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和诗文印证古代大湾区海洋文化

章文钦

粤港澳大湾区因海而生，已经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举世瞩目。大湾区怎样从传统走向现代，必须从历史文化的寻根得到启示。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大体包括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洋文明在中华文明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岭南文化属于一种滨海地域文化，同样体现这样一种历史走向，粤港澳大湾区正是这一历史走向的必然结果。

要探讨大湾区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走向和海洋文化内涵，必须由文化学术界的素心人和有志于学的青年学者艰难求索，非片言只语或一文一书所能道尽。笔者受陈寅恪先生金明馆教泽的启示，从诗文、小说印证历史，试图印证古代大湾区海洋文化。

秦汉之际，赵佗以和辑越众、发展生产、扩大贸易，尤其是南海贸易，和文治武功奠定立国基础，而创立南越国，成为岭南地方开发的先贤而载入史册。

唐代，出现一个跨越汉唐、穿越时空、阴阳相通的传奇故事，将赵佗、任嚣、田横之女、鲍姑、徐申、崔子向、崔炜等历史人物和传奇人物，大食（波斯）国宝阳燧之珠、仙人安期生坐骑玉京子、鲍姑所传中医艾灸、停泊于广州港的番船和广州的波斯胡店等实物联系起来，演绎成精彩动人的故事，让人们从一个侧面领略当年的历史图景和海洋文化内涵。

这篇唐人传奇，收入宋代《太平广记》一书，此书搜罗自汉代迄宋初之野史传奇小说甚富。南宋番禺县尉方信孺撰《南海百咏》，其《赵佗疑冢》一篇起首题记即提出这篇传奇发生在什么地方。延至明代，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杂事》、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七一《外志·杂事》皆收入这篇传奇，篇名为《羊城使者》。清代则收入仇巨川《羊城古抄》卷八《灵异》，篇名《崔炜传》。兹略述其故事梗概。

唐德宗贞元年（785—804）间，有崔子向其人，为检校监察御史，后终南海从事。所撰《题越王台》诗云：“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草木多（古墓千）年无子孙，牛羊（野人）践踏成官道。”收入《全唐诗》卷三一四，括号内文字为《羊城古抄》等书与《全唐书》互异者。

子向有子名炜，居南海，不事产业，多友豪侠。不数年，家业殚尽，多栖止佛舍。值中元日，佛寺前陈珍异，集百戏，热闹非凡。炜于街头，见乞食老妪跌倒而破人酒瓮，当垆者殴之，计其值仅一缗。炜怜之，脱衣偿其值，妪不谢而去。异日又来，乃告炜曰：“谢子脱吾难。吾善灸赘疣，今有越井冈艾少许奉子，每赘疣灸之，一炷当即愈，不独愈病，且兼获美艳。”炜笑而受之。

炜受艾灸之法后，治愈海光寺一老僧耳疾。老僧修书介于任翁，亦有斯疾，炜出艾爇而愈。任翁藏镪百万，因被留款。炜素善丝竹，能造其妙，与主人爱女同好。因请琴弹之，女潜听而有意焉。任翁家事鬼曰独脚神，每三岁必杀一人飨之。斯期己逼，求人不获，任翁与其子私计，拟夜半杀炜已潜扃炜所处之室。翁如密知文，潜持刀于窗隙告炜。炜以刀断窗棂，携艾跃出，拔键而逃。翁率家童，持刀秉烛追逐之。炜迷道失足，坠于大枯井中。

炜虽坠井，幸而不伤。及晓视之，乃一巨穴，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盘屈，可长数丈。前有石臼，岩上有物滴入臼中，甘如饴蜜，蛇就饮之，炜饮其余，遂不饥渴。蛇元蜃吻有疣，饮食久已妨碍。炜感蛇见怜，燃艾启蛇而灸，疣应手坠地。蛇吐径寸珠酬炜，炜不受，但求挈维，得还人世。蛇遂吞珠，炜即再拜，跨蛇而去。洞中行数十里，最后触一石门，门有金兽啮环，洞然明朗。蛇抵此不进，而卸下炜，炜将谓已达人世矣。

