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遗产保护视野中的矿区居民、记忆与传承*——基于四川乐山嘉阳煤矿工业遗址调查

李倩倩（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牛 平（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学界讨论的遗产地“原址保护”通常指对实物资料的就地保护或复原。于工业遗产而言，其场所基因与精神价值亦源自人生产、生活的痕迹。2019年，艾智科提出“中国工业遗产的文化何在”之问，倡议将“文化”作为工业遗产保护的关键词［1］。同年6月，国家文物局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文物保护利用规范 工业遗产》（WW/T 0091—2018）将我国工业遗产的价值要点表述为历史、科学、艺术与社会文化价值四个方面。其中，对“社会文化价值”的释义为“工业遗产体现中国社会的工业文化记忆”，包含“原址”［2］之中“工业时代特征的信息，体现民族凝聚力；
见证生产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形成社会归属感；
曾长期提供稳定的就业，形成突出的工业企业文化；
曾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或在今后具有较大利用潜力”［3］。

这就是说，工业遗产所承载的关于时代、企业与人的记忆，构成了遗产社会文化价值的主体——其维度不仅仅体现为矿井、厂房、设备等实物资料，作为特定时期工业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载体，亦与几代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其非物质形态的价值作为人类生产力发展动态的轨迹，也应被纳入“原址保护”的范畴。

2018年吴必虎、王梦婷针对历史遗产保护的话题重申［4］了“场所基因、地方精神价值，远远大于文物建筑本身的价值”“场所精神（Genius Loci）比建筑本身更需要保护与呈现”等观点，以西方地理学中“有意义的地点”、地方感（Sense of Place）与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等概念论证了中国人具有“更显著的地方执念和地方依赖感”，以及遗产地原址重建对文脉传承的意义［5］。2010年吕建昌在谈到近现代工业遗址博物馆的展示时亦强调了“历史的现场”之重要，即以原状陈列的方式保留与工业时代相联系的工业生产与社会生活环境［6］。在此语境下，笔者试将集体记忆理论引入工业遗产旅游地研究的视野中，以乐山嘉阳国家矿山公园为个案，通过对矿区居民记忆的调查，探究工业遗产的缔造者与参与者对遗产文化价值的认知情状、对遗产地开发的态度以及旅游对矿区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群体之间共同的回忆有一定凝聚力，由此形成“集体意识”，成为更加紧密的共同体，并通过独有的模式或意识形式来描述和表达自身［7］。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于1925年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他在《论集体记忆》中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8］。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妇一同提出“文化记忆”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理论研究［9］。众多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学者亦从不同角度将记忆研究运用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如王明珂提出将历史文献和口述历史都视为一种历史记忆的观点，强调对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兼顾，成为一种研究新取向［10］。在工业遗产保护研究中，学者们普遍意识到了居民群体对遗产保护的重要作用，但开发变革之下的工业遗产地居民群体记忆研究还未得到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重视。在我国近20年来的文化记忆研究实践中，已有学者通过历史文献记录中的自然景观、风俗艺文等观察文化记忆空间的构成［11］，这些都是工业遗产文化空间研究可资借鉴的角度。2012年罗萍嘉等学者的专著《跨越时空：芭蕉沟传统工人村的历史研究与保护规划探索》对嘉阳煤矿芭蕉沟工人村建筑、景观与空间肌理等方面进行了个案研究［12］，该成果是对工业遗产相关研究方法的开拓，也是本案开展后续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然而总的来说，处于产业转型、开发变革下的工业遗产地居民群体如何构建记忆与文化认同，以及其生存境况与遗产地文化的保护、开发与价值认知等方面所存在的诸多矛盾与关联，还未得到学界足够多的重视。

四川嘉阳煤矿是“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第七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5月获批国土资源部第二批国家矿山公园，与桫椤湖一同构成国家4A级景区。嘉阳煤矿前身是中英合资的中福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于河南焦作，1938年迁到四川乐山。该煤矿隶属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是在四川开办的四个战略性煤矿之一（图一、图二）。它不仅是中国最早一批由外国资本、国民政府资本和私人资本组成的川内中外合资企业，更是抗战时期四川唯一的内迁煤矿［13］。它是抗战大后方工业生产支援前线抗战的历史见证，也由此逐渐形成了三代矿工及其家属生产、生活的社区（图三）。

