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华南左翼文学的国族想象与在地化实践

文/单昕

抗战的全面爆发打破了以京沪为中心的现代文学格局，随后因战争频仍、政权交迭，现代文学版图始终处于以分异为常态的持续变动和重组之中。文学史家惯常将其描述为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三足鼎立的文学空间，这样的划分虽符合战时文学地理的基本面貌，但是对于战争形势最复杂、占地面积最大、作家流派最多的国统区来说，其文学上的差异性和丰富性也因此遭到简化和遮蔽。其中，“华南作家群”是国统区中值得关注的作家群体，以广东本土青年作家为主要构成，也有非广东籍、但长期在广东生活工作的作家，代表人物有黄谷柳、秦牧、司马文森、黄药眠、陈残云、杜埃、钟敬文、黄宁婴、鸥外鸥、陈芦荻、楼栖、于逢、易巩等人，绝大多数为左翼作家。这些作家多有海外侨居经历，1937至1945年间，他们在以广州、桂林、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广泛开展抗战文化活动，进行大量抗战题材文学创作。华南作家群因跨越地域、国族、文化的外部经历与心理历程，其创作既彰显民族救亡的时代精神，又带有岭南文化的肌质纹理，还有因海外经历而产生的跨文化视野，成为区别于其他区域抗战文学的独特存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构成，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将以华南作家群战时流寓桂林“文化城”期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为对象，挖掘华南作家群的文学史价值，展现抗战时期文学的多重形态和多元内涵。

华南作家群自20世纪30年代期便以广州为中心开展文学活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进步文化团体的领导者或骨干成员，后成为广东抗战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华南作家群较早通过诗歌创作发出抗战救亡的呼声，以汹涌澎湃之诗情抒写国家人民所遭遇的深重苦难，传递出民族精神复兴的建构性力量。有学者认为他们的“抗战题材诗歌创作在广州诗坛上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是广州诗人们为中国抗战诗歌作出的贡献。……这些诗人诗作以各自不同的艺术个性与艺术风格，共同歌咏抗战大时代。”[1]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华南作家群在广州陷落后陆续撤退至桂林，他们感受着中华民族在危机时刻的创痛与挣扎，在努力谋生的同时尽力从事抗战文化活动，积极表达着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文学信仰、个人情怀和审美选择，笔耕不止，弦歌不辍。

司马文森是留守桂林时间最久的华南作家群作家，也是影响最大、创作力最旺盛的一位。[2]他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加入左联，一直从事进步文化宣传工作。司马文森在桂林期间创作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大量抗战题材文学作品，创办了文艺刊物《文艺生活》月刊，还依托文协桂林分会积极组织各种文化活动。陈残云1939年底到桂林任中学教师，与陈芦荻、黄宁婴等人复刊《中国诗坛》，这一时期发表的诗歌代表作有《萧声》《致死者》《送远行人》《故乡的雾》《蔷薇是红的》等。黄药眠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1938年他在桂林创办国际新闻社并任总编辑，同时在报刊发表诗作，任文协桂林分会常务理事，创作了长诗《桂林的撤退》，并发表了大量诗论包括《诗歌的民族形式之我见》《论诗歌的创作方向》《论诗歌的手法及其它》《论诗底美、诗底形象》等，对抗战期间诗歌理论批评建设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黄宁婴1940年由香港转往桂林任中学教师，与陈残云等人复刊《中国诗坛》，创作了长诗《溃退》和《我们的车子》《省界》《镜子》等诗歌，出版了诗集《荔枝红》。陈芦荻1939年7月到桂林，主编《广西日报》副刊《漓水》，任文协桂林分会理事，出版诗集《远汛》。华南作家群的其他作家也曾在此期间聚集在桂林从事文学创作和抗日进步文化活动，楼栖、紫风在《广西日报》当记者、编辑，华嘉、林林、于逢、易巩等人随夏衍到桂林复刊《救亡日报》，他们在从事新闻工作之余致力于文学创作，为抗战文坛提供了大量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

