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对“盖棺论定”学术伦理的更新
时间：2023-02-11 18:30: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朱培源
在中国传统学术规范里，“盖棺论定”是公开地著文作史和知人论世所普遍谨守的伦理法度之一。近代以降，经过贺麟(1902—1992)等学人的革新，“盖棺论定”的学术伦理，从绝对的律令降为相对的标准，新的学术规程和图景也因此得以催生绽发。
中国近代史上的“西学东渐”大体上历经了三次重大浪潮。1922年，梁启超(1873—1929)应“申报馆”之邀，作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将鸦片战争尤其是洋务运动以迄，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心路历程总结为逐次演进的三个时期：器物(鸦片战争)、制度(甲午战争)、文化(新文化运动)。这个观点的影响很大，为后世提供了认识和划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参考坐标。是年春，梁启超在青年贺麟正就读的清华学校讲学。贺麟不仅得于亲炙，并且于次年，在梁启超的指导下，完成、发表了2篇分别关于戴震和焦循的学术论文。可以想见，贺麟对于梁启超这位老师和学术引路人的“三期”论是熟悉的。
不仅如此，贺麟后来还进一步发展了梁启超的观点：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最初只注意到西人的船坚炮利，打了几次败仗之后，才觉悟到他们还有高度有组织的政治法律。最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才彻悟到别人还有高深的学术思想，我们才真正明了思想改革和研究西方哲学思想的必要”。很明显，这里所谓的“船坚炮利”“政治法律”“学术思想”，分别对应梁启超所说的器物、制度和文化。我们也不难发现，贺麟成长和成学于国人学习西方的“学术思想”(或文化)的第三个时期。以贺麟的批判视角看来，此前国人对西方的学习了解，只是在边缘、外表和实用等层面徘徊，而缺乏直捣黄龙的勇气，没有理解和把握好“西洋文化的核心”。
新文化运动之后，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批学人通过自己的研究著述，大大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轨。根据陈平原教授的研究，1927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因为此时的中国学界，经过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两代学人的接续奋斗，不仅“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而且一批影响深远的大学者也已登场。就“学术范式”而言，传统的“盖棺论定”渐次进入了学人的视野。1901年，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劈头写道：“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
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其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这是反对和动摇“盖棺论定”的公开表示。持此勇气和睿见之下，梁启超于第二年作《三十自述》，在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更是用2节(全书总33节)内容来“自我描述”。而深受梁启超影响的胡适(1891—1962)后来也作《四十自述》。1936年，郭湛波(1905—1990)在其《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的“再版自序”中写道：“写今人比古人难，一则古人已‘盖棺论定’，今人则因时不同，或转变；
古人思想经多人研究，已有定评，今人思想成熟较近，系统不清，体系不明，故立论较难”。我们发现，郭湛波在承认“盖棺论定”的外表下，已将其效准从“写古人”扩充至“写今人”了。从“思想史”或者“哲学史”的发展角度看，不管是此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或者后来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都只限于研究中国古代的学术。如此一来，20世纪30年代的郭湛波就“率先做了一般谨慎的学人不肯做的事情，写一部当代思想的历史”。这也就彻底动摇了“盖棺论定”的传统矩矱。
