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与现代学术研究] 朱子学

时间：2019-02-17 05:35:5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朱熹的学问极好，钱穆先生非常推崇，他在《朱子新学案》开宗明义说道：“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后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把朱熹的地位提高到与孔子并肩，这是清代考据学兴盛以来，没有人敢说的话。钱穆写《朱子新学案》，大力提倡朱熹的学问，这部著作也把朱熹学术思想的丰富内容做了十分精深的分析与阐释，可以说是今人研究朱子学的扛鼎之作。但是，钱穆提倡朱子学的愿望是否因为这部巨著的出版而得到落实，朱子学是否由于钱穆的新学案而大为昌盛?这是可以一探的问题。钱穆的新学案固然让人们对于朱熹的学术思想有了清晰的、深入的理解，引发人们进一步探究的热忱，但若说朱子学因之而昌盛，钱穆倡导的愿望得以落实，似乎很难得到人们的赞同。追究原因，或许在于朱子学的内容与今天学术的潮流差异颇大，不是专研宋代学术思想者，大概很少接触；也就是说朱熹的学说思想，在一个范围内，深受现代学者重视敬佩，出了此一范围，读者十分稀少，影响力也就相当有限了。如果说，朱熹是孔子以下的第一人，他的影响力不应该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到底是钱穆说错了，还是有其他原因?
　　我认为钱穆没有说错，孔子以下，确实没有任何一人取得如同朱熹的巨大学术成就。如果说，朱熹学术成就宏伟，但影响力却有限，很可能的原因是朱熹学术成就之中，我们认识最多、最为熟悉的，是内容部分，而此一面向已与今天的学术重点不能相应，故而未能受到学界的重视。然而，朱子学中还有方法部分，当今学者阐释发挥的地方不多，仍有不少精义值得注意，而且可以提供今天学术研究许多有价值的参考。这些朱熹讲方法的面向可以把朱子学与现代学术研究联系起来，朱子学对现代学术的贡献也可以展现出来。
　　钱穆很早注意到朱子学的方法部分，他写《朱子读书法》，以及《朱子与校勘学》，就是这方面的两篇重要文章。朱熹的读书方法是其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重要因素，钱穆举其要点，详加说明，并归纳为六句话：“宽著期限，紧著课程；循序渐进，熟读精思；缓视微吟，虚心涵泳。”最能掌握朱子读书法的精义。朱熹读书要人虚心，不可以用自己的意见去猜测、评判书中文字，到今天仍然可以矫正许多阅读上的错误与流弊。另一方面看，钱穆的学术成就，很大部分得自朱子读书法。钱穆成名之作《刘向歆父子年谱》，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即有二十八项不能成立的理由。其中许多不能符合《汉书》所呈现之情状，而是康有为任意穿凿、扭曲与附会。一经钱穆指出康有为在方法上的严重错误，曾经震惊学界，轰动士林的《新学伪经考》，就像太阳照射下的冰山，逐渐消融；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位而伪造《周官》与《左传》的说法，再也不为学术界所接受，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而钱穆撰《朱子与校勘学》，更是对朱熹《韩文考异》一书的方法，加以强调、发挥，盼望“承学之士，有所取法”。譬如，钱穆说：“校勘之学，固贵于客观之与材，而尤贵乎主观之鉴别。鉴别之深浅高下，则不凭乎外在之材料，而凭乎校者之心智。而心智之深浅高下，则一视乎学养所在，而其事固为学者所不易自知者。是则校勘之学，若有凭，而实无凭。”就是分析朱熹《韩文考异》而得出的看法。这里指出，解答问题，证据不是唯一的依凭，有时资料不多，证据有限，只要对时代、人心有全面的认识，也可以提出精深的见解，这也就是钱穆常说的“可以微窥而知也”的意思。钱穆探讨历史问题的这个方法，无疑受到朱熹《韩文考异》的启发。
　　读书与校勘均需讲究方法，阅读的方法，其实就是思考的方法。朱子主张“熟读精思”就是把阅读与思考紧密联系起来的最好说明；“熟”与“精”二字，即表示对于“读”与“思”的重视与讲求。“熟”是熟悉，熟悉不是背诵的意思，而是对于文本十分深入地掌握，可以了解文本最为精微的意思与道理。怎么能做到呢?一定要用思考，要尽量进入作者书写这一段文字时的心理过程，要尽量设法把作者的思考重演一次。所以，如果只是像鹦鹉学人语一样，复诵书中文句，一定不是朱熹所说“熟读”的原意。