图三 嘉阳煤矿芭石铁路沿线的工业遗存、资源分布、村镇、交通与居民主要聚居点

图二 抗战时期优质煤炭运往重庆兵工企业

图一 民国时期蒋中正签发的嘉阳煤矿矿业执照

嘉阳煤矿被称作动态遗产［14］。一方面，因其仍保有年产120万吨煤的天锡井；
另一方面，矿区内运行至今的交通运输工具——蒸汽窄轨小火车（建造于20世纪50年代），被誉为“工业革命的活化石”，是矿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2018年1月，“嘉阳小火车·芭石窄轨铁路”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嘉阳矿区优质煤被开采殆尽，曾一度成为四川省特困企业，急需转型。2006年始由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协同北京联合大学的团队针对这一地块完成了《嘉阳矿区暨嘉阳小火车旅游开发可行性研究》《煤炭博物馆可行性研究与初步设计》《嘉阳国家矿山公园总体规划》等一系列项目，与嘉阳集团协作投入到嘉阳矿区转型发展的顶层设计中。

借助遗产地既有的自然与文化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是工业遗产项目普遍采用的规划策略。嘉阳矿区的资源分布具有多样性与典型性特征——芭蕉沟镇遗留的苏式和英式建筑群、基于原址一号井延伸井改造的黄村井地下煤炭体验井、中国煤炭博物馆在国内设立的第一个主题分馆“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博物馆”等，诸多工业文化遗迹与嘉阳小火车共同构成了嘉阳矿区独特的文化景观（表一）。

表一 嘉阳国家矿山公园重要工业遗迹、价值特征与居民聚居情况一览

在1964年《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15］所确立的历史古迹保护思想基础之上，1972年于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16］，将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在内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审美、人种与人类学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均列为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我国的文物保护体系及国家工业遗产评价标准同样集中于历史、科技、艺术在内的遗产普遍价值（Universal Value）及遗产背后所反映的中国工业文明发展进程。

笔者重点选取芭石铁路旅游沿线的跃进井、芭蕉沟与黄村井三地，通过考察、拍照、记录、绘图等方式展开实地调研［17］。调查问题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遗产地的文本信息与记忆构建的关系，即通过对包括矿志、书刊、摄影集、媒体报道、官网信息、图片与文字展示等在内的嘉阳相关出版物的文本分析，探寻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对内、对外的自身形象构建；
其二，遗产地景观营造与记忆构建的关系，即分析遗产地旅游景观构筑物的形态与内容，探究景区标识、说明牌等的设置与居民记忆认同、区域文化构建之间的关系；
其三，居民记忆情况，即对矿区居民、游客展开访谈。笔者于游客中心、跃进井、芭石铁路沿线寻找愿意受访的对象，说明来意后，在闲谈中进行信息搜集，待访谈信息饱和后终止采访。调查期间对24位矿区职工、39位矿工家属及21位游客，共计84人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年龄在13～80岁之间，其中5名受访者访谈次数超过3次，访谈时间在30～120分钟不等。于芭蕉沟采访45人，三人以上小组座谈总计6次，个别采访5次，男性13名，女性32名（芭蕉沟的男性居民大多腼腆，远远观望我们的谈话，偶尔补充，但不愿深入参与交流），18～25岁3人，40～55岁8人，其余均为60～80岁的中老年；
于“三井”采访居民与游客39人，男性14人，女性25人。其中18岁以下9人，18～25岁4人，25～30岁10人，40～60岁16人。访谈由小组座谈、家庭访谈与个别采访构成，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对嘉阳煤矿与芭石铁路创立与发展背景是否了解，程度如何？（2）是否会与人交流关于嘉阳煤矿与芭石铁路的相关话题？主要与哪些人交流？（3）嘉阳煤矿与芭石铁路的旅游开发对个人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除针对矿区居民的访谈外，笔者还进行了若干次针对游客的访谈。受谈者在围绕这些问题进行陈述的同时，常常会勾连起对其他事件的记忆，这有助于丰富记忆调查，佐证居民对某些生活现状的态度，以破除外界先入为主的观念偏见。

（一）文本分析与记忆构建

以网络、纸媒等渠道传播的文本信息往往从不同角度形塑着外界与社区内部对遗产地的认知。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人类行为并非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社会结构也非一系列施于个体行为的外在束缚。相反，社会同个体、群体、制度持续不断地参与到交往活动中，相互建构。出版业既由其结构特性（Structural Properties）——即经济、法律以及结构上的持久性——构成，也包含了记者、广告商、监管者和来自受众的多种多样、广泛分布的行为。吉登斯由此提出两个概念，即根植于本地的、具身化的、面对面的交流活动的“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以及在共存环境之外，处于延伸的时间与空间中的行动者或集体之间相互性的“系统整合”（System Integration）［18］。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互动过程中，15年来不断叠加的宣传文本使我们不仅能洞见嘉阳工业遗产资源传播渠道与类型，亦能通过梳理遗产地文化价值的阐释 途径与效能来反观形塑记忆与认知的文本环境（表二）。

