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词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共性

时间：2020-04-06 05:13:38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词汇是最重要的语言单位，具有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含义，是语言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重要载体，因此有必要对其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进行独立研究。继《论词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差异》之后，有必要分析其共性，找到把词汇社会属性或词汇文化属性混为一谈的根源，从而更好地区分这两个概念。

关键词：词汇社会文化属性共性

一、引言

《论词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差异》[1]一文试图从词义、词形和功能等方面对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进行了区分，但是由于篇幅的原因未对二者的共性进行阐述，这对厘定这两个概念显得不足，有必要进一步对二者的共性进行探讨，以期对这两个概念以更加完整的认识。在分析二者共性的时候，有必要解释为什么以往的研究成果一般是单独谈词汇的社会属性或词汇的文化属性，或二者混为一谈。本文拟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试图找出词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共性，从而更完整、更充分地认识这两个概念。

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是反射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同时也反映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文化”还是“社会”都在词汇中留下印记，这种印记就是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揭示某种社会或文化现象或活动。它们在词义、词形和功能上有自己的特点，二者有明显的区别[1]。由于社会与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由于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社会现象的反应，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有很多共性，这也是二者容易被混淆的原因。它们的共性主要体现在民族性、全球性、共栖性和交流性等方面。

二、词汇的民族性

民族性把一种语言词汇区别于另外一种语言词汇，使各种语言词汇都具有本民族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同时所有语言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都有民族性，因此民族性又构成了词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共性。语言主要是用来记载本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因此民族性是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中的第一个共性。1900年至今，语言学已将语言事实与民族文化联系起来，成为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科学[2]。从目前的词汇属性研究来看，人们主要针对本民族语言的词汇，试图找出其中的社会和文化特点，这为词汇属性的普遍性特征研究提供了依据。因为没有人能通晓全世界所有的语言，对语言词汇属性进行普遍性研究要从某一种语言入手，因此对语言民族性研究也是词汇研究的必经之路。

