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大发明”的思想史意义
时间：2022-09-01 19:00: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得以判定的标准，并非在于衡量其历史重要性和发明排序性，而是侧重在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新四大发明”并非中国排序最靠前的科技成就，它们的重要意义在于扩展了整个人类的可能性和边界。“新四大发明”在生活方式上既基于现实，又憧憬未来，是当下“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品牌意义的公共产品。
【关键词】“新四大发明” “一带一路” 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并非中国首创，却被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
2017年5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就“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内容“五通”中的“民心相通”主题发起调研，并制作專题视频。针对“最希望把中国哪种生活方式带回所在国家”这一问题，来自“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的青年留学生各抒己见，投票选出了他们最想带回母国的四种生活方式：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并将其总结为中国“新四大发明”。在社交媒体作用下，“新四大发明”的概念得以广泛传播，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和讨论。此间讨论的焦点在于：“新四大发明”是否由中国最早发明或创造？
各国普遍认为世界上第一条高铁是1964年正式运营的日本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相对于新干线，中国的高铁是后来者。2008年8月1日，中国首条高铁——京津城际高铁正式运营，速度达到每小时350公里。2017年6月，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在京沪高铁正式运行，其整体设计和车体、牵引、制动、网络等关键技术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截至2018年3月，中国已投入运营的高速铁路营业里程从9000多公里增加至2.5万公里，占世界三分之二。
世界首个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于1998年在美国正式出现，Apple Pay等大量同类型第三方支付平台继之而起。但因民众偏好更倾向于信用卡消费，移动支付并没有在国外真正得到广泛应用。相反，支付宝在担保交易平台的基础上，不断更新移动支付技术，打造更为便捷、安全的支付体系和交易环境，在促进生活便利化的同时，也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得到海内外消费者的广泛认可。支付宝已经超越了支付本身，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生活方式的代表。
1965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现了无押金、无租金、无固定还车点的全球第一代公共自行车系统，但这只是说明了“共享”的理念在20世纪60年代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建设当中得以体现。而在“互联网+”技术体系支持下，中国共享单车的出现赋予了共享经济全新的内容。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以摩拜单车等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共享单车企业应运而生，更加便捷的无桩单车全面取代有桩单车，使得单车经济从公共单车飞跃为共享单车。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晚于美国，但并没有落伍，仍然在同一时代起舞，甚至具备一定程度的“后发优势”。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广泛应用，促成了网络购物的自主创新发展模式。高效、便捷、智能化的物流体系及物联网的发展，更为中国电商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近年来，中国已跃升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国，快递业务规模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在庞大的订单业务量和电子商务运行规模的背后，是整合式物流体系与智能物联网平台的高效运转。作为流通的支撑性产业——物流，依靠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逐渐变得更为智能。
“世界是平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经济全球化的车轮推动历史洪流滚滚向前。纵览全球范围的科技革命和创新经济，中国“新四大发明”的形式或雏形，在其他技术发达国家也或多或少、或先或后地出现，但就整体性而言，中国充分发育的市场、激励创新的土壤、创业者的聪明才智、劳动者的工匠精神和超一流的整合能力等元素聚合激荡，起到了“历史合力”的作用，完成了将“新四大发明”更新迭代、转型升级的工作。
“四大发明”的提法源自西方学者，着眼点在于这四项发明对于近代西方文明乃至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
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被称作中国“四大发明”。从思想史的角度，我们有必要回溯“四大发明”这一概念的源起和流布。
1620年，英国学者培根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马克思也对此给予高度肯定：“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权威学者李约瑟博士1946年10月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中延续了培根、马克思“三大发明”的提法，他说“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和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或许因为同属纸质载体的缘故，李约瑟将造纸和印刷术合称一项发明，在内涵上突破了培根、马克思范式“三大发明”的范畴，第一次在国际学术界提出“四大发明”的概念。李约瑟认识到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卓越地位，更看重“四大发明”在西传之后对世界历史的重大影响：“如果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和磁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四大发明”的概念提出之后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但也引起一些批评和质疑。这些批评和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汗牛充栋，“四大发明”未必是中国最重要、排序也最靠前的发明;其二，就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四项大发明本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或多或少先后出现，也在争夺对这四项发明的“发明权”。
对“四大发明”的“发明权”或“优先权”不属于中国的质疑，科技史学者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古埃及人即发明使用莎草纸，并将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但莎草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纸：“在造纸工艺中，重要的步骤是将原料在水中浸软（将原料的纤维打碎并在水中浸泡），而不是莎草那样只是经过缠结和捶打便可加工成莎草纸。”莎草纸脆弱易碎，无法折叠装订，无法制作读写便宜、存储便利的大篇幅图书，在传播上终将让位于真正的纸。李约瑟明确指出：“磁针的吸铁特性既是罗马人也是汉代中国人发现的，但能够指向的磁针却出现在宋朝的中国”。江晓原的考察证明：对于黑火药（“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即黑火药）的发明权归于中国人，证据充足;“中国人在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都是不可动摇的，韩国充其量只能夺得‘铜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 相关热词搜索：发明，思想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