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与中国的历史图景:历史考古学

　　二十世纪是新知不断涌现的时代，也是旧的知识不断瓦解的时代。在这个世纪里，伴随现代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各种社会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图景，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习惯于把这个变化过程称之为“现代化”的过程。与这个现代过程相伴随的，是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建构。考古学就是现代知识体系中极为重要、最有成绩的一支。考古学为现代人重新书写了中国的历史，而且这个重新书写的过程还在不断地继续。考古学的知识并不仅仅是“实证”的结果，因为对地底的挖掘，总是依赖于人们的解释体系。因此，伴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考古学在不断创造“历史”的同时，也不断地改写“历史”。总之，考古学既是现代知识体系的有机部分，也是反思现代知识体系的诸多结论的重要途径。《读书》杂志于今年六月间邀集了陈星灿、孙祖初、焦天龙、杜金鹏、曹兵武、宋新潮、李零等几位考古学者就近二十年来的考古成果进行学术座谈，并将他们的笔谈发表于此。为了让读者了解座谈的情况，编者对讨论中涉及的问题作一简要的勾勒。
　　考古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也是一门富于革新精神的学科：破除陈说与提出新的问题相伴而行。在现代历史的进程中，人们不断地追问文明的起源，历史变迁的规律和动力，重构历史的复杂图景。在诞生不到八十年的岁月中，中国考古学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一次次为人们的追问提供例证，从而也一次次改写“历史”。例如晚清时期，欧风美雨，甚至像章太炎这样的国粹主义者也相信“中国文明西来说”。中国考古学通过实地的考查“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文明找到了一个比三皇五帝更为坚实的源头”(陈星灿)，从而在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黄河中心”的古史观。但是，问题并没有终结，七十年代以来在传统上的中原区域之外发现了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满天星斗”的文明景观动摇了千百年来的古史观，“华夷之辨”竟是周人的虚构。(张光直)又如，在“五四”时期的“疑古”氛围中，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把我国先秦至两汉的古书上有关古史的记载，作了系统的分析，揭露出它们本来的神话传说的真面目。从而揭穿了‘经’书的老底，剥去了它的神圣外衣，从根本上推倒了二千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重印说明》)但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已极大地丰富了以往三代社会的认识”，“提供了最终证实夏王朝存在的可能性。”(孙祖初)然而问题也并没有就此结束：夏、商、周三代并非像古史中说的那样是一个延续的文明，而“是在不同的区域发展起来的”，“来自不同的人类集团”；在“夏、商、周之外尚活跃着不同的方国”。(孙祖初)因此，“‘中国’作为一种时空框架、政治理念、文化内容与文化结构的形成”(曹兵武)，显然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复杂。又如，二十年代末期以后，在摩尔根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影响下，中国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引入了一系列新的古史范畴，如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等等，这些范畴不仅解释了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发现，而且也将中国的古代历史组织到一个普遍的历史法则之中。但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促使中国的考古学者不断反思自己的工具的适用性。例如关于早期农耕文明、城邑、宗族制度和国家的研究，对摩尔根的“部落联盟”和恩格斯的“军事民主制”等概念的解释力提出了疑问，因为这些概念“对人类社会究竟如何由史前走向文明”“缺乏社会形态和结构特征方面的说明。”(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知识状况下，中国的考古学者开始认识到：“在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进来的时候，一整套的术语也随之而来……并成为我们话语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国史前文化中发现的大量内涵丰富的现象，简单地纳入母系氏族社会或父系氏族社会的模式。”因此，在反思进化论的历史叙事模式的同时，中国考古学者开始思考“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如何运用中国典籍中已有的概念的问题，如邦、国、野、氏、姓等等(陈星灿)。
　　考古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历史中备受瞩目，在这个领域中不仅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和杰出的学者，而且考古学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导致了中国人文学术的重大的变化和进展。近二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成果斐然，但一般知识界和社会对它的关注却似乎减弱了。《读书》杂志不是专门的学术刊物，没有能力刊发专门的学术论著，但却愿意做一座沟通的桥梁，把考古学界的思考传达给读者。
　　《读书》杂志还将就其它领域的问题继续组织类似的讨论，目的是提出问题，引发思考，深化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反思我们的知识前提。
　　
　　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
　　陈星灿
　　
　　在人们的心目中，考古学是相当神秘的。如果您有机会随考古队来到穷乡僻壤，坐在农民的炕头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听考古学家津津有味地说起半坡、野店、鸽子洞、甑皮岩这些个也许在恐怖电影中才能常见的名字，看他们把从地下挖出来的古人的锅碗瓢盆如数家珍地分成几型几式，您也许更会觉得考古学是现代文明的“化外之民”。一句话，考古学不惟神秘，它离我们的生活也是非常遥远的。
　　这个结论虽然有合理的成分，但却远非事实。考古学固非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胜事”(傅斯年先生语)，但它在中国的发展几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同我们的生活――特别是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伦理观――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考古学作为近代人类文明的一分子，为着文明的进步，一直都在默默地贡献力量。
