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需要好哲学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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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即哲学思维）但在当今中国的大学里，哲学可能是最不受待见的学科了，许多大学的哲学系早已不见了踪影。在普通大众眼里，哲学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误解或者曲解，认为哲学空洞抽象、玄奥难懂、繁琐无用，鄙薄、嘲笑、忽视哲学，有时甚至成为有些人的时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有些人更是极尽歪曲、否定、批判之能事，必欲去之而后快。正如老子所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然而道不远人，哲学不远人。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哲学就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中；对于企业而言，哲学就在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实践之中。正如美国蓝色巨人IBM的开拓者、伟大的企业家小托马斯·沃森所说的那样：“一个企业的基本哲学对成就所起的作用，是远远超过技术或经济资源、组织结构、发明创新和时机选择等因素所能起的作用的。”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也明确指出：“人们一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取决于个人能力的不同，包括智商、体能等，这些与生俱来的能力决定着人生和事业的成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个人能力或许占了很大的比重，但其所持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其实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其实，只要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中美企业、中日企业、中欧企业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具体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上，而且表现在深层次的哲学素养上。因此，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更加需要好哲学的指引。

企业经营为什么需要

好哲学的指引？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哲学。

关于什么是哲学，尽管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不同哲学家对此的回答不同，但对“哲学是爱智慧，是关于智慧的学问”“哲学是明白学”“哲学是对于世界的根本观点”还是具有一定共识性的。在当代中国社会，由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一般规律的总结”则是社会主流共识。我们讲中国企业经营需要好的哲学指导，主要是指这种共识尤其是社会主流共识意义上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

针对社会上有些自以为是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用的质疑，这里引用两位从社会底层草根成长为令人景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身体验作为回答，是很有说服力的。

陈云同志生前极端重视学哲学，要求人们把学哲学放在生活和工作中异常突出的地位。他多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学习理论，“首先要学习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统一全党的思想。陈云同志向邓小平同志“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也对起草组负责人说：“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他的女儿回忆道：“爸爸在江西工厂‘蹲点’的时候跟我讲：毛主席之所以能够领导我们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每当他讲到毛主席在延安要他学哲学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两眼放光，非常激动。”（金冲及《为党和人民事业学哲学用哲学――陈云学用哲学启示录》）

李瑞环同志在《学点哲学，终身受益》中谈他自己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下进步成长的认识和体会：“有人说，由一个普通农民、工人，一步步走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真不简单，这其中一定会有一些奥秘、诀窍，应该总结一下。要我说还是那句老话：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当然也不能否认个人的努力。光靠努力还不行，还要得法，得法就是要学习哲学。我这一生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是明白学、智慧学，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会给你方向、给你思路、给你办法。……哲学这门学问说来也神，你的工作越变化、越新，它显得越有用；你的地位越高、场面越大，它的作用越大；你碰到的问题越困难、越复杂，它的效力越神奇；面对的问题越关键，它发挥的作用越关键。……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的学问，讲的是事物最根本、最普遍的规律，讲‘任何事物都逃不出它的范围’，包括熟悉的工作逃不出它的范围，不熟悉的工作也逃不出它的范围。……关于学哲学，还有一句老话，人们不经常讲，但我的体会非常重要，这就是学哲学首先要信哲学。我认为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信仰问题，也就是为什么学的问题。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理性的选择。”

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行文至此，可能有的读者会忍不住反驳说，你这里讲的是政治家、是党员干部治国理政学哲学用哲学的必要性、重要性，而非企业经营管理者学哲学用哲学的必要性重要性。对此，请你稍安毋躁，我想还是用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话回答你吧：“政治与经营虽然有不同的称号，但在根本上却是相通的，简单地说，经营的最大者就是政治，政治与经济是一体的。我相信，一位了不起的经营者，一定可以当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也同样可以到任何复杂的企业去发挥他的才华，这是共通性。所以，把政治与经营分开考虑是不对的。”

20世纪70年代，松下幸之助这位世界级的经营管理大师从统帅岗位上退下来后，潜心著述，将自己毕生的经营之道撰写成书，并为那部充满商战谋略和人生智慧的书起名为《企业经营哲学》，实现了君子立德、立功、立言“三立”的圆满。几乎在同一时期，英国著名管理学家克·霍金森在其名动一时的《领导哲学》中讲了一段近乎格言的话：“倘若哲学家不能成为管理者，那么管理者必须成为哲学家。”

著名哲学家、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在《中国企业家的人文修养》的演讲中认为：“对世界上的大问题、根本问题去思考、去想，把大问题想明白，这就是哲学。对企业家来说，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你不能光是和你企业的具体事务一样，扎在这个里面，你应该经常跳出来看看企业的全局，还要看大的全局，你要看看世界的大局，想想大问题，不但想经济问题，而且想政治问题。任何一个大成功的人都是有智慧的，也就是说都是哲人。他们区别于一般人不是聪明，而是智慧。聪明和智慧是两回事，聪明的特点是就事论事，它在局部里面反应非常灵敏，但是它是局限于经验的，智慧就是跳出这个局部，它是要着眼于全局的，这是最大的区别。”

