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出口实现价值攀升了吗？

时间：2020-05-22 05:25:3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

本文基于Wang et al.（2013）总贸易核算方法和WIOD数据库构建相对架构测算范式，重新考察中国服务业出口的价值攀升现状及其变动诱因。结果显示：相较于绝对份额，本文提出的相对架构核算更加契合各国的发展现实，可以客观测度不同国家出口利得变动的特点。不过，由于中国服务业的出口利得得分仅在1.020左右徘徊，中国服务业不仅未能实现价值攀升，甚至呈现轻微下行的风险。进一步的细分出口市场与部门类别，发现受制于嵌入方式与禀赋要素，中国服务业出口呈现出亚太锁定而“西向”攀升、高端服务行业锁定而传统服务行业攀升的格局。因此，未来的中国服务业出口不仅需要改变嵌入方式、調整出口市场，更需加快供给侧改革、变革禀赋结构，才能走出发展滞缓的困境。

关键词价值攀升服务业出口WWZ分解相对架构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资源与政策的双重红利，中国成功对接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创造了备受瞩目的“出口奇迹”。然而，在生产日益碎片化的分工体系下，中间产品的重复穿越国境使得传统的出口总量指标失去了参考意义。正如Lamy（2010）报告指出，由于中国制造仅仅嵌入于“微笑曲线”底端，其出口价值并非全部甚至多数都不是中国创造，中国不仅仅是“世界工厂”甚至更多的扮演着“血汗工厂”角色。并且，“血拼”式的低端嵌入不仅致使中国陷入低端俘获的困境（刘志彪和张杰，2007），更为中国招致了“抢占别国发展机会”“加剧全球经济失衡”的非议，转变发展方式已是迫在眉睫。伴随着发达国家相继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呈现不断“软化”特征，服务业出口已经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根据世贸组织统计数据显示，自1980—2013年，服务贸易不仅实现了近乎12.6倍的增长，更是超越货物贸易，成为后危机时代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与新兴战略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方向，服务业出口成为摆脱低端锁定的关键所在。目前，起步较晚而又规模偏小的中国服务业国际分工是否摆脱了低端锁定？当前的嵌入架构有何特点？中国服务业出口应该采用何种路径才能实现价值攀升？厘清以上问题对于我国进一步的提升改革红利，实现GVC下的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于价值攀升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制造行业。按照研究视角的不同，现有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微观个体与行业测度两大类别。

由于早期的投入产出数据并不完善，早期的研究多是借助案例分析进行。基于芭比娃娃的生产分工，Feenstra（1999）率先揭示了新兴经济体的低值创造特征，使得国内增加值含量逐步成为价值攀升研究的重要标准。而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经济体，中国的出口低值现象亦引起了学者们的重点关注。其中，较为经典的案例便是苹果公司的国际分工。基于iPhone的出口案例，Dedrick et al.（2010）发现尽管中国出口了全球最多的iPhone成机，但是2010年中国创造的价值仅占出口总额的1.8%，近乎58%以上的增加值由美国攫取；同样，由于iPad的出口价值构成中，中、美两国的获益分别为2%与30%（Kraemer et al.，2011），中国出口仍未摆脱低端俘获的厄运。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案例分析存在普适性不足，单个产品的分析可能存在一定的样本选择偏误。有鉴于此，Kee & Tang（2012）进一步利用海关与工业企业匹配的数据，研究了中国加工制造行业的低端锁定；在此基础上，通过观测样本的扩充，张杰（2013）发现加工贸易与外资企业显著地降低了中国的贸易利得，制造业低端嵌入下的困境未能改变。不过，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仅是规模以上的企业个体的集合，当前的微观视角测度仍然无法刻画行业的整体现状。

伴随着投入产出技术的完善，基于行业层面分析的文献逐步涌现。按照研究范式的不同，这类文献可以分为前向关联、后向关联与总贸易核算的三大类别。具体而言，前向关联核算主要是指Johnson & Noguera（2012）的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核算框架，通过追踪被国外部门吸收的要素数额测度国内增加值规模。由于前向关联易于理解，其核算范式先后被多次应用于中国增加值出口规模的测度（卫瑞等，2015）。需要说明的是，受制于前向关联的要素追踪超越了部门范畴，前向关联并不适用于部门层面的增加值含量测度利用前向关联在部门层面测算的国内增加值出口率将是有偏的。例如如果一国禁止资源部门直接出口，那么原材料的出口总额将会是0，但是由于国内其下游他行业吸收了资源部门的价值，资源部门仍会间接出口到国外，此时利用前向关联衡量的比率指标将会是Inf，前向关联下的比率指标不再有效；具体请参照第三部分的基于不同范式的测算结果对比。。有鉴于此，Vries et al.（2012）基于后向关联角度，追踪了增加值出口中的国内要素来源份额，成为度量增加值出口的重要范式（文东伟，2015；戴翔，2015）。不过，由于后向关联未能考虑到多次迂回贸易带来的重复计算，后向关联亦非国内增加值含量的客观测度。为了弥补单纯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的不足，Koopman et al.（2014）、Wang et al.（2013）分别提出了KWW为了便于引用，本文沿用现有文献的惯例，将Koopman et al.（2014）与Wang et al.（2013）的增加值核算模型分别成为J&N、GNR、KWW与WWZ。、WWZ范式，进行国家与双边层面的总贸易核算。相比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总贸易核算不仅超越了单一方向的里昂惕夫核算局限，更将出口总额分解为不同架构由于总贸易核算按照要素来源的与最终归宿的不同，将总出口分解为国内增加值出口、国内增加值回流、国外增加值与重复计算部分，考虑到每个部分都具有不同的功能含义，因此本文将其定义为出口“架构”。，成为增加值研究中的大成之作。但遗憾的是，由于分解相对庞杂，除高运胜等（2015）将WWZ框架引入制造行业进行研究外，关于服务业出口的研究仍是相对鲜见。这就使得服务业出口的价值攀升的测度缺乏判定基础，中国服务业出口的增加值含量亟须更为客观的测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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