表二 嘉阳煤矿遗址2005—2020年部分样本文本分析

由网络平台、图书、期刊杂志与报纸四类媒介共138份材料的文本分析（表三）可见，嘉阳国家矿山公园的相关文本描述既发挥了“社会整合”的作用，也起到了“系统整合”效应。于游客而言，初次获取遗产地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广告宣传、旅游网站、朋友告知等，网络平台的资源推介角度主要集中于以窄轨蒸汽小火车、矿井等为主的“探索式”项目体验和以赏花、观景、摄影等为目的的自然景观体验，故最初的旅游动因集中于搭乘蒸汽小火车与看花海。与本地交流活动紧密相关的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官方平台适时发布一些延展信息，但其主要功能是企业内部的信息互通，实际影响发生于遗产地社区内部。网络文本一方面为受众理解嘉阳国家矿山公园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因网络宣传长期以来对遗产价值的单一化阐释，无形中也限制了包括矿区居民在内的公众对遗产价值的多元化认知与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

表三 嘉阳煤矿遗址文本信息传播（2005—2020）

15年之中逐渐形成了围绕嘉阳国家矿山公园的两重文本圈，一方面通过开发工业遗产的体验性项目和自然景观建立吸引旅游的标志物，并塑造自身对外形象；
另一方面，又通过文本、图片与遗产景观构筑物呈现嘉阳煤矿的发展历程，实现区域内的地方记忆书写。由文本分析可见，图书、期刊杂志与报刊的文本内容涉及范围较广，渗入到遗产地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多个方面，诸如工业遗迹历史、自然景观、企业发展沿革、地方文化、工人村保护、相关文学艺术创作、旅游研学活动以及矿区职工活动等，然其传播力较网络媒体弱，加之刊载嘉阳工业遗产信息的媒介多以地方性报刊为主，辐射面囿于少数研究者群体与当地群众。又因近年来纸媒传播力逐渐式微，嘉阳工业遗产地单一、固化的资源阐释模式伴随以网络文本为主的传播途径而加深，无形中也形塑了本地居民对遗产地文化资源的认知。

（二）嘉阳矿区景观营造与记忆构建

嘉阳煤矿20世纪所修建的矿井、苏式和英式建筑群、蒸汽小火车、废弃的工厂等工业遗迹是其实现产业转型的基础资源。嘉阳国家矿山公园的景观改造是基于场地原有特征和文脉，在对遗产地历史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下，赋予地区以新的功能和发展路径。根据扬·阿斯曼的观点，文化记忆是指以固定方式纪念的历史事件的典范，它由历史解说者或其他专门机构加以定义和保存［19］。

值得注意的是，嘉阳集团尤其注重其发展历史、矿区传统与矿工精神传承的内容展示。相关信息通过火车沿线的主碑广场、火车站点、芭沟古镇、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博物馆、黄村井地下煤矿博物馆（黄村井煤矿体验游）等矿区主要节点的景观建构达成空间叙事，其形式包括景区logo、指示牌、常设展示牌、嘉阳煤矿创始人雕像、摄影展览、创意建筑、场景复原、图文展示等，这使得景观构筑物信息传播媒介的功能得以强化，在遗产地的物理空间中形成特定文化话语与氛围（图四）。

图四 主碑广场、黄村井地下煤矿博物馆、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博物馆

作为集中收藏、陈列与展示遗产地文化的场所，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博物馆专设了嘉阳煤矿历史展区，将矿业文化和矿工精神作为博物馆的重点展项。馆内常设展览设立地质岩矿、煤炭开采、煤炭利用等多个厅室，以场景还原、实物展示、图文说明等方式呈现南方薄煤层开采历史和抗战煤炭工业发展进程；
黄村井地下煤炭博物馆基于原址展示、复原陈列、实景模拟、互动体验、图文展示等手法辅以火车车轮、矿业机器、猴儿车、矿工工作等场景设计输出地方性知识，即使在狭窄的井下空间，也展示着嘉阳煤矿创始人的相关信息。

芭蕉沟广场的“毛泽东思想大舞台”结合《芳华》等影视作品，以“相约嘉阳，寻找我们已逝去和正在经历的芳华时代”等标语进行活动推广，当地居民也配合“红色文化主题服装体验”活动在博物馆外租售拍照服装。芭蕉沟的主要文化资源由红色文化主题所统合，这些造景在成为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对外宣传文化亮点的同时也渗入矿区居民的现实生活情境中（表四）。遗产地在如停车场等空间中置入了与嘉阳创始人、矿区历史相关信息等相关的展牌，突出嘉阳煤矿早期发展的历史以及在抗战期间做出的贡献。

