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新兴政党的崛起及影响
时间：2023-02-10 22:10: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王学军
20世纪90年代初，诸多非洲国家经历多党制转型，政党数量激增成为非洲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普遍现象，但大部分政党来去匆匆，规模和影响都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然而，自21世纪初以来，很多非洲国家兴起了一些有相当影响力的新政党，对既有的政党政治体制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挑战，成为近年来非洲政党政治中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
21世纪前后在非洲国家兴起的新政党，或从主导政党分裂而来，或从传统反对党演化（分裂或合并）而来，或由政治素人全新创立。无论这些新兴政党起源如何，按照其与政府权力的关系状态，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成立后迅速成为主要反对党；
第二类经历不同次数的选举成为执政党；
第三类最初以反对党身份出现但最后成为参政党。
第一种类型政党，即成立后迅速成为主要反对党的新兴政党最为常见，南非的经济自由斗士党、纳米比亚的民主与进步大会和独立爱国者变革党、塞内加尔的爱国党和乌干达的全国团结平台，以及津巴布韦的公民变革联盟、博茨瓦纳的民主改革联盟等都是这一类型。
塞内加尔爱国党全称争取工作、道德和博爱非洲爱国党（Pastef les Patriotes）。该党由乌斯曼·松科等一些来自公共服务领域和私营部门的年轻政治素人于2014年1月创立。2017年爱国党参加国民议会选举，其领导人松科当选国会议员。该党随后参加了2019年塞内加尔总统选举，其候选人松科以15.67%的得票率排名第三。由于排名第二的国家党领导人塞克在大选后选择加入政府，很多选民认为松科是反对党领导人代表人物。
乌干达全国团结平台由政治素人、流行歌手鲍比·韦恩于2020年创立。韦恩在2017年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乌干达议员补选并当选国会议员。随后他发起了以乌干达青年为中心的反对侵犯人权、腐败和重建法治的运动，被称为“人民力量运动”。在此运动基础上，韦恩于2020年7月创建了全国团结平台，并被选为2021年1月的总统候选人。在2021年乌干达总统大选首秀中，该党表现突出，韦恩获得34.83%的选票，仅次于老总统穆塞韦尼（58.64%）。在议会选举中该党赢得61席，占比12.22%，成为议会第二大党。
南非经济自由斗士党的创立者马莱马，是原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下称非国大）青年联盟主席。他在被开除出非国大后，于2013年创建了经济自由斗士党。经济自由斗士党创立后参加了两次全国大选，其中在2014年大选中获得了6.35%的选票和25个议会席位，在2019年大选中获得了10.7%的选票和44个席位。两次得票率都位列第三，成为议会第三大政党。
此外，纳米比亚长期执政的人组党一直保持较大主导优势，近年新出现的主要反对党都是从人组党分裂而来的新兴政党。2007年成立的民主与进步大会在2009年和2014年两次大选中都成为主要反对党。2020年原人组党成员依图拉创建的独立爱国者变革党为纳米比亚当前最大的反对党。津巴布韦的公民变革联盟是2022年1月从津最大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分裂出来的一个新政党，其创建者是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原领导人查米萨。该党在2022年3月国民议会和地方政府补选中崭露头脚，从28个补选议席中获得19席，在122个地方政府代表席位中斩获75席，已然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第二种类型的新兴政党包括赞比亚的爱国阵线和国家发展联合党、塞内加尔的争取共和联盟、尼日利亚的全体进步大会党和塞舌尔民主联盟等。
赞比亚爱国阵线和国家发展联合党的发展历程最具代表性。1991—2011年的20年间，赞比亚形成了多党民主运动长期执政的政党格局。然而，在其执政的第二个选举周期结束时，出现了两个新政党。一个是国家发展联合党（下称国发党），一个是爱国阵线。爱国阵线2001年从执政党多党民主运动分裂而成，2006年开始崛起为赞比亚最大反对党，2011年大选中击败多党民主运动，成为执政党。国发党成立于1998年，其创始人马佐卡和后来的长期领导人希奇莱马皆为商人出身。在国发党成立后的政治首秀2001年赞比亚大选中，该党候选人马佐卡仅以1.9%的微弱劣势败给执政的多党民主运动，成为当时最大的反对党，但后因爱国阵线异军突起而长期屈居其后。在前后历经六次选举磨练后，国发党党魁希奇莱马最终在2021年8月大选中获胜，国发党接替执政10年的爱国阵线成为赞比亚的新执政党。
第三种类型为成立后发展为参政党的新兴政党。在非洲国家，数量众多的小党并非以竞选为目标，而是以寻求执政党的赞助为目标。真正能长期坚持做反对党以制衡执政党并争取执政地位的政党数量有限，能成长为执政党的新兴政党数量更少。同样，非洲的长期执政党或单独执政，或有稳定的执政联盟，如南非非国大领导的“三方联盟”。执政党吸纳新兴政党作为参政党组建联盟政府的情况较少，仅出现在由一个政党长期主导向多党竞争体制转变的国家，如塞内加尔进步力量联盟就属于这种情况。
进步力量联盟是塞内加尔社会党政府原总理尼亚斯1999年因与时任总统迪乌夫关系破裂而脱离社会党创建的政党。尼亚斯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以16.77%的得票率排名第三，后曾担任瓦德政府时期的总理。2012年塞内加尔总统大选第二轮时该党与争取共和联盟的萨勒结盟，支持萨勒当选总统，在议会选举中，该党与执政党组建同盟，保持了议会多数席位，尼亚斯本人则当选国民议会议长直至2022年7月。