1938至1944年间，桂林“文化城”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封闭、安全却也呈现出相当的流动性和可能性的地理空间，使华南作家群得以在跨越地理疆界的同时逾越思维定式，从异乡人的视角去凝视外部世界，审视内心的种种感受。在桂林的流寓经历催生了华南作家群心态的成熟，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在目的、方式、风格上较前期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抗战文学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同质性。而华南作家群流寓桂林时期的文学生产，也为我们理解战时现代文学的动态发展、左翼文学在抗战背景下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相当典型的个案。

《中国诗坛》（原名《广州诗坛》，自1937年11月出版的第4期起改名为《中国诗坛》）是陈残云、黄宁婴、陈芦荻、鸥外鸥等华南作家1937年在广州创办的刊物，以“建立诗歌理论，批判过去诗歌，介绍世界诗歌，创造大众化诗歌”为宗旨[3]，是抗战时期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诗刊之一。在《创刊辞》中，诗人们明确提出了诗歌与抗战的关系：“中华民族经过九·一八以来的六年血腥的教训，已经醒悟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只有集中力量武装抗争才足以图存，中华民族解放的成功是要以鲜血去争取的。配合着这一客观的要求，诗歌必须服务于民族解放运动是毫无疑义的了。”[4]广州时期的《中国诗坛》发表了大量抗战题材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诗人们践行着“以新诗歌当作武器，争取我们民族最后的胜利”的理想信念。1940年，黄宁婴、陈残云、陈芦荻等人在桂林复刊《中国诗坛》，共出版三期（新四至六期），刊物延续了既往宗旨的同时又衍生出一些新变化。首先，桂林时期的《中国诗坛》仍以“介绍世界诗歌”为己任，译介了马雅可夫斯基、莱蒙托夫、裴多菲、小熊秀雄等人的诗作。其次，大量刊发国内诗人的抗战题材诗歌，其中既包括中国诗坛社诗人们的创作，如陈残云的《死在伶仃洋》《江上行》、黄宁婴的《省界》、雷石榆的《献给空军将士们》、李育中的《回到后方》，也包括著名诗人艾芜的《野外早操》、胡危舟的《古巷，你死了又活了》等。这些诗作对军人作战的英勇、民众生活的苦难、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等进行了表达，展露出战争背景下诗人们强烈的民族精神和革命意志。刊物的审美趣味也更加成熟，诗歌风格更为沉郁，呼号般的战歌少了，诗人善于在反省与持守的节制中深入表现民族精神，此类诗有《过黄河》《一个赤膊的汉子》《归来》《放歌》《夕阳》《冬之彷徨》《我来自西南高原》等；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如诵咏爱情的《恋歌》（黄药眠）、表达青年对人生价值追求的《为你而歌》（陈残云）、向往生命与自由的《冬之彷徨》（洁泯）等，即便在受难中挣扎，诗人们仍以执着的热情讴歌着世间的真善美。再次，《中国诗坛》致力于诗歌理论建设，刊发了芦荻的《二十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回顾》、林秀燊的《关于诗歌的民族形式》、永言的《马雅可夫斯基十年祭》、林林的《诗歌与生活》、黄宁婴的《诗·大众化》、陈残云的《反对“标奇立异”与“朦胧”》、高詠的《论街头诗歌》、黄宁婴的《还需要启蒙》、周钢鸣的《诗歌创作的几个问题》、陈残云的《清理与提高》、陈芦荻的《关于民歌的研究》等诗论，呼应了当时文坛上影响较大的论争。另外，《中国诗坛》积极创造大众化诗歌，发表了胡危舟等人的街头诗《你要发棺材了》《记住这句话》《不要在街头游荡》《想想看》等。总而言之，《中国诗坛》在桂林虽然只出版了三期，但刊物的办刊理念、编辑方针能够与战时社会现实、文学思潮发展紧密结合，传递出中华民族雄壮刚烈的民族精神；
这一时期刊发的诗歌数量虽然不多，但其情感真挚、深切，营构了深美闳约的艺术境界，显现出抗战诗歌的民族化、大众化倾向，反映出20世纪40年代诗歌在语言、意象、节奏、情绪等方面由稚嫩走向成熟的丰富性和层次性。

