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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莱尔的文人英雄及其对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启示——《英雄和英雄崇拜》第五部分的分析视角

    时间:2023-02-13 15:35:0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马宝娟

    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提出文人英雄这一概念。在他的观念中,文人英雄是一个蕴含丰富和深刻的人文精神的英雄形象。他将文人英雄视为“饱学之士”[1]34,即有学问的人。关于“饱何种之学”[1]34的追问,他的回答是:文人英雄所饱之学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且能够以多种方式展现其学问。但是,真正的文人英雄“必定关注人的目的及价值,体现对于人或人性的深切关怀,并在本质上代表人文精神的一般要求与核心趋向”[2]。因而,文人英雄的存在价值在于认识和厘清人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高扬人性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认为,人有别于其他生物,是万物的尺度。“万物的价值需要通过人,才能得以体现与彰显。”[3]现实中,文人英雄以思想的深邃、论述的精辟和文笔的生动为特色,在抵御幽暗侵袭的同时,传承、构建并践行高贵的人文精神。

    一般认为,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它是重视人的文化,体现人内心的道德修养和对生活的看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追求与信念。大学生人文精神是一种基础性素质的体现,对学生其他素质或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重视和加强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学者指出:“对任何一个重大的教育主张和问题做出适当的解答,或提供相应的对策,都不能只凭借迫切的愿望和渊博的学识,还需要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根本创新。”[4]结合卡莱尔对于文人英雄的理解来探讨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正是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转换。在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相关研究中,卡莱尔的文人英雄思想很少受到关注。

    卡莱尔认为,文人英雄是指依靠文字和可能的行动来表明自身,并且凭借“精彩的写作艺术和人们所说的印刷术这种现有的技术”[1]253而存在的英雄形式。在他的视域中,文人英雄具有以下形象或特征。

    第一,思想性。文人英雄是一种思想性的存在,或者说他们的存在具有一种思想性的要求与含义。费希特(Johann G.Fichte)曾经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并与之作用的一切事情,特别是我们自身和所有人,都是一种覆盖物或感觉的现象:在所有这一切之下,有它们的本质。”[5]46这种本质表现为一种“世界的神圣思想”[5]47,它是一切现象的“底部存在”[5]47。卡莱尔接受这样的观点。在他看来,文人英雄能够认识到费希特语境中的“世界的神圣思想”,并且可以凭借高超的写作艺术表达这种“底部存在”,这是文人英雄存在的价值和使命。同时,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文人英雄具有表达这种“底部存在”的独特语言和方式。在这一意义上,卡莱尔也将文人英雄称为社会的先知或预言家。他们通过不同形式与风格的文字向人们宣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一些现象只是世界的神圣思想的外罩,它们是一种表象式的存在。”[1]255对于文人英雄来说,他为了认识并揭示“世界的神圣思想”而存在,如果存在于其他领域,他充其量可能只是个“粗工”[1]272,甚至是一种“非实在”[1]272。在卡莱尔看来,文人英雄具有忠于“世界的神圣思想”的强烈热情,任何不完全地或部分地生活在这种“世界的神圣思想”中的人,均不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英雄。

    关于“世界的神圣思想”的具体内涵,卡莱尔提出一种“至善”[1]253的理念,它是“世界的神圣思想”的基本内涵与构成。文人英雄将为了一种“至善”的理念而努力,这是文人英雄人文精神的核心和源泉。卡莱尔认为,“至善”的现实表现是多方面的,具体包括“对漠视人性的义愤”[1]271、“对虚假的辛辣嘲笑”[1]273和“对真理与爱的崇拜”[1]278等;
    同时,文人英雄身上所体现的“至善”理念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其中,他着重谈及文人英雄之于民主的价值或意义。在他看来,民主是一种“真实而具体”[1]254的善。文人英雄在将这种“真实而具体”的善转变为“文字上的证据”[1]254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实践意义。卡莱尔说:“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政府,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顾问议会,抑或是古老的国会,均是民主的一种伟大的存在形式。”[1]268-269在这种伟大的存在形式中,卡莱尔认为[1]269:

    民族的事务,即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而应做的事,在这里商议并决定。尽管这国会的名称没有改变,但是国会的辩论现在于每一地方和一切时代,不是以一种包括文字形式在内的更为广泛的方法从国会中传了出来吗?

