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人间世》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

时间：2022-09-03 11:45:0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这篇文章将十集的系列片看成一个表意完整的影像意义系统，运用媒介文本分析中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解读隐藏在作品自然性外表下的社会成规与范式，通过探索作品的运作及构建方式，揭示作品是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对医生救死扶伤形象的重塑，以达到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目的。纪录片创作者对意识形态的表达，是通过一套规则来实现的，即导演通过对叙事结构和对记录素材的选择和组织编排以及对人、事、物的符号化处理，达到重构医生形象，缓解医患关系的目的。
　　关键词：文本分析话语意识形态
　　一、绪论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导致的医患冲突甚至暴力伤医事件逐年增加。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医患关系成为中国当下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人间世》就是以此为社会背景作出来的。本文以《人间世》为研究对象，将十集的系列片看成一个表意完整的影像意义系统，运用媒介文本分析中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解读隐藏在作品自然性外表下的社会成规与范式，通过探索作品的运作及构建方式，揭示作品是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对医生救死扶伤形象的重塑，以达到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目的。本片创作者对意识形态的表达，是通过一套规则来实现的，即导演通过对叙事结构和对记录素材的选择和组织编排以及对人、事、物的符号化处理，达到重构医生形象，缓解医患关系的目的。
　　二、意识形态的表达路径
　　1、拍摄角度分析
　　在医院这个矛盾集中的公共空间，纪录片以第一人称为拍摄视角，将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结合起来，把现代社会中的医患关系问题转换成了大众对“医学是科学”的观念认同问题与大众对医生身份的刻板印象问题。从而为当前医患关系紧张找到了看似合理的原因并向受众传达纪录片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医学是科学，科学即有边界；科学就会有失败，而且失败是常态，这一观念的提出，将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看似已经忽略的某个问题摆在台面上，给大众做科普。但是仔细推敲导演的叙事逻辑就会发现，这种对医患关系紧张原因的单一解读，单一答案，与现实中复杂的医患矛盾完全不符，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不是受众缺乏常识造成的，是社会环境、文化生态、经济改革、政治制度等多种原因相互交织造就的特定社会时期的特定问题。导演对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在医患矛盾中所起的根本性作用避而不谈，将社会问题简单化处理，使得记录片中建构的真实与现实世界的真实异常迥异，这是因为在意识形态指导下，本片的目的是缓解医患关系而不是记录社会。
　　2、镜头运动分析和文本架构分析
　　纪录片中旁白的大量运用，具有主观引导作用。戴维·莫利在《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中指出“话语是一种外化了的意识形态”。尼爾使用了“说话方式”这一概念—谈到话语中的表述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就是在讨论主体的位置：每一个话语表达都构成了一个主体位置，这是一个产生和构成连贯的或是偶尔断裂的意义的地方。本片第一集，导演用了三分十五秒的旁白开场立意，话语与镜头相配合，在看似自然的说话方式中，是导演有意为之的欺骗。下面是三分十五秒的旁白：这里有12张病床……2015年，我经过医学规范培训后……我们按照手术要求……这是我第一次上手术台观看主刀医生现场手术……我没经验，不知道躲避，血压大到几滴血溅到我脸上。外科医生的手可以有多快呢，我……。然而……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避而不谈，……那么留下来的是谁，他们愿意留下来的理由是他们没有忘记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时，内心最初的想法，那就是救命。旁白中，作者再次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叙述手术室经历，通过将医生、手术室、防菌服、溅到脸上的几滴血这种与日常生活差异性很大的描述作为铺垫，树立起受众对医生职业形象的初印象，为全片重塑医生形象奠定情感基础。
　　三分十五秒的旁白开场作者使用了两次特写镜头，来强调溅到脸上的血和医生的手有多快，尤其是在强调医生的手“快”这一点上，导演用了十秒的特写镜头进行直拍，这种旁白与镜头相配合的表现手法不仅突出医生职业专业性强的特征，而且再次证明本片目的是重塑医生职业形象。导演在通过特写镜头和旁白的相互作用体现了医生的职业形象和专业度后，运用文学手段中欲扬先抑的手法，将医生的形象再次往高大尚的方向上塑造。“和一般套路一样……手术成功……还会谢医生；然而……很多医生因此也不在选择重症医学、选择手术台了。那么……他们愿意留下来的理由是他们没有忘记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时，内心最初的想法，那就是救命。”
　　3、话语实践分析
　　（1）议程设置分析
　　福柯指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既是权利，因为那些对话语起决定作用的规则强化了有关何为理性、理智以及真实的判定标准。因此，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拥有了为其他人界定“言说规则”的至高权利。然而在开篇立意的三分钟里，镜头里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单独的患者，旁白中的所有表述都是以医生的角度描述的。本片以表达医患关系为核心，但患者却在导演的镜头下频频失语，不见踪影，这样构建出来的医生形象是片面不真实的，向受众传达的意义是具有欺骗性的。影片中有关患者与医护人员的冲突与矛盾的展现上，就但从时长这一个标准就可看出医护人员、政府权利机关的代表人物都比患者在镜头中出现的时间长，“话语既是权利”在这里就体现的尤为明显。
　　（2）符号化分析
　　导演对人、事、物的符号化处理。每一个能指与其所指之间的关系对于每一个社会和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习俗系统的呈现，所有意义都是在历史和文化之中产生出来的。由于符号是任意的，所以它完全受制于历史，一个被给予的能指和所指在一个特有契机上的结合是历史进程的一个偶然结果。所以，“医患关系”一词的能指与所指就是在中国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一个结合，是一个偶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特征所必然会产生的结果。纪录片中的医生、医院、救护车上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是符号，都是各自所属群体的一个代表，有其象征意义，他们与其所指代的群体有极高的相似性。霍尔在《表征》一书中强调“意义”的主观性，意义是我们建构的，客体或人或事物自身是没有意义的。对这些人员的选择，有着导演强烈的主观倾向，选择谁，不选择谁，都是根据文本要传达的意义为基本来进行选择的，即导演要通过这个片子所要传达的潜在意义，导演将这些人符号化，赋予每个角色以意义。通过赋予他们超越其本身的意义，来对主题进行阐释即重塑医生的形象，缓解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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