表四 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工业遗址造景及场所记忆一览

续表：

芭蕉沟及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博物馆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藏品展示方面管理较为松散，历史人文信息在整个展示系统中较为缺失，使部分重要遗产资源陷入了“废弃”“标本化”的凝固模式。芭蕉沟内解说标识缺乏维护，展示点路线导视缺失或信息模糊，以致访客无从找寻或了解这一遗迹的重要信息。如1939年中福煤矿迁至芭蕉沟后开凿的第一口竖井，又称一号矿坑旧址，其遗址上已修砌了二层楼的民房，遗址说明牌原立于民房旁边的菜地，损坏后被弃置于菜地上，无人修缮。一号井所处的英式建筑群是早期迁至此地的中福地质专家、管理人员修建起来的居住区，原住居民已全部搬迁至三井或犍为县城，外来者不易知晓建筑群方位，游人较少（图五）。

图五 嘉阳煤矿一号井旧址现状

工业遗产是企业生产、经营与管理过程的物质见证，也是职工及其家属工作与生活记忆的载体。罗萍嘉等将嘉阳煤矿这类远离城市的工人聚居区归类为“传统工人村”，“由于没有可依托的城镇，往往以矿区管理部门所在地为中心进行建设，形成服务建设基础设施相对齐全且独立的综合性生活区。并且由于其完全被农村地区环绕，在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形成了有着传统文化特色的聚落多元体，其整体环境既保持着工矿区的历史文化特色，又体现出传统的地域风貌特点。”［20］由于此类厂矿距市镇相对较远，工人及家属的工作、生活往往对当地的经济与文化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工业遗产实际承载的文化内涵与价值，除厂房、设备、运输工具等人类工业文明宏大叙事的历史见证外，还凝聚了工业实体之于社区发展过程中实际参与者的日常生活印记与记忆。二者一静一动，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共同铸就了具有地方特质的工业文化。

（一）社区交往与记忆

本文所指的嘉阳矿区居民主要包括嘉阳煤矿职工及家属。自20世纪50年代芭石铁路建成后，由芭蕉沟至石溪镇的窄轨蒸汽火车成为了矿区居民的主要交通工具。芭石铁路沿线居民以矿区工人及家属为主，以芭蕉沟、跃进井（三号井）为主要聚居点，周边山地有部分散居的村民（图六、图七）。

图七 矿区居民搭乘蒸汽小火车

图六 白石岩与打鼓山之间的芭蕉沟鸟瞰

抗战期间全国煤炭业的发展重心逐渐向西南转移，国民政府制定了多项政策以促进后方工业中心的形成。内迁企业经过与本地采煤业初期的冲突与协调，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发展态势。至20世纪90年代之前，芭沟镇已有上万名矿工及其家属居住于此。交谈，是人们构建记忆的主要方式之一。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场域中，居民工作和日常生活谈论的焦点均集中于煤矿及周边的生活见闻。扬·阿斯曼所定义的“交往记忆”主要包括“语言和交流”，即对刚刚逝去的过去的回忆，是人们与同时代的人共同拥有的回忆，其典型范例是代际记忆［21］。个人记忆与交往记忆在时间维度上来说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交叉的过程。居民在交往这个过程中的记忆，只能定位为中观层面的交往记忆［22］，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其定义为公共话语［23］。根据扬·阿斯曼的观点，人们在交往互动中产生并发展交往记忆，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知识体系的一部分，终其一生从话语到行为语言上来重复和讲述这种记忆［24］。在围绕嘉阳煤矿形成的社区中，持续的交流和复述使得个人记忆逐渐发展成为交往记忆，在交流和重复讲述的作用下，居民对过往形成了大致相同的记忆图景，这是一个向集体记忆靠拢的过程。在这种对话之下，也就产生了哈贝马斯所称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概念——生活世界是前几代人交流行为的稳定结果［25］。

第一代嘉阳煤矿职工多从本地招聘，少部分由外地迁来。矿工与家属共同经历了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嘉阳煤矿的发展过程，见证了嘉阳矿区建设发展、支援前线、团结御侮的爱国情感与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的矿工精神，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方面形成了共有记忆。随时间推移，第一代居民的记忆范围逐渐缩小、固化或错位，他们的子女——第二代居民同时见证了芭蕉沟的繁盛与衰落，在日常生活接触和社区环境熏陶下，普遍形成了割舍不下的“家”的情感。在第一代与第二代居民的交往互动中，子女辈总体对于早期企业的发展历程不甚了解，但却普遍保有对企业文化的基本认知且绝对认同。作为孙辈的第三代居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或青年时期，后大部分人因外出工作、上学等原因离开芭蕉沟，他们对矿区的情感与依托较少，也放弃了对矿区历史与企业精神等信息的追溯。少部分依旧留在矿上继续父辈工作的年轻人会通过工作实践重新获得相关信息，并将其与儿时的生活记忆勾连起来，在社交平台进行分享。旅游开发的介入使交往方式被扩充，重组的信息链条给予了居民对矿区进行再认知的契机。