炜入户，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镌为房室。当中有锦绣帏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玉，炫晃如明星之连缀。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篑。炜取琴试弹，户榻皆启，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至矣。”须臾，有四女皆古环髻，曳霓裳之衣，谓炜曰：“何崔子擅入皇帝元宫耶？”炜曰：“既是皇帝元宫，皇帝何在？”曰：“暂赴祝融宴尔。”遂命炜就榻鼓琴，复谓炜曰：“皇帝已配田夫人而奉箕帚。”

逡巡，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冉冉自空而下。背有一丈夫，衣冠俨然，执大笔兼一封青竹简，上有篆字，四女命侍女读之，曰：“广州刺史徐绅（申）死，安南都护赵昌充替。”女酌醴饮使者，曰：“崔子欲归番禺，愿为挈往。”使者唱诺。四女谓炜曰：“皇帝有敕令，与郎君国宝阳燧珠，将往至彼，当有胡人具十万缗而易之。”遂开玉函，取珠授炜。炜问其故，女曰：“郎君先人有诗于越台，感悟徐绅（申），遂见修葺。帝愧之，亦有诗继和。”诗云：“千岁荒台聚路隅，一烦太守重椒涂。感君拭拂意何极，报尔佳人与明珠。”并约于中元日到蒲涧寺静室接田夫人，

炜遂蹑使者之羊背归广州，世上已三年矣。刺史徐绅（申）果已死，而赵昌替矣。

炜乃抵波斯店，潜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见遂匍匐礼拜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不然不合得斯宝。”盖赵佗以珠为殉葬故也。崔子乃具实告，方知皇帝是赵佗也，佗亦曾称南越武帝耳。遂具千万缗而易之。崔子诘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国宝阳燧珠也，昔汉初赵佗使异人梯山航海盗归番禺，仅千载矣。我国有能元象者言来岁国宝当归，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资，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获矣。”遂出玉液洗之，光鉴一室。胡人遂泛舶归大食去。炜后居南海十余载。遂散金破产，栖心道门，挈室往罗浮访鲍姑，后竟不知所适。

传奇中的任翁为任嚣，老妪为鲍姑，白蛇为仙人安期生的坐骑玉京子，羊城使者为城隍庙中之神，田夫人为齐王田横之女，随看故事情节的展开而逐渐明晰。传奇中的大食番舶停泊的港口即扶胥古港，宴请赵佗的祝融即南海神，南海神庙在扶胥古港北岸；
波斯店应在广州城西光塔一带的贸易区番坊。而从传奇中阳燧之珠神器之旅，可证自汉至唐，从广州港到波斯湾的航路一直存在，畅通无阻。与传奇产生年代同在唐德宗贞元年间的贾耽《皇帝四达记》，载自边州入四裔之路七条，其中便有《广州通海夷道》篇，记载从广州至波斯湾和东非的航路，载入《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可参阅。

对外贸易关系到国计民生、吏治民风，自古皆然。岭南首府广州，具有悠久的外贸传统。秦汉之际，“番禺一都会也，多犀、珠玑、瑇瑁、果布之凑。”（《史记·货殖列传》）番禺为南海郡首府，广州的古称，至三国东吴时，史称广州。《晋书·关隐之传》曰：（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筐之宝，可资数世。”吴隐之以不贪为宝，广州石门贪泉和沉香浦的故事，体现了岭南百姓对这位清官的敬佩与怀念。

