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资本劳动比

金佳慧，刘文龙

（1.东北财经大学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2.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资本深化是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更是提质增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企业通过增加投资、提升资本劳动比，有助于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速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因此，研究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对影响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因素展开探讨，大致可以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归纳：宏观层面上，Janiak和Wasmer认为就业保护制度降低了企业预期利润，削弱了企业投资积极性，最终导致企业资本劳动比下降；
杜鹏程等认为税收征管力度加强会提高企业实际税收负担；
郭庆旺和吕冰洋认为企业所得税会导致资本劳动相对价格上涨并引起企业资本劳动比下降；
李建强和赵西亮认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激励了企业用固定资产替代低技能劳动力，进而提高企业人均资本水平。微观层面上，唐钰和封进认为社会保险缴费会通过减少劳动力雇佣和增加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提升企业资本劳动比；
张杰等认为融资约束会制约制造业企业资本劳动比，并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小规模、未获财政补贴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
Spaliara认为除融资约束外，技术水平同样会对企业资本劳动比产生重要影响。

纵观已有研究，多数学者侧重从企业内部特征和宏观政策视角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变动进行解释。魏志华等认为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通过改善企业信息环境和缓解代理问题显著抑制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孙雪娇等认为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提高数据源的信息透明度和征管分析能力发挥治理效应，抑制企业盈余操纵。但是，鲜有学者从税收征管数字化这一独特外部治理机制视角研究其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背景下，探究以“金税三期”实施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改革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制度背景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积极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政府管理工作，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服务效率，成为建设现代化数字政府的必然要求。从税收领域来看，“十四五”规划强调要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加强智慧税务建设，推动税收征管现代化。实际上，中国政府有关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改革进程从未停止，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为了适应现代化税务征管工作的要求，金税工程孕育而生，金税工程从无到有，从“金税一期”“金税二期”再到“金税三期”，税务部门不断对其进行优化完善，不断提升税务机关的数据分析能力和税务监管精准性。

“金税三期”于2005年获准立项，并于2013年开始试点，时至今日已基本构建成为统一的、覆盖所有税种、所有工作环节的全国性税收信息系统。“金税三期”形成了“一个平台、两级处理、三个覆盖、四类系统”的工作架构。其主要内容为：第一，构建网络硬件和基础软件的统一技术平台，优化数据挖掘和分析能力，实现对地区间、行业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涉税信息的交叉审核和共享利用。第二，依托统一技术平台，建立税务总局、省局两级处理中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实现纳税信息数据在总局和省局的集中处理，简化了业务流程。第三，实现对所有税种、各项工作环节和各级部门的全面覆盖，并与工商、社会保障、海关等部门的信息联网，有效解决了部门间的“信息孤岛”问题。第四，通过业务的重组、优化和规范，形成了以征收管理和外部信息为主，同时涵盖行政管理和决策支持等辅助业务在内的四大应用系统。

（二）理论分析

本文主要从信息效应、治理效应和监管效应三个方面，分析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机制。

⒈信息效应

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发挥信息效应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增加企业外部融资机会，从而提升企业资本劳动比。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内部人员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Alhassan和Naka认为逆向选择导致企业外源融资成本过高，使得企业投资难以实现最优水平，而道德风险会进一步导致企业融资环境恶化。以“金税三期”实施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改革，引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对企业生产经营环节涉税信息的全面覆盖，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有助于企业获取外部融资机会。基于有限理性的净现值规则，Stein认为企业管理者通常会表现出有限理性，当企业净现金流增加时，企业会开展有利可图的投资活动。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投资，由于资本深化，也即资本劳动比提升，是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企业创新升级的重要前提，因而当企业拥有足够的现金流时，会优先增加先进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减少低技能劳动力投入，增加高技能劳动力投入。因此，当固定资产增加，而企业劳动力减少或保持不变的情形下，企业资本劳动比得到提升。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税收征管数字化发挥信息效应缓解了信息不对称，进而提升企业资本劳动比。