词汇的文化属性首先表现为民族性。戴昭铭（1996）[3]把文化语言学方法论基础归结为“语言文化属性”。“语言的文化属性”包括以下几点含义：1.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又是民族文化的主要建构手段和传承手段。2.语言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表征，语言中蕴藏着民族文化内涵。3.各民族的语言有各自的文化特征，语言结构系统和言语运用表现上的差异与民族文化的差异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前苏联的“语言的世界图景”学也注重探索语言的民族性。“语言的世界图景”主要是指该语言民族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在语言中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在语言中形成的结晶[4]。这种民族性往往也通过词汇表现出来，如英语中的“west wind”（西风）来自大西洋，孕育着生命和活力，与汉语中的“东风”意思类似，所以才有雪莱的《西风颂》，而汉语的“西风”是寒冷凄楚的，所以马致远用“古道西风瘦马”表现凄凉的极致景象。又如汉语在“烹调”这一属概念下有“煮”“烤”“煎”“炸”“炒”“熘”“炖”“蒸”等等，而俄语中有“煮”“熏”“煎”“烤”“蒸”等，却没有“炒”“熘”“炖”。在“烹调”属种概念上的差异体现了两个民族饮食文化上的差异。汉英语在区分禽兽的性别时，用词有区别。在汉语中，一般只用“公”和“母”（或“雌”“雄”）二字来区分性别，比如“公牛”“雄鸡”“母鸡”等等。虽然英语用“male”“female”或“she”表示性别，比如：female panda（母熊猫），she-wolf（母狼）等，但更多的是用单独的称呼表示动物的性别甚至大小，如：chicken（鸡）、cock rooster（雄鸡）、hen（母鸡）、chick（小鸡）。鸭、鹅、马、牛、猪、狗、羊、鹿等在英语中都有公母和大小的表达。这种表达的差异隐含了两个民族对动物的态度和文化背景。色彩词汇所具有的感情色彩都具有民族特色。“Green with envy”和“Paul was in blue mood”中，“green”的概念意义是“绿色”，“blue”的概念意义是“蓝色”。“Green with envy”这种搭配表示“十分妒忌”，“blue”与“mood”之类的词连用时，表示“沮丧的”“忧郁的”。这两个色彩词的联想意义与概念意义关系很远，这种联想意义就是英语文化特定环境留下的。汉语里表示嫉妒的颜色是“红色”，如，“眼红”；表示“沮丧”会用“灰色”。这里“红色”和“灰色”的特殊意义也是汉语文化留下的。各语言不同颜色的联想意义也各不相同，这是特定文化影响的结果。总之，各民族语言通过不同方式表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词汇的社会属性也具有民族性特征，即一种语言的词汇社会属性不可以直接移入第二种语言。在英汉词典中，“peasant”的第一注释意义是“农民”，但是peasant与“农民”所体现的社会地位在英汉语言中不尽相同。《美国传统词典》中，“peasant”的定義是：“乡下人、庄稼人、乡巴佬”“教养不好的人、粗鲁的人”。《新编纬氏大学词典》对“peasant”的解释是：“一般指未受过教育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从美国历史上看，“peasant”具有贬义倾向，主要用于指19世纪美国西部开发时没有土地的农村人。在汉语中，“农民”指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无论在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中都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具有褒义的倾向。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工作的人一般称为“farmer”或“farm worker”；而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地位提高了，“农民”的词义得到进一步提升，汉语并没有创造别的词来指称地位步不断提高的“农民”，这样一来，“peasant”和“农民”的社会地位差距就越来越大。因此，虽然“peasant”和“农民”都是指住在农村的或来自农村的人，但他们的社会属性差异很大，这也是英汉两种语言的社会环境造成的。“Politician”和“statesman”的概念意义都是“政治家”，但是“politician”在美国英语中是指为谋取个人私利而搞政治、耍手腕的人，具有很强烈的贬义色彩，会引起别人的蔑视，它与汉语中的“政客”的联想意义类似。“Statesman”与“政治家”的联想意义都是褒义的。“Statesman”主要指善于管理国家的明知之士，有威望的高级政府官员也被称为“statesman”，它与“政治家”有相似的内涵。但是“政治家”在中国的地位比“statesman”在英语国家的地位更重要。当代中国可以被称为政治家的很少，如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等少数人，但是“statesman”在英语国家则比比皆是。所以“politician”及“statesman”和“政治家”在英语和汉语里所隐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态度是不太一样的。这是两种政治制度在语言中的反应。从上述分析来看，词汇的社会属性体现了明显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不以社会变化而转移。

三、词汇的全球性

居住在地球上的各族人民具有人类的共性，不同语言的词汇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比如说各个民族都存在社会关系及家庭关系，存在吃、穿、住、行、乐的问题，存在生老病死的问题，存在天气和气候变化的现象存在地质地貌的现象，等等。不同语言所反映的这种共性就是词汇的社会性和文化性体现出的全球性特征。这种特性具有跨语言的特点，为跨语言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民族性离不开全球性这个土壤。只要各民族的社会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况，它们就会在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中有所体现，否则很难想象跨语言交流有多困难。下面以表示亲戚关系的词来解释说明。

首先，某语言词汇隐含的文化差异不能掩盖所有语言应有的普遍社会功能。比如说英汉语言中描述亲属和亲戚的词汇不同，所揭示的文化内涵也不同，但是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描写所有亲属和亲戚关系，完成语言的社会功能。英语中的相关词汇有：“father、mother、parents、brother、sister、aunt、uncle、nephew、niece、cousin、father-in-law、mother-in-law、grand father and grand mother”等；汉语中的相关词汇有：“爸爸、妈妈、父母、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大伯、叔叔、舅舅、姑父、姨父、大婶、婶婶、舅母、姑姑、姨妈、表哥、表弟、堂哥、堂弟、表姐、表妹、堂姐、堂妹、岳父、家公、岳母、家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除了“爸爸、妈妈、父母”外，英汉语言中其他相关词汇的概念意义并不对应。尽管这两种语言对血缘和排行的重视程度不同，它们都能用自己的方式表示各种亲属关系。这种差异的根源来源于历史文化，但都用于描述现在的亲戚关系，在交流中不会因为语言原因弄错亲戚对象。