　　考古学的前身是传统的金石学，但金石学之与考古学正如古代的炼丹术之与化学的关系(李济先生语)，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田野考古学是本世纪初年从西方传入的。在考古学传入之先，虽然前有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沉、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后有顾亭林“足迹遍天下”，凡“所至呼老兵逃卒，寻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碑铭》)给中国的知识界树立了实地考验的榜样。但是纵观中国的学术史，特别是宋代以来的学术史，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被固定在四书五经上，皓首穷经断送了一代代学子的聪明才智。这种读死书鄙夷实践的传统是本世纪初年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之后才慢慢被打破的，而考古学家的工作贡献尤大。傅斯年先生在其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向旧传统公开宣战：“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又说“果然我们动手动脚得有结果，因而更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虽然比不上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较有益于民生国计，也或者可以免于亡自生事之讥诮罢？”把矛头直接对准旧传统旧道德和旧的价值观。二三十年代，除了新生代研究室在北京周口店对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十年如一日的持续发掘外，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对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崇尚读书鄙夷劳动的观念，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在这些田野工作中，每个调查人员必须具有携带仪器和无论多远的旅程都要步行的体力。这当然完全打破了旧中国仅从事脑力劳动的学者的训练方法。(李济先生语)所以一般人也许不明白，今天他们之所以能够认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劳动――比如考古学家的发掘，民族学家的调查――而不见怪(似乎不做田野才是奇怪)，是与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和考古学的传入和持续的实践分不开的。这是考古学对新的价值观的贡献。
　　考古学是一门让人难堪的学问。它的发现日新月异，足以动摇被世代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如果说五十年代以前，中国考古学的最大成就是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因此为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文明找到了一个比三皇五帝更为坚实的源头的话，那么七十年代以来在传统上的中原地区之外的一系列新发现，却使千百年来人们抱持的古史框架发生了动摇。从史前考古学上说来，最突出的发现集中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良渚文化的玉器、漆器、丝绸和陶器的制造都很发达，犁耕的稻作农业也十分进步。比如玉器，仅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就出土一千一百余件组。若以单件计算则多达三千二百余件。其中不仅有精美的用于装饰的头饰、耳饰、项饰、手镯、指环、带钩、钮扣和穿坠在衣服上的各种饰品，更有用作仪仗的庄重的钺、斧、锛和用于宗教法事的神秘的琮、璧、冠形器等。其种类之繁多，做工之精细，使同时期所有地区的史前文化难以望其项背。反山遗址出土的十一座墓葬，不仅随葬大量玉器、漆器，而且均有棺椁，等级之高，也是其他地区的同时代文化所罕见的。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以其精美的陶器制造业闻名于世。近年不断有玉器发现。山东临胸西朱封曾发现三座大墓，一座为一椁一棺，二座为二椁一棺，随葬大量的玉器和磨光黑陶器。还出土有多块鳄鱼甲板，可能是蒙鼓用的鳄鱼皮残迹。东北红山文化也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和存在明显等级差别的积石冢。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牛河梁遗址发现了成群的神像，一般相当于真人的大小，主室中心出土的最大神像残件为真人的三倍，被认为是人世间已经制度化的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在宗教信仰中被固定下来的反映。总而言之，这些新的发现比起黄河中游的仰韶和龙山文化来，不仅不差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张光直先生语)至于近年来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和中游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的可以同中原商文明媲美的两批青铜器，则第一次以无可辨驳的事实向人们展示了历史时代初期江南文明的生存状态。如何评介这些新的发现，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中国文明的起源。几千年以来所流传的中原中心说的传统古史构架因为这些发现开始动摇起来，这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更是世世代代的学者做梦也想不到的。张光直先生这样总结这个变化：“我们逐渐发现从我们几十代的老祖宗开始便受了周人的骗了；周人有文字流传下来，说中原是华夏，是文明，而中原的南北都是蛮夷，蛮夷没有留下文字给他们自己宣传，所以我们几十代的念书的人就上了周人的一个大当，将华夷之辨作为传统上古史的一条金科玉律，一直到今天才从考古学上面恍然大悟。”
　　另一方面，考古发现又纠正了“古史辨”辨伪太过而造成的一些错误。撇开近年来不断从战国秦汉墓葬出土的文字材料，从而证实了某些重要史实和史籍的可靠性不说，就是《史纪・五帝本纪》这些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的记载，从史前的考古发现看，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子。比如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代的认识，从解放前的商代后期的安阳殷墟到解放后的郑州二里岗商代中期文化再到可能是夏文化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一直向前推进，但即便是二里头文化也只有四千年的历史。最近严文明先生提出上述良渚、红山、山东大汶口――龙山以及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出土大墓可能是王陵的看法，则将中国的文明史前推了一千年。这是考古学对我们认知系统的巨大冲击，它的深远影响恐怕现在还不能完全估价。