《文艺生活》是司马文森1941年在桂林创办的综合性文学刊物，传播进步文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并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文艺阵线，在整个国统区和港澳、东南亚一带产生过很大影响。期刊因存在时间之长、出版期数之多、内容之丰富而称得上是抗战时期文艺刊物的佼佼者。战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很多重要作品如田汉的《秋声赋》、欧阳予倩的《一刻千金》、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等都是在该刊首次发表的。1941年出版的第1卷第2期《文艺生活》颇能够代表刊物的整体风格。这一期发表了郭沫若的诗歌新作《轰炸后：其他两章》，诗作先对城市遭受轰炸之后街巷复苏的景况进行白描，进而以清淡之笔做主观抒情，歌颂生的喜悦战胜死的威胁。这一期还刊发了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自序》、焦菊隐的《俄国作家论莎士比亚》、葛琴的《守夜人》等名家之作，还有纪念鲁迅先生的《鲁迅五年祭》《不死的鲁迅，永远的鲁迅》和司马文森的小说《雨（一）：第一部：中间》。在《编后记》中，编者着重提出了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的问题，并对刊物今后的内容建设提出了宏大的设想，“我们希望能将中国的几部古典作品，如《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书分别研究，对于世界名著，如《死魂灵》《堂·吉诃德》《波娃利夫人》等作品亦拟约人作研究文章。”[5]这一构想显示出《文艺生活》的阔大格局：既注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又对中国古典文学报之以敬意，还显示了战时中国文学的世界视野，刊物与战争时局、文坛动态保持同步，映现出战时中国文学的精神风骨与出色成就。

40年代初，由于战争带来的时局动荡和文学自身发展的种种矛盾，文艺思潮更为复杂，论争也相当激烈。司马文森在桂林期间撰写了大量文艺评论，深入参与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发表了《把文艺种子传播到战壕，兵营里去》《发展士兵集体创作运动》《论“文章入伍”》《给文化工作者一个号召》等文章，主张将文艺大众化运动更进一步、更具体化。与此同时，黄药眠的文艺观也发生转变，将左翼革命文学思想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众文艺思想相结合，发表了《抗战文艺的任务及其方向》《诗歌的形式问题之我见》《中国化与大众化》等多篇论文，提出文学创作当去吸收新旧各种文艺形式的营养，从民族抗战的社会生活实践出发，熔炼铸造出全新的民族文艺形式。黄药眠的观点得到了国统区作家的广泛接受。[6]华南作家群在桂林出版、发表的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述还有欧阳山的《文艺阅读与写作》、林焕平的《抗战文艺评论集》、周钢鸣的《文艺创作论》、马宁的《论民族形式》等，这些著述延续了他们先前的左翼文学思想，又在战时特殊语境下发展出为民族大众的文艺观，对抗战文学转型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通过以上梳理不难发现，华南作家群在桂林期间的文学活动承袭了既有的左翼文学观念，并融入了强烈的国族意识和世界视野，显示出其文学观念的成熟、文学实践的深入；
而他们通过文学活动所编织的抗战文学文化网络也推动了战时现代文学生态的进一步建设和多中心文学版图的建构。

抗战时期，文学文化状态与时局动荡之间所产生的碰撞、纠葛令现代文学呈现出显著的战时面貌，作家的文学创作、文学活动和作品的题材、风格等出现了不同以往的诸多变化。华南作家群在战火中辗转华南、西南各地，这些流动的空间成为文学意义生产的场所，而它们所提供的景观与体验转换为华南作家群的动力与灵感，使他们在流寓期间持续书写对家国乡土的深深眷恋，不断丰富文学理念和创作技巧，也为个体建构起辨认世界、表现世界的观念体系。

