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写的同义字 [一个非凡的“情”字谱写了我的人生]
时间：2019-02-19 05:28:3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今年5月20日，是我89周岁生日。回顾这89年以来风风雨雨的历程，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但是，一个灼热的“情”字始终温暖着我的心。父母、妻儿和兄弟姊妹的浓浓亲情，自然是支撑我一生的支柱；师长、同学和朋友的深深友情，也是我不断前行的源源动力。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让我与祖国和人民同步前进，没有虚度岁月。
西南联大学步
我是20世纪40年代从西南联大开始在政治上学步的，那里的春风沐浴了天真幼稚的我。尤其幸运的是，我起步就遇上了一大批先知先觉的引路人，从此走上了一条革命之路，而且终身无悔。当我被逆流无情冲击的时候，正是这些战友给了我最强有力的支持、鼓励和信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不少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厄运，但一个个坚持真理的勇敢者也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给了我巨大的鼓舞。1979年，“文化大革命”终于宣告结束时，中国的天空再度出现彩霞，我们这些重新获得自由的老同学、老战友们又在北京欢聚一堂了。这次历史性的聚会，在每个与会者的心里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当年我们的老大哥、西南联大地下党的领导人、老战士、老作家马识途激动地当场挥毫写下七言绝句:
冰销雪解喜春晴，乐在京华逢故人；
创业惟艰惊白发，征途多故说风尘。
未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且喜河山依旧壮，风流无限在峥嵘。
并特别加注:
“1979年3月，老友二十年沉冤得伸，同学故旧相聚庆祝于京华，怡如也。酒酣耳热，急就七律二首以志不忘云尔。 老马识途”
我的“商务”战友
我一生从事新闻工作，就职的第一家报纸是重庆的《商务日报》。作为记者，我的第一项采访任务是1945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当时，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针锋相对，激烈斗争。《商务日报》虽然是重庆商会的机关报，社长还是三青团的头头，这时却是以中间面目，起着为争取和平前途敲边鼓的作用。这是中共地下党渗入以后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当时，《商务日报》编辑部和采访部的实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几个共产党员手中，他们既精于业务，又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与这些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一起工作，我深感有幸进入了另一个革命家庭，结识了又一批师友。后来几十年的历史也证实，无论在如何艰险的条件下，我们都是可以相互信任和支持的战友。解放以后，这些人个个都是新闻战线的出色精英。其中，在改革开放时期载誉全国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主编钦本立就是原《商务日报》的记者。《商务日报》当时发挥了思想领军的作用，也因此遭到某些强权人士的镇压，而钦本立却坚持真理不低头，在新闻战线上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当他身患癌症时，我特意去看他。他丝毫不悔自己的选择，依然滔滔不绝地向我畅叙他所信仰的真理。我特意留下了我们的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我明知这很可能是我们的最后诀别，心里万分痛苦。
我的这批“商务”战友，一直是我获得信心和力量的重要源泉，永志不忘。
走外宣之路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这一辈子走的是一条用外国人能懂的语言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道路。从解放战争前夕在上海创刊的《NEW CHINA WEEKLY》（《新华周刊》）、战争中在香港创刊的《CHINA DIGEST》（《中国文摘》），新中国诞生后创办的第一个对外刊物《PEOPLE’S CHINA》（《人民中国》），到1957年被我十分敬重的宋庆龄点名邀往她所创办的杂志《CHINA RECONSTRUCTS》（《中国建设》，今名《今日中国》）主持工作，直到67岁离开岗位退休。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一支日益庞大而又经验丰富的外宣队伍逐渐成长起来，为促进中外的互相了解和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深感荣幸。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几十年，我感悟出一条真理:中国只是这个偌大地球村里的一员，只有互相了解、彼此相通，才能共存共荣。这是一个何等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啊！但是，为此献身的有志之士却大有人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就是一个光辉的榜样。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在某种程度上无形中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有幸与同样作出很大贡献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和陈依范（JACK CHEN）长期共事，不仅在业务上受益匪浅，在人品上他们也是我学习的榜样。两位老师的教诲和深情，始终鼓舞着我阔步走在外宣的大道上。
飞虎奇缘
