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哥|我的大哥全文阅读(12)
时间：2019-02-19 05:35: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我没有见过大哥，他牺牲时我还不满两岁。关于他的情况，是从我父母和祖父母那里知道的。 大哥名叫张锡堂，生于1912年，祖籍四川长寿县合兴乡（现重庆市长寿区）。他是我家的长房长孙，深受祖父母喜爱。不到3岁父亲就教他认字，6岁就送他进私塾。他读书有天赋，《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他也写得一手好字，每逢过年，乡邻都请他写春联。对这样一个有出息的孙子，祖父母别提有多么高兴。为此，母亲在全家人的眼中，地位也高一些了。
大哥是1928年左右离开家乡的。在当时，我们那一带的男青年，都喜欢到远方谋生。所谓的远方，指的是重庆、成都或者达川、南充、万县。这一带驻军较多，谋生的手段大都是到地方军阀部队当兵。那个时候，川、滇、黔军阀混战，争夺地盘，经常要招兵买马。大哥也选择了这条路。与他同一个时期走这条路的，还有我的堂叔张树林，表哥余九江、余忠臣、余占臣……
大哥与表哥一道出门，在重庆参加的是同一支部队。他们这支部队，好像是去打一个叫陈兰亭的人。至今我也弄不清楚，打的和被打的各自是属于哪一个派系。
当兵过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表哥去了湖南，投到了余汉谋的部下。大哥则没有出四川，一年半载还有封信回来。起先说是当兵，以后又说没有当兵了。来信的地方，时而在重庆，时而在成都，时而又是达川、宣汉。到底是在哪里，是在干什么，父亲始终没有弄明白。
1933年冬，出门几年的大哥突然回家来了。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朱先生和另外一个小青年。他们说，几个朋友在外面做生意，顺道回来看看老人，歇歇脚。两个多月里，偶尔也到舅父家小住几天。在此期间，大哥和朱先生基本上不出门，只在家里看书、写字、聊天。小青年替大哥和朱先生干点服务性的事情，如打洗脸水、倒洗脚水等。有时，大哥与朱先生谈事情，小青年就在屋前屋后走走玩玩。有时，他们也到场镇上去取信、寄信。出去时，有时是大哥，有时是朱先生。无论谁出去，小青年总是跟着。
大哥回家那年，正是灾荒之年。乡下农民生活异常困苦。不少农民上山剥树皮、挖草根为食。亲邻中谈到日子的艰辛时，大哥他们总是一句话：过了这个劫难就好了，将来日子会好的。
大哥幼年时，祖父母为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姓杨，在余家石塔，离我家十多里路程。因为大哥不在家，一直没有完婚。这次大哥回来，老人们主张给他把婚事办了。女方也通过媒人来家里联系，表示大灾之年，婚事从简，叫我们家打顶轿子去把人抬过来就行。但是，大哥生死不答应。并且，当面告诉媒人，要把亲事退了。对此，祖父母对大哥极为不满，甚至怀疑他在外面已经有了妻室。朱先生帮助大哥作解释，劝说祖父母和父母，因而引起四位老人对朱先生的不满。认为，朱先生作为客人，应当劝说大哥完婚，不应当劝说退婚。祖母说：“天地间只有说合的，哪有说散的！”
大哥执拗不过四位老人，便自己去到女方家。因为尚未过门，彼此都不认识，只好自报家门。他把女方父母请到高堂坐下，双膝跪在二老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诚恳地说：两位老人在上，锡堂不孝，在外东奔西走。业无定业，居无定所，实在是无法成家。因为游荡成习，身不由己，也不能留在家中侍候父母，孝敬二位老人。这次一走，归家无期，生死难料。为不耽误你家妹子的青春，不负两边老人指望，我要求解除婚约。今后，如果有机会，我会以子侄身份侍奉你们，作为兄妹来看待你们的女儿。老天在上，如有谎言，天打雷劈。大哥说完之后，老人把他扶了起来。叹了口气，默认了他的请求。
老人默认了，但问题并没有圆满解决。原来，在大哥说话时，他的未婚妻在里屋听到了全部言词。自认为：从儿时订婚到现在，日等夜盼了10来年。听说这次回来了，父母又找媒人去催促结婚，以为会盼到好日子，谁知道，竟然亲自上门把她休了。在旧社会，一个还没过门的大姑娘就被人休了，哪里还有脸去见人？想来想去，只有寻死这一条路。等到大哥告辞之后，她偷偷出门望了几眼大哥的背影，纵身一步跳到院子旁边的池塘里。幸好发现得早，人没有死成，但大病了几个月。
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哥挨父亲骂了一顿。父亲又被祖父骂了一顿。祖父反复就骂我父亲两句话：“张福山，你看你教的好人！你看你教的好人！”祖母边纺棉花边唠叨：“造孽啊！造孽啊！”
大哥和朱先生走了。走后的几年中，大哥先后从重庆、成都、通川、南充给家里来过几次信。对于退婚的事，一再要求家里向女方家表示歉意。女方自此不嫁，直至解放。土地改革前后，我在农村工作时，到过女方居住的余家石塔。那是去搞减租退押和征粮。我曾经听人说起过，村里有个老姑娘，被男方休了终身不嫁。可惜我不敢正面打听，她是不是我那个没有过门的嫂子，更没有去求见这位刚烈女性。
