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与历史:中国上古史的多视域整合_传说中的十四整合

　　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顾颉刚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谈及自己对中国上古史的看法时说道：“中国号称有四千年（有的说五千年）的历史，大家从《纲鉴》上得来的知识，一闭目就有一个完备的三皇五帝的统系，三皇五帝又各有各的事实，这里边真不知藏垢纳污到怎样！若能仔细的同他考一考，教他们焕然消释这个观念，从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两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一大改造呢！”厥后不久，顾颉刚在与王伯祥的书信往还中自述整理中国历史的意见，提出“把中国的历史重新整理一下”。及至一九二三年，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明确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并以禹为例指出中国上古史的“胡乱伪造”。由于随后不久该书信（实为两封合并）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上予以刊布，所以很快引起较为明显的反响。刘�藜、胡堇人等对古史多抱信持态度的人纷纷向顾氏提出不同意见。值得注意的是，一向不甚公开参与学界论争的王国维也被卷入其中。尽管王国维并未直接参与古史辨的论争，但是在一九二五年给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授课时提出的“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却多少给人以他置身其中的印象。在笔者看来，王国维和顾颉刚对于古史的论述中虽然颇多足以构成论争场域的对立观念，但是两位学者的看法实际各有侧重（甚至存在暗合之处）。倘若我们能够对相关讨论加以有效分析、整合，则不仅可以借机透析当时学术界的舆论动态，而且适足以为中国上古史的反观提供多重视角。
　　一、顾颉刚眼中的“禹”及相关学术论争
　　古史中有关禹的记载是较早被顾颉刚用来论证他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重要依据。通过对《诗经》中《商颂》等篇章有关“禹”的记载的梳理，顾颉刚发现，“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因此上古人对禹的认识有一个从神到人的转变过程。此外，他还认为：“‘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因为根据《诗经・长发》的记载，上古人把禹看做“开天辟地的人，夏桀是被汤征伐的一个，他们两个漠不相关”。至于“禹”的由来，顾颉刚认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顾颉刚对“禹”由来的假设在当时即引起强烈的反对回音。对其假说反对较力的柳诒徵讽刺顾颉刚说：“今人喜以文字说史，远取甲骨鼎彝古文，近则秦篆。爬罗抉剔，时多新异可喜之谊。顾研究古代文字虽亦考史之一涂术，要常以史为本，不可专信文字，转举古今共信之史籍一概抹杀。即以文字言，亦宜求造字之通例，说字之通例；虽第举一字，必证之他文而皆合。此清代经师治诸经治小学之法也。不明乎此，第就单文只谊矜为创获，鲜不为通人所笑矣。”刘�藜在反驳顾颉刚时也说：“这种《说文》迷，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会，真是奇得骇人了！我骇了以后一想，或者顾君一时忘却古来名字假借之说。”刘氏立论的依据颇近于柳诒徵，同时反对顾颉刚的胡堇人所持观点也并无二致。在他们的视角来看，其据以反驳顾颉刚的依据似比他设立假说的根据更为切实。但是这却未必能切合顾颉刚的提出假说的本意。他们反驳顾颉刚的依据实际更多集中在他的假说，而对于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却少有论列。换句话说，他们也并不能证实“禹”的真实存在。顾颉刚在随后给柳诒徵的答书中即指出：“我的辩论古史的主要观点在于传说的经历。我对于古史的最早怀疑，是由《尧典》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而来。在这个冲突中，中枢人物是禹，所以使我对于禹在传说中的地位特别注意。从而旁及他种传说，以及西周东周战国秦汉各时代人的历史观念，不期然而然在我的意想中理出了一个古史成立的系统（这个系统的确实与否自是另一个问题）。我要说明这个系统，当然要依了时代去搜集材料，从各时代的材料中看出各时代人对于古代中心人物的观念的演变。只因古代的材料缺佚的太多，为联串许多零碎的材料的便利计，难免有几处要借了后代的材料来说明前代的观念。但是，这仅是一种假设而已，我绝不愿把他作为确实的证据。”顾颉刚最后将柳诒徵与他的争执归结为“精神上的不一致”，换言之，顾颉刚至少认为柳诒徵的反驳没有读懂他设立假说的真正用意。
