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市安定区博物馆藏“右邦飡车翌鈢”辨伪
时间：2023-02-15 09:00:1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郑振强
（思源实验学校，甘肃 定西 743000）
定西市安定区博物馆藏有一方刻有“右邦飡车翌鈢”的朱文铜制印章，长3.5厘米，宽3厘米，通高10厘米，背上铸一铜人钮，作左手高举，右手下垂状。（图1）①。博物馆认为其为战国时代官印，长期放在陈列室进行展出。1990年出版的《定西县志》也将其作为安定区的重要文物予以记载。
“鈢”即“玺”也，这种写法是当时文字异形的表现。今人对战国和战国以前的古印通称为古玺。这是因
为战国古印中常见以“玺”作自名。秦统一六国后，明文规定了印制：皇帝用玉印称“玺”。一般臣民用“印”，不得称“玺”。其后历代帝、后沿用此制。作为普通官印的“右邦飡车翌鈢”虽然以“鈢”自名，但不能据此就认定其为战国时期遗留。笔者愚见，这方印系伪造，该鈢印不合战国规制之处有四：
图1
印钮是指印章顶部的装饰，也是印章最重要的装饰。战国时的官印，其主要功能是便于执掌和佩戴，“当时的印纽多为简单的几何形状，其中鼻钮居多。”②这和鼻钮最适宜把握有一定的关系，也与古代对“钮”字释为“印鼻也”相一致。如故宫博物院所藏齐国“东武城攻师鈢”（图2）、楚国“连尹之沣”（图 3）、韩国“武遂大夫”（图 4）、秦国“工师之印”（图5）均为鼻钮。虽然战国私印中偶尔有其他钮式出现，但艺术含量极低。此外先秦印纽一般均有孔以绶带。安定区博物馆所藏“右邦飡车翌鉨”印纽巨大，所占比例与印体相比极不协调，实用功能下降，装饰功能突出，既不便于携带，又无孔以绶带。明显与战国官印形制不符。
第二，印纽形象为佛教“太子像”
据《修行本起经》记载，佛陀诞生后“行七步，举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为尊。’”③即所谓的“七步宣言”，这是佛传神话中最具代表性的情节之一。所以在佛教造像中普遍存在“童子太子像”，其形象多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裸上身，下围小裙或穿小裤（图6）。如莫高窟第76窟《树下诞生细部图》（图7）④中可以看到左下角有一小型人物描绘了佛陀七步宣言，刻画虽然并不非常细腻，但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的特征十分明显。榆林窟第3窟《七步预言图》（图8）⑤虽然经过成年累月的风化已经看不清太子的面目特征，但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标志性动作依然清晰可辨。在大多数佛像中是右手高举，左手下垂，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出现。佛教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传入中国。此时距战国已经过去了至少289年，所以该印绝非战国时期所遗留。
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会使用印章。有些印章是各级政府机构颁发给寺院的凭证。如明代正统皇帝赐予安定县（今定西市安定区）崇福寺喇嘛也失端竹的“崇善翊教”象牙图章⑥，就是典型的“官印”。也有一些印章是佛教寺院自己铸造、雕刻的，以供寺院内部管理或作法事时使用。当然还有更多刻有佛像或佛教文字内容的印章，不仅广泛使用于佛事活动，同时也在民间流传，成为人们信仰的一种实物寄托。但无论何种印章绝不会以“鈢”自名。
先秦时代，印章的使用，佩戴之外，是在于封泥。泥丸不会大，印在泥丸上的印章，也就没有必要太大。“那时的印章，无论官印私印，尺寸都小，所谓‘方寸玺’的，就是说印的大小，仅一寸见方而已。”⑦战国的官印通常为2—3厘米。如楚国的“连尹之沣”为2.1×2.3c m（图9）、韩国的“武遂大夫”为1.3×1.3c m（图 10）、齐国的“司马敀鉩”为 2.3×2.2c m（图11）。当然也有特别大的，如燕国的“日庚都萃车马”（图12）边长超过7厘米，为战国玺中最大者。但此印的用途，大都认为是烙马用的。如此硕大的形制正是适应实际的需要，马的体型较大，小的印烙在上面不够显眼，所以才用这样大的印。馆藏“右邦飡车翌鈢”作为一般官印，却达到了3.5×3×10c m，显然过于巨大。
文字的衍变历史也是印章艺术发展的历史。只要掌握了古文字衍变发展的规律，就能为我们辨别先秦古鈢的真伪提供有力的证据。根据《战国玺印文字构形分域研究》一文可知为齐国文字⑧，“鈢”字也具有典型的齐国特征⑨。但此印中“邦”字写作，却是典型的甲骨文的写法。甲骨文出现在商周时期，而战国时期的“邦”字各国虽各有差异，但都与甲骨文的写法区别甚大（图13）⑩。可知此印中文字年代错乱，臆造痕迹明显。
图13
由于陈列在博物馆，所以不能看到此印的印面，但据展示的照片来看，此印完全刻反（图1）。正常的印章应该是反字，从左往右读，印出来，便成了正字，从右向左读。图片展示的印面刻有正字，从右向左读，这实在是非常低级的错误。
综上所述，受到制度、习惯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战国时期的古鈢形制是有规律可循的。“右邦飡车翌鈢”东拼西凑、漏洞较多。在印纽、大小、印文、方向上都有明显的错误。只要我们将其与同时期鈢印多方面细心比对不难分辨出真伪。
［注 释］
①定西市安定区博物馆编：《定西市安定区历史文明展文物集萃》，2012年，第 35页。
②袁德春：《印钮的发展变革及其工艺特点》，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
③（东汉）竺大力译：《修行本起经》（卷上），《中华藏》第 34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426页
④⑤樊锦诗：《敦煌石窟全集·佛教故事画卷》，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第185页、第213页。
⑥郭汉儒著，政协定西市安定区委员会校注：《重修定西县志校注》，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582页。
⑦那志良：《鈢印通释》，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⑧⑨⑩刘建峰：《战国玺印文字构形分域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2年，第288页、第159页、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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