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小说中的异域改革叙事

时间：2022-09-03 19:50:0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救国”思潮引领下，清末以异域政治改革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对西方建国理念以及建构过程进行介绍，目的在于借鉴与学习，但囿于时代及作者个人学养等因素，并未意识到社会变迁背后的理念支撑。
　　关键词：清末新小说;异域改革;民族国家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早期‘革命文学’话语的兴起”（项目编号：SZ18107）;唐山师范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小说中的异域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18C02）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3-0089-05
　　自上而下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意识到改造国民乃是改造国家之基础，遂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他借鉴“政治小说”在英、日政治改革中的作用，在《清议报》上开辟“政治小说”专栏，连载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梁启超译）、《经国美谈》（周宏业译），在《新民丛报》发表剧本《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以及与罗普合译的小说《十五小豪杰》，以提振有别于“臣民”的国民精神。他随后又创办专门发表小说的刊物《新小说》，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集中发表在《新小说》刊物上的《洪水祸》《回天绮谈》《东欧女豪杰》等，是以异域政治改革为题材创作的“政治小说”代表。这些小说以法国大革命、英国自由宪章运动、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为素材，无疑是“睁眼看世界”之最激动人心的“民主—自由”理念的表达。虽分别被冠以“历史小说”、“政治小说”之名，实则均为有历史依据的政治小说，其创作目的不仅是知识性介绍，更是政治镜鉴。
　　一
　　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① 在笔者看来，所谓“政治小说”，乃是通过设置包蕴一定政治情境的故事，用小说的形式描绘或分析政治现象，借以传达作者的政治理念。这类小说将文学想象与政治实际相联系，创作旨归当然不在文学，而是以“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② 启迪读者，以图创造有利于政治改革的舆论氛围。
　　以小说的形式介绍西方政治理念，翻译小说功不可没，“晚近士人皆知小说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自《新小说》出，而复有《新新小说》踵起，今复有‘小说林’之设，故沪滨所发行者，前后不下数百种，然译述者又占多数。”③ 这一“译介运动”，历史上惟有隋唐汉译佛经相媲美，为日后异域政治思想的本土化准备了必要的学术积累。
　　就小说翻译而言，当然首推林纾。这个不懂外文的桐城派文人，翻译的小说竟多达一百多种。当然，林译篇目是有所选择的，除了广为人知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写情小说”，林纾钟情于对“开民智”有所助益的题材，从其翻译小说的序、跋及时人的评价中可证：
　　使吾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
　　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
　　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
　　矣。④
　　又闻先生宿昔持论，谓欲开中国之民智，
　　道在多译有关政治思想之小说始，故尝与通译
　　友人魏君、王君，取法皇拿破仑第一、德相俾
　　士麦克全传嘱稿，草创未定，而《茶花女遗事》
　　反于无意中得先成书，非先生志也。⑤
　　由此可窥一斑，当时大多数翻译小说与创作小说的宗旨是一致的，都是本着“救国”、“开民智”的目的。时人从翻译小说中，不仅了解了西方的风土人情，更重要的是发现了由自由、民主、平等、憲法、议会等作为构成性质素的，不同于千年专制传统的另一个世界。
　　同翻译小说相比，以异域改革为镜鉴的创作小说，则更能见出有志于此的知识人对于西方政治理念的理解。《新小说》第1号即开始连载被冠以“历史小说”的两篇外国题材小说《洪水祸》与《东欧女豪杰》，足见主编梁启超的重视程度。
　　当时国内教育尚未普及，小说堪比历史教科书：“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当时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源自于西方的政治体制还是相当陌生的。通过小说形式，对西方国家的建国理念以及建构过程进行介绍，异域的改革经验便具有了形象化的示范性作用。
　　这一代知识人大都是在成年以后才接触西方思想的，并且往往假道日本学习西学。一方面他们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具有选择性，即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发现异质文化的特殊性，尤其是政治观念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与他们的成长环境以及年龄等因素有关，西学的补益刺激着他们对于文化与传统的省思。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所言颇具代表性：
　　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
　　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
　　也是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
　　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身受，我一个
　　人如何能逃得出呢。……我生长二十多岁，才
　　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
　　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个大家的义务。⑥
　　他们通过阅读报刊或进新式学堂、留学而“观”世界，也因此初萌了有别于传统士人身份认同的“世界观”，正如张灏所言：“来自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与种族竞争的世界观，得以与来自中国传统的族群意识相汇合加以催化，从而形成中国现代的国族观念，也就是以中华民族为标志的民族主义。”⑦ 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并非传统文化自发自生而来，正是在不改革就将“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高涨中，激发起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人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这批知识人以传统士大夫“家国情怀”为底色，这也落实于他们通过小说这一工具进行“救国”宣传的创作动机。当然，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倡导，才使得“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开始被国人所熟悉。要言之，无论是译介还是创作，小说实现了从不登大雅之堂的市井趣谈到经国济世、出入庙堂的华丽转身。此一转折，适足以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断言相适应，这一表面上的“文学转型”，其实质是“臣民”向“国民”观念形态的过渡。

相关热词搜索：清末，叙事，异域，改革，小说，

清末新小说中的异域改革叙事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