非洲新兴政党的崛起，既受非洲社会结构变革的影响，也与非洲长期以来积累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以及长期执政党的内部矛盾演变有关。
一是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与人口结构的年轻化为新兴政党提供了社会基础。城市化与人口年轻化是21世纪初以来非洲发展呈现的两个重要趋势。有数据显示，1990年非洲的城市化率仅为31%，2014年则达到了40%。到2015年，非洲城市人口数量达到约4.72亿人，较1995年翻了一番。在非洲的整体人口结构中，青年人口一直保持较高比例。2019年，世界人口年轻化比例最高的前20个国家中，有19个是非洲国家。总体而言，非洲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60%，15—35岁之间的人口超过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30%。
城市化与人口年轻化对非洲而言既是红利和机遇，也在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等方面给现有治理体系带来了严峻挑战。新一代的年轻人对长期执政党在解放运动中获得的历史合法性感受不深，他们害怕失业和贫穷，渴望变革和生活状况的改善。能够抓住并利用年轻人变革愿望的新政党往往会受到年轻人的支持。21世纪以来的非洲新兴政党往往都因有力响应年轻人的呼声和需求而迅速兴起。赞比亚国发党专门设置了主管青年的机构，非常重视如何回应青年的呼声。乌干达全国团结平台、南非经济自由斗士党、塞内加尔爱国党等无一不抓住青年议题，以青年为其主要社会支持基础。这些政党的主要构成人员、竞选战略的关注点都以年轻人为中心，竞选策略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展开。正是由于新政党领导人重点关注青年群体以及他们所关心的社会议题，才得以在成立后迅速崛起。
二是长期执政党未能很好地解决社会经济治理问题，这为新政党兴起留下了社会议题空间。非洲国家经济社会治理主要面临两类问题。第一类是殖民时期遗留或积累下来的老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分配问题。在去殖民化进程中，尽管民众通过武装斗争和谈判接管了统治权，并达成了种族间和解协议，但殖民统治造成的黑白种族间土地分配不公等经济问题在独立后仍然存在。独立后经历多个选举周期，这些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不理想，广大民众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土地分配的历史不公并未得到太多改善，引发民众普遍不满。例如，津巴布韦曾出现广泛的罢工浪潮和老兵维权抗议活动。此外，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对宗主国的经济依附关系在独立后依然以新殖民主义的形式持续存在，严重阻碍了非洲国家的自主发展。当非洲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危机时这一议题就很容易引发民众共鸣。第二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即增长的不平衡问题。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非洲经济大致保持了5%的年平均增长率，但这一增长却极不平衡。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贫困问题加剧。虽然非洲整体贫困率从1990年的56%下降到2018年的40%，但贫困人口数量却不断上升，从1990年的2.84亿人增长到2018年的4.33亿人。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贫困的城市化”，一方面中产阶级有所壮大，富人住宅区、购物中心迅速兴起，另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和贫民窟也在不断扩大。其次，经济增长同时伴随着失业率上升。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98年到200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青年失业率从60%上升到令人震惊的72%。城市里大量年轻人只能从事临时的非正式工作。大量贫困和失业人口的存在使得一些非洲国家弥漫着期望改变现状的情绪。非洲原有痼疾与新生问题相互交织，使广大民众对长期执政党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不断加深，进而为新政党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土壤。
三是执政党自身治理不善和党内不团结为新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政治机会。非洲长期执政党的内部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一些官员腐败问题。非洲国家长期执政党的一些领导干部腐败严重，侵吞国家资源、贪污国际援助款项、官商利益交易成为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官员腐败的顽疾导致政党形象受损，民众认同度下降，严重削弱了政党的社会根基。其次是官僚主义问题。非洲很多国家的社会整合程度低，广大乡村社会的国家认同不高，行政效率低下已经成了非洲很多国家的普遍特征。加之“赞助换政治支持”成为非洲国家选举政治中的一种普遍机制，领导人会增设职位以增加赞助资源，这导致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再次是因领导权继承等引发的政党分裂问题。领导权继承是主导政党党内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政党未能形成成熟稳定的党内民主决策和领导人选拔机制，就很难管理这一核心问题，并由此引发党内派系争斗、精英背叛乃至于政党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领导人代际更替都可能意味着执政党的凝聚力和实力的减损，甚至直接造成选举失败和政党权位轮替。在赞比亚曾长期执政的多党民主运动两次因领导权继承问题造成内部分裂、实力衰减，成为爱国阵线在2011年赢得总统大选的重要原因。