    在卡莱尔的观念中,文字不仅是民主的表达方式,而且能够促进民主的完善和发展,这是文人英雄的职责和使命。他说[1]269:

    作为写作必然产物的印刷,现在等于民主,发明了印刷,民主就是不可避免的。写作带来了印刷,如我们目前看到的,带来了普遍的日常的即席印刷。任何能讲的话,对整个民族讲话的人,成了政府的一支力量,一个分支,在立法、在一切权利法案中具有不可剥夺的分量。

    他属于什么等级,有什么收入或服饰,这并没有关系。必不可少的是,他有一个其他人将倾听的口才。

    卡莱尔表示:“民族应当被民族中的一切有口才的人们所治理:民主事实上就在这里。”[1]269在任何压迫或独裁的社会环境中,“所有存在的力量都将逐渐组织起来;
    在束缚或障碍下秘密地行动,它们将决不停息,直到它们开始自由地、不受阻碍地、完全明显可见地起作用。”[1]269-270而这一切将无法离开书面文字的作用和意义。在文人英雄的影响下,实质上存在的民主终将要成为明显的和可感知的民主。

    第二,重要性。卡莱尔认为,文人英雄是生活在真实、神圣和永恒中的人,应当被视为最重要的英雄形式之一。原因是,文人英雄身上所体现的“至善”的人文精神具有社会引领的功能。“他们教导的东西,整个现在社会和未来社会都将去做和创造出来。”[1]263因而,在一般的情形下,文人英雄履行的职责是光荣的和崇高的,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他们富有灵感的思想,以及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所能做出的一切善行”[1]264。在卡莱尔看来,这种“富有灵感的思想”无法以准确的语言加以表达,但必定蕴含真实性、创造性和人性关怀等高贵的人文品质。现实中,这些品质尽管真实地存在,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却无法全面而深刻地体现在陷入世俗喧嚣中的大多数人身上。同时,人的生命是“大自然长久不衰的心灵的一部分”[1]264。文人英雄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此来指导和塑造自身的人文理想和写作艺术,“但部分现存的力量无视这一事实”[1]265,或在生活中不忠于这一事实。因而,无论文人英雄所代表的人文精神是否被世界承认,他们总具有一种神圣性。卡莱尔说:“他们是世界之光,像神圣的火柱在世界黑暗的历程中,指引世界经历时间的流逝。”[1]266

    在卡莱尔的观念中,文人英雄是一种新的英雄形式,因而需要整个社会加以重视与呵护。在卡莱尔看来,包括先知、诗人和君王等都是传统的英雄表现形式,这些英雄表现形式诞生于遥远的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境的变迁,其中一些英雄形式已经消失,抑或其影响正趋于消逝。相形之下,文人英雄表现为“新时代”的产物。卡莱尔说:“考虑到书的作者们在世界上做的事情和世界对待书的作者的方式,这是世界目前所显示的最异常破格的事情。”[1]254他还表示:“只要精彩的写作艺术和印刷术存在,这种英雄形式就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1]254

    卡莱尔关于文人英雄内涵的理解对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大学应当在加强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过程中,丰富人文精神的价值,同时,积极拓展人文精神培育的路径。

    其一,丰富大学生人文精神的价值。人文精神价值是指人文精神所蕴含的深层次效用与意义。卡莱尔以“至善”作为文人英雄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和要求。现实中,在“至善”的引导之下,大学生人文精神应当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要求。韦伯(Max Weber)曾经指出:“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们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精神。”[6]9这应当成为教育工作的基石。他还说:“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精神。”[6]9对此,梅贻琦先生说道[7]:

    无分中外古今,教育内在的最高精神总是相通的。……就人文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乎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

    事实上,认识事物的存在价值,关注个体的自由发展,以及个体与他人、社会和自然的能动关联,始终是人文精神的重要旨趣。因而,大学应当在加强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同时,积极构建和丰富大学生人文精神的价值体系,并基于这样的价值体系充分彰显人文精神之于个体、社会,以及客观世界的重要意义。

