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９年：周恩来发出“绝杀令”】绝杀令 电影
时间：2019-02-20 05:39:2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29年11月11日深夜,在上海市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随着“怦!怦!怦”几声枪响,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命归西天。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时,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装者在内的几具尸体躺在猩红的血泊中。
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这个消息立即轰动了全上海。
彭湃就义,周恩来亲令“锄奸”
那个被打死的穿黑色西装的人,名叫白鑫。他是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被录取为黄埔四期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人,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并且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24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周恩来因为临时有事未到。
彭湃等人万万没有想到,会议还在进行中,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偷偷包围了会场,不久便冲进屋内,按他们手中拿的名单抓人。
“谁是伍豪(周恩来化名)?谁是伍豪?”特务们咆哮着。彭湃他们站在一旁,对特务们怒目而视。
“谁是彭湃?谁是彭湃?他就是……”特务们冲过去,一把拉过彭湃,用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奇怪,特务们为什么拿着名单?又为什么那么准确地认出了彭湃?肯定出了问题!
接着,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等人,也和彭湃一样被铐上手铐,推推搡搡地押进了囚车。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党内出了叛徒,这人正是白鑫!原来,白鑫事前通过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为了邀功请赏,他提出能帮助国民党抓到伍豪、彭湃等人。
周恩来得知事情真相后,立即指示陈赓,设法通过在国民党内部的人员,打听彭湃、杨殷等人关押的地点、审讯情况,以便营救。陈赓通过敌人内部的中共秘密特工杨登瀛,很快知道了彭湃等人关押的地点,并且得知,蒋介石已下令枪决他们,执行的时间在8月30日清晨。经过周密计划,周恩来、陈赓等人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
8月30日清晨,从外白渡桥到龙华,一路上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装载彭湃、杨殷等人的囚车,被夹在10余辆全副武装军警的卡车中间。
陈赓指挥的红色队员,已经在事先计划好的地段埋伏起来。为了拦劫囚车,他们还专门备好一辆大卡车,里面装满了大米。卡车后面,几十名队员装扮成拍外景的电影工作者,只要暗号一响,他们就投入战斗。因为怕路上有特务搜查,他们手中暂时还没有枪支。陈赓另专门安排一辆车装枪支,将在约定时间开到指定地点。
囚车驶过来了。但是敌人早已经做好了防劫法场的准备,这天不仅出动了大批军警,而且还在沿途实行了戒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上专门运送枪支的车辆因为敌人的层层盘查,未能及时赶到埋伏现场,他们只好放弃原定了计划。
彭湃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就义后,周恩来含泪起草了《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大众书》,愤怒揭露国民党残杀彭湃等人的罪行。与此同时,他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以绝后患!
“乌龟”露头,柯医生“长线钓鱼”
陈赓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立即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方查找白鑫的下落。白鑫长期在中共中央工作,投敌之初就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当起了“缩头乌龟”,成天待在家里不外出。国民党方面则由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亲自给他当“乌龟壳”。因此,地下党组织尽管四处打探,一直都没有弄到白鑫的任何信息。
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带着国民党特务突然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文大夫看病。柯达文为他诊病后,说:“你坐一坐,有几种药在楼下,我去取。”他下楼匆匆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话,不料白鑫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发现柯达文久去不归,心恐生变,带着手下匆匆离去。等柯达文回到诊所时,白鑫等人已不见踪影。
陈赓得到消息后,指示柯达文说:“他露面了就好,病人有病总会找医生的。他要再到你那儿,先设法稳住他,我们的人随后就到!”
柯达文也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原名柯麟。那时,他根据党的指示,在上海威海卫路一条里弄开了家达生医院,作为地下党的联络处。上海地下党组织每月在这里开一次会。白鑫在党内的职位较低,再加上刚到上海不久,不知道柯达文的真实身份,只晓得柯达文医术很好。
果然,过了几天,白鑫又打来电话,说要再请柯达文看病,不过,他提出要柯达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去给他看病。柯达文问是哪家饭店,白鑫说到了法租界自然有人会告诉他。
柯达文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他按约定时间前往,治疗时要注意拿捏好分寸,既要让白鑫感到治疗后病情明显减轻,也不能让他痊愈。柯达文自然心领神会。
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所在的饭店。当时和白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婆,还有范争波。一见面,白鑫用怀疑的口气问:“那天你说下楼取药,怎么出去了就不回来?”
“哦,是这样的。”柯达文镇定地回答,“我到楼下一找,缺一种药,我想出门一拐就是药房,心想快去快回。谁知我赶回来,你就走了,连药也没拿。”
“那天我有急事,看看表时间快到了,等不及拿药,只好走了。”白鑫也编了一通假话。
柯达文给他看过病后,白鑫留他喝杯咖啡,实际上是对柯达文还不大放心,想多留他一会,让范争波观察一番。
白鑫说:“你那医院太小了,应该买一栋大楼,设部分高级病床。”柯达文摇摇头,说:“我是外乡人,在上海无亲朋好友,谁肯帮忙?”白鑫立即从皮箱里掏出500元钱,递了过去:“柯大夫,不敢言赠,表示一点小支持!”范争波也在一旁帮腔说:“收下吧!以后合作的日子还长着哩!”
