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庄子“三言”论视角看《一封信》中钱多斯的语言危机
时间：2022-09-04 15:3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本文结合庄子突破“言不尽意”困境的“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的思维方式分析霍夫曼斯塔尔《一封信》中钱多斯语言危机发展的三个阶段，从第一阶段时期钱多斯运用与“寓言”同样的思维方式来解决语言危机而未果，到第二阶段钱多斯用“重言”的言说方式批判当时的唯理主义和科学主义，再到第三阶段钱多斯通过“启悟”找到了“言无言”的哑物之言，这也是庄子所强调的“卮言”。文章最后还阐释了钱多斯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其关键在于他对待语言和世界的态度的转变，从“言发自成心”到“无心之言”，削弱了主体的强势地位，去除自我中心主义，从而便能找到理想中的语言。
关键词：庄子;三言;霍夫曼斯塔尔;《一封信》;语言危机;言不尽意
霍夫曼斯塔尔的小说《一封信》（或称《菲利普·钱多斯爵士致弗朗西斯·培根》）通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钱多斯寄给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封回信讲述了他从“语言危机和感知碎片化”到在休笔的两年期间“无创作的黯淡生活中也有瞬间亮点，即霎那间的天人合一，当此之际，他得以暂时弥合克服世界与自我之间的分裂”[1]的过程，即他所遭遇的“语言危机”。文中的钱多斯爵士从一个能十九岁时便创作出“词章华丽、蹒跚而去的田园牧歌”、二十三岁时便“在威尼斯大广场的石拱廊下悟出拉丁语圆周套句的结构”（1）的神童变成了如今“已经完全丧失了连贯地考虑或表达任何东西的能力”的沉默不语之人。在他眼中，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再有任何的关联，约定俗成的表达都“纯属杜撰，全都言之无据，漏洞百出”。他无法运用概念去描述和阐释，这种感觉就像“我伸出双臂，硕果累累的树枝就向上飞去”，词汇也如同“腐坏的蘑菇一样在我嘴里烂掉了”。
这种“言不尽意”的思想与庄子对“言”“意”的看法颇为相似。庄子的“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表明了语言能指与所指是分开的，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任何概念都可以用任一语音形式来表达，即“天地一指”。同时庄子实际上也延续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整体言意观，“书不过语”，而“语”是不能表达“意”的，大道不可言，正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钱多斯和庄子都意识到了语言的局限性，都对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联有所怀疑，指出了言不尽意的语言核心问题，但二者却有着一个极大的区别，即庄子至始至终都不信任语言，从一开始就承认“道”的不可言说性，但钱多斯却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他从一开始的语言积极主义者逐渐转变为语言怀疑主义者。因此，庄子是从一个已探得门道的角度出发，将着眼点放于突破言意困境的三个方法上，即“三言”。而钱多斯则是作为一位探索者，经历了发展的三个阶段，有着几次无果的尝试，最终才处于一个暂时能让自己内心得以平静的状态。虽说一个为自上而下的方法，一个为自下而上的探索路径，但若将这三个阶段与“三言”稍作比较，就可发现二者在思维方式上极为相似，具有一定的类比性，也可相互印证。
一、第一阶段与寓言
在这一阶段，钱多斯总是体会到万物的融合：“当时我长醉不醒，觉得全部生活是一个恢宏的统一体。在世界和肉体世界并非相互对立…”他能从“当代满腹经纶的男人、才思敏捷的女士、平民百姓中的怪杰或者旅途中邂逅的才子贤者”中“认识到自己”，换句话说，他需要借助他者来解释自我，需要通过外物来阐释这个整合的世界，“每一造物都是把握另一造物的钥匙，[他]觉得[他]有能力不断抓住一个又一个的造物，用一个造物来揭开尽可能多地其他各事物的奥秘”，也就是说他要借由对“象”的言说来悟道。
这与寓言的思维方式相差不二。庄子说：“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其中的“外”字，前人多解为“他人”，但实际上，此处的“外”并非单指“他人”，可将其含义外延至指一切“外物”，是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事和物，甚至语言本身，即“言”—“象”—“道”的中间环节“象”[2]。这种寓言具有极强的比喻性与联想性，含义不受成心支配而被拘限，目的就是使言辩对象由“言”生“象”，由“象”而悟入道，这与钱多斯的做法没什么区别，但为何钱多斯失败了，变得“欲行而趑?，欲言而嗫嚅”呢？
从庄子“寓言”的视角来说，钱多斯在这一阶段还没有意识到如王夫之所说的那样“盖以为寓，则无言而非寓也;以为非寓，则寓故非寓也”。但语言不等于世界，正如“象”不等于“道”，道在物中而又不是事物[3]，钱多斯那“百科全书式的集子”却并非全知（Allwissenheit）。
二、第二阶段与重言
在这一阶段，钱多斯的自我与世界的整合受到了干扰，他“从世界中异化了出来，丧失了对语言的主权和对现实的把握，开始保持距离地、不无忧郁地反思这种精神僵滞的局面。”[4]他与那些概念和观点之间总有一条无可逾越的鸿沟，尘世的概念也无法触摸。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连贯地考虑或表达任何东西的能力”，“渐渐地不能运用所有人不假思索就能运用自如的词汇来谈论较为高尚或较为一般的题目了”，甚至到了后来，“在不拘礼节、平平常常的交谈中作出一些一般来说漫不经心即可万无一失地作出的判断，[他]都感到没什么把握”，因为在他看来，“所有的事物都是一分再分，不能用一个概念来总括”。于是，钱多斯为了克服自身危机而迈入古人的精神天地。他试图求助于古罗马的塞内卡和西塞罗，凭借“有限的、有条不紊的概念之间的和谐”达到康复，因为“塞内卡和西塞罗是斯多葛学派的主要代表，他们认为理性能提供‘共同概念’，使人人具有共同的经验，从而形成知识和整理的标准”。[5]
这种借由古人思想家、哲学家概念来突破言意困境的做法与庄子的“重言”极为类似。庄子曾曰：“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2）“重言”即为“为人所重者之言”或者“为人所重之言”。这种做法就是直接让言辩对象从言说中领悟到“道”，就像钱多斯寄希望于直接汲取塞内卡和西塞罗的概念精华，以帮助他理解这个世界一样。但是，为何无法连贯思考的钱多斯依旧无法接近这些概念，看似这样的尝试也是以失败告终呢？ 相关热词搜索：庄子，封信，视角，钱多，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