　　考古学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成绩最突出对人类历史贡献最大的学科之一。一九七九年周培源先生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讨论会上即有上述归纳。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者夏鼐先生，生前获得国外的荣誉称号之多，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外学术界对中国考古事业所获成就的肯定。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不仅对它所研究的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对中国考古学本身的特点、概念等提出了反思。一九二九年，郭沫若先生在其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指出：“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的社会也正是这样。中国人有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应该说，中国的古代和外国的古代一样，都是受历史的普遍法则支配的，但中国又有自身所固有的具体的特殊性。如果说二三十年代认识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条件还不具备的话，那么现在却是时候了。比如人们熟知的“青铜时代”这个概念，中国与西方即不相同。在西方所谓青铜时代，是指青铜工具在生产领域产生重要意义的一个时代，换言之，是把青铜技术当成“一种环绕着生产活动的工业”来强调的。青铜在中国的上古史上却从来没有在生产领域取代石质的生产工具，这种取代只是在铁器时代到来之后才得以完成。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主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和战争分离不开的，也即主要用于礼器和武器的铸造。因此，中国的青铜时代不是生产技术的革命造成的。“假如当时有一个革命的话，那便是在社会组织领域之内的革命。但在另一方面，既然人的劳动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而青铜兵器一方面在新鲜的生产劳动力的获取上能起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又能保证既有劳动力的持续剥削，青铜也可以说是一种间接的，可是也是真正的，在生产技术上的突破。”(张光直先生语)
　　由于古代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所占的地位，中国考古学的工作是有世界性的意义的。对中国历史的总结往往能够使研究世界古代史的学者对于全球性的问题提出新看法或修改旧看法。比如张光直先生把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演进归为两种，一种是西方式的，突破性的文明，另外一种是世界式的，连续性的文明。后者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代表。这个结论建立在张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整体考察上。在他看来，萨满式的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主要特征。在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进程中，中国文明所产生的许多新变化不是技术上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结果。文明社会产生之后，野蛮时代的许多因素包括非金属生产工具、氏族制度、祖先崇拜等等仍在延续。张先生认为根据中国上古史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法则，可以在全世界有更大的实用性。这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对具体的上古历史而应是对历史观的探讨了。这一建立在考古发现基础上的认识对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和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如前所述，考古学是从西方传入的。在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进来的时候，一整套的术语也随之而来。除了石器、青铜、铁器的三个时代说，考古学文化、类型学、地层学等研究遗迹遗物的概念之外，一些主要从民族学研究得来的社会进化方面的术语如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也随之进入，并成为我们话语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以来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固守着经典作家曾经使用过的某些概念，把中国史前文化中发现的大量内涵丰富的现象，简单地纳入母系社会或父系社会的模式，而对这些现象所可能体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特点却常常一幌而过。因此，尽管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但基本上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
　　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不是说可以超越公认的学术规范，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人类文化所具有的复杂性，意味着在文化表述方面存在多样性的可能。我们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关于社会进化方面的研究的表述上有无可比拟的长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中国古代固有的一些概念大概在问题的讨论和表述上更有优势。比如邦、城、国、野、氏、姓等等，尽管歧义很多，但经过必要的梳理，也许更易于表述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目下的考古学界与以前相比，在这方面显然要成熟多了。比如这几年虽然文明起源的讨论很多，但在国外很流行的一个概念――酋邦(chiefdom)，虽也有人介绍，却始终热不起来。“玉器时代”这个概念的提出虽不一定能被普遍接受，但反映了考古学界对中国历史特点进行概括的可贵尝试。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显然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开放和包容密切相关，这是一般人所不易觉察的。
　　傅斯年先生在论到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发展时说，“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发达自然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这个反正没有一般的用处，自然用不着去引诱别人也好这个，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了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应《读书》之约本文虽然粗浅地谈了几点一般人与考古学的关系――这关系虽非油盐酱醋之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却也并非如他们常常想象的那样遥远――但其意并不在引诱他人爱好考古学。因为无论您爱好与否，考古学还是与你我保持着这样那样的联系。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学意义
　　孙祖初
　　
　　考古学，这个听起来老气横秋的学科在中国的出现还不足百年。就世界范围而言，考古学的诞生也不过一个半世纪之遥。但就是这么一个如此年轻的学科却极大地延伸了人们的历史时空观，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知识体系。它关于人类体质进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基本观点已积淀为人类知识宝库中的最一般常识。
