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留守经历护生自杀意念与生活事件、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关系
时间：2023-02-13 11:25: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杨 青
自杀已成为我国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位死因，其自杀率是一般人群的2～4倍[1]。留守儿童更容易发展为抑郁症[2]，有留守经历护生作为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其留守经历也与自杀风险显著相关[3]。现有实证研究医学专业学习任务重、学制长、医疗环境压力大等都可能导致生活中的负性事件进一步增加，成为自杀意念的危险性因素[4]。从抑郁认知易感模型理论出发，可以认为有留守经历护生抑郁易感性是源自童年早期的留守经历，并在今后的生活事件的刺激下激活负性认知思维和行为，从而易产生抑郁并导致自杀意念[5]。然而，经历同样的生活事件，有些个体难以承受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而有些个体却能顺利消除生活事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说明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本研究尝试将社会问题解决纳入有留守经历护生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关系的研究中，为这一特殊群体自杀预防和干预提供更多的实证支撑。
1.1 对象 2021年11月以湖南省某医学院校为试点，采用方便抽样法，以班为单位整群抽样。共发放问卷1 136份，回收问卷1 031份，回收率92.3%，筛掉无效问卷51份(漏答21份，有明显规律作答问卷11份，掩饰维度得分≥4分问卷19份)，剩余有效问卷980份，有效率95.5%。本研究将“留守经历护生”定义为在个体成长阶段(16岁以前)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离开生源地外出务工(留守时间持续超过6个月及以上)，自己留守在家乡，由父或母单亲照顾或托付给其他人照顾，目前医学院校在校护理专业学生。分为留守组和非留守组。最终获得有留守经历护生有效问卷560份，无留守经历大学生420份，总留守率57.1%。有留守经历护生年龄(19.3±1.3)岁；
留守开始年龄为0～6岁284例(50.7%)，7～12 岁217例(38.8%)，13岁以上59例(10.5%)；
父/母/父母在外务工时间5年以下302例(53.9%)，5年以上258例(46.1%)；
爷爷、奶奶照顾344例(61.4%)，外公、外婆照顾98例(17.5%)，父或母或兄姐照顾51例(9.1%)，其他亲戚或邻居照顾67例(12.0%)；
与父母联系频率2周以内251例(44.8%)，3周至2个月151例(27.0%)，3 个月以上158例(28.2%)。本研究通过湖南医药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湖医伦审 2019(H051001)号 ]，大学生知情同意后进行团体施测。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资料问卷 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是否留守、主要照顾者、开始留守年龄、父母外出时长、亲子联系频率等。
1.2.1.2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ASLEC) 由刘贤臣等[6]编制，包括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和其他6个维度，27个条目。从“未发生过”到“产生极重心理感受”依次计0～5分。得分越高表明生活事件对其造成的负性影响越深。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1.2.1.3 自杀意念量表(Self-rating Idea of Suicide Scale,SIOSS) 由夏朝云等[7]2002年编制，适用于快速筛查自杀意念，包括绝望、乐观、睡眠和掩饰4个维度，共26个项目，采用“是”与 “否”计分。其中绝望、乐观、睡眠3个维度得分相加为SIOSS总分，得分越高自杀意念越强。SIOSS总分≥12分,说明作答者存在自杀意念，若掩饰维度得分≥4分,则为无效问卷。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
1.2.1.4 修订的社会问题解决量表 (Social Problem-Solving Inventory-Revised,SPSI-R) 由王菲[8]本土化修订，包括问题倾向、消极问题倾向、理性问题解决风格、逃避型问题解决风格、冲动/疏忽型问题解决风格5个维度，共32个条目，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计1～5分，得分越高社会问题解决能力越强。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1.2.2 研究程序 由研究者对所有采样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在取得知情同意后，以班为单位，采用现场、团体、独立、匿名的原则完成问卷。采样员按统一指导语向被试者讲解答题的方法并举例说明，再讲明答案没有对错之分请他们如实回答。
2.1 有留守经历护生自杀意念现状 有留守经历护生SIOSS得分为(7.3±4.2)分，高于无留守经历护生的(6.8±3.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0，P=0.028)。以SIOSS总分≥12分为有自杀意念，有留守经历护生自杀意念检出率16.6%(93/560)。不同留守状态护生自杀意念得分比较见表1。
表1 不同留守状态护生自杀意念得分比较 单位：分