其次，每种语言都有特定的词汇表示亲戚关系的远近，并通过语体差异来实现这种关系，如称呼、落款等。英汉语言都有用称呼表达亲密关系的词汇：“daddy——papa——father——male parent”，分别对应“爹爹——爸爸——父亲”。“daddy，papa，father，male parent”这四个词的概念意义相同，是指同一对象，但是“daddy”和“papa”是口语，是儿童在家庭内部使用的，表现了两种社会特性：年龄和亲密。“father”一般由成年人使用；“male parent”是较正式的书面用语，常作为专门术语用于正式的文本中（如法律文件和档案等），不用于称呼。汉语里用作日常称呼的主要是“爸爸”，“父亲”一般用于正式的文本中，但是有些时候也用于日常称呼，比如说蒋经国一直称蒋介石为“父亲”而不叫“爸爸”。此外还有“mummy——mamma——mother——female parent”与“妈咪——妈妈——母亲”基本对应。其中mama的用法与前文“papa”的用法是一样的。虽然不是所有表示亲戚关系的称呼在两种语言中都有类似的对应词，如“aunt”有亲昵形式“aunty”，与之对应的姨妈、婶婶、舅妈等没有亲昵形式，但表示亲戚关系的基本词汇还是具有一致性的。重要的是两种语言都通过具有区分性的词汇来表示亲疏或亲昵关系，实现相同的社会功能。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相互影响会反映到语言中，从而增强词汇社会和文化属性的全球性，为全球性双语交流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本民族语言吸收大量外来词，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语言吸收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语言的词汇，如俄语和汉语大量吸收英语词汇，尤其是科技词汇。1997年出版的Новый в русской лексике一书统计表明，在这之前的几百年来，外来词只占俄语词汇总量的7.5%，而据最新资料统计，最近十几年，外来词词汇猛增到10%[5]。目前尚无对汉语外来词所占总比例的统计，但是把“NBA”等239个英语缩写词收录《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就足以证明外来词对汉语的影响。英语在全球的普及为世界各民族架起了交流的桥梁，深谙英语及英美文化的中国人不会再对“dog”的褒义有所怀疑。我国50多年来的对外汉语教学也加深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理解。认识我国文化及汉语的外国人不会对“狗”的贬义有异议，也不会对“龙马”精神有误解。全球化越深入，文化冲突（休克）或误解的可能性就会越小，跨语言、跨文化的沟通就越容易完成。

四、词汇的共栖性特征

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都栖身于词汇，这是二者很容易被混淆的重要原因。无论这二种属性在词义上的差异还是在功能上的差异都不能通过词汇本身显现出来，只有通过语境分析才能辨别出来。即便是词形上的差异，也要通过历时比较和跨语言比较才能分清。前者如古代文字和现代文字的差异，后者如英语与美语词汇的拼写差异[1]。这就给一般读者分清这两个概念增添了很多困难。英国传播学家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有关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曾对130多个富有文化内涵的词逐一分析。他采用的基本方法是追溯词源、研究词义的演变，说明某一词目具有哪些含义，但未作跨文化对比分析[4]。该书也未对词汇的文化性和社会性做进一步分析，而是把二者混為一谈，更多地文化属性谈“文化与社会词汇”，有失偏颇。