　　尽管大多数的考古学家都力图在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之间划出一个明显的界线(西方新考古学家甚至强烈地批评考古学的历史学倾向)，但历史学无疑是受惠于考古学最多的一个学科。正如格林・丹尼尔指出的那样，考古学所给予历史学的远远大于它从历史学中所得到的回报。作为中国的学者，我们更为关心的是：中国考古学的历史意义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知道，在安特生发掘仰韶村的二十年代初叶，古史辨派正对以经学为中心的古史体系进行最为彻底的否定。他们认为古人言之凿凿、顶礼膜拜的三皇五帝等无非是春秋以降层累地造成：或子虚乌有，托古改制，或来源于商代神话。王国维对甲骨文所见商代世系的确认，证明了《史记》关于商代的记载大体是可信的。这一伟大的发现既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古史记载的信心，对古史辨派的过激之处有所警觉，又使学界清醒地认识到古史问题的真正解决最终要依赖于“锄头考古学”。由于文献中关于三代事迹的记述较远古期丰富，所以当中国学者计划大规模田野工作的时候便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已有大量甲骨出土的殷墟。
　　到目前为止，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已极大地丰富了以往关于三代社会的认识。第一，考古学提供了最终证实夏王朝存在的可能性。在古史传说为夏代主要区域的伊洛郑州地区，业已发现一种在时间上介于中原铜石并用时代晚期与商代之间的青铜文明。第二，考古学家对早商、先商以及早周、先周遗存的大量发现使得历史学界不得不重新估价三代文明的发达程度，其所代表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三代文明的特点等。现在恐怕没有人怀疑中国的青铜文明是一种以礼乐制度为代表的、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文明形式。第三，尽管史学界早已注意到夏、商、周之外尚活跃着不同的方国，但真正证实和认识这些方国仍离不开考古学家关键性的工作。南方吴越系文明、楚系文明、蜀系文明，北方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上、下层文化以及正在争论中的先燕文明等甚至在表述上都要依赖于考古学的语言。第四，如果说过去有关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关系问题只是从文献中引伸出的种种推测，那么考古学家则愈来愈有可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一方面，三者是在不同的区域发展起来的，夏文化的直接前身是伊洛郑州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而商文化和周文化的直接前身则依次是豫北冀南的后岗二期文化和关中地区的客省庄文化，这反映出它们应来自不同的人类集团；另一面，我们也应注意到，前述的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和客省庄文化是文化传统非常接近的三种文化，总体上应同属于中原历史文化区。再者，无论是商代夏还是周克商，不仅都意味着不同人类集团之间的血缘与文化的大融合，而且还意味着政治及文明形式的认同性。我们大概都会注意到，夏、商、周在建筑格局、埋葬制度、青铜器的制作及功用、宗教信仰、文字系统、经济活动乃至“政府形式与统治力量的来源”(张光直先生语)都大同小异。同样的情形也程度不等地反映在夏、商、周与其方国文明的关系方面。这一认识的得出，既是中国考古学阶段性的成果，也是中国考古学献给史学界的一份厚礼。
　　由夏商周三代而上溯，中国考古学对历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重建文献无徵的史前史体系。通过近八十年的考古工作，中国考古学家在人类起源、农业的发生、文明的形成、帝国的出现等重大学术问题上已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
　　中国是探讨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中国旧石器的特点是分布广(截止到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已在二十五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发现了三四百处遗址)、时间跨度长(距今近二百万年至几万年)、种类多(人类化石、石器、骨器等)、共性强。尽管有些学者主张取消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中国一词，但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基本上可分为二大区域：华南地区和华北地区，而且这二地区的旧石器遗存亦有较多的共性。如人类化石所显示的头部特征接近，石片石器为主，尤以单向反面加工的刮削器、尖状器最为常见。这些无疑构成日后中华文明圈的最早的文化基础。
　　中国原始农业的产生现已可追溯到一万二千年前。在整个史前时期，大体以秦岭淮河为界，中国一直存在着二大农业区，即南方稻作农业区和北方旱地农业区。前者的起源中心可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后者的发源地或不出华北地区。与农作物栽培相联系的便是家畜起源问题。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家养的猪、狗、鸡都已出现。除此之外，南方稻作农业区的水牛、蚕，北方旱作农业区的黄牛、绵羊和山羊都不排除本地驯养的可能性。
　　文明一词是现今中国考古学家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概念。实际上，人们对它的理解正在由争论走向趋同。首先，考古学是一门最具有时空深广度的科学，藉着这一优势，我们注意到不同的文明因素实乃具有不同的时空位置。换言之，任何文明都只能是一个过程而不大可能一蹴而就。其次，也正因为文明因素的时空差异，才导致了文明的不同形式。以文明的程度而论，有邦国文明、王国文明、帝国文明等(见下文)，以经济形式而论有农业文明、牧业文明等。再次，关于华夏农业文明的标准问题，考古界已最终超越了柴尔德根据西亚的考古材料所列举的标准。中国大量礼、乐器的普遍发现，已促使中国考古学家重新从礼乐制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最后，牧业文明在中国的出现可能推早到商代早期的偏晚阶段，而最终形成期当不晚于商代晚期的中段。我们知道，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具有不同的工具系统，后者显然更喜爱发展便于携带的武器，而所谓的北方青铜器便开始于商代前期的晚段而最早昌盛于商代晚期的中段。有意思的是，长城地带的文化分野意义亦在此时得到空前的加强。素面红胎的花边口沿鬲和绳纹灰陶鬲便分别分布于长城地带的北、南二侧。
　　中华帝国的形成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三方面的内容：政治权力的一体化过程，社会组织的演进以及民族融合和认同感。