其实，否认哲学的人历来都有，其中包括一些有一定地位和名气的人。早在100多年前，针对当时有些自然科学家忽视哲学或者侮辱哲学的倾向，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作了尖锐的批评：“自然科学家们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者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而对此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他们是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今天，将这段话用于那些不相信、不学习、忽视或嘲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企业经营管理者身上也是适合的。事实上，他们中的有些人也作了最坏哲学的最坏的奴隶，即作了贪得无厌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哲学的奴隶，从而才一再突破天理良心的底线，造成弄虚作假、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污染环境等违法犯罪现象大量发生而害人害己。

稻盛和夫曾经深刻地指出：“‘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人为什么活着？’这是企业经营中最基本的问题。企业家要在企业内部确立正确的‘思维方式’，确立正确的哲学，并不懈努力与员工们共同拥有这种‘思维方式’和哲学。这样的话，企业就一定能发展，一定能保持长期的繁荣。同时，我们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心性。我们的人生，就由我们的心灵来创造。……几年前在中国，乳制品巨头三鹿集团因发生了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导致资不抵债而破产。这样的事例，起因都是企业忽视了经营企业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则。企业舞弊丑闻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企业没有明确确立自己的‘哲学’，或者说这种‘哲学’没有在企业里面渗透。没有将依据哲学的规范、规则和必须遵守的事项当作自己日常生活的指针、当作经营判断的基准。我认为，正因为缺乏这种朴实哲学的人成了大企业的领导者，才招致今天世界上许多大企业丑闻频发。”

好哲学指引的关键

是学以致用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换句话说，就要学以致用。学以致用，首先是要真学。而要真学，前提是要真信，不相信就不会学习、不想学习，更不会去运用。

世界上成功的伟大企业家都是学以致用哲学的典范。

如果研读美国“三大王”企业家（即汽车大王亨利·福特、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事迹，尤其是他们自己总结的经营管理著述中，对辩证唯物论或者唯物辩证法哲学思想、方法的深刻把握与创造性运用，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同样，在日本的经营“四圣”（即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索尼公司的始创人盛田昭夫、本田公司的创始人本田中一郎、一手打造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并用1年时间将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扭亏为盈的稻盛和夫）的经营管理实践及其著述中，更是给人出神入化的感觉。虽然他们没有明确标称自己运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但其所言所行又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许多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相一致。有时甚至让人产生他们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经营管理大师的印象，他们比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企业老板即使是知名企业家做得也要好得不可比拟。

比如卡内基，他所坚持的

“看准目标把事情做下去”“善用他人补救自己”“坚持求知，成功目标在即”“做人先于经商之道”的思想方式；他“对于金钱执迷的人，是人格卑贱的人。如果我一直追求能赚钱的事业，有一天自己也会堕落下去。假使将来我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财富，就要把它用在社会福利上面”“富人应该为他的无穷财富而感激。在有生之年，当他们支配这笔财富时，应该多想一些捐赠活动，这样社会上的其他人就可以长期从中获益，而他们自身的生命价值也会因此而得到升华”。“富人应成为生活俭朴无华的典范，杜绝招摇与奢侈。他只对亲属提供保证其合理需求的适当费用，并将此外的多余收入视为由他管理的信托基金。他应当精心筹谋，使这些钱对社会产生最佳效果……这样，富人只是他的穷兄弟的代理者和信托人，用他管理上的超人智慧和能力来为他们服务”。他“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财富观；他开启全球（慈善）基金会制度的先河的历史贡献等，这是否会让那些享受先富政策先富起来后就一毛不拔、忙于移民或者骄奢淫逸的中国老板脸红？是否会让那些千方百计克扣职工工资，以致需要总理出面、政府出面为民工讨薪的中国企业老板良心发现？