    其二,拓展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路径。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是一项包含“知识学习、文化熏陶和品性养成的系统工程,需要专业与系统的培养和训练”[8]。基于卡莱尔对文人英雄思想性的理解,大学应当重视大学生人文思想的现实境遇和存在状态,加强学生之间或师生之间人文思想的借鉴与交流。思想具有创造力,而真理是最高级、最完美的思想表现形式。有学者指出:“思想无法脱离于正确的思考而存在并结果,正确的思考能够创造真理,当真理降临时,谬误才会趋于消散。”[9]思想本身就是精神的表达,个体之间思想的开放与交流过程和人文精神的完善过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而,大学应当让大学生认识到,“自己有责任赋予这种存在于我们并不完美的身体内的思想,以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好的表达去交流与分享,并给予它应有的最佳机会”[10],并且在此基础上塑造它的良好形态,进而提升自己的人文精神境界。

    卡莱尔认为,不是所有文人都可以称为英雄;
    同时,文人英雄的诞生具有相应的背景或条件。其中,他着重谈及书的产生及其意义。书具有指导性和交流性的特征或功能,它是文人获取“至善”的人文观念,并基于这样的观念赢得社会影响,进而成为文人英雄的技术条件。

    第一,书的指导性与“文人之所以英雄”[1]276。书或印刷术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卡莱尔称其为“人们在现世能做或做过的最重要、最惊人和最有价值的事情”[11]。原因是,真正的书籍中所体现的“至善”观念是人文思想的载体,这种思想对于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他说:“这可怜的上面带有黑墨迹的几片破纸;
    从日报到神圣的书刊,它们有何不能做到,它们有何不正在做。”[12]88-89卡莱尔认为,仅仅靠“几片纸张和黑色的墨水”[12]88,就体现了文人英雄的最高尚的行动和奇迹般的“至善”的美德。

    具体而言,书的指导性体现在引领社会发展和指导个人行为两方面。一方面,就引领社会发展或建设而言,卡莱尔说道[1]262:

    这个伦敦城,有它的房屋、宫殿、蒸汽机、大教堂、川流不息的交通和热闹无比的喧哗,但在这种表象之下有一种思想,或千千万万种思想使这一切融合成一个统一体;
    一个思想的巨大不可估量的精神,蕴含在砖、铁、烟、尘、宫殿、国会、出租马车和其他东西中。砖不是既成的,而是人们不得不以正确的思考而造出来的。

    在卡莱尔看来,人们在书籍的指引下,建立了伦敦城,并在现实生活中造就其他的伟大和奇迹。他说:“这是最奇怪的事情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但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真实。”[1]262-263另一方面,就书指导人们的个人行为来说,真正的书籍不仅是“偏远乡村中的愚蠢的村姑们翻阅它们,研读它们;
    而且会帮忙这些村姑野妇们安排她们的实际的婚礼和她们的家庭的事物”[1]182。对于普通人的生活而言,“就像虚构的古代北欧诗那样,书不是仍在实现奇迹吗?人们如此感觉,如此行动,关于生活的原理,印刻在人们的头脑中,有一天成为坚实的实践”。[1]263在卡莱尔的观念中,人们的一切行为及其结果均表现为思想的外景。随着文人写作水平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升华,印刷技术随之出现并得以发展。这时,“奇迹对人类的真正统治开始了”[1]264,这种统治表现为对人类生活的指导,包括指导人们“一切重要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1]264。在这一意义上,卡莱尔将书视为积极和高贵的事物,它不仅是文人完善和发展自身“至善”理念的工具,而且是文人凭借写作艺术,展现自身“至善”的理念,并借此获取社会影响的桥梁与中介。

    第二,书的交流性与“文人之所以英雄”。与指导性相关,书具有交流性的功能或特征,它可以提供一种“奇特的新的接触和长久的密切联系”[1]266,将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事物联系起来,“把所有时代和所有地点同我们实际的这里和现在联系起来”[1]266。因而,书是文人获取“至善”的观念、塑造自身人文精神并扩大自身人文影响的载体。具体而言,书的交流性功能或特征体现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

    一方面,书具有历时性的交流功能。在卡莱尔的观念中,写作是一门神奇的艺术,而书作为“写下的言论”[1]254,其中承载了历史的精髓。卡莱尔说:“当历史的躯体和物质实体像一个梦境那样完全消逝之后,书是过去的明确说出并且使人听得到的声音。”[1]254卡莱尔认为[1]263:

