调整。“从业谋生”的观念可以较好地解决生计问题，而治学于专门，也可以与国际接轨，何乐而不为？
但是，商品生产制造和引导的社会正在造成一系列后果，它通过人对人的示范和大众传媒把人的欲望纳入到不断循环的生产一消费体系中，把物欲变成了人的主动的自由的追求。所谓进步不过是“赶上琼斯家”，而作为世界榜样的美国也只有更为物质化才能避免被赶上。今天是全人类都处于越来越大的压力和疯狂中。而中国知识分子却同时别有一番感慨。那就是我们不愿再谈论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我认为，社会主义的失败的历史是人性中善与美展开，扭曲和失败的历史，它使我们不能再轻率地谈论它，即使是昆德拉那种机敏和智慧，不，我们拒绝把它看作“玩笑”，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样也是人类的历史，它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即使出于不同的立场你不愿尊重它，但是，你至少应该严肃地看待它。
“人生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中国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和智慧的痛苦常被视为软弱，但正是这种软弱才指向了人类的坚强与健康。但愿这种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追问和修正的力量，使我们真正变得“聪明”一点。(文载《声音的重量》，作家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近几年来我国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称是为了“用影响过几代人的好书来培养年轻一代”。余一中在今年第二期的《俄罗斯文艺》上撰文《是一本好书吗？》，对“好书”之说提出质疑。文章认为，“保尔・柯察金的形象中没有体现出那个时代的各种成分，也没有展示出人物周围的现实”，“事实上，只是三十年代苏联官方文学理论的一种演绎。”作者发现，“由于缺乏独立深刻的思考和正确的世界观，保尔少年时代还保有的真挚、朴实的品质后来逐渐被极左思潮和斯大林的思想路线消磨殆尽。”保尔・柯察金在整个二十年代“所做的就是反对新经济政策，混迹于官僚行政体系之中，与‘反对派’作斗争，热烈地鼓吹斯大林路线。”文章说，小说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九二四年以前不太懂俄语，双目失明前只上过一年函授共产主义大学(其所学主要内容是苏共文件和简化了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失明后听人读“我们所有的主要报纸和小说”，他关于作家使命的理解，一直到他成名后的一九三五年，仍然是“展示被革命抛到历史的脏水坑里的叛徒和两面派、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以及胆小鬼和惊慌失措者”。凭奥氏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思想、艺术修养，是很难写出达到出版水平的作品的，《钢铁》的成书主要归功于两位资深的文学编辑。有趣的是这两位编辑中的一位富有人情味，审美情趣较高，对文学创作的规律、技巧把握较好，另一位则喜欢强调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教条。这种差别反映到小说里，就在人物形象、一些章节的格调和情趣等方面产生了“错位”。
作者明确指出，二十年代后半期到三十年代，苏联不断用“放卫星”刺激人们的心灵，使之不断保持“革命的”亢奋，并且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掩盖斯大林路线在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上遇到的重重危机，同时证明斯大林路线的正确性和“反对派”的错误。“在这一时代背景上，我们可以看出，派人彻底加工(如果不是炮制的话)《钢铁》，对《钢铁》及其作者大张旗鼓地宣传表彰，这一做法只是三十年代所放的无数奇迹‘卫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