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版税看鲁迅《两地书》的出版与热销
时间：2022-09-06 10:10: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鲁迅的众多著述中，有一部显得相当别异。这就是他与许广平的往来通信集——《两地书》。
不说身后，鲁迅生前，名气就极大。文章无论小说，散文，尤其杂文，出手便“剑气”逼人，引动知识界，甚至普通民众热捧。眼下，鲁迅要出通信集，与爱人的“两地书”——“名人”加“情书”，对于大众读者，吸引力或许会大大超越其小说、散文甚至名萃一时的杂感。这一点，从选题开始，到出版之后的事实，均“不出所料”。这里，我们试着从该书的版税收入角度，观察当时出版情形，同时反映其受欢迎的程度。
一
《两地书》 的出版，按照鲁迅“序言”所说，是因为未名社成员韦素园逝世，友人想为他出一本纪念册，向鲁迅询问有关信札引起的。鲁迅说：“我的习惯，对于平常的信，是随复随毁的……”这毁掉的，基本是友人的来函。在寻找韦素园的信时，将自己与许广平的“自己的信倒寻出来了……”韦素园的死，不仅使鲁迅翻出了自己的家信，还使其觉出了珍贵的意味。“我们对于这些信，也正是这样。先前是一任他垫在箱子底下的，但现在一想起他曾经几乎要打官司，要遭炮火，就觉得他好像有些特别，有些可爱似的了。”于是，“夏夜多蚊，不能静静地写字，我们便略照年月，将他（按：原文如此，前同此）编了起来，因地而分三集，统名之曰《两地书》”。
鲁迅与许广平，由师生而恋人，进而最终结合，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 （鲁迅有原配妻子朱安在家），引发“风波”是难免的。可鲁迅有拗劲，加之现代女子许广平的思想解放，终于结合到一起，是值得庆幸的。这一段光景，用他们彼此的书信记录，应该可靠而坚实。
从现存的鲁迅信件看，他收到李霁野等三人告知韦素园逝世函件的时间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从时间推断，鲁迅所说，他们翻出了自家的“两地书”是确实的。因为很快，他就有了出版这些信件的想法。数天后的八月十七日，鲁迅给老友许寿裳写了两封信。在下午的第二封信中，他第一次对他人表示了出版信件的信息：“上海近已稍凉，但弟仍一无所作，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昨今一看，虽不肉麻，而亦无大意义，故是否编定，亦未决也。”（按：“景宋”即许广平）
多年写作发表作品的经验，鲁迅可以预知这部通信集的大致前景。从后来所存物件大致可以知道，这批书信，是由许广平照着原件抄录的。之后鲁迅又在抄录件上加以删增修饰，（从常情推去，家人间通信，对人对事，评论起来无所顾忌，可一旦出版发行，众目睽睽，就不得不有所删改或调整;其次，尽管鲁迅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其中“虽不肉麻”，可从现在出版的鲁迅全集手稿原件读去，还是很有些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地方。虽然在当时男女双方纯属正常，但事后读来，夸饰之辞，激奋心情，繁琐的小趣味……还是需要略加饰润方才合适。） 最后誊清交付出版。交付出版前，鲁迅还颇有兴致地将修改稿抄录一遍，装订起来，说是要留给孩子。其中心态，于此可以想象。
二
倘若仅仅如鲁迅所言，意外找出了自家信件，便拿来整理，随即出版，理由虽直接，可似乎不很充分。他给许寿裳的信中，有一句近乎玩笑的话：“为啖饭计”可值得推究。这一年，鲁迅的经济方面，出现了一个颇见影响的变化—— 他数年来每月的一大笔进项，到这一年 （一九三二年） 开始，没有了。一九二七年十月，国民政府成立了直属的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院长为著名学者蔡元培。为中国长久学术考虑，蔡元培很快对一些有重要学术影响的人物，采取了聘任为该院“特约著述员”，并给予相当补贴的措施。蔡元培与鲁迅同乡（先前曾聘鲁迅在教育部任职），老友许寿裳为“大学院”秘书，再加之鲁迅的影响，他便被聘为该院“特约著述员”。
由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始，鲁迅有了一笔每月三百元的“特约著述员”收入。虽然其间“大学院”废止，改称教育部 （一九二八年十月），可聘任的这些人薪金毫无影响，依然每月按时付给。一九二九年一月，鲁迅日记中改称此为教育部“编辑费”，可“三百元”依旧。这一送就是四年多。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底，鲁迅被裁撤，此“特约”方止。
当时的“三百元”是个什么概念？这里恰好有一些统计资料可作参考。根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对工人生活的调查统计：1928—1929年 （与鲁迅当时收入这笔钱时间吻合）上海 （这也与鲁迅此时生活地点吻合） 产业工人中的男工月工资最高为五十圆，最低为八圆，一般为十五点八圆;女工月工资最高为二十四圆，最低为七圆，一般为十二点五圆。上海工人家庭一般为四到五口人，通常有两人同时做工，一般每月工资收入为二十八圆到三十二圆左右……（转引自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也就是说，这一笔“特约著述员”收入，几乎是上海普通工人家庭工资收入的十倍。
由于“裁撤”，鲁迅的每月收入一下子减了大半。对于已经习惯的稳定丰裕生活而言，肯定会大不适应。这一年 （一九三二年），鲁迅写稿，汇集成书的速度，一下子提了起来。受“一·二八”战乱影响，鲁迅在外躲避一段时间。回家后不久的四月十四日，日记中有“夜始编杂感集”字样。到本月二十四日，“夜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迄，名之曰《三闲集》，并作序言。”《三闲集》收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杂文三十四篇，末附有作于一九三二年的 《鲁迅译著书目》 一篇。第二天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写了信。第三天，“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即付以 《三闲集》 稿……”
还不止于此。交付 《三闲集》 书稿当天，“夜编一九三十至卅一年杂文迄，名之曰 《二心集》，并作序。”短短两三天，两部文集就编了出来。从收录文章时间可以看出，这四五年来作的杂感，鲁迅先前并没有编辑汇聚。此时生活压力来了，他迅速成册，马上付印，并随即获得版税。连出版多年的翻译，编选的东西，也拿出来印制，这当然也是为获取版税的。
当年九月二十三日，鲁迅“将 《二心集》 稿售去，得泉六百”。此書并未由北新书局接受，而经阿英介绍，售与了合众书店，售价不算低。几乎与此同时，希图更大发展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想通过出版文艺书籍来扩大营业面。为借助大作家打好开头一炮，首先向鲁迅约稿。此时，鲁迅手头已经大致编好一部翻译文集 《新俄作家二十人集》，便即刻答应。由于集子太厚，为顾全丛书篇幅及售价，出版编辑建议可否将此书一分为二，各立书名。虽然该公司希望得到鲁迅的创作文集，但只要有鲁迅之名，即使翻译，也可以保证受到读者关注，所以立即接受。随即，鲁迅也开始了分拆工作。九月十三日：“夜编阅 《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 上册迄，名之曰 《竖琴》。”十九日：“下午编 《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 下册迄，名之曰 《一天的工作》。” 相关热词搜索：鲁迅，版税，热销，两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