但自古清官并不多见，贪官则如蝇逐臭，相续于道。《南齐书·王琨传》有言：“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三千万即三万缗（贯），虽然不及阳燧之珠所值的三分之一，已是一笔“足资数世”的财富。当年太史公司马迁，如果有五十万（五百缗）钱可赎死罪，便不用受宫刑了！沿至清初，岭南诗人、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货语》特立“黩货”一条，而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贪者艳之”之叹。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民心亦不可欺，贪官能得到的无非是声色货利而已，清官则留下清廉正直的美名。唐代有两位以岭南节度使兼市舶使，主持广州海外贸易的清官：宋璟和李勉，以及诗圣杜甫中断于半途的岭南之行，都有故事。

在唐代开元盛世，姚崇、宋璟、卢怀慎、张九龄并列为四位贤相。历史上或并称姚宋，而宋璟清廉正直过于姚崇。《旧唐书》卷九六《宋璟传》载：“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广平徒焉……少耿介有大节，博学工于文翰，弱冠举进士。”历仕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以“出则为良史，入则为直臣”的清官形象，卓然立于风云变幻的唐初政坛中。

广人有崇敬先贤的传统，在唐代已建有广平堂，以宋璟之地望和封号命名此堂。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之《广平堂》篇序曰：“宋广平都督广州，越俗始知栋宇，张燕公尝为《遗爱碑颂》。诗云：“撤茅为瓦利无穷，盍种甘棠此召公。大手断碑何处觅？典型犹见此堂中。”

证以《新唐书》卷一二四《宋璟传》：“玄宗开元初，以雍州为京兆府，复为尹，进御史大夫，坐小累为睦州刺史，徙广州都督。广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筑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栋梁利而无患灾。召拜刑都尚书。四羊，升吏部兼侍中。”可知宋璟大约在开元元年至三年（713—715）任广州都督，撤茅茨蓬屋，兴陶瓦版版筑，建栋宇，列邸肆，以防火患，为造福百姓的一大德政。

至于方信孺《广平堂》“张燕公尝为《遗爱碑颂》”及“大手断碑何处觅”之句，可进而论者有二：一为广人为宋璟立《遗爱碑颂》一事，据《新唐书》本传载：“累封广平郡公。广人为璟立《遗爱颂》。璟上言：‘颂所以传德载公也，臣之治不足纪。广人以臣当国，故为溢辞，徒成谄谀。欲厘正之，请自臣始。’有诏许停。”历代所立之“遗爱碑”和“德政碑”，颇多谄谀之辞，关乎士习民风。宋璟为率属正己，大手断碑，谦德感人，而谓“广人谄谀”，实在言重了。

二为张燕公之《遗爱碑颂》，即张说撰《广州都督岭南按察五府经略使宋公遗爱碑颂》。张说以朝廷重臣、宋璟生死之交兼文章大手笔而撰此文，原碑已不可见，恐与“有诏许停”及“大手断碑”之事有关。其文则见于张说《张燕公集》以及明代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四《艺文》中《文类》、清代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一《金石略》三。此文之可以见证历史者略举二端，即岭南治绩与海外贸易。

关于宋璟之岭南治绩，文中有言：“其入宰也，君之肱股；
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于此邦之长人也，饮食有节，衣服有常；
清心而庶务简，正色而群下一。……其率人版筑，教人陶瓦，室皆 塈。昼游则华风可观，家撤茅茨；
夜作而炎火不发，栋宇之利也。”其颂则曰：“降王宰兮远同灵，歌北户兮舞南冥。酌七德兮考六经，政划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鱼鳖宁，变蓬物兮改篱墙。鱼鳞瓦兮鸟翼堂，洞日华兮皎夜光。火莫烧兮风莫飏，事有近兮惠无疆。”从民生日用之饮食衣服，篱墙栋宇；
到道德教化之七德六经，经歌之声；
再到为政之道之率属正己，庶务清简。既为知友之言，又为岭南士民之心声，与“谄谀”之辞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关于宋璟主持下的海外贸易，文中有言：“自今始，祖国之舶车，海琛云萃；
物无二价，路有遗金；
殊裔胥易其回途，远人咸内我边郡。交易之坦途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举为美谈。”其颂则曰：“昆仑宝兮西海财，几万里兮岁一来。舟如马兮货为台，市无欺兮路无盗。”昆仑本南海古国，为广州通海夷道所必经，昆仑舶为当年扶胥港停泊番舶的一种，而西海则为广州通海夷道所经之孟加拉湾、印度洋至波斯湾一带海域。在宋璟这位清官良吏主持下，南海贸易出现良性循环，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李勉字玄卿，唐宗室郑王元懿曾孙。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以唐宗室中的贤臣兼清官廉吏，晚年亦登相位。本传见《旧唐书》本传载：“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简易，为宗室之表。善鼓琴、好属诗，妙知音律。……及在相位，凡二十年，禄奉皆遗亲党，身没而无私职。其在大官，礼贤下士，始终尽心。”