1930年冬，贺麟在柏林大学选修了亨利·迈尔的“哲学史”课程，回国后并将他的《五十年来的德国哲学》译成中文。这篇文章在范式和体例上，对贺麟后来的学术史研究工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45年8月30日，在中华民族即将迎来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重要时刻，贺麟这位自“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便始终积极投身于“学术抗战”的学者，在云南昆明为他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后来更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的出版写就“序言”，其中特别提到：
中国传统的著述家有一个错误的、不健全的态度，就是他们对于同时代的人的思想学术，不愿有所批评陈述。他们以为批评同时代的人的著作，容易陷于标榜与诋毁——标榜那与我感情想得、利害相同的人，诋毁那与我感情不恰、利害相违的人。他们要等着同时代的人死去之后，然后再加评论，这叫做“盖棺论定”(引者按，为了避免频繁注释，下文引自这篇“原序”的内容，不再出注)。
在贺麟看来，持这种传统的“盖棺论定”作为治学态度，之所以是不健全和错误的，是因为：
首先，这种态度设定了作者评述时人只有诋毁和标榜这两种方式，而舍去了诸如“同情的了解，客观的欣赏，善意的批评”等持中、平正和合理的治学途径，从而使“著述家”的品格大大贬损。反之，若能抱无关利害的超然态度以评论时人，虽较评论古人为难，却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应该提倡和鼓励。抱超然的态度，做到善意的批评和客观的欣赏，重要的前提便是先具“同情的了解”——这个内涵复杂的名词直接关涉深厚的德国学术传统。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充分把握行动发生时的情感背景，那就可以获得移情或领悟的精确性”。在国内，最早对“了解之同情”进行学理阐发的学人应该是陈寅恪先生。1931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指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对于著者而言，最忌讳的是“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住的环境，所熏染的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1943年秋，贺麟在重庆作题为《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的讲演，提出了三种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读书治学之方法：逻辑法、体验法和玄思法。其中，体验的方法，就是“用理智的同情去体察外物，去反省自己”，“实包含德国治文化哲学如狄尔泰(DILTHEY)等人所谓‘体验’和法国柏格森所谓直觉”。运用这种方法来读书，“首贵放弃主观的成见，不要心粗气浮，欲速助长，要使自己沉潜浸润于书籍中，设身处地，切己体验，悠游玩索，虚心涵泳。须用一番心情，费一番神思，以审美、以欣赏艺术的态度，去读书。要感觉得书之可乐可好，智慧之可爱。把读同代人的书，当作就是在全国甚或全世界学术之内去交朋友，去寻老师，与作者或国际友人交流思想、沟通学术文化。把读古书当作尚友千古与古人晤对的精神生活，神游冥想于故籍的宝藏里，与圣贤的精神相交接往来，即从这种读书的体验里去理会，去反省，去取精用宏，含英咀华，去体验古人真意，去绍述古人绝学，去发挥自己的心得”。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贺麟在阐释“同情的了解”上，与陈寅恪颇为同调，比如，都强调设身处地，神游冥想，艺术家的眼光，切忌主观成见、先入为主，等等。然而，两者的区别也是存在的，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也出于对应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内容的需要，陈寅恪此处将“了解之同情”限定于著述中国古代的学说，而贺麟则明确认为“同情的了解”不仅适用于读古书，也同样适用于读同时代人的书，当然也就适用于评述同时代人的思想学术了。
其次，一味谨守“盖棺论定”，容易走入狭隘偏执。一方面，从历史现象来看，有些人未盖棺而论已定，而有些人虽盖棺了千百年，仍聚讼纷纭。贺麟这层看法可以说是对前文提及的梁启超动摇“盖棺论定”的继承。另一方面，若偏执于“盖棺论定”，误认为对于活着的今人，绝无公论，就会全盘否定舆论的公正性，这显然是非常偏激的；
况且“评”的定与不定，“论”之公正与否，关键要看评论的出发点，有无证据，是否基于理性，“决不应以生理方面的死或活为标准”。
