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民族企业的两大困境] 民国时期的民族企业

时间：2019-02-17 05:35:1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日益深入，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企业应运而生。从它诞生时起，就受到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排挤和压迫，是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市场竞争的不断增强，劳资矛盾的日益突出，中国近代民族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两大困境。
　　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增强民国时期企业所面对的市场环境，与清末相比有极大的不同。从国际方面看，清末中国虽丧失关税自主权，使洋货可以大量输入，但在二十世纪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市场尚未达到饱和，企业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改进生产技术，以增加产值与降低成本，并不担忧产品的销路问题，因而对中国的大量商品倾销并未形成。管理学者称此时期为“生产向导时代”（《中国的经营理念》，曾仕强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1页）。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国家所感受到的也只是资本过剩，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生产过剩。故企业所侧重的是财务规划与调度，亦即进入所谓的“财务导向”时代（同前书）。但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企业注意力转而投向如何开拓市场，于是“市场导向”的时代正式宣告来临。中国因无关税保护，遂即成为列强倾销过剩产品的主要对象，所承受的国际市场竞争压力，远非过去任何时期所可比拟。
　　从国内情况看，清末的重要企业，特别是官督商办企业，均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保护与扶植。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就是在清政府的大力保护下发展的。创办之初，在郑观应的建议下，由李鸿章奏准给予十年专利之权，在此期间虽有中外商人屡次试图设厂，然而皆因官府阻碍而未实现（《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孙毓棠著，158―161页）。此外，为加强织布局的竞争力，清政府还采取减免税负的措施，规定该局产品“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销售，应照中国通例，免完税厘；如由上海径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以示体恤”（同前书）。这样一来，上海织布局的产品若在本地销售，免纳一切税厘，就比洋货少负担5％的进口税，若运入内地或上海以外通商口岸，只纳5％正税，又比洋货少2.5 ％的子口税，对该局的营运帮助极大。再如轮船招商局，初创时由于外商轮船公司已经存在又无法加以禁止，只好规定华商只准附股，不准另设他局（《中国近代航运史料》第一辑（下册），聂宝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776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部分可能的竞争对手。不仅如此，政府更给予承运漕粮的特权，以保证公司的基本营运收入，使其在面对怡和、太古两家外商公司激烈的竞争中，还能站稳脚步并有所发展。假如没有这两项优惠政策，招商局可能会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地。
　　对于民族企业，清政府虽没有像官督商办企业那样给予很多政策优惠和特权保护，但也给予了有力支持。如张謇所创办的大生纱厂，因与政府有特殊关系而获得政府的积极扶植。大生纱厂的经营策略之一是“土产土销”，即以通州附近所产棉花为原料，纺成纱后再回销给附近农村织户，以确保原料及产品市场的稳定，此为大生纱厂初期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若没有地方当局竭力阻挠华商朱畴几度欲在崇明、海门设厂，则张謇的土生土销策略，必然得面临一番挑战。
　　民国以后，民族企业除极少数例外，大都不能得到政府的扶植与保护，他们所面对的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必须凭经营者的能力，谋求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交战国自顾不暇，民间许多交通工具都被政府征调为军事用途，西方企业因运输短缺不得不暂时放弃远东市场，这就给中国民族企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于是再度掀起了一波空前的投资建厂热潮。同时，日本也利用西方经济势力暂时消退的空当，大肆进行对华投资。过度投资的结果，使战后中国市场的竞争压力明显增大。
　　劳资矛盾日益突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企业、洋务企业、民族企业的兴起，企业劳工队伍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其中包括工厂工人、运输工人、海员和矿工等。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允许外国在华投资设厂，政府也改变其经济政策，鼓励民间投资新式企业，于是掀起了一波建厂风潮，新式工业工人人数猛增，据估计至一九一二年约有一百五十万。
　　在劳工队伍壮大的同时，西方工业化的社会思想与制度经通商口岸或海外返国华侨传入，有力地促进了劳工意识的自觉。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中国工人开始出现近似罢工的反帝活动。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段时间，国内较大规模的罢工有五十多次，且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起因于反对例假工作，延长工时，克扣工资，开除工人等事故。这足以显示中国工人已有相当觉醒。但因工人身处社会底层，尚未获得社会的普遍关注与同情，故多以失败而告终，能达到抗争目的的可谓绝少。
　　民国以后，中国工业由于“一战”，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压力的减轻而发展迅速，工人人数因此急剧增加，据估计一九一九年全国劳工人数约三百万，是一九一二年的一倍。此时的劳工由于政治界的关注、舆论界的同情和社会风气的开放，意识得到了广泛的觉醒。在民初政党政治风行时，颇有些政治人物倡议成立与劳工界有关的政党。如戴季陶曾鼓吹成立的“劳动党”，谭人凤的“自由党”和陈其美的“工党共进会”，都曾吸收部分工人。朱志尧、徐企文成立的“中华民国工党”则采取劳资协调的温和路线，谋求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工人教育水准和社会政治地位。据张玉法的统计，民初三百一十二个政治性的党会中，专门维护工人利益者就有七个，而党纲中涉及教育、实业和劳工问题者，则相当普遍，足见政治人物已开始重视劳工问题。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劳工。民国初期，刘师复在广州成立“晦鸣社”，宣传无政府主义工团思想，对广东工人影响颇深。一九一八年三月，吴稚晖在上海创办《劳动月刊》，是全国第一份专门报道劳工运动的杂志，其宗旨在于“尊重劳工，提倡劳动主义，维持正当之劳动，排除不正当之劳动，培养劳动者之道德，灌输劳动者以世界知识、普通学术，记述世界劳动者之行动，以明社会问题之真相，促进劳动者与世界劳动者一致解决社会问题”。该刊物每期均报道海内外华工情况及欧美各地工运消息，并在第三期向国人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直接启迪工人运动。同年十一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一次大会上强调：“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蔡元培的这一观点，自然有助于社会对劳工的观感。同时，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也相当重视劳工问题，强调中国新社会的新青年，应该尊重劳动。学术界的这一关注促进了劳工意识的迅速觉醒。另外，归国华工直接把西方思想制度和劳工运动实况在中国劳动界进行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工意识的觉醒和劳工运动的发展。
　　随着劳工意识的觉醒和各种工会组织的建立，劳工们就向资方提出改善劳工生活、保障劳工权益的要求，如果目的无法实现，罢工可能就成为重要的手段，这就必然会造成劳资间的关系紧张。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以后，一方面由于经济压力重新降临，资方将经济危机转嫁到劳工身上，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使得罢工事件急剧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罢工事件有七成以上与争取加薪或其他经济因素有关。因此，在这样的困境下，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如何缓和劳资矛盾，并激发劳工的积极性，就成为其进行企业改革的又一重要因素。
　　总之，民国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企业面对竞争压力不断增强，劳资矛盾日益突出的两大困境，开始接受外国先进管理思想，着力改革，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直到今天，近代民族企业家们的那种在夹缝中求生存、身处逆境求发展的开拓进取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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