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与伪满在《清实录》整理及研究上的学术竞争

时间：2022-09-03 23:15:0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内容提要民国时，以北平与奉天两地为中心的《清实录》的整理及研究，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整理研究上的相辅相成，变成激烈的学术竞争和政治角力。民国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图书馆，在出版整部《清实录》的计划因缺乏经费不能实现时，决心通力合作，出版清前三朝实录初纂稿本。伪满先是影印《满洲实录》和《宣统政纪》，接着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斥巨资对整部崇谟阁藏本《清实录》进行影印出版，从而在整理出版上显示出一定的优势，然而民国学者在校勘、考证和揭露《清实录》粉饰上成就斐然。伪满借出版《清实录》以树立自己继清而立的正统形象，民国学者则通过揭露《清实录》记载不实、善于粉饰而揭穿其阴谋。这场竞争，随着抗战胜利和伪满垮台而宣告结束，伪满出版的《大清历朝实录》作为战利品纷纷落入民国各大学之手。此时民国学界不再紧盯《清实录》粉饰问题不放，转而以雍容和理性的态度，肯定其重要而珍贵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清实录民国伪满竞争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3-0098-10
　　民国时，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之间，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领域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的学术竞争，对此问题，学术界似未见关注和研究，本文不揣冒昧，对其学术竞争以及隐藏在这种竞争背后的政治角斗，予以浅析。
　　一、“九·一八”事变前以北平和奉天为中心的《清实录》收藏和整理
　　北平（北京）和奉天（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是清朝时的北京和盛京所在地，分别收藏着清廷修纂的皇家实录秘本。北京故宫藏着乾清宫小红绫本、内阁实录库小黄绫正本和小红绫副本、国史馆抄本，皇史宬藏着大红绫正本;盛京（沈阳）故宫藏着崇谟阁大红绫正本。①民国后，北平和奉天因为最易接触到大清实录而成为整理和研究的中心。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无论是北平还是奉天，两地的民国学者在《清实录》的整理和研究上相辅相成。《清实录》整理和研究的热潮，与民国初期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有关。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将收藏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出售，发生“八千麻袋”事件。次年年初，清朝遗老罗振玉从同懋增纸店购回部分档案，其中便有多种《清实录》的稿本，从而引起了民国学者对《清实录》的重视，开始整理和研究。当时中国在《清实录》整理上，基本上形成了两个中心，即东北的奉天和华北的北平。
　　在北平，《清实录》的收藏、整理与研究工作迅速展开。当初为筹措工资而将档案卖出的教育部所属国立历史博物馆，此时将未曾发卖的《清太宗实录》初纂稿本的某些残卷加以珍藏。《中国国家博物院〈清太宗实录〉初纂稿本残卷》，《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1期。北平图书馆则将顺治初稿本残卷《清太宗实录》、顺治重修满文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予以宝藏。1925年成立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更是警醒过来，开始清点《清实录》，并编成《故宫文献馆现存實录总目》。除了已经散出宫的清内阁大库所藏《清实录》的各种稿本外，故宫博物院发现宫中还藏有成套的《清实录》，即藏于皇史宬的大红绫正本，藏于乾清宫的小红绫本，藏于内阁实录库中的小黄绫本。此外，还发现座落在西华门内的清史馆（前身为清国史馆）旧藏《实录》共10种，分为长本与方本2类，皆为平装，由楷书抄写。方甦生：《清实录修改问题》，《辅仁学志》1939年第2期;顾书：《故宫藏抄本书选介（二）》，《紫禁城》2002年第4期。故宫博物院对上述《清实录》十分重视，致其全部保存下来。今天则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新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仅收藏了大部分“八千麻袋”事件中回购的清内阁档案，而且还收藏了康熙重修的《太祖高皇帝实录》残稿9卷。
　　在收藏的同时，北平的民国学者开始对《清实录》展开整理、出版和研究。1931年，故宫博物院据内阁实录库雍乾本铅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寔录》10卷。当时《北平图书馆馆刊》还专门作了新书介绍。《新书介绍：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年第5卷第3号。故宫博物院还对《清实录》稿本进行了研究。当时故宫文献馆整理清内阁档案时，发见了一种旧《实录》，卷端题为“太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该院文献馆学者方甦生否定了“当时一班学人均认为就是崇德元年初纂本”的结论，推测“是顺治年间重缮之本”。⑥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辅仁学志》1938年第1、2期合刊。方甦生还对史语所收藏的康熙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残稿9卷进行了研究，指出这9卷并非一种稿子，按其版本情况，可分为再、三、四次稿三种，其中三、四次稿相当于罗振玉刊印的二、三次稿。⑥就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谢国桢，参见牛建强：《谢国桢先生年谱》，《明史研究》第11辑，黄山书社，2010年，第378～379页。撰《清太祖实录残卷跋》一文，对该实录版本作了探讨。他指出自己看到的“《清太祖实录》残卷，字迹模糊，窜改之处甚多，似系稿本”。他将蒋良骥之《东华录》、王先谦之《东华录》与他看到的《清太祖实录》残卷相对比，指出此书首题《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弘文定业高皇帝实录》，无清康熙元年睿武下所加“端毅”二字，更无乾隆元年端毅下所加“钦安”二字，以及没有“弘”字避讳阙笔现象，断言“此本当为最早之本”。谢国桢：《清太祖实录残卷跋》，《学文》1930年创刊号，第40～43页。
　　在北平学者收藏、整理、出版和研究《清实录》的同时，奉天也展开了类似的工作。罗振玉在“八千麻袋”事件中，获得原藏北京清宫内阁大库的《清太祖实录》稿本三种。第一种是崇德年间初修稿本3册，第二种是康熙年间二修稿本6册，B11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清代档案概况》，《档案调研报告》二，中华文史网首发，http：///tws/QSYJ/WXWD/DALY/10/09/2006/18449.html.第三种是康熙年间朱彝尊修纂时形成的初次稿7册，二次稿5册，三次稿1、3两卷。罗振玉：《〈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序》，奉天史料整理处1933年印。同时，他还获得《清世祖实录》稿本14册，其中满文稿本4册，汉文稿本10册，以及《乾隆实录、圣训奏稿汇抄》1册等实录稿本。部分档册上有罗振玉藏书章，文曰：“臣罗振玉壬戌所得内阁秘籍”。B11壬戌年即1922年，正是罗振玉从纸店购回内阁档案的年份。虽然他将八千麻袋档案转手卖给了李盛铎，但自己还留存了一些清朝档案，包括上述《清实录》诸稿本，并从天津带到旅顺，借肃亲王善耆旧邸整理，“与其事者六、七人，主其事者曰何君福谦”。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3136页。1924年，他将上述清代档案以东方学会的名义辑成《史料丛刊初编》等书，用活字印刷。“九·一八”事变后，罗振玉投靠伪满，将这部分档案赠送给奉天图书馆。1927年，罗振玉把存留档案的一部分转卖给了日本人松琦，共40余箱之多。1936年他又将留存的最珍贵的64872件档案献给伪满皇帝溥仪。参见王德俊：《八千麻袋内府档案事件拾遗》，《中国档案报》2011年1月21日。与此同时，他开始研究并筹划出版《清实录》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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