　　傅斯年、日知都曾对中国政治集权形式的阶段性进行过富有启发性的推测，但他们的结论或由史书而揣度，或由西方而比附。考古学家显然采取了一种更为直观的方法(聚落考古)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考古学家研究的参照体系是考古学文化，这就保证了把对聚落的描述和对比放在一个严密的时空体系和较易把握的文化关系中而进行。据此，考古学家发现，一、在新石器时代(BC八○○○～BC三五00年)，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和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聚落规模并无显著的差别，单个聚落的特点皆呈现出凝聚内向而且封闭的特点；二、在铜石并用时代(BC三五○○～BC二○○○年)，聚落规模的差异并非体现在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而是强烈地表现在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诸遗址的对比上。大型宗教中心、墓地、城址都已出现；三、夏至战国(BC二○○○～BC二二二)，虽然存在着名义上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但同时亦存在着相对独立的方国或诸侯国；四、秦汉(BC二二一～BC二○六)，中国历史第一次出现了全国一统的政治中心。如果借用古文献的术语，我们或可把中国秦汉及先秦时期的政治权力的一体化过程表述为部落(或部落联盟)、邦国、王国、帝国等四阶段。
　　由墓葬制度入手来探索中国史前社会组织的演进是新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收获。一种系统化的观点认为，至少从BC六○○○年开始，中国步入母权制时代，此时的所有制形式以氏族所有制为主，另有部落所有制和母系家族所有制，母女相传的私有制已经出现，这为私有制在以后的发展、为父系制最终替代母系制埋下了伏笔。BC四○○○～BC三○○○年为早期父系社会，其成员较为平等。仍然受到家族强烈制约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是这个时期重要的特征之一。BC三○○○～二○○○年是妇女备受奴役、贫富严重分化的父权制时代。大约于BC三○○○年的后半叶，在黄河流域出现了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权贵阶层，黄河流域的先民终于迈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父权制为特征的氏族制度仍然构成了三代时期宗法制度的基石。
　　古史辨派彻底打破了传统史学中中华民族出于一元的思想，这为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等的二元或三元民族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考古学家对古代不同人类集团的复原则是通过区系类型学的研究而实现的。整个先秦时期，中国大体存在着四个主要的历史文化区：中原历史文化区、长江历史文化区、泰沂历史文化区和东北历史文化区，它们分别构成了华夏文明、吴越楚文明、东夷文明以及燕辽文明的主要生长点。但这四类文明并非是毫不相干、独立发展的。恰恰相反，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它们在历史时间的矢度上基本上完成了文化的一体化过程，这当然是民族融合和认同感增强的结果。总体说来，文化及民族的一体化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BC八○○○～BC五○○○年)，四大文化体系已完全形成，它们之间的交往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第二阶段(BC五○○○～BC三五○○年)，中原历史文化传统的大扩张构成了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征，其它的三大文化传统都强烈地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第三阶段(BC三五○○～BC二八○○年)，泰沂文化和长江文化迅速地向西北推进，并具有强烈的殖民色彩。如在河南中西部便发现有山东大汶口的墓地，而远在长城以北地带仍有大量大汶口文化风格的陶器发现；第四阶段(BC二八○○～二二一年)，中原文化借助政治的优势迅速地向四周扩张，中原文化的中心地位得到加强，中原文化成为中国的主体文化，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格局最终形成。如果我们承认考古学文化的民族性，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华民族的形成亦理解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复杂过程。
　　当我正要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很自然地便联想到近年来中国考古学所招致的种种责难。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已部分地揭示了中国文明的若干特征，即文化与历史的土著性、连续性，文化与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结构，氏族制度的长期性(宗法制度)，政治及人伦关系的等次性与和谐性(礼乐制度)等等。责之愈切，爱之愈深。面对外界的批评和内部的不满，我们是否应该再做些什么？毕竟正是考古学本身的发展才增强了史学界对考古学界的依赖感、期望值以及永无休止的求全责备。
　　
　　考古学与中国史学
　　焦天龙
　　
　　考古学在中国存在的年龄与历史学相比，仿佛婴儿面对白发苍苍的老翁。从一九二一年北洋政府的瑞典顾问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用锄头第一次刨开覆盖在中国史前文化之上的沉积土算起，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还不足八十岁，然而，正如科技史上所一再显现的规律一样，越是年轻的学科，其发展速度越快，取得的成就也就越大。中国考古学同样如此。虽然从一开始中国考古学就被置于史学的范畴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考古学的使命都被定义为“证经补史”，但是，考古学还是以其独有的突出成就，对历史学发生了严重的冲击，以致于如何将考古学与历史学重新整合以及如何用考古学材料重建中国史前史等，竟成了近年来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一九九四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还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题目就是“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国际研讨会”。
　　考古学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历史认识的，则要首推史前考古学。史前考古不仅用确凿的地下遗物基本建立了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发展序列，而且在一些地区的突破性的发现也改变了传统上对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认识，造成了近十余年来学术界常盛不衰的“中国文明起源”热。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埋藏于地下的静态的遗物，因此其首要任务之一便是断定遗物的时间和空间位置，即建立古代遗存的时空序列，这是考古学最基础性的研究。中国考古学诞生之际，正值本世纪初年“古史辨”运动将文献记载的上古史系统击碎之时，传统的以儒家经典为主导而建构的古史体系被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摧毁殆尽，中国人在漫长的史前时代所创造的文化、建造的社会都落入了一片混沌朦胧之中。夏鼐对当时的情形是这样描述的：“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上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当时知识界特别呼吁考古学的发达，就连顾颉刚本人也说：“我知道要建立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致力罢了”。因此，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任务便是寻祖。一九二八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时，所长傅斯年就宣布了该所的宗旨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自二十年代以来，“动手动脚”的考古学家就不断用自己从地下找出来的“东西”改变着知识界对中国古史的认识：