（二）个人、企业与文化传承

“文化传承”主要指主体与客体间的交互效果，即客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感知、理解、接受、内化主体所提供的文化信息，并进一步完成包括代际教育、职业传播、自愿传播等有针对性的文化传递行为。扬·阿斯曼所指的“对意义的传承”是一种“文化记忆”，如神话传说中绝对的过去，关注的是过去的某些焦点，过去在这里通常是被凝结成了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26］。

20世纪90年代之前，当地居民普遍倾向于在收入稳定的嘉阳煤矿工作。企业给予工作与生活的重要保障，构成矿工及其家属的归属感，融入了居民的日常记忆，从而形成了遗产地内部的文化传承基本模式。一位受访者指着三井广场上树立的三尊铜像对我们说，“我希望以后每一个这里长大的小娃都能说出这三位创始人的名字”（矿区居民、嘉阳集团职工，2018年2月24日）。这三尊铜像分别是翁文灏（首任董事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越崎（首任总经理，中国能源泰斗、国民政府经济部长）、汤子珍（首任矿长，中国煤炭实业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企业文化、规章制度也参与建构职工的文化记忆。嘉阳集团对新入职员工的培训内容中包含了嘉阳内迁、创业与支援抗战的历史教育。此外，嘉阳集团公司制度规定中对公司精神文明建设、宣传工作、学习制度、劳动合同管理及困难职工帮扶实施办法等内容也在矿区居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对嘉阳煤矿产生了独特的情感记忆。

矿工与煤矿形成的依存感，使作为企业的嘉阳煤矿在矿区居民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嘉阳集团内部编撰的史料与文献，成为职工了解矿史的主要渠道。嘉阳集团成为了矿区记忆的保有者、传承者，同时也是嘉阳工业遗产价值的诠释者，在矿区形塑了一种坚守矿区文化的使命感，这也是遗产地文化展示侧重的根源。

文化诉求与商业诉求并行，是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在工业遗产开发、利用过程中呈现出的显著特点。企业历史、矿工精神在遗产地无处不在地展现出来，这些特点由矿区居民创造，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矿区居民，诸如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博物馆所展示的图文展板、相关公文、矿工家庭陈设场景复原陈列、矿工日志、机器设备、旧有物件等，将煤矿转型后日渐模糊的过往记忆与文化认同以“物”与“辞”的方式重新连接起来。

（三）居民迁出与内部传承体系的消解

芭蕉沟依托嘉阳煤矿曾一度繁盛，20世纪90年代又因矿井资源枯竭走向衰颓。由于煤炭产量低、质量差，开采点转移至天锡井，随着嘉阳煤矿办事处的迁出，学校、医院、银行等停办，芭蕉沟的大量矿工与家属也因子女教育和工作、生活便利及自身发展等原因陆续迁至旅游开发后的门户区域天锡井或犍为县城。芭蕉沟原有的供给体系几近瓦解，无法再为居民日常生活提供周全保障。与此同时，作为小火车停靠的主要站点以及博物馆和英式、苏式建筑群所在地，芭蕉沟以景点的形式存在，部分沟内经营者“搭乘火车上下班”。

截至2019年5月12日调查可见，芭蕉沟百余名老人仍然常居于此。在当地旅游业建设发展十多年之后，芭蕉沟居民的日常生活仍存在很多问题。银行等基础设施自矿工大量迁出后恢复建设的难度较大，目前医疗服务点医护人员共6名，除1名执业医师和1名药剂师外，其余皆为护师。病房条件和其它设施极为简陋，只能满足日常头疼感冒等轻微疾病的治疗。“现在菜市上一头猪就可以供应芭蕉沟所有的人”（芭蕉沟住户、嘉阳职工家属，2019年5月12日），当地居民如此形容当地物资的供需情况。

在旅游业发展的契机下，芭蕉沟居民诉求和旅游发展之间也呈现了一定矛盾。入选2018年1月27日国家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的芭石铁路，连通芭蕉沟与石溪两地，一直有固定的蒸汽火车运行班次，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铁路建成后矿区职工与沿线居民出行唯一便捷且廉价的交通工具（票价5元），旅游开发后，本地居民搭乘的普通铁皮小火车与旅游专列同时运行于这条线路。2012年6月犍为县物价局40号文件首次核定嘉阳景区旅游价格“小火车单程旺季80元，淡季50元；
黄村井旺季80元，淡季50元”［27］，旅游专列票价是普通铁皮火车价格的16倍。后线路调整，取消石溪站，终点与起点设置在了天锡井（跃进站）。除票价差异外，矛盾焦点还体现在每逢3—5月旅游旺季，大量游客涌入嘉阳乘坐小火车，为保证旅游专列的班次，管理方不得不停开或减少普通铁皮火车的日常运行班次（由一天2班减少至1班，或取消）。居住在芭蕉沟、黄村井的居民因买不到票，无法出门办事，又由于大部分居民为老年人，对火车的依赖程度更高。2019年5月旅游旺季时，旅游公司为方便游客，将原定于早上7点出发的普通铁皮火车时间推迟到早上8点，给当地人出行造成不便。经与居民协商后，旅游公司在5月7日将普通火车的发车时间重新调回至早上7点。