⒉治理效应

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发挥治理效应提高政府决策效率，并降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进而提升企业资本劳动比。一方面，孙雪娇等认为由于技术手段限制，以往税务部门很难对企业收入、成本、利润、存货等经营数据的真实性做出准确判断，不仅增加了政府获取即时信息的成本，而且还导致基于失真数据制定的税收政策的执行效果远低于预期。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方法对海量数据进行交叉验证，更精准地反映出企业的真实经营水平和投资状况，这有利于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并帮助决策者制定科学合理的减税降费政策来鼓励和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另一方面，樊勇和李昊楠认为办税流程复杂、耗时长，纳税人对税收业务不熟悉，导致部分企业没有做到“应享尽享”。“金税三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简化纳税申报流程，加强了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力度，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办税成本，在促进“应收尽收”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企业实际税负，实现“应享尽享”，进而激发企业投资积极性。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税收征管数字化发挥治理效应减轻了企业实际所得税税负，进而提升企业资本劳动比。

⒊监管效应

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发挥监管效应压缩企业避税空间，导致企业实际税负上升，不利于提升企业资本劳动比。Chen等认为“金税三期”作为税收征管数字化举措，可以实现银行、海关、工商局、公安局等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扩充了税务部门可使用的数据量，能够发挥数据间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的优势，有效提高税收稽查能力并降低纳税人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对企业避税产生抑制效应。例如，可以从工商管理部门获取企业营业执照办理、变更和注销信息，从海关部门获取纳税人限制出境信息，从银行获取转账、结算和纳税信用等级信息，加强对企业涉税信息的全方位掌握。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交叉稽核系统强化税务部门的涉税监管能力，并显著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蔡伟贤和李炳财认为企业税收遵从度提升会导致企业实际税负增加，降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积极性。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税收征管数字化发挥监管效应增加了企业实际所得税税负，进而降低企业资本劳动比。

（一）数据和变量定义

为避免2007新会计准则以及2018年国地税合并实施对研究的影响，本文选取2007—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参考魏志华等的研究，对样本进行预处理：剔除ST、ST企业、财务数据异常企业、2013年以后上市的企业、关键变量缺失的企业，最终获得18 739个样本。由于各变量的缺失程度不同，实际回归中的样本量会存在差别。为控制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

首先，参考李建强和赵西亮、唐钰和封进的研究，采用期末固定资产额与企业总人数比的自然对数值衡量企业资本劳动比（）。

其次，以“金税三期”工程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税收征管数字化（）指标。考虑到“金税三期”实施并非采用“一刀切”模式，而是分批分次逐步铺开，因而采用变时点双重差分法。2013年“金税三期”在重庆、山西和山东三地实现单轨运行；
2014年，广东（不含深圳）、河南、内蒙古相继加入；
2015年底，河北、宁夏、贵州等14地完成“金税三期”上线；
截至2016年底，“金税三期”已实现全覆盖。具体地，当企业所在地区当年为“金税三期”试点地区时，取1，否则取0。参考张克中等的研究，将下半年实施的地区视为下一年度开始试点。

最后，控制变量（）。参考邝玉珍和李秉成的研究，对可能影响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其他企业层面特征进行控制，具体包括：企业规模（），用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表示；
企业年龄（），用观测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的差值的自然对数值表示；
盈利能力（），用期末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
负债水平（），用期末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
固定资产比（），用期末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
流动资产比（），用期末流动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
全要素生产率（），采用LP法计算得到；
产权性质（），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本文还对省份层面特征变量进行了控制，具体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地区人均GDP表示；
对外开放水平（），用地区进出口总额的对数值表示；
税收收入（），用地方财政税收收入与GDP的比值表示；
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地区GDP的比值表示。

本文企业层面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CSMAR）和锐思（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省份层面数据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模型设定