诗圣杜甫与李勉缘分颇深。至德元年（756），肃宗即位于灵武，李勉为监察御史，杜甫授左拾遗，曾同朝为官。大历四年（769），李勉在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任上，为宦官鱼朝恩所衔，出为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史。杜甫有《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广州》诗，见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二及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八《政事志·公署》，其诗云：“斧钺下青冥，楼船过洞庭。北风随爽气，南斗避文星。日月簏中鸟，乾坤水上萍。王孙丈人行，垂老见飘零。”杜甫身历安史之乱，从陇右到蜀中，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的照顾下，在浣花溪畔过上几年安稳日子，接着又离开蜀中，漂泊湖湘。谪宦迁客，旧友新缘，颇有家国身世、同病相怜之感。

然而，李勉在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史任上仍然有所作为，治绩卓越，足与宋璟相媲美。杜甫撰于人生旅程最后一年大历五年（770）的五言长诗《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见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三及《全唐书》卷二二三。此诗前后各十九韵，前叙王氏渊源，点出砅为贞观贤臣王珪之裔；
后叙评事亲谊，突出亲贤李勉之岭南治绩，既勉励其前行，亦表达自己欲往岭南的心愿。虽然衰年著齿，仍然期望能作岭南之行，寻找避世乐土，再续浣花旧梦。

此诗最后六韵云：“番禺亲贤领，筹运神功操。大夫出卢宋，宝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我欲就丹砂，跋涉觉身劳。安能陷粪土，有志乘鲸鳌。或骖鸾腾天，聊作鹤鸣皋。”兹以诗文史传互证，先谈李勉之岭南治绩，后及杜甫之岭南之行。

《旧唐书·李勉传》载其岭南治绩曰：“（大历）四年，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史。番禺贼帅冯崇道、桂州叛将朱济时等阻洞为乱，前后累岁，陷没十余州。勉至，遣将李观与容州刺史王翃并力招讨，悉斩之，五岭平。前后西域舶之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末年至者四千余。在官累年，器用车服无增饰。及代归，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为可继前朝宋璟、卢奂、李朝隐之徒。人吏诣阙清立碑，代宗许之。”杜诗及本传以为李勉之岭南治绩，在卢奂、宋璟之上。招降蛮洞，平定岭南；
招徕番舶，发展贸易；
归时停舟石门，投犀象南货于江中，如晋代吴隐之，不持一物归，当为实录。然诗中“海胡舶千艘”之句，盖诗的语言，不必拘于实数；
而传中有言，西域（即西海）番舶，以最初至者，“岁才四五”，到“末年至者四千余”，则恐数字不无夸大之嫌。

至于杜甫半途中断的岭南之行，其说有二。一谓杜甫溯湘江南下，到达衡州耒阳县，企图以骑田岭通道前来岭南，中途遇上大雨，道路不通，困在耒阳方田驿，饥饿冻馁十余日。投诗耒阳县令，县令派人送来牛炙白酒，杜甫在用过牛炙白酒的饱餐后，第二天就死去了。《杜诗详注》卷二三有《聂耒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篇，仇兆鳌注谓为无根之说。当代传记文学大家朱东润先生据《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杜甫传载：“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山之前。”则谓不妨二说并存。前人虽言“江山不幸诗家幸”，杜甫倘能实现岭南之行，岭南江山将为之增色。

