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要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的农民
时间：2022-09-05 13:4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杨友泉，一个诚恳实在的作家，他对你说创作时，回忆自己写作时的细致思考与长途跋涉，会诚实地告诉你他的秘密;当你们谈到社会，谈到写作的环境时，他沉吟片刻，又一条条列出有序的论点，再铺排出理据，——句句又完美分寸地切合你的心，引来你会心的笑。
他是如此一个人，长者的风范，导师的质地。
——他的话却是没有说完，他从未说完，他将一直沉着地说下去。
在其厚重美丽的作品《杨友泉小说精品选》序言中，杨友泉说了这样的话：农民有着土地的沉默，隐忍。（《杨友泉小说精品选·序》）
这似乎正是他自己的品格：努力地做，沉着地思，分寸地说（写）。
杨友泉生长在边疆农村，祥云县的坝子，对这片代表着云南朴素平凡景观的土地有深厚感情，他务农，学农，尽管后来考学成为一个老师，但没有改变了自己农民的本性，或者说，正是因为身为农民而具有的隐忍品格使他最后获得了成功，三十多个年头的创作，究其隐忍的品格，全程皆为一步一个踏实的脚印，筚路蓝缕，于边疆的写作荒野中开垦出了一片诚实的小说园地。
一个农民本性不变的作家，今生要写就一个农民！如此的决心和立意，使他笔下汩汩流动出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泥人，色彩之斑斓，形容之惨痛，令人震惊。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作为大多数的农民，自古以来，在文学中并不是没有出现过，现代时期，鲁迅、蹇先艾、许杰等等乡土文学先辈们剥离出中国农村的惨痛真相，作品深刻理性地警醒人们重新认识我们大部分人之所来处，为国人培养起一种有别于古的现代式乡愁。从此，大部分的乡土文学作品都辗转于乡土农村的生之艰难，唯有揭剥出这生之艰难，方能引人正视现实，方能为这沉默的大多数发声吐气。
杨友泉身负使命，自然尽力琢磨这个“最难写的人”（《杨友泉小说精品选·序》），把他们一个个具体化，试图以庞大的小说农民图集呼告出那些“一直活在他心中”，却从来被追求上层生活流的人们忽视，甚至鄙视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呢。
中国农民是愚昧的。
中国农民的愚昧是一种值得考究的愚昧。这愚昧是本能，是天性，——更是人为。
先看他笔下的农民是什么样。
出离土地者和田土的歌者。
出离土地者补锅匠杨培金（《出师》）是令人震撼的，因为他有着令人震撼的愚昧。最初的表现是，杨培金使劲地朝着没有锅子的人家喊锅，朝着无食而不需要锅的人家喊锅，并且还给自己的一天定下宏大的目标：喊满第九千九百九十九口锅;给自己的一生定下雄壮的事业：出师补锅。锅，民以食为天的根本，这个道具以此形象出现，阅读者难道还不能知晓作家的用意？然后，杨培金被师傅耍，——他似懂非懂，——这个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含蓄深透地揭示出为了生存，愚昧的人们精巧的斗争。这些都是最初的表现，杨培金简直愚昧得可爱。然而更深的愚昧则是，单纯的杨培金所信奉的补锅匠出师规矩，这个并不能为他解决人生基础温饱，不切实际甚至还违背着基本人性的事业及其规则，他异常深刻坚定地信奉。任何没有经过自觉理性过滤的信奉都是迷信。杨培金们只是按照惯常之规矩来信奉，按照本能来信奉。也许人类一些传统技艺的传承延续需要特别的规矩加以支持保护，杨培金们凭此“理性”去信奉，显得多么的无私纯粹，但杨培金以空腹之躯还接纳和承担起榛子这个累赘，这便显示出更纯粹的人性：善良。两者相较，哪一个是真愚昧？
在那些被人类社会遗弃的底层，愚昧总是难以摆脱的困境，因为愚昧需要帮助，正像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既然遭到了遗弃，愚昧便以自在本能的无知本相茫然不知所措了。杨培金们即是如此。
也有智商相对高些的，某种程度地脱离了愚昧。他们对生存的严酷、社会的冷漠体察明了，于是以某种决绝的方式挣扎出自我的空间。这样的人，比如杨培金的兄长们便是。更为典型的数《恶之花》及《跟踪》里的主人公。
《恶之花》，叫人惊悚的一个开篇，短短万字，以波涛汹涌般的阵势带给阅读者一时间不能承受的冲击，杨友泉想表明创造一个跌宕繁复的农民众生生存图景的气魄与雄心。
《恶之花》作为一个短篇，其实只是写到一个另类人生的截面，其间与人性有关的内容包括：个体生命的求生本能，同类生命的互助良知，以及恶中向上的人性美。四个人：残疾人，残疾人的老婆花儿，他们的孩子翠与红，——都是另一个类型的出离土地者。他们比起杨培金们来，对自己的状况有清醒的认识，于是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求取生存。残疾人，瞄准国家法律及管理制度的缺陷，以偷盗等捷径的方式求取生存，以残疾之身爆发残存之力与抓捕警察正面对抗，一次次向社会表达自己生命存在的权力。另外三人，更是做为妇女儿童的弱者，识相地以屈服的姿态求取低下的生存。这个畸形的家庭是如何形成的？分明的同病相怜互爱互助甚至同仇敌忾，叫人明白了这个家庭最初构成的起点。他们的愚昧乃是一种切合自身与适应社会的称得上明智的愚昧，这种愚昧中一定程度地保存着恶中向上的美，比如残疾人偷盗并非为自己，他远比世间诸多男人更勇于承担父亲的责任;但他不想让两个女儿知道自己偷盗，罪恶与残酷中仍要供奉给两个小女儿童话般的世界……
《跟踪》给我们提供出另一个典型的出离土地者：朱虎，一个农村恶霸的典型。在八九十年代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深入及之后进一步搞活农村经济的语境中，朱虎们成为比较早的响应号召的人。朱虎受过点教育，脑筋活络，最先接受了城镇生活方式的洗礼，瞄准了城镇建设中的新兴市场和行当，脱离土地走向城镇，在镇上以另一种身份和方式与农民们交流：屠夫卖肉。屠夫的职业在过去被人崇仰。人们以为屠夫想怎么吃肉就怎么吃肉，多叫人羡慕，而杀猪，又是难得且血腥的事情，又使得屠夫在人们心中多了英雄般的气魄。理所当然，这个行当里便有了许多不为普通人所知的秘密。勇敢地去面对此行当中的秘密，是那些勇猛的人。这个勇猛的人，在杀猪卖肉中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勇猛，觉出了农民的无知与懦弱，于是自以为是地欺负起同胞来了。朱虎在作品中尚未发展成黑社会，据说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恶霸屠夫还有一个特别的浪漫的原因，但朱虎一类的农民在新时期的中国当代农村却不少見，从一个普通的种田农民变成一个恶霸屠夫，其间是有着太多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并可以现出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农村的变化。作家杨友泉真是贡献了一个特别的形象，只是作者将重点放在了跟踪朱虎的吴凤书上，因此朱虎这个人不够立体，结局也过于仓促。 相关热词搜索：头发，地球，离开，农民，要拔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