    强大的舰队和军队、港口和军火库、巨大的城市、高楼大厦、蒸汽机,它们曾经是宝贵的财富和人们努力追求和实现的东西,但他们现在成了什么?亚加米农,许许多多的亚加米农、佩里克莱赛斯和他们的希腊;
    所有这一切现在成了一些残垣断壁,无言的令人悲伤的残骸和石块,但希腊的书籍却不是这样。

    对于每一位文人或致力于成为文人英雄的文人而言,“希腊千真万确仍然活着,书将希腊的人文思想传承了下来,并可以重新焕发起生命,任何不可思议的古代北欧诗都不比一本书更令人惊奇。”[1]182在真正的文人心目中,“所有人类做过、想过、获得过或存在过的东西,像以魔术保存术一样,存在于书页之中。”[1]267书中蕴藏的历史的人文积淀,是人们精选出来的人文财富。

    另一方面,书具有共时性的交流功能。卡莱尔以大学的诞生和发展阐述了书的共时性交流功能及其对于“文人之所以英雄”的意义。在他看来,大学诞生于书的稀缺以及文人对于人文思想的共时性交流之需。对于学生文人而言,那个时候,“他必须拿出一大块地产换取一本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想知道阿贝拉尔的人文思想并与之交流,他就得去听阿贝拉尔的课。”[1]264同时,“如果他想与同辈文人之间进行知识与思想的交流,他就必须和其他同伴一道,聚集在阿贝拉尔的周围,这对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1]264对于教师文人来说,当他有某种人文知识或思想要分享,并借此来扩大自身影响时,“他就得把学习者集中在他周围,面对面地交流”[1]264。卡莱尔说[1]264-265:

    数千名渴望听课的人已经集合在这里,对教师来说是一切地点中最好的地点。对第三个教师来说,这更有利了,并且越来越有利,更多的教师来到这里。现在只需要国王注意到这种新的现象;
    把各种学校结合或组成一个学校,给它以大厦、特权、鼓励,并把它叫做大学或一切科学的学校。就其本质来说,巴黎大学就是这样出现的。

    在卡莱尔的观念中,这就是大学的起源,大学原本是一个文人之间人文思想共时性交流的场域。诸多文人在这样的场域中塑造和展现自身的人文思想与情怀,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与理想。然而,随着书的出现,文人们之间共时性交流的路径得以拓展。卡莱尔认为[1]265:

    这就使所有大学变了形,迫使大学进行相应的调整,教师现在不需要把人们亲自聚集在他周围,他就可以对他们讲他知道的任何东西,并扩大自身的影响和作用范围。在一种书上印上它,远方广大的学生用一点钱,就可以在他自己的炉火边得到一册书,与博大精神的人文思想进行交流。

    在卡莱尔看来,文人英雄的出现和增长是书具有交流性功能的必然结果。

    卡莱尔关于“文人之所以英雄”的理解对于拓展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路径具有一定的启示:大学应当重视人文阅读和人文写作的意义;
    同时,积极营造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合宜环境。

    其一,发挥人文阅读的作用。基于卡莱尔对“文人之所以英雄”的理解,人文阅读是大学生获取人文思想和完善人文精神的重要路径。现实中,人文阅读应当以培养大学生爱读书、善读书和读好书的“三书”[13]习性为标准或要求。其中,爱读书是一种人文性情或习惯;
    善读书是一种能力和方法;
    读好书体现了大学生的人文品位和追求。在培养大学生人文阅读习性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经典人文书刊的意义。原因是,经典人文书刊体现了“强烈的人文社会关怀”“深刻的形而上学思考”和“自我心性启悟的指向”[14]159,其中蕴藏了人文思想的精华,是世界人文精神的宝库。通过阅读经典,大学生可以“与历史上伟大的人文思想进行交流,与古人进行对话,在人文思想与智慧的海洋中遨游,以获取人文营养”[14]161,塑造人文精神。