（一）屯门

屯门今属香港新界，溽洲为广海古称，今属江门新会，在古代皆属南海之滨广州海域滨海要地，既为海陆城寨，又为海外贸易中外船舶停泊往来之区，历史颇为悠久。

屯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朝宋元嘉年间（424—453）。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四《外志·仙释》载：“宋杯渡禅师，不知姓名。尝乘木杯渡水，人因目之。初在冀州，不修细行，神力卓越，世莫测其由……（元嘉）五年（428）三月，杯渡复来齐谐家，众皆惊异。须臾，门外有一僧唤渡，渡便辞去。云：‘贫道当向交广，不复此间来也。’齐谐等拜宋殷勤，于是绝迹不至。出《神僧伟》。”《旧志》云：“渡尝以杯渡海，憇濒屯门山。后人因名曰杯渡山……广帅蒋之奇云：元嘉中杯渡尝来赴齐谐家，便辞去，云贫道赴交广之间，予是以之杯渡至此不诬。有诗并序，刻于山巅。”

蒋之奇为北宋元祐元年至五年（1086—1090）广南东路知州军事，即最高军政长官，故称广帅，题诗刻石于杯渡山之巅，传为佳话。而在唐宋时代，屯门的重要性已日益显著。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八《政事·公署》上载：“唐岭南道以边方有寇戎之警，加以旌节，谓之节度使。其府治即旧节度史署，居之……凡兵甲、财赋、民事无所不领……二十二州庭参听令。有府二：曰绥南、番禺，又有经略军屯门镇兵。故军府以广为盛。”可知在唐代屯门即为海防重镇，由经略使率领军队驻扎。唐初于边州置经略使，其后由节度使兼任。

再证以《全唐诗》卷三四一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之六：“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发。两岩虽云牢，木石互飞发。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浪没。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为不忍别，感谢情至骨。”谪官迁客，同病相怜，惜别依依，情动切切。而将屯门海澳与扶胥口并列入诗，亦可见撰有《南海神庙碑》文的韩文公，对屯门同样给予高度重视。

在唐宋时代，屯门为从扶胥港口发舶航往海外诸番，以及番舶进入扶胥港口必经之路，犹可得而论之。《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记广州通海夷道，起首即言：“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可知屯门为广州通海夷道发舶之首途。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下航海外夷条有载：“沿海州郡，类有市舶。国家绥怀外夷，于泉、广二州置提举市舶司，故凡番商急难之欲赴诉者，必提举司也。岁十月，提举司大设番商而遣之。其来也，当夏至之后，提举司征其商而覆护焉。诸番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国，其次三佛齐国，其次乃诸国耳。三佛齐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

木帆船时代的海外贸易受季候风的影响，番舶在每年十月，乘东北季候风离开广州返航，而在夏至后来乘西南季候风驶入广州港。宋代在泉、广二州设置市舶提举司，管理市舶贸易事务。番舶离港返航前，在广州城南珠江岸边市舶亭海山楼设宴慰遣番商。而屯门为番舶出入广州港口往来要冲，犹如惠州甲子港为番舶往来福建泉州港口之要冲。关于宋代三佛齐与广州的交通贸易，业师戴裔煊先生有《宋代三佛齐修广州天庆观碑记考释》文。关于海山楼下市舶前的市舶宴，业师蔡鸿生先生有《宋代广州的市舶宴》文，并可参阅。

（二）溽州

溽州即广海，其历史至少可追溯至北宋。朱彧《萍州可谈》卷二有言：“广州自小海至溽州七百里，溽州有望舶巡检司，谓之一望，稍北又有第二、第三望，过溽州则沧溟矣。商船去时，至溽州少需以诀，然后解去，谓之放洋。”中外船舶从广州启碇出港，经屯门，至溽州放洋，进入中国南海，驶入唐代广州通海夷道的航路。朱彧所言，其意甚明。