　　一九二一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发现了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首次打破了中国无史前时代或石器时代的理论；
　　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史语所考古组在李济领导下，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其成就之大，无论在中国考古学史上，还是在史学史上，都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使学术界对商王朝的研究从此建立在了坚实的基础之上；
　　一九三○――一九三一年，李济、梁思永率队发掘了山东历城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发现了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并通过一九三一年在河南安阳后岗的发掘，认识到了龙山文化在年代上是介于小屯文化(商文化)和仰韶文化之间的，为建立中国史前文化的序列和探索商文化的起源提供了关键性的依据。李济当时曾兴奋地说：“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阶段”；
　　一九四五年，夏鼐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阳洼湾的发掘，从地层上推翻了安特生所建立的齐家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的序列，为推翻仰韶文化西来说提供了关键性的依据；
　　一九五九年，山东省文管处在山东泰安大汶口发掘了一百三十三座墓葬，发现了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又通过一九六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曲阜西夏侯的发掘，从地层上确定了大汶口文化是龙山文化的前身，这样就否定了自二十年代以来流行学术界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二元对立学说，使对中国文明起源进程的研究又前进了一大步；
　　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中期，由于全国性的文物普查和发掘工作的开展，在长江流域、华南、北方等许多地区都发现了丰富的史前文化。其中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确立、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发现，使学术界认识到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是有别于黄河流域的。同时，也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各地史前文化的多样性；
　　七十年代中后期对山东滕县北辛遗址、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磁山遗址、陕西老官台遗址、浙江河姆渡遗址等一系列距今八千―六千五百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是考古学界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这些新发现不仅直接解决了长期困惑学术界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起源问题，而且使探索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成为可能，并把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大大向前推进了。
　　正是基于这一系列重大发现，八十年代的考古学家便可以讨论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关系问题了。苏秉琦提出了区、系、类型的观点，将全国主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成六大区，即陕豫晋临境的中原、山东为中心的东方、环洞庭湖及四川盆地之西南、长江下游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鄱阳湖到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和燕山长城地带的北方。张光直则提出了“相互作用圈”的观点，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成八大相互作用圈，以此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化形成的过程。
　　从这时开始，考古学界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或起源的研究便进入了一个较成熟的阶段。时空框架的基本建立，使各种材料都找到了适当的位置。借助于这一框架，古史学家便可以描述中国古文化的演进序列了。这是考古学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贡献给史学界的最珍贵的礼物，她使传说不再虚无、史前不再飘渺，一部中国史前史便可以建立在较科学的材料基础上了。
　　
　　中国新史学的助推器――考古学
　　杜金鹏
　　
　　考古学在中国虽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但是，它的发展却很快，对、中国的学术进步贡献很大，其中对历史学的贡献尤其突出。
　　首先，考古学为传统的中国文明史观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传统的中国文明史观里，“五帝三王”代表了中国的早期文明时代，起码从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起，这个体系就确立了。但“五四”运动以来，因为要讲科学，求民主，反封建，反迷信，一些人对于旧的史学观采取了怀疑、否定的态度，于是有了风糜一时的疑古思潮，东周以前无信史的说法便逐渐传播开来。但考古学越来越明确地告诉人们，说从五千年前的黄帝时起，中国已开始跨入文明的门槛，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应该是基本可信的。这些考古发现包括：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发现了方圆数十公里的规模庞大的宗教遗址群，神庙、祭坛、大型冢墓，排列有致，宏伟壮观。在东山嘴遗址，有一处用大石块砌筑而成的建筑群，出土了泥塑女神像和祭神用的陶礼器；在牛河梁遗址，以高高矗立的女神庙为中心，十几个用石块垒砌起来的大型墓冢环列周围，女神庙中的泥塑神像最小的同真人一样大，而大的则有真人的三倍。冢内都有一座中心大墓，墓中随葬一些珍贵的玉器。大墓的周围，是陪葬的小墓，往往也随葬有精美的玉器。祭坛错落于积石冢之间，是用石块叠砌而成的高大建筑。在黄河上游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的“殿堂式”大型建筑，它不仅具备了后世宫殿“前朝后寝”之结构，而且规模很大，室内有地画，地坪类似于现代的混凝土地面，相当讲究，出土的陶礼器很大。在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形成了等级不同的聚落群，其中心聚落群位于浙江北部的良渚镇一带，在这里，人工夯筑的大型台基上座落着宏伟壮观的建筑，用土坯砌墙，用大方木构筑屋顶。