旅游给遗产地带来了利好（表五），2019年嘉阳国家矿山公园旅游人数达22.16万人，旅游收入1767万元。旅游带动人气的同时，也使得当地物价抬升，这对经济收入偏低的当地居民造成了一定影响。在人气较旺的天锡井，小部分职工家属参与了旅游开发后的小型个体经营，但因受火车观景时节的限制，黄金期仅集中于3—5月，所以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放下本职工作投入旅游相关经营中，旅游开发对于当地居民的整体收入只是略有提升。即使是从旅游发展中受益的一部分人依然认为旅游发展并没有起到带动当地居民经济收益的作用——居民并没有被鼓励或者引导参与进旅游建设和发展中。“我是从旅游中真正受到实惠的，但这是我自己主动找机会参与，并且我有做这个事情的能力。大多数人是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的，受益太少，而且能做的事情不多，参与的人多了，也自然得不到什么好大的好处”（矿区居民、嘉阳职工家属、兼职导游，2019年5月12日）。

表五 2017—2019年嘉阳国家矿山公园旅游人数与收入统计表

（四）游客对工业文化价值认知的推动作用

旅游开发后，游客的涌入对嘉阳矿区产生了不同层面的深刻影响。由访谈可见，游客的兴趣点与信息获取渠道与本文第二部分第一小节所涉及的文本调查、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小火车观景是嘉阳国家矿山公园主要的旅游动因。

携未成年人同行的家长都不同程度地表示孩子对乘坐蒸汽小火车观看花海很有兴趣，父母在这个过程中，也会给孩子普及一些工业文化的相关知识，希望儿童和青少年能从旅程中收获更多。50～70岁的游客则更倾向于来此感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氛围。部分游客被“小火车观景”吸引到遗产地后，通过观看包括博物馆、展示牌在内的相关历史文化信息展示，对嘉阳集团呈现的矿区历史有了进一步了解，对此他们表现出对遗产地智识体验获得感的喜悦，愿意再来。不论是对嘉阳自然风光的向往，还是对场所记忆的追忆，游客的观览行为都无形中向当地居民反馈了一定信息，这些信息反过来影响了本地居民对矿区文化的价值认知，重塑了居民的文化自信，参与重构他们的工业遗产记忆并形成地方文化认同。一名曾从事当地导游工作，现就职于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称：“我以前是景区讲解员，在这之前我对景区历史并没有太多了解，但是因为讲解工作，我了解了很多和景区有关的历史，这方便我对游客介绍”（矿区居民、游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2018年2月27日）。

由企业、矿区居民共同建构的矿区文化传统，是诠释作为工业遗产的嘉阳煤矿物质与非物质价值的重要入口，这种传统由矿区居民以非正式、碎片化的方式保留、传承下来，与企业主体形成的史料、文本构成互证与补充。在旅游开发影响下，矿区居民的集体记忆受遗产地展示信息的影响而不断被补充、修正与重构，这又不可避免地为矿区传统注入了新内容。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博物馆在2019年调整了展览策略，即招收外地人来做博物馆全职讲解。这些讲解员对工业遗产地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看法。“这里保留了所有历史建筑，但是能保留的只有历史感。这里人的生活模式是怎样，他们可能有更好的选择，但是当地居民的这条链是不会断的，他们可以每年都再回到这里看看”（外来工作者、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博物馆讲解员，2019年5月12日）。外来工作者普遍不认为矿区居民在此地的居住现状与工业遗产可持续发展之间有因果关系，而大部分本地人则表示，如果芭蕉沟的基本生活条件改善了，他们愿意再搬回来，或常回来小住——通向这里的公路已经开通，这里的自然条件、曾经的邻里关系与对地方的依恋感是主要动因。

2003年津巴布韦ICOMOS的大会主题为“场所－记忆－意义：保存古迹遗址中的无形价值”（Place-Memory-Meaning: Preserving Intangible Values in Monuments and Site），大会主席米歇尔·佩策特（Michael Petzet）在发言中认为遗产中的“精神信息”（Spiritual Message）具有“无形价值”（Intangible Values）［28］。同年发布的工业遗产领域第一份国际共识性文件《下塔吉尔宪章》（Nizhny Tagil Charter），将工业遗产中蕴藏的环境与工矿生产、生活方式、技术等非物质形态的构成要素作为遗产价值的构成要素，但并未将其提升到与物质遗产同等重要的地位，“工业遗产的价值也存在于一些无形记录，如人的记忆与习俗中”，“工业遗产作为普通人们生活记录的一部分，提供了重要的可识别性感受，因而具有社会价值”［29］。2008年，魁北克ICOMOS大会主题为“寻找场所精神”（Finding the Spirit of Place）［30］，再一次强调了贯穿于遗产中的“无形价值”。2011年，另一份工业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性文件《都柏林原则》（Principl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s, Structures, Areas and Landscapes, The Dublin Principles）将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提升到与物质遗存同等重要的地位，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许多体现在技术、记忆和工人及其群体的社会生活中的非物质方面”，如“技术知识、工作体系与工人组织，以及复杂的社会和文化传统，它构成了社区的生活，并且 给整个社会乃至世界带来重大的组织结构的变革”［31］。