可资印证者复有明清之际顾炎武之巨作《肇域志》，第三七册《广州府·新宁县》条载：“广海卫，地名乌峒，在广州府西南海澨四百余里。原隶新会县，宋至巡检司于此。是乃古溽州地，一面枕山，三方濒海，铜鼓、大牌海面汪洋无际，上下二川矗立于前，上川之左曰大金门，右曰小金门。诸夷入贡，遇逆风则从此进。”可知溽州（广海）自宋代以后，即为海防要地，又为中外船舶和诸番贡道之所经。而溽州距广州四百余里之说，似比朱彧七百余里之说较为准确。

蔡鸿生先生回顾学术史上的溽州今地说，既有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之书，拟订溽州即阳江海陵岛之说；
又有中国学者罗香林《屯门与其地自唐至明之海上交通》之文，则有将溽州定为屯门，即今香港青山之说。鸿生先生引述原刊于《岭南文史》1983年第2期的岭南掌故名家黄良先生《广海与溽州》之文所言：“溽州地理上位于崖门口西南侧，即今台山广海。”从而断定这一悬案终算解决。“此地因明代设广海卫而得名，原属新会，今属台山……据说尚存‘溽洋台’遗址”。

此外，关振东、张绰亦撰于1980年代的《广海日出》一文，则谓其地在明代“不叫广海，称溽城”。溽城之称，与溽州同源。其他在明代已称为广海，则文献有证，仅举一例。顾炎武《肇城志》第三六册《广州府·新会县》特立广海卫一条，载称：“广海卫，在县南一百五十里，在溽州巡检司北。洪武二十七年（1394），都指挥花茂奏设营度，迁巡检司于望头镇，以其地建置卫所。城周一千九百六十五丈，左、右、中、前、后五所。外城周二千三百四十丈，滨海。新会守御千户所，隶广海卫。”可知广海卫是在明初中国沿海为加强海防、建立卫所的热潮中，在广州海域西南建立起来的海防重镇，下辖六个千户所。与顾氏同书上引文相印证，亦可知宋代所设的溽州巡检司，至明代洪武年间始迁于望头镇。

（三）广州诸舶口

至明代，屯门与广海都成为珠江口外广州海域的海防重镇和中外船只停泊的海澳（又称舶口）。明代广东海防分为中、东、西三路，中路在广州府，东路在惠潮二州，西路在高、雷、廉、琼四州。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三一《政事志·战船》载：“备倭分三路，中路在广州府。东莞县南头、屯门等澳大战船八艘，乌槽二十艘。广卫海、望峒澳四艘。（夹注）嘉靖二十二年（1543），海寇何亚八焚其大半。”其他如嘉靖年间胡宗宪《筹海图编》、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等书尚有相关记载。

至于明代珠江口外广州海域诸海澳（舶口），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六《外志·夷情·番夷》载称：“正德十二年（1517），西海夷人佛朗机亦称朝贡，突入东莞县，火炮迅烈，震骇远迩，残掠甚至，炙食小儿。海道奉命诛逐，乃出境。自是海舶悉行禁止，例应入贡诸番亦鲜有至者。贡舶乃往漳泉，广城市贸萧然，非旧制矣。于是，两广巡抚都御史林富稽《祖训》，遵《会典》，奏上得允。于是番舶乃通焉。”次录由黄佐本人代撰的嘉靖八年（1529）林富原疏，并在番船“湾泊有定所”一句之后加夹注：“布政司案：查得递年暹罗国，并该国管下甘蒲沰、六坤州，暨满剌加、顺答、占城各国夷船，或湾泊新宇广海、望峒，或新会奇潭，香山浪白、蠔镜、十字门，或东莞鸡栖、屯门、虎头门等处海澳、湾泊不一。”