    其二,重视人文写作的意义。人文写作是培育大学生人文精神和发挥大学生人文精神作用、效应与范围的重要依托。一方面,人文写作是培育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路径。文字是精神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也是促进精神进一步完善或升华的手段。大学应当“给予学生充分地表达自己人文情感或书写自己人文情怀的条件和机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引导学生更好地关照自我、他人和宇宙苍生”[15]。现实中,人文写作可以丰富大学生的人文知识、激发大学生的人文思维、促进大学生掌握科学的人文思想表达方法。另一方面,人文写作可以发挥大学生人文精神的作用与效应,实现大学生人文精神的社会意义,并通过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有效支撑大学生人文思想的持续改进与完善。事实上,大学作为一个文化的场域,理当以崇高的人文形象服务社会和引领社会,并以此来夯实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人文写作应当发挥独特的作用。

    其三,营造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合宜环境。虽然,卡莱尔肯定了书对于“文人之所以英雄”的意义,但他并未拒绝或否认大学本身在塑造人文精神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事实上,卡莱尔将大学视为人文精神高地,大学使命之一是塑造师生乃至整个社会的人文理想与情怀。因而,就人文思想的交流与形成而言,大学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学者指出:“面对面的言谈仍有它的长处,甚至书的作者在某些环境里也仍会发现言谈是方便的——我们在这里开会,这就是最好的证据。”[16]基于这样的理解,一方面,大学应当是一个体现人文关怀,具有高尚人文氛围的场域。人文精神是大学精神之源泉。“大学应当正视其人文环境现状,探究人文环境不足的具体表现和内在原因,努力提高人文环境的实际状态或水平。”[17]将人文精神视为大学内涵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大学应当积极创设人文思想交流的平台与条件。基于拓展人文思想交流与形成路径的诉求,大学应当提供各类人文思想交流与研讨的机会,包括但不限于举办各类人文思想论坛或学术研讨。犹如博伊德(William Boyd)所言:“在人有舌头之时,存在并且也应该存在着一个独特的言谈领域,就像存在着书和写作的领域一样。就万物来说,这应该保留,尤其是保留给大学。”[18]用卡莱尔本人的话来说,“在大学这样一个充满人文气息的环境中,加之书的作用与影响,学习无疑将更有效得多。”[19]

    卡莱尔在欧洲近代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依托《英雄和英雄崇拜》第五部分中的有关思想和论述,探讨卡莱尔的文人英雄对于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有一定启示。人文精神的内涵深刻、外延广博,且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具有多样性、流变性和发展性的特征。对此,卡莱尔没有陷入关于文人概念的无休止争论,也没有拘泥于人文精神内涵的复杂化诠释,而是以人文精神的核心旨趣为要领,探讨了文人英雄的基本特征,分析了“文人之所以英雄”的背景或条件。在他的观念中,文人英雄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他们是“解救社会现实窘境”[20]的重要力量。因而,崇拜和塑造文人英雄,理应成为良态社会的一种风尚。

    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克拉克(Burton R.Clark)曾经指出,在研究现实和具体的教育问题时,应当“求助于其中最有关系的领域和它所提出与运用的一些观点”[21]。其原因是:“不同的分析领域与视角,既是一些可供选择的认识方法,也是使分析家更有知识,同时有更加无知的视觉通道。”[22]在这一意义上说,基于卡莱尔对文人英雄的理解来探讨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是创新相关研究领域分析视角的一种试探性的努力。虽然,现实中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受到多方面的关注,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大学生人文精神现状仍然存在缺弊,如人文知识匮乏、人文情感淡薄和人文思维薄弱等。大学在加强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焦虑与无力。综合而论,卡莱尔的文人英雄思想要求大学在加强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过程中,丰富和明确大学生人文精神的价值,创新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路径,营造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合宜环境。

    需要强调的是,卡莱尔的文人英雄思想是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多重分析视角中的一种,本文对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探讨建立在这一视角的基础之上。通过这种基于新兴视角的尝试性研究,笔者希望能够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大学生人文精神现状、意义或价值。应该承认,大学人文精神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现实表现;
    同时,加强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具有多方面的要求、表现和分析路径。这种无限与有限的距离,决定了人们应当创造性地理解卡莱尔的文人英雄思想对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启示,而不应当把一些基本的归纳和梳理,当作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全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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