比如亨利·福特，他不但以T形车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以8小时5美元的工资改变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方式、以流水线模式成为20世纪大规模生产的基础的成就名垂青史，而且他不歧视妇女职工、不歧视残疾人、关心职工家庭生活疾苦、关心社会弱者。20世纪初叶，福特公司招收的女工比当时当地的其他公司都多，她们的薪水也较其他公司高；福特对于残疾人也敞开了就业之门，在施行日薪5元的制度时，亨利·福特嘱咐人事部门，只要不是传染病患者，就可以招收，对于在公司受伤的工人，也不得以残疾为理由辞退。有许多被其他公司辞退的残疾人都在福特公司找到了工作。一时间，福特的残疾工人多达上万人，包括缺了双手、断了双足的，只剩一只手或一只脚的有100多人，瞎了一只眼的有将近500人。福特工厂还有一幢特别的房子是给肺结核病人工作用的。所有残疾人跟一般人的工资标准是一样的。福特工厂还雇了好几百名出狱的犯人，其中有些是假释犯，通常他们比守法的工人还努力。他收购一家濒临破产的医院加以改造后对社区所有人开放，收费低于其他医院。他开办职业学校，免费对进入美国的新移民进行就业培训。对照如今中国部分企业存在的妇女就业歧视、残疾人就业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歧视和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歧视等不公平、不人道的现象，100年前福特已经做到的事情，今天的中国却顽疾难除，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比如松下幸之助，他的“自来水哲学”，明确“企业的责任是把大众需要的东西，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企业的使命就是消除世界贫困”。“经营的第一理想应该是贡献社会”“经营的最终目的不是利益，而只是将寄托在我们肩上的大众的希望通过丰富和不断增多的物质使人们得到生活的安定和幸福，完成我们对社会的义务”。他提出有“灵魂的经营法”，要求课长直到董事长，都应该同时考虑到今日社会的情形，要站在人生的观点、社会的观点，认清什么是正确的，为了执行正确的事，才能为部下、为公司甚至为国家牺牲，如果不顾社会观、人生观，换句话说，不分青红皂白，不顾是邪是正，一味地为部下、为公司、为国家牺牲，那也是没有意义的。他提出“商业罪恶”是企业经营者需要深思的课题，在他看来，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人类社会谋福祉，而与之相悖的经营行为，哪怕足以为企业牟取暴利，也是绝对不可为的事情。他提出在作重大决策时，松下公司更是要跳出自我利益、公司利益的樊篱，站在国家、人民利益的高度来审视，力求顺应国策民利。他始终推行“玻璃式经营”，将经营活动公开、透明，对每一位员工充分开放，并欢迎员工参与经营。他还实行“堤坝式经营”，不论设备、资金、人员、库存、技术、企划或新产品的开发等各方面都必须有堤坝，并发挥其功能，以避免经营过程中的周期性震荡，减少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冲击。这些是否给人以社会主义企业家或者共产主义者情怀的感觉？

比如稻盛和夫，他的“六项精进”即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要谦虚，不要骄傲、要每天反省、活着，就要感谢、积善行，思利他、不要有感性而烦恼的人生观；他的“经营十二条”即明确事业的目的与意义、设立具体的目标、胸中怀有强烈的愿望、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销售最大化、经费最小化、定价即经营、经营取决于坚强的意志、燃烧的斗魂、临事有勇、不断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以关怀之心、诚实处世、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抱着梦想和希望、以坦诚之心处世的行动制胜纲领；他提出“工作是磨炼灵魂的道场”，“一定要把心灵打扫干净，把自己的思想变得纯洁。这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的人生和经营”；他创建“阿米巴”经营模式，如果在公司管理过程中能够同时出现千千万万个自己，那么公司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他建立“人生·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热情×能力”的人生方程式；他提出要提升企业家一次次“回归零”的“特殊的战斗力”；他确立企业经营管理要“以善恶，不以得失来作判断”的标准，做到不以得失荣辱或者虚荣心作判断，不感情用事，要以一颗善良之心作判断；他提出“人为什么活着”？“作为人，何为正确”？的人生追问，要求“把作为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以正确的方式贯彻到底”的人生观。他强调经营者必备3种力量：一是自力即实践“经营十二条”的能力，二是“他力之一”即得力的副手及全体员工的力量，三是他力之二即宇宙、自然之力。他认为，思善行善，想好事、做好事，持之以恒，命运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善”不必使用烦琐的词汇作说明，只要有感谢心和利他心就够了。总是抱着利他心、感恩心去工作和生活，就能获得宇宙之力的帮助，得到好运。稻盛和夫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散财，行之有道。”“这是利他之心的回报，为对方着想似乎伤害了自己利益，但却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

从上述众多的引述、摘要中，无一处不闪耀哲理光芒。我们不难发现，无论美国企业的三大王，还是日本企业的四大经营之神（圣），他们既是伟大的企业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实践哲学家。他们一生波澜壮阔的丰富实践及其经营管理哲学总结，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关于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原因与结果、领导与群众、利己与利他、企业与社会、目的与手段、近期与长远等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不谋而合且闪耀着创造性实践的光辉。他们在实践中认识掌握企业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物格而知致），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和运用这些规律（知致而意诚），在遵循规律中修炼、保持和提升自己的同情心、良心、仁慈心、公正心、责任心（意诚而心正），进而以此规范、约束、克制、发挥自己的思维方式尤其是行为方式（心正而身修），重视事业与家庭的平衡、注重保持家庭的和谐幸福（身修而家齐），在“自力”和“他力”合力推动下促进企业兴旺发达（家齐而企治），从而实现兴企富民强国的责任与使命（企治而天下太平）。这些是特别值得如今的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者学习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竞争是国际竞争，这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哲学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经济时代是企业家的时代。企业家群体是现代企业的生命和灵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先锋和栋梁。要使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追赶并超过世界强者的水平，需要一大批有大理想、有大视野、有大担当的优秀企业家。然而，优秀企业家群体的涌现，是以提升企业家的哲学素养为前提的。企业家只有具备了深厚的哲学素养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素养，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中宏观地、系统地、战略地、未来地深入思考和正确处理一些根本性的大事，才能以慎终如始的执着精神、坚定信念献身企业，才能具有伟大人格魅力凝聚员工，才能最终站在哲学的高度把握企业经营，使企业发展壮大。我国目前企业家的整体素质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是不相吻合的，与世界优秀企业家的整体素质相比差距更大，因此，提高企业家的素质已是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任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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