2.2 有留守经历护生自杀意念各维度得分与生活事件总分、问题解决能力总分的关系分析 将有留守经历护生自杀意念各维度得分与生活事件总分、问题解决能力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自杀意念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生活事件总分均呈正相关(P<0.01)，自杀意念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问题解决能力总分均呈负相关(P<0.01)，生活事件总分与问题解决能力总分呈负相关(P<0.01)。见表2。
表2 有留守经历护生自杀意念各维度与生活事件、问题解决能力的相关性分析(r值)
2.3 有留守经历护生自杀意念相关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有自杀意念为因变量(否=0；
是=1)，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问题解决为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素，生活事件、母亲高学历、亲子联系频率低是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见表3。
表3 有留守经历护生是否有自杀意念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 560)
3.1 留守经历对护生自杀意念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有留守经历护生SIOSS得分高于无留守经历护生(P=0.028)，与既往相关研究一致[9]。自杀意念检出率(16.6%)相对于有留守经历普通大学生(6.8%)[10]及一般护生(6.36%)[11]都更高，可以认为是童年的留守经历[3]及医学专业特殊性[12]使得他们具有双重抑郁易感性，进而引发自杀意念的滋生。单因素分析发现开始留守年龄、亲子联系频率为影响护生自杀意念的因素，13岁以后开始留守、亲子联系间隔时间长的护生自杀意念得分较高，可能因为过早的亲子分离可能降低儿童归属感[13]，亲子联系频率低会导致留守儿童情感忽视[14]，这些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自杀意念水平。
3.2 有留守经历护生自杀意念与生活事件、问题解决能力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有留守经历的护生自杀意念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生活事件总分均呈正相关，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5]。从抑郁的素质-应激理论来看，自杀意念是个体易感素质和应激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6]。已有研究证实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应激源，能够直接影响抑郁，并作用于自杀意念[17]。有留守经历的护生自杀意念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问题解决能力呈负相关，由Davis[18]的认知-情感模式可见，消极、回避的社会问题解决作为一种认知-情感过程，既可以是抑郁的充分条件，也可以作为自杀意念甚至自杀行为的易感因素。
3.3 有留守经历护生自杀意念的预测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生活事件是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本研究结果可以解释为留守时的亲子分离、监管缺失、安全感不足、情感虐待等经历[19]及医学专业对于其他专业学习任务重、压力大、学制长和医疗环境复杂等特点带来更多的应激[3]，成为抑郁形成的关键，使得有留守经历的护生具有抑郁易感素质[20]。当学业压力、人际关系、惩罚、感情等负性生活事件发生时，二者相互作用激活负性认知思维和行为，对护生的自杀意念产生直接作用[21]。亲子联系频率低是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家庭是社会支持关键的因素，留守经历使得护生的家庭功能受损[22]，削弱了社会支持，不利于个体的抑郁、焦虑和压力等负性情绪调节[16]，亲子联系频率低则进一步降低社会支持，导致自杀意念发生，建议父母应与留守儿童保持紧密沟通联系，弥补亲子分离带来的负面影响。问题解决能力为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素，理性、积极的问题解决方式能产生乐观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生活事件继而避免自杀意念的出现。提示学校及家庭应减少护生负性生活事件[23]，注重理性、积极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母亲高学历为有留守经历护生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与罗一民等[24]研究指出母亲学历低是抑郁的危险因素结果不一致，也许受本研究中护生母亲学历层次整体偏低(80.1%为初中及以下水平)的影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3.4 本研究的不足 首先，采样未采用随机抽样且样本量相对较少，对研究代表性有一定影响；
其次，抽样时仅抽取湘西某所医学院校的学生，统计分析时未进行护理专业与非医学类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对比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采用随机抽样法进行多中心抽样，并纳入不同学科门类大学生，以提高其代表性和普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