柯达文不敢过多地推辞,赶紧把钱放进衣兜中,千恩万谢一番后起身离去。
又过了几天,白鑫自感吃了柯达文给开的药后病情减轻许多,再次请柯达文看病。这次,小车载着柯达文停在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4弄43号门口,不几日后他们又将柯达文请到这里。柯达文估计,这儿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于是,柯达文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作了汇报。
深入虎穴,杨登瀛与叛徒“结义”
柯达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陈赓大喜过望,但柯达文限于身份,只能做些外围工作,要真正打进敌人内部去盯准白鑫,还须另外找人。
陈赓再次想到了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自幼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是个名副其实的日本通。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后,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把他视为知己,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到上海不久,杨登瀛因同情共产党人,很快就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没有中共党员身份的特工人员。
这一次,陈赓请杨登瀛弄清楚和全坊4弄43号是什么地方,他很快回复说:“那是范争波的公馆,白天黑夜都有国民党特务看家护院!”
“哦!怪不得白鑫会藏在他那里,原来是个‘老虎穴’!”陈赓似有所悟。接着,陈赓将周恩来的“锄奸”指示告诉了杨登瀛。杨登瀛满口答应了下来。
次日一大早,杨登瀛就找了个事由,登门到范公馆拜访。杨登瀛这位陈立夫跟前的大红人亲自登门,范争波自然不敢怠慢,他根本没想到这位“大员”竟然会“通共”,也就没有安排白鑫回避。范争波和杨登瀛正在客厅里闲谈时,白鑫下楼到院内散步,杨登瀛假装不认识,问他是谁,范争波便把白鑫介绍给他。
能够结识杨登瀛,白鑫受宠若惊:“杨特派员,乞望今后多多指教!”杨登瀛笑了笑,说:“共匪要犯彭湃能够落网,你可立了一大功!”白鑫搓搓手,说:“不敢!只可惜那次伍豪未能到会,否则他也跑不了。”
此后,杨登瀛成了范公馆的常客。有一次,杨登瀛正在和白鑫谈话时,正巧柯达文前来诊病,杨登瀛假装不认识,等柯达文走后,他用关切的口气问:“这个人可靠吗?不要把共产党引进来。”白鑫肯定地说:“他不可能是共产党。”杨登瀛笑着说:“那就好!那就好!”
里应外合,“锄奸队”深夜惩奸
尽管住在范争波家里,又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的“保护”,白鑫还是无法安心。他知道此地不可久留,就一再请求范争波向南京方面报告,希望能允许他出国避避风头,最好是去意大利。
国民党方面知道共产党方面锄奸人员的厉害,同意白鑫暂时到意大利待一段时间。杨登瀛很快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陈赓接获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准确时间、船次、从何处出发、坐什么车去码头,并指示陈赓组织精干的“锄奸”队员,坚决除掉叛徒,绝不能让他逃往国外。
白鑫出发的时间定于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时,船票已经定好。范争波还特意安排,小汽车就停在公馆后门口,让白鑫夫妇出门就上车。
商定出走方案时杨登瀛也在场,他心想,照如此安排,“锄奸队”很可能没有时间展开行动,杀死白鑫的计划十有八九会付之东流。他考虑了一会儿,对范争波说:“你的方案也许不错。可是,深更半夜,门口停辆汽车,会惹人注意。万一走漏点什么消息……”
“不会的!”范争波说,“这件事,连我的管家也不知道呢!”
“不然!”杨登瀛摆摆手,“自剿灭‘彭匪’以来,共党恐怕一直在暗中侦查白先生的踪影。他们的人向来无孔不入,万一他们疑心到此处,而门口又停辆小车,岂不是要出问题?”
范争波也许是认为杨登瀛的话有理,或许不想因这点小事让杨登瀛失了面子,终于定下来,小汽车不停在43号门口,而改停50米外的弄堂口。
杨登瀛随后将一切都向陈赓作了汇报。1929年11月11日傍晚,杨登瀛以辞行为名,又特地到范公馆侦查一次,并送给白鑫一盒点心,“聊表一点心意”。白鑫对杨登瀛的“关怀”万分感动,分别时竟然还流了眼泪。杨登瀛看到白鑫仍按原计划逃跑,才放心离去。
入夜,负责伏击叛徒的“锄奸”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和全坊,在4弄43号的后门布置得十分周密。夜静更深,周围人家纷纷熄灯安寝。只有43号院里仍然灯光闪亮。11时许,43号院后门悄悄启开一道缝,一个人闪出来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动静后,见周围十分安静,认为没有危险,才向里面招手。大门里很快闪出7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护驾”特务。
他们刚走几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接着就是“怦、怦”两枪,一个特务应声倒地,范争波的弟弟大喊:“有埋伏……”话未说完,被一颗飞来的子弹打死。白鑫拼命向停在弄堂口的汽车跑,一个“锄奸”队员立即追过去。白鑫跑到汽车处刚要钻进去,后面的枪声响了……
战斗很快结束。白鑫、范争波的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事件发生后,中外报纸着力渲染,有的报纸甚至冠以“东方第一谋杀案”,借以骇人听闻。国民党方面下令迅速查清事实真相,但费了老大劲也没有查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责编 何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