华南作家群的创作数量相当丰沛，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报告文学、剧本、评论等各体均有涉猎，成就最大的领域是诗歌。黄宁婴的长诗《远天的木棉》创作于1941年的桂林。木棉是广东常见的植物，因其树姿巍峨、花红似火，被世人誉为“英雄花”，象征磊落奋进的品格。诗歌的前三节由怀念昔日木棉花开的愉悦之景而发出感慨：“我爱木棉/为了她是我最厮熟的伴侣/我爱木棉/为了她有不甘落后的雄心/我爱木棉/为了她是我故乡的名字啊。”第四节意象陡然转变，“风暴从海上卷来/敌人从海上卷来/炮火烧焦了大地/血污涂遍了大地”，情绪也由舒缓转为凄厉，控诉战争的炮火撕毁了木棉树下宁静祥和的美景，抒发了对家乡故国遭受践踏的痛心。继而呼唤木棉化身为抗敌的“英雄”，因为“昔日追拾木棉絮的孩子/今日已是擎枪的战士/他们满布在山的那边/他们满布在河的对岸/他们正以生命/换取你的自由”。[7]全诗虽然仅仅创设了木棉这一主要意象，但抒情视点随着木棉的变化而不断转移，情感的传达也呈现出曲折丰富的层次性，由欢欣喜悦到震怒愤慨，再到发奋蹈厉、慷慨激昂，诗人借由对木棉的抒情表达着抗战时期家园遭受敌人屠戮的民众最深沉的渴求与最炽热的理想。

陈芦荻早期诗歌长于抒情，桂林时期他的诗风与其他中国诗坛派诗人一样有了明显的变化，由激越奔放转为深沉切实。1942年在桂林出版的诗集《远汛》收录了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野马的告白》中诗人以野马的口吻发出对自由的呼唤：“我要跑向远方/我还有可以飞驰的步伐/什么东西可以羁勒住我的自由，我的勇敢，我的粗放/人们所置备的怜恤的赠与/是多卑微，多讨厌呵/我渴饮大地的泉水/我珍惜原始的生命/向着太阳，向着月亮/我引吭高歌/我顶着蓝天/我拥抱大地”。[8]前后两节流溢出的憎恶与渴望构成了情感的互补结构，既彰显出构思的完整性，又强化了感情的传达效果。在祖国大地饱受罹难的至暗时刻，诗人通过残酷现实与光明未来的反差抒发出乐观的精神、坚强的信念，以新的审美方式展现出抗战诗歌的别一种面貌。

陈残云的诗歌以短章为主，一向以抒情取胜，虽常怀忧郁，但并不虚浮。流寓桂林期间，他将对战争与政局的思考凝结在诗歌创作之中，诗风表现出由浪漫、细腻到蓬勃、强烈的变化，诗歌取材也更加凝重朴素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烽火下的抒情诗》《野火》《母亲的歌》等，表现了身处黑暗中的人们对光明的渴求、对自由的信念和对生命的热爱。黄药眠的诗歌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长诗《桂林底撤退》。诗歌以宏大的气魄、史诗的体例全面描写了桂林沦陷的悲怆场景。流寓桂林时期华南作家群的诗歌创作普遍发生了转变，凸显出更为强烈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精神，诗歌中的含蓄意象和现代哲思退却了，代之以较强的叙事性、直白的语言、简洁的意象、刚毅粗犷的风格，这也是与40年代文学在战时所呈现出来的整体审美向度相吻合的。

