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中国(一九八七――二��九)|中国摇滚
时间：2019-02-16 05:40:2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摇滚从万众瞩目的高台上掉了下来。有过一个短时期，评论和舆论对中国摇滚极为不满，棒喝讽刺加嘲笑，像面对扶不起的阿斗，呈现为一种高期待、高关注度的失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摇滚的主题却在悄悄地离散，从不同方向有时汇向了共同的标靶――城市。
城市最早在窦唯、张萌萌、王磊、金武林的口中，是一种冷铁般的、黑梦般的、患病无力的感受，其中包含着生活与情感的受挫、陌生隔绝体验、被城市欺侮的凄凉感。此后，“超级市场”以语义极为模糊、情绪极为鲜明的温暖悲伤，呈示出没有灵魂，但是特别漂亮、绚丽的一种征候；“新裤子”和“花儿”快乐得没头脑，高兴得像二傻子，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都市娱乐体验。最有趣的地方是，它有时候语带反讽，有意装疯拿自己当戏子；对这种没分量的快乐，他们其实也并不满意。张亚东、底里、“与非门”、“沼泽”、“废墟”、“周先生”、“冷酷仙境”、“星期三旅行”、“羽果”、“甜蜜的孩子”、A-Z、田原、Silent G 则以苍白、忧郁代表都市感觉的另一面，有时候，它像是古代旧诗词遇上了时髦，再生为电子新比特的呓语，它极新，但从漫长的中国历史看，又极为古旧，是一种古已有之，近似逃避、归隐兼颓废、审美、沉醉的状态。此刻，它们带着新的信息，没入了都市空虚的深处。
二十世纪末，摇滚乐迷的主要反应变成了对投降主义的批评，在他们看来，有一批摇滚乐手背叛了他们的理想，向商业和大众的世界投降了。焦点人物是“零点”、臧天朔、汪峰、郑钧，如果加上悄然转型的韩红、丁薇、斯琴格日乐，融入时尚、成为时尚的一部分，实在已经成为一股潮流。以摇滚乐形式，唱出大众的流行音乐，同时打出“电子为人性服务”、“时尚就是力量”、“时尚就是颠覆”、“另类是为了更流行”等旗号。有一种观点认为，时尚不是娱乐的朋友而是敌人，时尚是对庸俗口味进行颠覆和革新，是大众的领航员和导师。至于它到底是与流行、娱乐和庸俗合了流，还是教育了流行、娱乐和庸俗，使之变得高尚而不肤浅，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在失去社会整体语境、失去公共共同话题的处境下，空洞无物、言而无词很可能成为摇滚乐普遍的特征。但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总是有效的、总还在说出点什么。这说出的什么，往往跟青春期式书写有关，青春期式书写，是摇滚乐失去目标后最容易确立的目标。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青春期，每一代的青春期都会承受父辈的强权修理，所以一茬茬青春摇滚萌动不息，总找得到年轻的生命和新鲜的伤口。歌唱青春期一般有四种方式：一种是迷惘，一种是垮掉，一种是谩骂，一种是死亡炫耀，总起来都跟性冲动和个性觉醒有关。这其中，“木马”、张浅潜、朴树、“嘎调”、“低苦艾”是那一类特别抑郁、漂亮，将自己撕裂、具杀伤力、让人入骨神伤的艺人，其诗化的歌词，敏感不安的音乐，使一首首歌曲有时就像内心的核爆，准确地操纵着青春绝望的崩溃。而那些枪炮对外的青春愤怒乐队，如“面孔”、“恣慰”（“零壹”）、“病蛹”、“夜叉”、AK-47、“军械所”，外表上会更大声而暴力，重型噪音音乐往往会成为其首选，其躁狂情绪也可能因此而更显苍白。残酷青春还有一种可能：不只受到荷尔蒙的鼓动，不只暴露青春期的伤口，有一类人，他们比较暧昧，比较内向，主客体对立的情况比较复杂，最终成为个人生命的体验者，人生矛盾的探询者。郑钧、许巍、汪峰、“幸福大街”，都有这等特色，这类歌手往往有着较长远的未来，其歌唱生涯不会因青春的终结戛然而止。
一九九七年之后，尤其是二○○○年之后，理想主义的悲歌在向着回望的方向转变，回归/回家的潜在心态成为摇滚音乐人内心悠长的隐衷。在腾格尔、许巍、“唐朝”身上发生的转变，好像是经历了动荡时世、荒唐岁月的浪子，在历经苦难、折腾之后重新回到家乡怀抱，得到心灵的宁静安详或者宗教的沐浴光辉。这种隐衷，跟人到中年的心境之变也有关系。
窦唯、骅梓、底里从战场的另一侧退下，从外部世界缩回到内心，但他们由此焕发的非凡才情、自在之美、中国传统文人心境，比其摇滚时期更为纯粹深邃。窦唯在作如此转向后所爆发出的惊人创作力，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数得清，以他个人和乐队名义出版的唱片，究竟出了多少张。