作为践行保护与利用并行的煤矿工业遗产地，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实施的旅游开发策略对嘉阳矿区实现工业遗产地的产业转型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从文化记忆构建与工业遗产保护的角度看来，情况如下：

其一，工业遗产地的文化资源梳理、深入挖掘与利用是工业遗产开发与利用的基础。同一时期各地煤矿生产情况基本相似，但厂矿在与当地结合后衍生的劳动、生活与文化活动又各具特色。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加强对遗产资源的多角度提炼与阐释、利用不同媒介的传播特点对遗产信息进行文本上的活化与深入发掘，可增强遗产地的影响力，避免因过度依赖如“小火车旅游观景”等核心旅游项目而受自然景观季节性变化的牵制，多角度“强化”而非单一视角“固化”遗产地文化信息的传播与形象塑造。宣传策略的单一性间接制约了矿区其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进而拖延其投入、建设进程，这是依旧居住于此的矿区居民基本生活配套条件得不到改善的原因 之一。

其二，嘉阳集团注重矿区文化的传承，矿区将历史资料转化为图文展示牌、主题雕塑、小品等体现在景观空间的构筑物之中。嘉阳矿区、芭石铁路沿线设置了大量景观构筑物、井下展示与互动、工业文化常设展示与临时图片展示等矿区文化展演，规划者为创造文化景观投入颇多。然而，芭蕉沟作为工业遗存资源富集区、小火车游览路线中的重要一站，同时也是嘉阳矿区人文信息的主要聚集地，公园方对其利用还十分不足，未在此节点设置更多的信息讲解、输出渠道，功能性仅体现在嘉阳国家矿山公园博物馆游览与餐饮消费上，芭蕉沟内部由矿区居民构成的文化景观逐渐凋敝。

其三，嘉阳矿区当地居民注重矿区文化记忆的传承。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嘉阳工业遗址及芭石铁路的发展进程融入了其个人和家庭生活之中，对现行的开发情状及文化角度较为认同。虽然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的关注点始终围绕物质、经济条件如何改善，但与此同时，有超过70%的当地居民在交谈中直接透露了对本地文化的认同与情感，包括已由芭蕉沟搬至犍为县城的家庭在内。

其四，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持肯定与包容的态度。一方面，天锡井、芭蕉沟及黄村井地区的居民表示，在嘉阳工业遗产与芭石铁路（嘉阳小火车）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矿区居民缺乏参与渠道，难以获得明显的经济收益，且日常生活受到物价上涨、交通出行等影响。但受访者普遍能客观看待旅游开发对当地人生活带来的冲击，他们更多表达的是对提高收入、参与本地开发建设的渴望。另一方面，受访者们认为旅游宣传与景区打造使他们有机会通过工业遗产更加系统地了解嘉阳煤矿发展与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进程、民族国家的关系，填补祖辈闲谈聊天中缺失的信息空白。旅游开发对工业遗产的介入，给予他们系统、全面了解嘉阳煤矿文化的契机，游客的大量涌入也为当地带来了生机与知名度。

综上所述，工业遗产往往具有与企业、社区与群体紧密关联的特殊性，厂房、矿井、机械设备、相关记录与文献是承载特定时代、人群生产生活的见证与记忆容器。工业遗产的价值既体现于物，更体现于人的思想观念与活动。煤矿工业遗产的“原址保护”应涵盖对工业遗产区内居民生活方式、记忆与文化传承的保护，工业遗产的“场所精神”与核心价值是由包括矿工及其家属在内的矿区居民建构的，他们是工业区传统文化景观的主要缔造者与参与者。李光涵提出，在遗产的语境里，《魁北克宣言》强调场所精神是由物质与精神元素共同赋予一个地方的意义、价值、情感和神秘感，并引述Jackson的观点，即场所感超越了对结构和空间环境的审美，来自于一个地方的社会特性，并且是通过人们在这个地方持续重复的活动，共同分享的“时间感”（Sense of Time）所产生［32］。除了在“物”的层面展示地质科普知识和机器物件外，工业遗产地还应该通过积极的方式实现向内的连接，成为一个连接、保存社区居民记忆的文化中枢，反哺遗产地的文化建构。遗产保护者、科学研究者与游客应在生活着的遗产中以不同形式参与历史记忆，而不是使它充斥着外来商业需求“移植而来的情怀”，或变成静止、凝固的大型空城展场。在开发规划的过程中，应结合实际情况为矿区居民创造基本生活条件，给予居民在遗产地继续居住与生活的全方位支持。林德荣、郭晓琳提出“让生活的逻辑渗入文化遗产的传承开发之中，让市场的利润保障文化遗产的持续运作，才是平衡之道”［33］。在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契机下，如何让依旧居住在遗产地的居民继续在原址更好地生活下去，让在这里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在日常生活中保存矿区特有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将是工业遗产保护的重要议题。