附近分布有若干人工修筑的高台，台上是祭坛和贵族墓，墓内随葬的玉器数目惊人，品类众多，玉器上刻着头戴羽冠的神的图象。在东方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从墓葬可见严重的贫富分化，在重要人物的墓内，不仅有大量的陶器，珍贵的玉器，还有若干象征财富的猪头。在其重要的陶礼器上，刻有几种符号，包括太阳神徽像、表示权力的羽冠(所谓皇冠)和斧钺(所谓权杖)的图象等，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应是文字的雏形。在东方地区的龙山文化中，已经发现大型墓葬，棺椁俱备，随葬许多漂亮的陶礼器和贵重的玉礼器，与一无所有的小墓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在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上，还发现了书写流畅、排列有序的文字，玉器上也有头戴羽冠的神之图象。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仰韶、龙山文化中，城(有夯土墙的大型聚落)的出现更为引人注目，现已发现者数以十计，有的城内还有大型建筑。上述考古发现已充分证明，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我国社会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阶级和国家已经诞生，社会生产力也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与文献所记录的五帝时期的社会状况是相符的。至于考古学已证明三王时期是早期文明社会，就不必详说了。
　　其次，考古学对史学方法论的贡献也很大。在中国考古学兴起之前，研究中国历史的唯一史料是古文献，现在就不同了，大家都知道不运用考古学材料，史学研究往往没有新意和生机，而史前史的研究，更是主要要靠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考古学的方法论也被普遍运用，对考古学现象的研究往往引出重要的史学结论，或对史学研究有重要启发。譬如，有学者通过对中国史前文化区系的分布关系，指出《禹贡》九州的划分，实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而非战国人的凭空杜撰；目前关于夏代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用考古学的方法对考古学材料的分析，而辅以古文献的有关记载；在古代文献中，夏禹的传说纷纷杂杂，真假难辨，古人没能理出头绪来，今据考古学研究，方知这些传说有的可信，有的则是夏人的迁徙所留下的史影，这不仅廓清了历史之谜，对我们研究类似问题也大有启发。过去“疑古”学者认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就象是滚雪球，时代越晚传说的历史就越久远。又说传统古史体系中的民族一元、地域一统的观念，都是战国秦汉时代人们的观念，因而要否定传统古史。其实，他们把史料与史实、古史与古书混淆了起来，考古学的进展证明，古人所不能知道的史料，今天我们却掌握了许多，古人难言其详的几十万年、几百万年以前的历史，我们也能说的相当仔细，中国古史的“雪球”到我们这一代滚的空前的大了。考古发现也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我国各地的古文化间，就有了相当广泛而深刻的交流，而且时代越晚共性越大。到了夏商之际，中原文化向四周广泛而迅猛地扩展，从四川盆地、江汉平原到江淮地区、太湖流域，从甘肃东部、关中平原到山西中北部、内蒙东部，都有来自中原的文化成分，后来依据这个十分广阔的范围为基础，形成了一个青铜文化共同体。几千年间的文化交流，往往是文化载体即人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族的融合。后世的“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实际上应当就是古代长期的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反映。民族与疆域的统一，形式是多样的，而非单一、固定的模式。
　　还有，考古学对若干具体史实、史论的认定、补充、更正，贡献颇多，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西周铜器《利簋》的铭文，证明《尚书》、《逸周书》和《史记》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是十分正确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则证实了《尚书》、《逸周书》、《史记》等有关周王营建洛邑的记载；周原西周甲骨文和成都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证明蜀国早在商周时期就相当发达，且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江西、湖南商代青铜文化遗存的发现，说明江南在商代已非荒蛮之地，而是有着与中原相近的青铜文明，从而打破了以往的一些陈说。
　　可见，考古学是现代历史学的助推器，有了它，历史学(尤其是先秦史学)才能快速前进。
　　
　　再思考古学的人文价值
　　曹兵武
　　
　　时常有人谈论知识考古学，大意是用考古学的眼光，对当代、近代和历史的知识进行再诠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关于人与文化的知识笼罩着太多的主观性，它是各个时代的、古人的以及我们自己的主观性的大杂烩，是由历史沿革下来的庞杂话语集群在权力冲突的支配下，经由不断的剔除、混淆和积淀的结果。因此，要寻找真理，就必须首先去伪存真，对关于知识的语汇进行语义学和发生学的还原，对历史与文化进行事件和现象的还原，然后才谈得上意义的还原和重新结构。即先让它们赤裸――就像考古中的出土物一样，然后再试图解释。
　　知识考古学并不就是我们所从事的考古学，但是，它却抓住了考古学两点最重要的本质，其一是对象的特性，其二是方法的特性，从而使它在诸多人文科学中获得了一种鲜活的震撼力量。这可以视为考古学对一般人文科学的一点贡献，更应被看作是对考古学的一种回馈性启示。
　　考古学对象的特性是它的原初性，知识考古学中的妓女、监狱、同性恋，作为文化结构中的现象，和考古学中的器物、遗迹、遗址等异质同构，都是毫无欺骗意图的文化元质；考古学方法的特性在于对研究对象进行辨识的至关重要――必须首先确证它们是原初的、可信的、物性的，然后才能触及解释。考古学不反对理论和模式，但理论与模式首先是为了解构对象，鲜血淋淋之后，模式或者被粉碎，或者被验证并获得空前强大的物质性力量。因此，考古学的魅力主要应在于木石陶铜的冰凉以及考古学家逼近这种冰凉的艰难过程。新考古学的“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一词，道尽了自地层学、类型学以来考古方法的全部奥义。
　　但是，公众并不理会考古学这种内在的魅力。他(她)们更为关心的是结果，是考古发现的珠光宝气和那些先于考古而存在的理论模式在与考古学交锋之后，是粉身碎骨还是获得了那种令人慑服的物质性力量。
　　初生的经典阶段的考古学曾经扮演过人类知识价值革命的重要源泉。在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与进化论以及其他科学大发现一起，完成了对神创论世界体系的最致命的痛击，将人类的命运从上帝的巨手中解救出来；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基本上解决了信古或疑古的问题，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来龙去脉由此获得了物质性的坚实着落。
　　这是考古学与公共知识水乳交融的蜜月时期。此后，东西方传统考古学的命运都无可挽回地式微了。拿中国来说，尽管更加辉煌的考古发现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日益迅捷的媒体走向公众，近年的牛河梁、陶寺、果园、二里头、三星堆、大洋洲等，与早年殷墟等的发现也完全可以等量齐观，但是，考古学却已丧失了触动公共知识敏感部位的那根触角。