中国摇滚乐作为中国政治大变局的浩大回声，随着前一个时代彻底成为历史，它也差不多步入了历史。现在，一个时代过去了，海市蜃楼般的乌托邦淡下去了，终于什么也没有，人们不再对摇滚乐寄予不切实际的虚幻敬意。今天，我们会发现，摇滚乐队和摇滚乐作品，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四年是一种数量多么稀少的品种！它因稀有而珍贵，现在因泛滥而平常。它并不一定就那么好吃，只是我们实在没什么吃的。那个时代有的是听众，缺少的是作品。现在有的是作品，缺少的是听众。那个时代没什么技术，但有的是精神。现在没什么精神，但有的是技术。那个时代涌上台去那么多风云人物，但是很可怜，不少风云人物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才华。经过了三十年，中国摇滚乐的基本轨迹是：英雄主义变成了痞子无聊又变成了时尚娱乐，精神尊严变成了生理愉悦还变出了艺术的先锋姿态。
中国摇滚乐的热情，因信息和文化的贫困而引发，又因信息和文化的饕餮满足而冷却；因意识形态的倾斜而引发，又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悬空了意识形态而冷却；因信仰和思想的动荡而引发，又因时尚和消费边缘化了精神自豪感而冷却。市场经济的发生，网络的兴起，就这样将曾经的热情消弭于无形。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国摇滚乐究竟解放了什么？启了什么蒙？很奇怪，它的里面是空的，像崔健打开的那个理想的盒子一样，摇滚时代没留下实质性的思想成果，它只解放和启蒙了一种情绪和姿势，让中国人敢于大声地宣称：我是自由的，我要批判这个世界，我有自己的个人思想。也可以说，它确有一个成果：我。我出生了――从一个曾经是铁板一块的集体主义思想中，我，独立之人格，浴血重生。
虽然中国摇滚乐之火已经转暗，但是，它从一个异常的状态，转向了正常的状态。精深的艺术深层景观，在不具有轰动效应的情况下日渐形成，这是那个贫瘠的年代不可想象的。
现在，在摇滚乐里，中国人在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民族主义、自我、中国风度，这些摆脱了学习状态的、更重要的东西，需要对自身生存际遇的体会，需要对传统、历史、家族和阶层处境、个体身份更直观的自觉。“野孩子”、苏阳、杨一、朱芳琼、“布衣”、“五条人”在唱出他们脚下土地的声音，一批泥巴音乐正从泥土里长出来，从中国下层人民的血肉里长出来。蔚华、“沙子”、左小祖咒、胡吗个、许巍、“美好药店”、杭天、“寂寞・夏・日”在无师自通地发明每个艺术家自己的中国式旋律，越来越具有个人气度甚至大师气度；王勇、“子曰”、“阿凡提”、艾斯卡尔、“塞外来客”、IZ、“杭盖”、“九天”、“轮回”、谢天笑、“二手玫瑰”、欢庆、“指南针”、“腰”、“痛仰”、“山人”、“痴人”、“南城二哥”、“丝竹空爵士乐团”（台湾）在发现他们的民族主义之声；腾格尔、刀�、郑钧业已发展出渐臻于化境的摇滚民族声乐。即使那些全然外来的形式，比如“声音碎片”、“果味VC”、“重塑雕像的权利”，你也可以从中发现越来越自然的中国气派或者越来越辉煌大度的音乐表现。如果连同看它的歌词，听它在摇滚大败局中所表露的复杂情感，你会发现“声音碎片”正开始具有超越时间的经典情怀。
公共命题的失效，使每个人都在重新审视，发现自己。纵览中国摇滚乐所有的主题，我们发现确曾有过一个时期，中国人普遍对真实有着一种热情，那时候的中国摇滚乐不管在唱什么，都有一种“揭开虚伪看看真的”干劲儿。在过去的一整套善恶、美丑、伦理、价值上面，他们不断地揭开上面的盖子，寻找“真的”，鞭挞“假的”，这曾是中国摇滚乐最为广泛的言说和最为有效的话题。
在发展成了硬道理、互联网成了生活之后，对虚伪的解构在更普遍的平台上展开了，附带着，它也解构了权威，解构了真实本身。这是暂时的，却使任何严肃的企图在今天变得可笑，时代之无力前所未有，空前绝后。
二十一世纪，中国摇滚几乎没诞生任何一位大师。它几乎像流星雨一般的闪光是深研乃见的，在大众的天幕中，它接近等于零。
左小祖咒实现了一个意外。在摇滚乐少人问津、出唱片几乎变成乞讨的处境中，他以一百五十元、五百元的天价标卖自己的唱片。一个野生的盲流诗人，用野生的盲流先锋音乐，混合着自制方言、自制民谣、超级明星派头，做出了品质一流的录音、野狐禅的诗与歌。他那古里古怪的、丑恶美学的作曲和演唱，使“左小祖咒唱歌是否跑调”成为零零年代末的议题。实在地说，那种发音创造了他一个人的方言，也活现了只有他才有的音高音准旋律腔调。它与音乐正宗是跑偏的，这跑偏保证他个人的真实性，也完整地保护了土地和生活的感觉。
左小祖咒独有的艺术特色，是挖苦，有时候也作践自己，有意地让人觉得他老没正经。在中国摇滚急速破灭的年代，在娱乐为关键词的年代，他用极少的唱片销量、极大的动静、极巨的名声、极混账的说反话的词曲、极见智力和专业水平的录音，曲折地做成了他的超级摇滚明星之梦。
左小祖咒只是一个代表，跟他达到同等水平的贵金属般的诗歌品质，越来越高明和深邃的音乐创造，正在中国摇滚里普遍地涌现：PK14、窦唯、“声音碎片”、“野孩子”、木玛……对比这二十年前后，中国摇滚的历史是――极小的作品，极多的听众，极大的名声，更大的政治意义；中国摇滚的现状是――极多的作品，极少的听众，极小的名声，更高的美学价值。只要没有欣赏能力上的障碍，这显然是一个更丰富的季节，无论对头脑还是对听觉。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幸地丧失了倾听的时间，也丧失了倾听的耐心和倾听的能力。
二○○九年六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