　　在顾颉刚看来，真正与他的看法构成论争场域的应为王国维的观点。一九二五年，在给清华国学院的学生授课时，王国维征引秦公敦与齐侯�钟上有关“禹”的记载，并引《尧典》、《周书・吕刑》等文献互证，指出“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王国维的这番言论后来也被顾颉刚编入《古史辨》第一册，并亲作“附跋”。顾颉刚在“附跋”中借用王国维的论证指出，“春秋时秦齐二国的器铭中都说到禹而所说的正与宋鲁两国的颂诗中所举的词意相同。他们都看禹为最古的人，都看自己所在的地方是禹的地方，都看古代的名人（成汤与后稷）是承接着禹的。他们都不言尧舜，仿佛不知道有尧舜似的”。因而，顾颉刚欣喜地宣称，他的“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的假设“又从王静安先生的著作里得到了两个有力的证据”。王国维的论说当然不会以为顾颉刚的假说提供证据为悬的，顾颉刚的言论也不免是对王国维的论辞进行了过度阐发。依笔者看来，王国维对禹的论辞似更多近于为其前此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做实例的印证，具体到对过分疑古的批判反而应该视为对时事的一种因应。这一点从他论证“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尤其注意相关事项的时间勘定可以窥见一斑。此外，这也与他早先所提出的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的取向不谋而合。
　　尽管顾颉刚的理解与王国维论辞的实际内涵不尽合契（甚至全然不同），但是，在顾颉刚看来，这却恰恰为其证明自己的观点指明了一条有效的路径。一九二六年，他在为《古史辨》第一册写作自序时即认为“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并认为自己“在考古学方面必须好好读几部书”。建设古史而须从“实物”着手，至少表明王国维利用实物所做的相关论证对顾颉刚造成的影响非小。从目前所见材料看，顾颉刚对王国维言辞的借用实更近于一种单方面的行为，王国维方面既未公开参与到古史辨的相关争论中，也没有对顾颉刚的曲解性借用进行回应，反倒是顾颉刚从王国维处获得的“意外启发”对其后来重建古史（在顾氏而言，更多停留于想象）产生了相当的思想教益。后来，顾颉刚重建古史的计划对考古学的发现多有侧重，正是基于王国维在引证地下材料方面为其提供了一个寻求确切真实古史的路径。
　　二、围绕考古发掘的古史之争
　　一九二四年底，李玄伯针对顾颉刚主张依靠载记来重建上古史的主张指出，“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譬如西周以前的形势与西周时不同，而不能得其详情”，“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李玄伯的看法引起当时尚在国外而并未参与古史辩论的傅斯年的注意。傅斯年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认可了“掘地”的重要性，但是同时却认为，这与顾颉刚的古史观“不是论一个问题”，因为“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掘，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可见，在傅斯年看来，“掘地”的考古学与顾颉刚的古史观关联并不大。李玄伯的文章发表不久，顾颉刚也做出相应回复。顾颉刚认为，“古人直遗的作品”在“学问的目的上是无疑义的，但在我们研究的工作上则未必便应这般”。“现在古史问题在载记的研究上刚才开头，面前原有许多路径可走，并不是已经碰到了死胡同里的墙角，非退出来不可。”言下之意，顾颉刚仍然侧重他对于载记的研究。他指出，他研究古史的愿望是“把神话与传说从古代的载记中，从后世的小说诗歌戏剧以至道经善书中整理出来，使得二者互相衔接，成为一贯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顾颉刚在利用载记重建古史的研究方面确如傅斯年指出的那样，与掘地“不是论一个问题”。不过，此后由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顾颉刚对于古史研究的目光也曾发生一定程度的转移。
　　一九二八年傅斯年主持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进行的考古发掘可谓近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这项工作的进行更是直接影响到当时人对中国上古史的看法。一九三五年，曾经躬逢其事的李济回忆说：“十年前，旧一点的史学家笃信三皇五帝的传说，新一点的史学家只是怀疑这种传说而已；这两种态度都只是取得一个对象，都是对那几本古史的载籍发生的。直等到考古学家的锄头把地底下的实物掘出来，史学界的风气才发生些转变。”不过，李济并没有因为安阳考古的重大发现而否认中国传统史籍的价值，而是认为“中国史籍所载的若干史实，因考古的发现，反更加证实了”。安阳殷墟考古同样也影响到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的看法，他甚至进行了相关方面的学术实践。