　　其实，考古学与公共知识的契合，不在于媒体和考古科普的有无，也不是简单如英译汉或者汉译英那样的话语转换或诠释。考古学根本没有必要放弃自己那种冷冰冰的物质性、巨大的时空场以及特殊的方法论体系(这些是考古学的立身之本)，通过媚俗、放弃自己和迁就公众这些大众传播时代的惯用伎俩，通过对一门严肃科学的釜底抽薪，来谋求在当代人文精神与知识领域中占居一席之地。早期考古学对公共知识和人文价值的贡献，来自于考古学与当时世界知识结构的契合，因为早期考古学的诞生，原本就是当时世界知识结构与世界观转型之要求和压迫的产物――考古学兢兢业业地回答了人从哪里来(西方)和中国从哪里来(中国)的问题，从而非常自然地加入了当时知识进步的大合唱。由史观今，当代考古学也只能坚定不移地继续自己的老路，并在学科进步与时代变迁的双重轨迹中，不断地寻找新的知识生长和契合点，从巨大的时空体系中用物质性的说服力输送对当代世界人文价值的持续关怀。考古学作为一门关于日常生活的锅碗瓢盆衣食住行以及生活方式的基本学问，作为对帝王将相和普通百姓一视同仁、远离文化霸权和话语垄断的学问，有这个义务也拥有这个能力。
　　问题是，这样的新的知识契合之点是否存在？回答是理所当然，否则，考古学这门与人息息相关的人文科学便丧失了继续存在的任何理由。那么它是什么？学科进步与时代变迁的交叉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
　　从考古学的发展史来说，经典考古学的最大贡献是不同地区不同文化演进过程时空框架的建立。当殷墟、二里头、龙山、仰韶、裴李岗等不同阶段的文化演变序列和谱系基本清晰以后，经典考古学在中国的历史使命便大体完结，揭示中国国家、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三大起源问题被明确提上日程。
　　再来妄谈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现在似乎正是一个各个民族、各个文化体系行将交出自己的历史与个性的最后时刻。这不是谁战胜谁、谁压倒谁的问题――西方文明的传统同样在衰微和没落；这是传统让位于现代、分散让位于一体化的问题，是一种全球性的、史无前例且为大多数人孜孜以求的新的生活方式出现的必然代价。正确估价这样一场全球性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大变革，如果我们试从文化演进的整个历史去寻找合理等量的参照，那么就可以发现，类似的变革实在不多，虽然文化从来没有静止的时候，但是，这样级别的、涉及到世界各主要区域、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基础、社会组织和观念形态的文化变革，还只有后冰河时代的农业革命及由此导致的各早期农业中心的文明化运动差可堪比。
　　因此，在二十世纪之末的世界，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潮起潮涌的今天，考古学的任务之一是，彻底、系统地清理传统文化的遗产，在最漫长的时空体系中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合理、等量的参照。具体化为学术的课题，就是追寻人类各个文明体系与各不同地域性文化传统的来龙――其发生发展的轨迹、机制与内在的价值。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把握各个文化传统未来去脉的第一道关隘。
　　在此，有必要再次铺陈一下历史与现代的关系问题。现代是历史实实在在的继续，而未来，不过是现代人在现代所面临的种种可能性中所作的取舍――虽然现代人到底有多大的能力、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这种取舍尚属可疑，但是文化的宿命性却决定我们必须取舍，而且只能选择唯一――未来在踏进现代的一瞬间，就由种种可能转变为唯一的可能，就成为历史链条上有机的一环。历史可以说就是一连串的被选择了的可能性的累积。因此，在这里不存在重复而只有启示，相似的不是事件而是机制。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寻求一劳永逸的结论，而是每一个现代在面对未来时必需进行的心智操练――历史性是人性的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
　　这从最根本之处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只要真正抬起腿来迈向现代的门槛，关于传统与国故的争论必然如影相随。世纪之初如此，世纪之末仍然如此。但是，更为重要的也许应是，上述这些向我们暗示着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当是一种文明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运作的一个完整的周期，暗示着在当前的中西文化比较与中国文化传统寻根中存在的某些方法论的误区――那就是对这一传统诞生过程及其机制的忽略与短视。
　　通常的看法是，春秋战国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秦汉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形成并稳定的关键时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一生下来就是白胡子的老人。考古学的发现一直在不断地刷新我们的视野：夏商周三代不但存在，而且其文化面貌的统一性和文化结构的稳定性，明确说明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已经形成；三代均由不大的地方性部族文化经过立国然后入主中原建立文化优势的考古事实，暗示着一个理念中的“中国”先于三代既已出现，从仰韶开始直到夏代以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为舞台的波澜壮阔的数次史前文化整合运动，对“中国”作为一种时空框架、政治理念、文化内容与文化结构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夏商周以族为本的立国与扩张机制，奠定了中国滚雪球一般膨大、融合的最初机制和中国文化连续性等重要特性；这一机制通过商周的分封――文化结构的复制和增生，得到普遍推广与认同，通过秦、金、元、清的立国与加盟，得到翻版、再现和充实。以往我们过于注意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对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最终形成的重大意义，其实农业革命以来的村居、城市和国家的发生与特点，曾经依次扮演了推进中国文化结构的演进与形成的重要力量，西周的分封制度起了将这一文化结构复制放大的催生作用，才为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争鸣、融合、深化与巩固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决定性基因乃至它迎答挑战的未来姿势，早已根植于中国文明早期演进过程及其建立的机制与文化结构之中。这一漫长过程与机制的最后澄清，应是经典之后的中国考古学再次焕发人文价值的最佳入口。
　　曾经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存在而又消失的，也是合理的。历史的过程就是迎来送往，考古的责任就是为一切曾经的存在立此物质的存照――它既是人类生活种种可能的基因贮存，也是一种变相的路标。考古学的产生既然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次充分体现，新的考古发现和认识，当然也会成为那些注重自醒的人与文化的源源不断的新的镜子，每一位新时代的阿喀索斯，都会从中窥见自己美丽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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