1936年春，大哥从成都来信说，他要出一次远门，可能较长时间不会通信。
这年夏天，家里接到朱先生的来信，说大哥由成都到川北途中，在蓬溪县境内被人杀害。被杀害后，头颅被吊在蓬溪县城西门示众，躯体掩埋在西门外的关山坡。朱先生说，大哥是为穷人而死的。为劳苦大众而死，是他的自愿，是他的光荣。杀害他的人虽然残忍，但他死得其所，死的值得。朱先生劝慰家里不要过于悲哀，自然会有人替他报仇。朱先生说，大哥虽然牺牲了，但他和他的朋友们，会永远记住我们家的四位老人，他们都是老人的儿子。朱先生一再交待，由于原因特殊，对于大哥的死，家中不宜张扬。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也千万不要去认领遗体。蓬溪县离我们老家几百公里，那时候还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来回步行要20多天。把大哥的遗体搬运回来，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接到大哥牺牲的消息不久，我们当地的保长胡少章，奉命带了几个团丁到家里来了。保长说，我的大哥是“土匪”，是“共匪”，是“红党”。父母不仅是“红党的亲属”，还“窝藏过共匪”。几个团丁把我父亲和祖父分别看押起来。然后翻箱倒柜进行搜查，抄走了大哥寄回的信件和几张照片。当听到大哥是“红党”，是“共匪”的说法以后，家里人才明白，大哥与朱先生们是在造国民政府的反！父亲知道，当“共匪”是犯死罪，当然不敢张扬了。这种沉默一直保持到解放。
家乡习俗，每逢过年，都要到祖宗坟地烧香。农历7月15日“鬼节”，要给死去的亲人烧“袱子”（纸钱）。我们家当然不会例外。过年烧香时，父亲就叫七哥在祖坟旁边另外燃香烧纸，这是给大哥的。“鬼节”时，就以七哥和我的名义给大哥烧几封“袱子”。大哥死于非命，又是在他乡的孤魂野鬼，还要面向川北方向单独泼一碗水饭。举行这些仪式时，祖父和父亲都叫七哥和我面向川北方向磕头，对大哥祭拜。老人们说：“锡堂死得那么惨，又没得后人，你们当兄弟的，年年都要祭拜你们的哥哥。”
过了几年，祖父认为，老是让大哥在外乡做孤魂野鬼不是个办法，决定为大哥招魂，使之进入祖宗坟山。“招魂”要做道场的，最简单的道场也要吹打一天一夜。大哥犯杀头大罪，政府来抄过家，朱先生也告诫“不宜张扬”。怎么办？父亲去找大舅父商量。大舅父见多识广，很有威望。他说，招魂是应该的，做道场就不必了。你们可以在坟山埋一个“衣冠冢”。埋好以后，亲人在他坟前呼喊三声就行了。
父亲照舅父的说法，自己钉了一只木匣子，把大哥穿过的衣服，连同藏在舅父手中没被抄走的那封报丧信（朱先生写来的那封信），一起装在木匣子里。抱到曾祖母的墓旁，挖了个坑，把木匣子放在坑里，垒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假坟包。垒好以后，父亲在坟头呼喊：“张锡堂，回来没有？”然后又自己答应道：“回来喽！”反复三遍，就完成了招魂仪式。从我记事时起，逢年过节，我就是在这个“衣冠冢”前对大哥祭拜的。解放以后，这个“衣冠冢”仍然存在。大跃进时，公社社员开荒种粮食，我家三处墓地全部平毁，大哥的“衣冠冢”也平毁了。
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祖父母和父母亲嘱咐我和七哥，要把大哥的死因弄个明白。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找一些比我参加革命早的同志打听。总是理不出一个头绪。我自己入党以后，才知道这件事情应当通过党的组织部门查证。于是向各级组织部门写信。1962年，我收到中央组织部回信，说在中央掌握的名单中，查不到张锡堂这个人，要求我提供他在外面使用的化名。以后，又收到过四川省委转来蓬溪县委的信。信上说，经过公安部门提审国民党时期的伪警察和敌特人员，证实1936年左右确实有一个人被杀害，人头在西门城墙外示众。但是，被杀害者是谁，是谁杀害的，现在的人都搞不清楚，敌伪档案中也没有记载，当地地下党员也不清楚。要求我提供进一步的情况。谁都知道，地下工作者的化名只有他的组织领导才掌握，我们远在千里以外的家属，怎么能够知道！中央组织部和四川省委回信不久，我就下基层搞“四清”。“四清”一结束，紧接着调动工作，以后又是“文化大革命”，事情就搁置起来了。
1970年，我因公出差到了蓬溪县，去到大哥人头示众的西门和掩埋遗体的关山坡。数十年变迁，城门依旧，关山坡早已开垦成为菜地了。我拜访了蓬溪县革命委员会，请求他们进一步查证核实大哥牺牲的情况。他们口头答应了，但没有下文。近几年我又写信向有关部门反映，遂宁市委与蓬溪县委的调查仍然一样：杀人和人头示众确有其事，就是无法查清死者是谁。
也许我再也无法打听到大哥从事地下工作和最后如何牺牲的情况，但我从大哥的为人，从他给我留下的那些片断印象，我相信他是为劳苦大众而牺牲的。在漫长的中国革命道路上，像他这样的无名英雄还有很多很多……
责任编辑何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