我完全没有想到，当年偶然认识的几个驻扎在昆明的美国飞虎队队员，居然成了我的终身至交，给我的人生经历抹上了一笔浓浓的国际色彩。虽然不是同文同种，共同的理想却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抗战时期，美国空军志愿者前来援华抗战，但是对中国却一无所知。他们很想了解这个国家的实情，于是找上门来和我们这些懂英文的中国大学生交上了朋友。我们差不多每两周一聚会，交流各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前后达两年之久。他们对延安解放区的新面貌十分向往，我们也对他们如何在反对殖民主义中建立年轻共和国的历史甚感兴趣。我们发现，我们都在追求一个相同的目标:战后一定要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让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抗战胜利以后，通过地下党的联系，这几位美国士兵经过重庆回国时，一部分有幸见到了正在那里进行国共谈判的周恩来和毛泽东。其中，有3位还在红岩村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和宴请，并且亲耳听到他的预言:中美两国人民将永远友好下去。当时留下的一张历史性的合影照片，至今还作为中美人民友谊的象征挂在中国的博物馆里。
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关系进入敌对状态达30年之久，我和美国朋友的关系也随之断绝。文革期间，这件事成了我“里通外国”的“罪状”，受到迫害。1950年代，美国社会“白色恐怖”盛行之时，我的这些主张与新中国建交的美国朋友也受到打击，以致被迫将与毛主席的合影照片埋在地里，若干年后拿出来时已经发黄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以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前来寻找我们这些中国朋友。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他们喜出望外地发现了当年毛泽东与他们的合影照片，还从讲解员那里得知，这张照片自从1958年就挂在这里了，那时中美还处于敌对状态。他们大为感动:中国一直把美国人民看作朋友。当他们终于在上海见到当年在昆明认识的老朋友、时任国际礼拜堂牧师的李储文时，欣喜万分。但让他们不解的是，李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畅所欲言，而是表情极不自然。直到文革结束，一切恢复正常以后，他们才恍然大悟。但是，他们当时还是告诉同去访华的儿女:“就是这些中国朋友改变了爸爸的人生观！”
1979年1月，历史开始转向。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国庄严宣布重新建交。做梦也没有想到，受到21年迫害、刚刚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我，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首任驻美记者。更出乎意料的是，我到达华盛顿的第一天，一盆鲜花已在我屋里等候着欢迎我了――赠送鲜花的不是别人，正是飞虎队的老朋友。他们从几百公里外的纽约送来鲜花祝愿我“改写新的历史！”我与他们相约不久在纽约见面，他们说:“不行！我们已经等了35年了，不能再等了！”第二天，他们就乘飞机来与我拥抱在了一起。从此，我不仅和这些老朋友的情谊更深化了，还结交了大量的新朋友，大大加深了我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社会的了解。
老朋友视我如家人，使我感到我到处都有个温暖的家。有一次，贝尔从火车站把我接回他家住，一进门就将一套钥匙交给我，好让我自由出入。一天，我和朋友去看电影回来晚了，一进门就被贝尔怒气冲天地质问:“你上哪儿去了？”原来，担心我在繁华的纽约遇到什么意外，贝尔已经向警察局、医院急诊室打过多次电话询问是否有我的名字。我赶忙道歉，检讨没有事先告诉他我去哪里，内心里为这深情厚谊深深感动。当时，我就此写了一篇文章表达我的深刻感受:《手足之情无国界》。与外国友人之间爆发的点滴友情火花，开阔了我的视野，更加深了我对“情”字的理解。
享受记忆
到我这个年龄，忆往事已成为一种享受。我脑海的“收藏夹”里，早已装满了记忆。那些苦涩的，随着时光蹉跎已经淡化，只有那饱含深情的却永远难忘。
1972年我整50岁，为了向生我养我、当时正在成都避文革之难的母亲感恩，我特别从河南对我进行劳动改造的干校请了假专程去探望。临走，妻子小裴交给我带去的礼物是一满筐她饲养的鸡下的蛋，每个蛋都写上它是哪天生的。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这是多么满怀深情的珍贵礼物啊！在成都，我还意外地见到了我的引路人马识途。那时，他刚从被关押的监狱出来，在家等候“解放”。我敲门进去，两人激动万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们随即骑上自行车奔赴杜甫草堂畅叙别情。在那里，我们意外地发现，被红卫兵斥为“四旧”予以砸烂的盆景居然完好无损地在此供人观赏。原来，这些盆景被智慧的群众加上一层“红色”外衣，保护了下来。例如，两个石头之间用两根铁丝联系起来，挂上一个“红军过大渡河”的标签，红卫兵就不敢碰了。
2003年，次子大龙开车送我们去河南上乐村作了一次十分特殊的“探亲”。1969年，文革高潮时期，除了长女蓓利已被送往东北兵团插队和15岁的长子小彦被留下分配当售货员外，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送往河南上乐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大龙不过10岁，他的妹妹小虹也才5岁，正上幼儿园。上乐村是一批“牛鬼蛇神”被送来进行“劳动改造”的地方，可以想象，我们这些人的“政治面目”是怎样被介绍给农民的。但是，我们发现，乡亲们并没有信这个“邪”，而是以眼见为实。很快，我们就在劳动中变成了好朋友，彼此关怀照顾。我的爱人在当地中学任教以后，更成了学生最热爱的老师。学生们经常主动来我们家挑水干活，一大早开门，还常常发现不知哪个学生又给送来了新鲜蔬菜，我爱人就送往学校食堂做给大家吃。从此，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这天，我们还没有开车进村，在高速路上就和前来欢迎的乡亲们拥抱在了一起。重返上乐村，我们最深的感受就是――回家了！这种油然而生的感情，若不是亲身经历，是难以想象的。在几十个学生欢迎我们的联欢会上，我题写了两句感言:翻天覆地变化，祖国前程万里！
2004年，我还健在的两个飞虎队老友之一迪克•帕斯特（DICK PASTOR）已经是86岁的老人，只能靠轮椅活动，却表达了他要在有生之年实现重返昆明与中国老友再聚的强烈愿望。医生不允许他长途旅行，但是经过几个月的疗养以后，他终于和他已经90岁的夫人乃阿蜜（NAOMI）一起实现了愿望。为此，远居成都、年过90的马识途和在北京的82岁的我都赶到了昆明，圆了我们60年后再相会的梦。我们在大观楼寻找60年前聚会时的足迹，回到西南联大旧址与今天的大学生重叙难以忘怀的往事。当时，我们无不深切地怀念着当年和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中美战友，虽然他们大都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然而对于我们，他们一个个都在场，我们甚至听见了他们的笑声……
如今，我已是迈入90的人了。我希望，也相信，我的“收藏夹”将不断增添快乐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