本文以“金税三期”工程实施作为外生政策冲击，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如何影响企业资本劳动比。由于“金税三期”工程经历了从部分省份试点到全国推开的过程，本文充分利用试点政策在时间和地区两个层面上的差异，采用变时点双重差分法识别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构建的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分别表示省份、企业和年份；
CL表示企业资本劳动比；
GTP是对“金税三期”工程的度量，当省份在第年及以后年份上线了“金税三期”，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由于“金税三期”工程主要以省为单位向全国铺开（深圳除外），因而确定在省级层面。本文对深圳的处理是根据深圳实际实施“金税三期”工程时间来确定政策变量的设定。；
Control为一系列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控制变量集合；
同时控制省份固定效应τ、企业固定效应δ、年份固定效应φ；
ε是随机干扰项。

（三）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均值为12.9464，标准差为1.0887，说明企业间人均固定资产差异较大。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均值为0.2821，说明样本企业中约28.21%的样本受到“金税三期”工程的影响。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一）基准回归分析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劳动比影响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劳动比影响的结果

由表2可知，列（1）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
列（2）在列（1）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企业层面特征变量；
列（3）在前述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层面特征变量。估计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系数值均显著为正，说明“金税三期”实施后，试点地区的企业资本劳动比显著提升，与理论预期相符。

（二）机制分析

为明确揭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内在影响机制，本文使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在职员工数量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根据人力资本相关理论，陈晓光认为高级人力资本具有向下兼容性的特征，既可以从事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作，也可以从事初级人力资本的生活性工作，能够在精简企业劳动力数量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可以推断当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时，会优先选择减少初级人力资本或低技能劳动力雇佣数量，在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的同时，实现资本劳动比的提升。参考Bresnahan等的研究，根据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将大专及以上学历劳动者视为高技能劳动力，中专及以下学历劳动者视作低技能劳动力分别进行回归。

1.信息效应机制

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能够缓解企业与外部投资者、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企业投资增加。参考Jin和Myers的研究，计算股价同步性衡量企业信息透明度（）。Morck等认为信息透明度的值越大股价同步性越高，股价特质信息越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本文参考温忠麟等的研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信息效应机制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信息效应机制的回归结果

由表3可知，第2列中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
第3列中和的系数均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由第4列—第6列估计结果可知，税收征管数字化未能通过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激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企业试图通过提高资本深化程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企业发展有关。综上，相较于人力资本投资，信息效应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从而提升了企业资本劳动比，假设1得证。

2.治理效应机制

税收征管数字化有助于提高政府决策效率和纳税服务质量，促进企业“应享尽享”，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从而促进企业投资。本文参考姚东旻等的研究构建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治理效应机制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治理效应机制的回归结果

由表4可知，第2列和第3列的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降低企业实际所得税税负显著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由于所得税实质上是一种资本税，企业税负下降相当于降低了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水平，根据要素替代理论和人力资本升级理论，可能导致资本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第4列的系数不显著，故中介效应不成立；
第5列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中介效应同样不显著，这表明治理效应作用下税收征管数字化在增加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并未对总就业和高技能劳动力形成显著替代。第6列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在减轻企业实际税负、增加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对低技能劳动力形成显著替代，进而提升了企业资本劳动比。治理效应作用下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减税效应在税收征管数字化提升企业资本劳动比中占据主导作用，假设2得证。

3.监管效应机制

鉴于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是税收征管数字化改革对于企业减税降费积极效果的综合反映，更多是对税收优惠政策“应享尽享”的反映（即治理效应），因而难以突出“金税三期”在促进“应收尽收”（即监管效应）方面的重要作用。金税工程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职能就是加强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等纳税不遵从行为的管理，促进“应收尽收”。因此，以增值税实际税负作为中介变量来检验监管效应的存在与否可能更合理。参考范子英和彭飞的研究，以增值税总额与营业税收入的比值作为增值税实际税负（）的代理指标，监管效应机制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监管效应机制的回归结果

由表5可知，第2列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即相较于“金税三期”上线之前，“金税三期”上线后企业增值税的税收遵从度显著提高，税收征管数字化有效发挥了对涉税信息全流程的监管效应，再结合第3列结果可知，假设3得证。另外，由表6第3列—第6列中的估计系数可得，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监管效应影响企业劳动力雇佣的作用机制不显著。这是因为增值税税负并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纳税的综合情况，因而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有限。企业所得税会影响企业最终收益，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更强。