经历隋、唐、宋、元诸代，位于“扶胥之口，黄木之湾”的广州港口，水域逐渐淤浅，功能衰退，明代珠江口外上述九个海澳作为番船停泊的处所遂成定例。然而，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人入据澳门（即蠔镜）后，情况又发生变化。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番夷》澳门条载称：“夷船停泊，皆择海滨之湾环者为澳。先年率无定居，若新宁则广海，望峒，香山则浪白、蠔镜澳、十字门，东莞则虎头门、屯门、鸡栖。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蠔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暂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狥贿许之。时仅蓬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蠔镜独为舶数矣。”证以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澳门条起首所载：“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澳者，舶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广百余里，诸番互市其中。嘉靖间，诸番以浪白辽远，重贿当事，求蠔镜为澳。蠔镜在虎跳门外，去香山东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二湾，海水环之。番人于二湾中聚众筑城。自是新宁之广海、望峒，（新会之）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门，东莞之虎头门、屯门、鸡栖诸澳悉废，而蠔镜独为舶薮。”至此，明代珠江口外广州海域诸舶口，随着葡人入据澳门而多被废弃。至清康熙年间设粤海关、立十三行后，琶洲塔下的黄埔港，终于取代扶胥港而成为广州港口。

明清之际岭南著名学者、诗人兼明遗民的番禺屈大均，在其诗文关于岭南海洋文化的描述中，对于中国对外关系从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历史现象，满怀忧患意识，而先发孤鸣。蔡鸿生先生撰于1999年6月的《广东十三行考·一九九九年版序言》中有言：“清初的屈大均，固然写过‘银钱堆满十三行’的名句，但诗人毕竟比商人有更高的警悟，他还发过这样的预言：‘洋舶通时多富室，岭门开后少坚城！’往后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屈氏眼光的超前性”。

蔡鸿生先生所引二句出自《长寿院外眺望作》，见屈氏《翁山诗外》卷十。同类之诗句复有《澳门》诗六首之一：“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无事，前山一将功。”见《翁山诗外》卷九。《白鹅潭眺望》之四句云：“五仙楼出五羊城，东尽扶胥一日程。海道多歧那得问？江门有戍未为兵。”之五句云：“抄关使者三门海，进贡番人万里舟。舶口至今蠔镜失，西洋端恐有阴谋。”见《翁山诗外》卷十一。从中可见屈氏正是抱着经世爱国的情怀和忧患意识，来看待葡人入据澳门给中外关系带来的历史转折，从而提出巩固海防的战略思维。

历史，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根，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寻求生存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海洋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统走向现代，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广东十三行考》的著者、研讨中国沿海边疆史的前辈学者番禺梁嘉彬先生，便发出呼声：“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在海洋！”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属于滨海地域文化的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海洋历史文化遗产，值得去认真探研。拙文遵照前辈学者以小说和诗文证史的治学方法，就若干看似松散、实则相互联系的古代大湾区海事人物、山川风俗作一个专题研究，由此得出若干历史启示：自汉唐以后，广州的海外交通畅通无阻，海外贸易长盛不衰。要凭借海外贸易发展经济，福国利民，为政之道在清廉正直，以不贪为宝，既关注民生日用，又重视道德教化。要实现中外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良性循环，必须自强自立，巩固海防，维护国家安全，服以国家大局，拓阔世界视野，虽处盛世，犹能保持忧患意识，始能立于不败之地。

[1]仇巨川纂，陈宪猷校注：《五羊故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637—644页，1993。

[2]阮元主修，梁中民校点：《广东通志·金石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61-63页，1994。

[3]朱东润：《杜甫叙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97-201页，1981。

[4]周去非，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第126页，1999。

[5]蔡鸿生：《戴裔煊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第269—289页，2004。

[6]蔡鸿生：《广州海事录》，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21—127页，2018。

[7]蔡鸿生：《广州海事录》，第85页。

[8]梁墩稳，谢飘云：《广东风景名胜文集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336页，1990。

[9]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序言》第2页，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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