最后，“盖棺论定”笼罩之下的不评论时人著作的态度，会大大妨碍学术思想的交流和进步。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一部学术著作问世之后，则成为一种公共的精神产品，而不仅仅属于作者本人。自由交流不仅有助于学术界宽容、雅量风气的形成，也可反过来促进作者本人改进提升和精益求精。贺麟最能看出著作家的普遍心理：在著作出版后，他不怕别人的批评和攻击，他最担心的是作品石沉大海、无人问津，最担心别人不是写成文字进行公开评论，而是在背后不停地指长道短，私底下发一些“不负责任的诋毁”。因此，基于学理上的评述时人著作，在一种“互竞的辩难”过程中，实有鼓舞玉成，使学术氛围得以浓郁和生机盎然的好处。
综上，贺麟质疑和批判“盖棺论定”，折射出来的“著述家品格”是理性、真诚、果敢。因为具备了这种品格，所以在“物质的交通”和“精神的交通”都非常隔阂不便的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里，他个人却“比较多有机会得读中国现时哲学上的许多著作，并得与中国哲学界许多人士晤谈领教”。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学术有心人”的贺麟以一种“舍我其谁”的瑰伟气魄和强烈的学者使命感，应承并肩起了《当代中国哲学》一书的写作任务。事实证明，这本专著的写作是非常成功的，在国外的影响尤大。这部书一开始虽不被重视，它的“遭遇与弗莱格(FREGE)的《数学探理》(引者按，此书对英国哲学家罗素影响很大)同出一辙”，但随着时间的拉长，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美国人写的中国哲学史中”常被引证。有学者认为它“应与黄宗羲的《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并立，是黄宗羲以后第一部历史上不朽的作品”。这种评价或许有夸大的成分，然而，仅在国内而言，书被不断地再版，也就证明了其确能传世行远！
与梁启超、郭湛波等人一致，贺麟同样深知“写今人”的困难所在：主要集矢于作品的“客观性”问题，而“客观性”又有“写别人”和“写自己”之分。
关于“写别人”的客观性与否，很多时候只能交由观众评判，所谓“罪罚由人”。但是，相比梁启超，作为晚辈的郭湛波和贺麟，除了消极的“罪罚由人”，还积极地主张学者们“自报家门”——这或许是因为后两者写作思想史和哲学史是20世纪30—40年代，比前者所处的时代更有条件接受“自报家门”的学术氛围吧。郭湛波在写作的过程中，就曾要求张东荪、冯友兰等学人自述其思想，并把他们的来信阑入“序”中。贺麟则不仅“希望不久我们中国哲学界也可以采取英美德等国刊行《当代哲学家自述集》的办法，各人自述各人的哲学思想”，而且对此前曾有过类似主张的张东荪表示赞赏。
梁、郭、贺三位都是在学术史上有位置的人物，因此，都得共同面对“写自己”的客观性问题。梁启超的说法具有代表性：“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事实是，三位都将自己的思想学术写入各自的著作中，这在客观上是对上述“自报家门”要求的率先示范。或许，“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风气的形成，当与此有关？
需要提及的是，为在世的学者开“思想学术研讨会”，除贺麟之外，还不多见。这在多数人那里，大概是“盖棺论定”仍在起作用吧。然而，贺麟在“自报家门”和不断自我剖析上，是贯彻始终的。1986年和1992年，学界就分别开了两次“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贺麟对会上的各种意见(包括批评)表示了感谢，并认为这些意见使他的“自我认识增加了”。1985年，张祥龙发表了被认为是“对贺先生的生平，有正确描写”的《贺麟传略》一文；
贺麟极为重视，并加注释，寄送友人。
“祛魅”之后的“盖棺论定”，仍然有其适用的范围，比如研究古人和读古书，但是，经过贺麟等人知行合一的努力和坚持，“写今人”的现代中国学术史研究也得以稳步推进。
①郭湛波：《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史》“再版序”第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高瑞泉教授为本书写的“前言”，第4-5页。
②有学者认为，陈寅恪“了解之同情”说来源于赫尔德(参看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第320-35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陈寅恪、贺麟二人先后游学于柏林大学，均深受德国学术传统的熏陶影响；
关于陈、贺“了解之同情”和“同情的了解”的比较，参考彭华：《“同情的理解”略说——以陈寅恪、贺麟为考察中心》，《儒藏论坛》2010年第00期。另，有观点认为陈寅恪是贺麟的老师，两者存在授业的师承关系，但此论不实。事实是，1926年阴历秋七月，当陈寅恪至清华国学研究院就职时，贺麟已乘坐客轮，负笈重洋。贺、陈二人可谓“完美错过”，并未有师徒传承之实。参考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6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彭华：《贺麟年谱新编》，《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