（三）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参考魏志华等、Ferrara等的研究，本文采取改变政策实施时间的“反事实法”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实证结果显示，“金税三期”实施前1—3年内，税收征管数字化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2.安慰剂检验

参考Chetty等的研究，本文随机设定各地区“金税三期”上线时间和随机选择“金税三期”试点地区，重复此过程1 000次，进行安慰剂检验。随机模拟下的估计值集中分布在0点附近，并且绝大多数p值超过0.1000，而基准回归的系数值（0.0479）则位于该分布之外或边缘，这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促进效应并非是由其他不可观测因素驱动，基准回归结果可靠。

3.PSM-DID方法

现实中“金税三期”试点地区的选取可能并非完全随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本文政策评估的“噪声”。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方法，以所有企业层面特征变量为参照，逐期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1∶1卡尺最近邻匹配（卡尺值选择0.0500）。研究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并且估计值和统计显性均有所提高。

4.更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避免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测量误差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参考李建强和赵西亮的研究，采用企业机器设备总额与企业总人数的比值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资本劳动比。其中，机器设备总额是固定资产原值剔除房屋、房产、房产及建筑物、土地、场地以及房屋装修等原值后的加总。研究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的估计结果在符号和显著性上同基准回归一致。

（四）异质性分析

1.融资约束的差异

本文根据SA指数中值将样本企业划分为融资约束高组和融资约束低组，再分别进行回归。研究结果显示，在融资约束低组中为0.0235，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在融资约束高组中为0.0300，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升了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企业的资本劳动比，而对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组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以“金税三期”实施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举措，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获取外部投资，从而提升了企业资本劳动比。另一方面，政府涉税信息能力的增强，便于税务部门更好地掌握企业运行状况，可以帮助决策部门制定更科学合理的利企惠企政策，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2.劳动密集度的差异

企业劳动密集度越高，劳动力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越高，因而同低劳动密集度企业相比，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治理效应鼓励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的积极性更高。研究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劳动密集度较高企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0.0501，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促进了劳动密集度较高企业的资本劳动比，这与本文的预期相一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会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在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3.地区差异

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企业在获取投资机会方面存在不同，进而影响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组中，的估计系数显著为0.0353，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企业的资本劳动比；
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组中的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效应不明显。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不同地区间企业能够获得的要素资源存在差别，进而对企业资本深化产生的影响也大致相同。

4.高新技术企业差异

本文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将研究期内的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组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组。研究结果显示：在高新技术企业组中，的系数为0.0272，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而言，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提升效应不明显。这是因为，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本身就受到非常严格的审查，企业违规行为更少，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力加强产生的信息效应、治理效应和监管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并不显著。在非高新技术企业组中，的估计系数显著为0.1041，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促进了非高新技术企业资本劳动比。相较于高新技术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更易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而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信息效应、治理效应和监管效应等渠道显著影响企业资本劳动比。

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以“金税三期”实施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促进了企业资本劳动比，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更换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研究结论依旧稳健。通过作用机制分析可以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信息效应显著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有利于企业获取外部融资并加大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通过治理效应有效降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有利于激发企业投资积极性并提升企业资本劳动比；
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具有明显的监管效应。进一步异质性分析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融资约束高、劳动密集度高、东部地区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具有显著提升作用。

上述研究结论为从外部治理视角促进企业资本深化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数字化政府建设，努力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金税三期”是现代信息技术在税收领域的应用，能否将该技术推广至社保、工商等其他政府部门，从整体上提高政府部门治理效率，是能否更好发挥数字化税收征管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所在。应重视税收政策的间接治理效应，税收征管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够通过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对企业内部要素投入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要充分发挥现代化数字征管在规范企业行为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有效甄别企业税务违规行为、助力企业减税降费、切实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行业企业，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促进程度也不一样，因而要重点关注融资约束高、劳动密集度高、东部地区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变化，积极运用税收手段进行逆周期调节，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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