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制约着对词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认识。语言研究把文化和社会与语言结合起来研究是最近几十年的事，这是对语言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研究从无到有的过程，稍后又深入到对语言结构，如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研究，但是还处于一种混沌状态。解开这个谜团的根源在于认识词典词汇和真实的词汇之间的差异。词典词汇指收入词典、列入词汇表或编入索引的单词，是词的概括和抽象，包含的只是其潜在意义。这些潜在的意义只有在具体单词用于真实话语时才得以体现。在这种真实语境中使用的词汇就是真实词汇，而词典的词汇是抽象词汇。词典中的词汇是静态的，话语中的词汇是动态的。前者是对动态词汇的抽象提取，受到人们对语言认识的限制，并受制于语言的发展，因此永远滞后于话语中的词汇。词典词汇一般是以现代文字记录、解释甚至分析词义的，往往无法兼顾历史文化的痕迹。比如说用现代汉语描写甲骨文是无法再现甲骨文风貌的。由于同交际语境完全分离，词典中的单词虽以符号形式代表不同话语中的不同含义，但却没有具体意义。重要的是，词典中的词义一般仅限于概念意义，对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涉及很少，在词义上有空缺。这种空缺会导致认识上的空缺和差异，如果不加以引导，会产生不良影响。词典在语言习得中的地位无可替代，同时词典的缺陷也影响着所有使用者，使他们混淆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甚至忽视二者的存在。这种现象在我国中小学语文和英语教学中显得比较突出。为了应试教育，师生和家长们把注意力放在汉语和英语的概念意义上，不太重视词汇使用的环境，所以我国大学生汉语语言应用能力与12年的基础教育不相符，选词能力相对较弱。英语方面情况更严重，绝大多学生读完大学还仅仅限于在词典中找词义，所以翻译时词不达意的现象非常突出，因为他们不知道在词典意义之外还有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

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共栖一体，相互关联，又有区别，共同为交流发挥作用。辨别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钥匙在于词汇应用的语境。“在词汇运用中……文化属性需要靠语言环境来激发，并且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在这种激发过程中，某种具体的文化属性会转化为社会属性……”[1]。词汇的生命力在于使用，词义只有通过语境才被激发，词义才得以充分展现，与人类生产、生活和交流密切相关的词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才能显现出来。比如说：“I asked for 12，but he gave me a baker’s dozen中，a baker’s dozen.”就不能按词典意义来理解，必须理解其文化背景和社会习惯才知其意。15世纪英国政府规定，每个面包应重达一磅，每打不得少于十二磅，否则被重罚。在制作工艺落后、难以确保面包重量标准的情况下，面包师为了免受处罚，采取了每售一打奉送一个的作法，这样“a baker’s dozen”成了每打13个。因为英美人忌讳13，后来就常用这一说法取代13这个数字。所以整句话就是“（我要12个，他却给了我13个”[6]。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种说法有相应的历史背景，但这种背景当时是一种社会现象，现在才沉淀为一种历史文化；此外，回避13又是西方一种现在普遍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现象又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所以“a baker’s dozen”在句中同时实现了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

五、词汇的交流性特征

功能性即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都为交流服务，这在上面的分析中有所反映。下面再进一步论述。首先，词汇的社会属性为交流服务。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这种社会性与交流密切相关。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一般认为是：研究人们怎样在实际环境中使用语言进行交际，以及不同社会、社团使用语言的差别[7]。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词汇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语言诸要素中最活跃的部分，并在交流中再现相关的社会属性，这就是词汇社会属性的交流性。交流性主要体现在语言所在的社会之中。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词富有当代社会气息，反应了某种社会现象及其背景。具有广东特色的“走鬼”现象虽然没有获得合法的地位，但是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也由于“走鬼”者来自全国各地，该词的词义已经被全国人民深知了。这就是该词实现社会属性的交流功能。这一过程也可以通过翻译的缺失进一步显现出来。该词被译为“illegal booth owner”，意思基本对应，但无法让外国人想象到小贩们狼狈逃窜的可怜样子，这就是译文的缺失。而缺失的“狼狈逃窜”正是“走鬼”的真实写照。此外，译文还失去了广东地方特色和原文那种调侃的口语风格。因此，“illegal booth owner”只能实现基本的交流功能，不能再现“走鬼”的社会属性。但是通过译文对比，凸显了“走鬼”“狼狈逃窜”的形象，其地方特色及调侃风格。词汇社会属性也可能实现跨国交流。“改革开放”一词具有当代中国的社会气息，其社会含义深入国民心中，其社会属性往往是在交际语境中自觉实现，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通过翻译不仅更好地揭示了其词汇社会属性实现的过程，还推动了该词在全球环境下的交流及其社会属性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改革开放”是我国重要长久的政策，影响深远，其译文“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很得体。但是纵观全球，“改革开放”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刚开始英美国家人士不了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力度和持久性，所以他们并不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别国的有什么特别之处，这种翻译也就没有区别性的意义，或者说在外国没有交流价值。我国通过多年的对外宣传和实践，外国人也逐渐认识到“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而不是其他国家的。随着中国国力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和意义会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识，其交流功能会越来越强大。类似的词还包括“计划生育”“包产到户”“经济开发区”和“经济特区”等。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词汇的社会属性一般通过语言所处的社会而反映出来，在交流中体现并被理解。如果宣传得法，推广有利，也可能在其他社会环境中体现并理解。