一九三五年，顾颉刚在他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中提及有关周武王克商的史事，他说，周武王克商“成功之后，《史记》上说他‘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原注：《周本纪》），《逸周书》上说他‘俘商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以及麋、鹿、�、豕等约一万头（原注：《世俘》），他掠夺的只是些鼎彝、宝玉、牲畜，而不是殷商的历史材料。固然，这种传记百家之言也许是靠不住的，武王也许肯不注重实利；可是现有的证据已足够证明这些记载了。安阳的殷墟，在三十年中发现了四五万片的甲骨卜辞，近年经中央研究院大举发掘，连宗庙宫室陵墓的遗址也找出来了。然而地下挖出的遗物只有大量的甲骨和瓦片，而铜器和玉器乃至少。这不是铜器和玉器已全被抢光了吗？因为周人有致用观念，所以把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顾氏论说的方法正确与否可先毋论，仅就其论说的依据而言，已经表明顾颉刚开始利用考古学的材料进行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尝试了。尤其是其中涉及的《逸周书》，自宋代以降即有不少人认为该书系战国时代或战国秦汉之间的作品，而顾颉刚却试图通过安阳考古发掘来证明其中有关记载的确实性，对于一位以疑古闻名的学者来说，顾颉刚此举不能不说明他的思想确实受到考古新发现的影响。
　　然而，顾颉刚并未完全被考古新发现所左右，从而彻底改变他在中国上古史方面的怀疑态度，尤其是此时一些学者试图据殷墟发掘来完全否定顾颉刚对中国古史的怀疑，使得顾颉刚不得不再次对自己的古史观进行申述，只不过这一次在措辞上略显不同，而且明显吸收了此前的一些批评意见。一九三五年，钱穆在为顾颉刚编订的《崔东壁遗书》作序时对顾颉刚所发起的古史辨不无微词，他认为：“司马迁为殷本纪序列自契至汤十四世，近安阳出土甲骨颇多为之互证者；马迁夏本纪又载自禹至桀十四世，年世略与契至汤相当。马迁论殷事可信，何以论夏事不可信？马迁记殷事有据，何以记夏事独无据？马迁之所睹记，其不复传于后者夥矣，若必后世有他据乃可为信，则是马迁者独为殷商一代信史以掩其于夏、周之大为欺伪者耶？”顾颉刚当时并未做出直接回应。几年后，顾颉刚在他的读书笔记中却写道：“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其实，任何谬妄之书亦必有几点是事实。《封神榜》悖谬事实之处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纣、微子、比干、周文、周武等人物与其结果亦皆与史相合。今本《竹书纪年》伪书也，而其搜辑古本《纪年》亦略备，岂可因一部之真而证实其为全部真耶！”顾颉刚语中虽未挑明批评所指为谁（似也没有具体的一位），但钱穆藉以推衍“夏事有据”的做法实正中顾颉刚的批评。早在一九二五年，张荫麟评介由顾颉刚发起的中国古史讨论时就曾指出，顾颉刚在阐述自己的古史观时以“《诗经》中有若干禹，但尧舜不曾一见”遂指“禹先起，尧舜后起”是运用默证，而且“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因而不能算是论证自己古史观的有力证据。顾颉刚的立场虽与张荫麟两异，但他在阐述“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观念时所采取的方法实恰与张荫麟暗合。
　　三、顾颉刚的“难题”与上古史的写法
　　有学者认为，顾颉刚“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命题，“以全部复原上古文字与文献为前提，近八十年来学者对于中国古史的重建，无论从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等何种角度的尝试，在此都难以逾越”，并将之称为“顾颉刚难题”。顾颉刚的这一认识并非针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考辨古史的后起之见，更多是对自己以往古史观的另一种修辞性继承。这一点从他在《答李玄伯先生书》中所言“学问是无穷无尽的，只有比较的近真，绝无圆满的解决”可以窥取一些端倪。研究中国上古史者若真以顾颉刚的命题为不可破解的“难题”，恐怕更多的是由于研究者欲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自我设限所致。
　　不过，由于围绕“禹”的身份的争论蜂起，顾颉刚本欲借辩论古史来说明“传说的经历”的意图多被掩盖，反而是被顾颉刚认为自己“辩论的枝叶”部分的“禹是否为动物”后来居上，成为一时间学者品评的焦点。顾颉刚既身与争论，则思想不免受限。争辩既多，则建设必少。从后见者的眼光来看，本应该从事“传说的经历”研究的顾颉刚实并未在此有太大建树，反倒是远离论争场域的学者能够一心潜学，并且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提供了佐证。