　　就以读《诗经》为例，看看朱熹怎样教人阅读。朱熹问学生：你们读诗，每篇读几遍?学生答道：不记得几遍，只是觉得读熟了才停下来。朱熹说：这样不行。必须读熟了，意思都清楚了，还要在心中涵泳一番，读个百来遍，方能见到这篇诗的好处，读出了好处，方能体会出它特有的魅力。听你们讲诗，结结巴巴，没有味道，原来就是读得不够熟。读到精熟才能真正体会它，就像我们种东西，必须先下种子，之后要去浇水、施肥、除草，要下功夫去养它。你们读诗，就像只播下了种子，什么事都不管了，什么功夫都不下了，这样不成。再举一个譬喻，好像与人见面，见了一面就分手，一句话也没说，这有什么好处？所以，你们读诗，没能体会深刻的意思，诗与你们好像都不相识，讲起来当然结巴，十分枯燥。读诗的时候，读这一篇，恨不得只有熟读这一篇，没有第二篇可读才好。今天，你们读诗，读了第一篇，就要读第二篇，读了第二篇，就要读第三篇。讲到这里，朱熹提高了声调，用严厉的口气说：这样就不是读书!这样就是大不敬！你们必须去掉求多求快的念头，才能读读书!
　　那么，朱熹自己怎么读《诗经》呢?我们可以从他所著的《诗集传》中见到端倪。《诗集传》成书于八百多年前，至今仍是研究《诗经》时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书。今天，我们看到注释《诗经》的书，“朱熹说”、“《集传》说”，随处可见，出现频率之高，《诗序》之外，其他著作难望项背。为什么呢?为什么八百多年后，仍然未遭取代?这部书的细密与精深，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想要认识朱熹《诗集传》方法上的细密、精深与严谨，可以经由不同的取径。如果把《诗经》当成一部记载昔日情事的典籍，我们可以看到，朱熹《诗集传》是如何理解与表述那过去的世界，若将重点置于朱熹理解过去的方法是什么，或许可以从朱熹的方法中，建构起一套认知过去的模式。
　　认知过去，必需依凭典籍；理解典籍记载，需从字与词的认识做起。朱熹对于字、词，辨析极精；一来要表达出字、词的深刻意思；二来旧解释不能令人满意，一时又提不出新解释，只有存而不论，说明“未知其义”，这是解读典籍的基础。其次，对文本的作者与时代的推定，朱熹很重视，一再思考，用心推敲；有依凭者加以判定，无依据者暂付阙如，也就是说，对于昔人所定的作者与时代，绝不轻易相信。第三，关于变迁，明显受到“变风”的影响，与现代人的观念很不一样，那不是直线的、发展的，不是进步的，不是后来一定胜过昔日的；而是循环的、回归的；是肯定先王的教化，是要回到古代圣王的境地。这是很有特色的观点，也是传统儒家学者经常持有的看法。最后，朱熹讲历史，也要呈现出义理心性，这是今天讲历史的学者非但不谈，甚至避之唯恐不及的部分。然而，如果我们要问，认识过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就会提高到人世理想和终极关怀的层次，这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很强调的部分。直到近代，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说明周人创制是要使天下成为一“道德的团体”；柳诒徵在《国史要义》的最后一句话，是期待史学能够“弘尽性之功”，也就是把这种理念看得很重要，仍然加以强调。我们即使不能同意，也应该能够欣赏。
　　总之，朱熹看《诗经》，有很多面向，如果把《诗经》视为认知过去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朱熹的认知过程非常细腻，十分严谨。这种很精细、很深刻的认知方法，层次井然，结构严整，就是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上，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我们非但不能忽略，而且应该加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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