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崛起的社会心理演变

时间：2022-09-02 13:05:0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内容摘要】从19世纪末的物质性崛起到二战后的全面崛起，美国至少有半个世纪左右的战略缓冲期。美国有效利用这一战略机遇期进行了三轮未必是自觉的战略试错，逐步推动社会心理从榜样论向救世主论转变，为崛起后的对外战略动员奠定了基础。第一轮战略试错的实质是利用新获得的巨大物质力量，主要通过美西战争确保榜样得到尊重，但其传统权势政治逻辑基础令美国社会无法接受。第二轮战略试错则转向另一极端，在一战及其后以高度理想主义手段确保榜样的纯洁性，但同样不受美国社会欢迎。第三轮战略试错实现了权势政治与理想主义的有机结合，这一新平衡模式迎合了榜样可以普及的美国社会心理，塑造了更为长期的救世主心态。美国经验表明，充分的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时间，对大国崛起的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崛起大国必须有效利用未必充分的战略机遇期，在不动摇物质性崛起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开展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为长期可持续崛起奠定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
　　【关键词】美国崛起战略试错社会心理塑造美国例外论
　　【作者简介】潘亚玲，云南大学印度研究院副研究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昆明邮编：650091）
　　【中图分类号】 D7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9）02-0001-20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902001
　　盡管美国的物质性崛起被认为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但是直到1950年4月，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才被告知美国“已独步天下” 。换言之，美国从物质性崛起到全面崛起经历了大致半个世纪，充分证明大国崛起存在从能力到权力的转换过程。从大国崛起的战略、心理准备角度来看，美国从物质性崛起到全面崛起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战略缓冲期，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试错与社会心理塑造时间——尽管这未必是有意识的前瞻性设计的后果。战略试错与社会心理塑造是大国崛起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尽管战略试错貌似寻找崛起的更佳战略抉择，但它同样是在寻找国内长期性战略动员或社会心理的坚实基础。因此，充分的战略试错与社会心理塑造时间，事实上也是大国崛起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内涵。美国充分利用了从物质性崛起到全面崛起的战略机遇期，有意或无意地开展了至少三轮战略试错，推动美国社会心理从榜样论向救世主论转变，从而为崛起后的社会心理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一轮战略试错是在19世纪90年代，更多是利用物质性崛起的全新力量确保榜样得到尊重，但以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老罗斯福）总统为主倡导的欧洲传统权势政治逻辑令美国社会无法接受。吸取了第一轮战略试错的教训，第二轮战略试错转向理想主义一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试图确保榜样的纯洁性，但也并未真正把握美国社会的真实心理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第三轮战略试错的机会，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小罗斯福）总统实现了权势政治与理想主义的有机结合，这一新的平衡方式很好地迎合了榜样需要输出的美国社会心理，从而真正塑造起美国社会延续至今的救世主心理。美国经验表明，充分的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时间，对大国崛起的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如何抓住演变中的可能正遭受严重挤压的战略机遇期，逐渐提高崛起的可持续性，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崛起大国的当务之急。
　　一、榜样需要尊重：现实主义权势政治的成与败
　　尽管自建国之后便不断发展，但美国崛起仍很大程度上是在内战结束之后才真正成为可能；只有在内战结束后，美国才真正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进而为其物质性崛起奠定了基础。随着美国持续崛起并在19世纪末期成为世界性的物质强国，美国人自移民之初便不断自我强化的榜样心理进一步固化，对榜样应得到的国际尊重也日益渴望。但事与愿违的是，国际社会直到此时仍严重忽视美国的物质性崛起。美国对尊重的强烈渴望，使以武力确保榜样得以尊重的偏执心理渐占上风，并在美西战争中得以释放。而正是由于美西战争很大程度上释放了以武力保障尊重的偏执心理，美国社会对以老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权势政治信奉者大加挞伐；美国向帝国主义的转型在实践中是成功的，但在社会心理层面却是失败的，遭到了美国社会的全面排斥。
　　南北内战后的国家重建，使美国迅速崛起为世界性强国。一方面，在内战之后的数十年里，美国的经济增长才真正达到令人眩晕的速度。据计算，1873年至1913年期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长率为5%。这个超常的增长速度几乎体现在所有经济部门。例如，美国的工业排名从1840年的世界第五位迅速上升到1860年的第四位，1870年的第二位，1895年的第一位；到1913年，美国的制造业产量超过英国与德国的总和，占世界总产量的1/3。如果以GDP衡量，美国早在1870年就超过了英国，到1913年不仅总量是英国的两倍以上，人均GDP也超过了英国，而德国和法国则仅占美国的2/3左右。另一方面，内战结束也加速了美国的内部扩张，美国所塑造的新权势格局很大程度上为其对外扩张奠定了思想基础。相继购买或侵占更多领地，使美国人欢呼雀跃，“它们一个接一个地退出了——首先是法国，接着是西班牙，然后又是法国，现在则是俄国。”
　　美国的物质性崛起，极大地强化了其对自身充当世界榜样的自信。在欧洲移民们跨越辽阔海洋来到新大陆之际，事实上抱有一种理念：他们自认为代表未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幻想在新世界建立一种与旧世界不同的社会秩序。移民们自称是上帝的选民，负有弥合荒野和文明之间裂隙的使命，要把上帝赋予的这块土地变成“希望之乡”。正如马萨诸塞移民领袖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所预言：“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 可以认为，榜样意识既是美国立国之基，也贯穿整个美国外交战略史。随着美国日渐崛起，美国人对自身的世界榜样认知日渐强化，对自身“实现荒野文明化” 的使命感也日渐强烈，逐渐演变为后人所熟知的“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并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意识形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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