　　一九一五年春，今文经学家廖平曾对其弟子蒙文通说：“古言五帝疆域，四至各殊；祖孙父子之间，数十百年之内，日辟日蹙，不应悬殊若是。盖纬说帝各为代，各传十数世，各数百千年。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土则生金，故少昊为黄帝之子。详考论之，可破旧说一系相承之谬，以见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凡我国人，皆足以自荣而自勉也。”此后，蒙文通历经数十年努力，撰集写成《古史甄微》一书。他根据所见相关文献将上古史的传述分为鲁、晋、楚三系，他认为“太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与文化各异”，而六经、《汲冢书》、《山海经》之所以“称道古事各判”，正因为其“本于三系民族传说之史而各不同耶！”仅就古史辨争议颇多的三皇五帝而言，蒙文通即通过汇集“周秦书之不涉疑伪者”考证得出：“孟子而上，皆惟言三王，自荀卿以来，始言五帝，《庄子》、《吕氏春秋》乃言三皇。以陆德明之言考之，则《庄子》书亦多有非漆园作者杂出其间。则战国之初惟说三王，及于中叶乃言五帝，及于秦世乃言三皇。在前世皆言忠、敬、文三统，子、丑、寅三正，谓王者三而复，自不容有五运说、五而复之义以间之。言五帝当自驺衍氏之后也。”就《古史甄微》内容而言，蒙文通考证所得正为顾颉刚所欲揭示的“传说的经历”。
　　与当时论者多以“禹是一条虫”对顾颉刚进行质疑不同，王国维的思考更多反映其对过分疑古做法的反对。胡厚宣后来写《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时指出，“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但是当时论者多认为“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至于《尚书・尧典》，疑古学者更多认为其系“秦汉时之书，甚者或以为乃出于汉武帝时”。疑古之过可见一斑。王国维在给学生讲授“古史新证”时，借“商之先公先王及先正见于卜辞”论证《山海经》、《楚辞・天问》等“谬悠缘饰之书”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虽对过分疑古不无指责，但也是语出谨慎，并未有完全一反信古的倾向。
　　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而言，顾颉刚“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命题与其说是设立难题，毋宁说是在为上古史研究提出规范和途则。仍就《尚书》中《尧典》一篇为例，一方面，胡厚宣通过对甲骨卜辞的识读，得出《尧典》所记四方风名与甲骨卜辞中的记载“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另一方面，郭沫若则通过对西周春秋铜器铭文的考释发现，有关“考”与“妣”的记载中，总是“妣与祖为配，考与母为配”，据其推知“考妣连文为后起之事”，“当系战国时人语”。而《尧典》一篇中却有“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的语词，因而可见《尧典》的成文年代应不早于战国。
　　郭沫若的考释看似与胡厚宣的论证甚相龃龉，实际是各有关照，而且恰恰为重写中国上古史提供了两个不同的思考维度。要而言之，胡厚宣侧重的是史事的证明，而郭沫若注意的则是史书的考释。对于上古史而言，相关历史实际有一个从“口耳相传”向“纸笔纂述”的转变过程。由于早期历史单纯依靠记忆，所以不可避免会出现差错，但是与有书写文字的时代不同，这种差错更多体现为记忆的缺失，而非记忆的捏造。相关记忆会在传承、传播过程中出现失误，但其文化的核心却可以保持大致不变，即徐旭生所认为的“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胡厚宣根据更古时代的记载（甲骨卜辞）证明的正是《尧典》中相关史事的真。书写文字产生以后，尤其是在文字被广泛应用于记事之后，记叙的风格也逐渐得以固定，一时代的书写文字会反映当时的语言风格，同时也会反过来塑造当时的语言风格，同时这也会造成记载的历史性沉积（蒙文通就注意到“以《孟子》书证《孟子》书，见儒家言外，显有异家之史存于其间”，其自相矛盾之处，正可见相关史事的历史性沉积。蒙文通：《古史甄微》，5―13页）。从这一角度说，郭沫若考释《尧典》的语言风格可以确定的是《尧典》一文的成立年代，并不能据以否定其中记载事实的成立与否。
　　裘锡圭先生指出：“根据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出土的先秦秦汉文献来看，古史辨在古籍真伪和时代方面的见解，可以说是失多于得的。”而他们在古史传说方面的见解则是“得多于失”。不难看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大量出土的地下文献正可以弥补古史辨派在古籍真伪方面的缺陷。不过，历史本就是多维度的叙事体系，任何一种讨论背后都自然有其历史、文化因素的积淀。因此，即使看似“谬悠缘饰”的古史传说在历史的流传过程中也被赋予了文化的含意，而这层文化的含意恰足以构成另一种层位的古史序列。同时，也只有对古史辨的多重视角进行有效整合，才可以避免斤斤计较琐碎之学反而忽视文化全体及核心精神的片面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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