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大国：中国的新身份定位

时间：2020-05-21 05:31:2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在当前中国崛起与全球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成为中外研究者的关注重点。这方面的论著可参见：张峰：《国际体系与中国对外关系：历史演进与当代建构》，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梁守德等编：《变革中的国际体系与中国责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俞正樑、阙天舒，“体系转型和中国的战略空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第29-35页；Yongjin Zhang and Greg Austi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sia Pacific Press， 2001；Lowell Ditter and Samuel S. Kim，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中国在现存国际体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怎么样的作用以及如何使用何种不断增长的权力，均牵扯到中国的国家身份与角色定位问题。历史上，中国基于与体系的不同互动模式，有着各异的角色身份指向，且作用于各个时期的外交行为。当前，中国把国际身份的“焦距”调整到负责任大国，积极宣扬并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认知既是中国与体系互动的产物，也是中国自身创造性认知的结果，更是未来影响中国国际关系行为的新变量。

一、中国国家身份定位变迁的历史考察

就国际政治意义而言，身份关注的是一个群体特别是政策制订精英对自己国家相对于别国的本质的认知符号，是自我（self）与他者（others）之间的一种关系。Lowell Ditter and Samuel S. Kim，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15 ， pp.15-16.国际身份强调的是一个国家根据自身的权势、地位与形象等方面综合起来形成的符号认知，涉及国家的国际认同与外部世界感知，突出的是角色扮演与社会互动。在同一个时期，一国的身份有着多重性，体现出不同的身份来源途径。针对这种身份多样性的特征，需要依据其相对显要性与重要性进行相应的等级排序。根据社会身份理论，一旦个体的某一身份在显要序列中是高的，角色执行就会超过同这身份相关的预期相一致。S. Stryker and P. J. Burke，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n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63， 2000， pp.284-297.考察冷战时期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历程，可以把中国的国家身份定位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均有一个主导性的角色身份。

（一）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身份（20世纪50年代）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与转折性的内涵，即中国完成了体系内造反的成功，实现了角色身份的转变，从一个从属于西方国际体系的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前后宣布“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另起灶炉”，以及“一边倒”三大外交政策。在美苏冷战第一波高潮来临之际，在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发展模式以及两种国际体系分庭抗礼之时，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集中强调自己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身份。

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的角色认知下，中国积极参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国际活动。新中国刚成立，面对西方国家的政治与外交孤立、经济与贸易封锁以及军事与安全包围的不利局面，积极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先后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结成遍布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不仅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各项活动并以国际主义的名义承担相应责任，包括对苏联进行政治上的支持，对匈牙利、蒙古等国家进行经济上的帮助，对朝鲜与越南进行军事上的援助，还跳出主义信条的牢笼发展与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身份还是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发展与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有着支持该国共产党力量的因素。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共产党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受到中共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身份认知有着深刻的原因。表现突出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信仰使得中国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对于自身国家安全与主权独立的考量也促使新中國领导人积极接近苏联。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英美等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的灾难性侵略与掠夺令新中国决策者印象深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独立中国”的追求。正如美国学者南希·图克（Nancy B.Tucker）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生活在一个任人宰割的没落时代，都经历过或目睹过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剥削、歧视与侮辱”。Nancy B. Tucker， Pattern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5-1950， New York， 1983， p.41.同样，在美苏两极对抗的国际政治现实与被冷战撕裂的世界面前，中国选择东方阵营、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与苏联为盟，关乎中国的独立安全、国家统一与经济富强等方面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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