众多新兴政党的崛起深刻冲击了一些非洲国家的传统政党格局，导致长期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遭到削弱，特别是地方层面新兴政党的崛起带来领导权的转变。与此同时，新兴政党价值取向、竞选策略等与传统政党存在明显差异，这使得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党意识形态和政治议题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
第一，冲击甚至改变相关国家的政党基本格局。随着选举经验的积累和竞争战略的日趋成熟，一些新兴政党通过政党结盟、基于个人关系的非正式联盟以及族群呼吁、民粹主义社会动员等多种手段试图扩大自身影响力，对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党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其中，一种情况是中断了传统政党长期执政的格局。他们或者在多次反复选举竞争中击败长期执政党（如赞比亚、塞内加尔），或者在几个反对党结盟组建新党后一举结束了传统政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格局（如2012年的莱索托、2015年的尼日利亚、2016年的冈比亚、2020年的塞舌尔等）。另一种情况是，目前虽未造成执政党更替，但由于新政党作为反对党的崛起，引发了选民较大的支持和响应，削弱了执政党的主导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在总统竞选投票中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例如，纳米比亚人组党在历次总统选举投票中支持率都在75%以上，2014年则高达87%。在最近2019年大选中，人组党在任总统根哥布虽然获得连任，但其得票率仅有56%，而之后组建独立爱国者变革党的独立候选人依图拉得票率为29%，创造了反对派得票率的最高纪录。二是执政党在议会选举中丧失了多数优势。博茨瓦纳2012年成立的民主改革联盟在2014年和2019年的两次大选中分别获得57个议席中的17席和15席，冲击了执政党民主党的2/3优势。在2022年7月底塞内加尔议会选举中，松科领导的反对党联盟“解放人民”获得了56个议席，加上前总统瓦德领导的另一个反对党联盟的席位，使争取共和联盟主导的执政联盟失去了议会多数优势。
第二，推动地方政治格局变化。新政党兴起对非洲国家政治格局的影响还表现在地方政府领导权的变化上。在南非经济自由斗士党和民主联盟的冲击下，近年来非国大不仅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率呈现下降趋势，同时在部分都市区和地方省份逐步丧失控制权。2016年的市政选举使非国大在四个都市区失去了市政理事会多数席位，只是后来又通过不信任动议和联合小政党扳回了一些局面。2021年南非地方政府选举结果显示，非国大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丧失了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控制权，在一些城市出现了包括新兴政党在内的反对党主导的地方联合政府。在塞内加尔，爱国党的松科在2022年年初市政选举中当选了济金乔市市长，执政一方。在纳米比亚，2020年成立的独立爱国者变革党参加了当年的地方选举，赢得了两个沿海重要城市的领导权。津巴布韦2022年新成立的公民变革联盟在地方政府补选中赢得了122个地方政府代表的75席。上述部分地方政府被新政党领导的事实不仅削弱了执政党对地方的控制权，更重要的是，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很可能引发更大范围选民对新兴政党的支持，从而逐步动摇执政党的社会根基。
第三，引发政党意识形态和政治议题的变化。相较长期执政党而言，新兴政党既没有获取国家资源的“在任优势”，也缺乏维持现状和稳定优先的现实诉求，因此它们往往会抓住被执政党忽略而又有社会基础的议题和意识形态，以吸引民众的支持。换言之，新兴政党的自身劣势和竞选战略很容易造成其极端化倾向，从而影响本国政党意识形态和政治议题结构。例如，南非左翼民粹政党经济自由斗士党就改变了南非政党政治中原有的“非国大居中、南非共和南非工会大会居左、南非民主联盟和黑人保守派居右”的意识形态均衡，推动南非黑人阵营意识形态左翼化倾向，同时还引发白人极端政党的回应，从而加剧了南非的政治极化。此外，由于经济自由斗士党的极力呼吁，土地和矿产资源再分配议题在南非竞选政治中成为关键议题，并且促使非国大推动了无偿征收土地的宪法修正讨论进程。在塞内加尔，爱国党呼吁塞内加尔退出“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机制。这种对法国新殖民主义的批评性议题激发了塞内加尔民众的民族情绪，引发塞内加尔独立以来很少发生的社会骚乱。总之，一些新兴政党为吸引选民支持，在价值理念、政策纲领等方面迎合选民需求，从而引发了传统政党意识形态和政治议题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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