其次，词汇的文化性也为交流服务。有些汉语词汇不仅具有当代社会气息，还有文化背景，如“五讲四美”是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社会活动，也是我国文化传承的升华，其文化含义深入国民心中，其文化内涵在国内家喻户晓，在汉语环境中具有良好的交流性。其文化属性在交际语境中自觉实现，但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此翻译的缺失可以揭示其文化属性实现的过程。该词译文为“Five Stresses and Four Points of Beauty”，但这对英美人士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在英语环境中就缺乏交流性。尽管他们有类似的文化，但他们的语言里没有类似的表达，因此譯文无法让他们想到具体的文化内涵，这就是翻译缺失的具体表现。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是，“五讲四美”的文化内涵太丰富，无法通过翻译来完全展现。正是这种翻译缺失突出了它的文化内涵，只有通过原文和译文的比较才可以发现词汇文化属性对交流的重要影响。有些具有典型汉文化特征的词汇在英语汇总未必有对应词，翻译后无法让英美人士理解。如“枕边风”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也是我国家庭文化的一种现象，被译为“pillow talk”，但这种翻译可能无法让英美人士联想这是妻子临睡前对丈夫的软威胁或建议。也有些活动引进中国后内容变了样，其汉语译文所产生的交流效果也不相同。“Pole dance”被翻译为“钢管舞”，原是西方脱衣舞的一种表演方式，引进中国后首先表现为上海和北京城市女性一种休闲锻炼方式，后又演变夜总会围绕钢管的三点式挑逗性舞蹈，现在又演变成了一种表演性体操。因此，中国人会照“钢管舞”来理解“pole dance”，而西方人也会按照“pole dance”理解“钢管舞”，造成这种双向误解的原因正是“pole dance”和“钢管舞”社会和文化内涵差异造成的。还有些汉语词汇颇具有中华文化之味，在英语中无对应表达。汉语中的“您”“令郎”与“敝人”“寒舍”是中国人放低自己、尊重对方的表现，折射出人伦和谐的民族心理，反映了一种谦谦君子风度。由于英美人不以谦虚为美德，因此英语中绝少有“my humble home”（寒舍）和“I am stupid”（本人不才）之类的说法[8]。尽管不排除译文与原文社会和文化内容一致，其产生的交流效果类似的例子，如“追星族”和“star chaser”或“groupie”，但是词汇的文化属性主要在本文化环境中实现交流功能，这就是文化属性在交流中所做的贡献。

六、结语

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不同之处，也用共同点，还有相互交织和转换的可能。但是在分析其差异的同时，也要了解其共性，这对更好地厘定二者的概念有重要意义。作为社会和文化活动在词汇中留下的痕迹词，词汇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像两兄妹，尽管差异显著，但是血脉相同，在民族性、全球性、本体性和功能性方面是同时起作用的。作为厘定这两个概念的探索性文章，本文旨在引起学界对两者差异的关注之后进一步关注其共性。由于相关文献及相关成果的限制，加之作者水平有限，文中涉及的语言只有汉语、英语和俄语，以几种语言作文研究对象试图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也许有失偏颇，因此期待相关探索能延伸到别的语言中，以期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作为探索性的尝试，期望本文能够为未来的深入研究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梁巧丽.论词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差异[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2]彭正银.语言认知与文化互动浅论[J].外语与外语

教学，2005，（9）：10-12.

[3]戴昭铭化语言学导论乡[M].北京：北京语文出版

社，1996：41.

[4]吴国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解放军

外语学院学报，1997，（5）：1-6.

[5]彭其富.试论英语词汇的属性[J].渝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0，（2）：85-88.

[6]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