附记：感谢四川犍为县文史研究会罗家祥老师和嘉阳集团李小平、杨从江、朱万强先生予以本研究调查工作的帮助。

注释：

［1］艾智科：《文化何在：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反思》，《东南文化》2019年第3期。

［2］根据国家文物局201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文物保护利用规范 工业遗产》，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总体原则是“坚持原址保护、整体保护的原则，避免过度干预，真实、完整地保存其历史信息及其价值”。参见《文物保护利用规范 工业遗产》，第2页，文物出版社，2019年。

［3］《文物保护利用规范 工业遗产》，第2页。

［4］吴必虎、王梦婷在“2018中国旅游风景大会”上，提出了“四个风景”理论框架，其中一道“风景”，即“保留风景”，就是强调“我们已经知道的风景，要把它们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但是这个传承是在利用的前提下”。参见吴必虎、王梦婷：《遗产活化、原址价值与呈现方式》，《旅游学刊》2018年第9期。

［5］吴必虎、王梦婷：《遗产活化、原址价值与呈现方式》，《旅游学刊》2018年第9期。

［6］吕建昌：《近现代工业遗产博物馆的特点与内涵》，《东南文化》2012年第1期。

选取2017年3月～2018年3月在我院治疗的心血管病患者200例作为研究对象。全部患者均在我院接受住院治疗，且经临床、病理、影像学检查或病史确诊为心血管疾病，排除重大心血管疾病史、家族遗传病史患者。将其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100例，其中，对照组平均年龄（56.7±13.2）岁，男50例，女50例；
观察组平均年龄（62.5±11.9）岁，男50例，女50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

［7］［法］涂尔干著，渠敬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313～314页，商务印书馆，2017年。

［8］［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第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9］a.［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b.［德］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0］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11］a.刘慧梅、姚源源：《书写、场域与认同：我国近二十年文化记忆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b.韦秀玉：《南岭走廊古村落的信仰空间与文化记忆——以黄姚街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2］罗萍嘉等著：《跨越时空：芭蕉沟传统工人村的历史研究与保护规划探索》，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

［14］所谓动态遗产，是指这些遗产并未完全退出生产利用的历史舞台，而是随着企业的现代化改造处于动态变化中，成为仍在生产运营企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参见韩静：《乐山抗战工业遗产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决策咨询》2015年第6期。

［15］《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由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于1964年在威尼斯通过。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等主编：《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第52～54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16］《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通过。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等主编：《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第70～79页。

［17］调查时间分别为：2018年1月19日及前后、2018年2月26—28日、2019年5月12日。

［18］A. 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377.

［19］［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44～46页。

［20］罗萍嘉等著：《跨越时空：芭蕉沟传统工人村的历史研究与保护规划探索》，第9页。

［21］［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50～51页。

［22］［德］霍斯特－阿尔弗雷德·海因里希、韦雷娜·韦兰，杨威译：《作为微观－中观－宏观关系的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学术交流》2017年第10期。

［23］J.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1, p.42.

［24］J. Assmann,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ünchen: Beck, 1992, p.56.

［25］同［22］。

［26］［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50～51页。

［27］《嘉阳集团志》编纂委员会：《嘉阳集团志（第三卷）二零零六年——二零一五年》，第439页，丰远图文数码快印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

［28］Michael Petzet,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ICOMOS, Place-Memory-Meaning: Preserving Intangible Values in Monuments and Site, ICOMOS 14th General Assembly and Scientific Symposium, Victoria Falls, Zimbabwe, 2003, p.3.

［29］季宏：《近代工业遗产的完整性探析——从〈下塔吉尔宪章〉与〈都柏林原则〉谈起》，《新建筑》2019年第1期。

［30］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ICOMOS) Annual Report 2008, Quebec,Vol.1 (2008).

［31］同［29］。

［32］李光涵：《日常景观视角下的村落价值》，《中国文化遗产》2020年第4期。

［33］林德荣、郭晓琳：《让遗产回归生活：新时代文化遗产旅游活化之路》，《旅游学刊》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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