在小说创作方面，司马文森的成就相当突出。在桂林期间，司马文森发表长篇小说《雨季》、中篇小说《天才的悲剧》（即《尚仲衣教授》）《南线》《转形》《希望》《折翼鸟》、短篇小说集《蠢货》《奇遇》《人间》《孤独》等。《南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小说包含了司马文森对抗战前期战事深入而全面的思考；
从艺术上来说，小说对现实主义手法的深刻把握、对主人公的典型化塑造凸显了其价值。小说《天才的悲剧》以中山大学进步教授尚仲衣秉承一腔爱国热情归国投身抗战救亡的教育事业、参加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为主线，写法融合了小说、传记、报告文学的特点。《雨季》是司马文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41年开始在《文艺生活》上连载，通过青年夫妇孔德明、林惠贞的婚姻故事和人生经历来表现“一个真正的人性的觉醒”，小说对情感的书写细腻、热烈，心理描写出色。作家之后创作的《折翼鸟》虽然也是爱情题材，但呈现出更强的悲剧性，表现了女主人公在古老迟滞的生存环境中所感受到的现实生存与自由思想之间的矛盾心态。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折翼鸟》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更为深入，艺术上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愈发娴熟，全书贯穿的折翼之鸟的意象表现出动荡时代里主人公理想之翼折损的悲剧性。司马文森在桂林时期的小说创作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既高擎以现实主义为抗战服务的大旗，又深入发掘个体在时代创痛中灵魂最深处的精神探寻，融合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可以看作是左翼文学在抗战期间的民族化和现代化发展。

于逢在桂林创作了中篇小说《乡下姑娘》，描写乡村妇女何桂花生活在近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抗日军队路过给山村带来了现代文明的影响，何桂花试图摆脱自己受奴役的地位，但最终失败。小说深入挖掘了主人公的深层心理机制，展现了她情感的波动和随之而来的命运转折。于逢小说在抗战叙事表象之下，真正关注的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遭遇之后所产生的张力问题，呈现了2020世纪中国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中各种文化意识的互相碰撞。另外，小说中所描写的对战争感到麻木的黄沙坑人不仅是救亡的目标，也是启蒙的对象，于逢在这里将救亡与启蒙的主题相缝合，表现出对二者关系的反思，为读者呈现出抗战烽火之下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和复杂现状。于逢还和易巩合作创作了长篇小说《伙伴们》，由易巩提供素材，于逢提炼主题、进行构思、设计人物性格并执笔。小说以主人公黄汉一生经历为线索，对抗日游击队的活动进行描写，人物性格的描画尤为成功，描写了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心灵创痛。于逢和易巩的小说写出了他们对于战争的独特见解和思考，着力于对战时农村人物和社会关系进行深入刻画，将笔力穿透抗战这一外部环境，直抵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生产方式、价值伦理、文化观念等，努力探寻传统社会的痼疾，使作品具有了更加深邃的精神向度，也呈现出更为浓重的悲剧性。

报告文学在抗战期间蓬勃发展。这种文体能够运用文学艺术形式真实、迅速、及时地反映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活动，与战时文学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十分吻合。华南作家群在抗战期间或频繁迁徙，或亲临沙场，积累了直面战争的丰富素材，因而也汇入了报告文学写作的时代浪潮，贡献出及时反映战事、艺术质量上乘的众多作品。司马文森1940年在桂林出版的文集《粤北散记》收入了多篇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包括《卡尔曼在曲江》《战工第八十三队》《来自东江的童话》《野火》《江边》《三个女壮丁》《乡村自卫团》《吹号手》《一个英雄的经历》等。这些作品1939年4月起在《文艺阵地》《救亡日报》等报刊连载，多为反映他从广州撤退到粤北山区时的所见所闻，赞颂了抗日将士英勇不屈，表现了难民们的悲惨遭遇，也暴露了政治的腐败堕落、社会民生的种种问题。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虽关注现实，但却不干瘪、僵硬，仍然显示出很强的文学性，行文自然、质朴，流露出强烈的人文精神和悲悯情怀。

华南作家群在桂林的创作体现出抗战文学风格由浮浅走向沉稳、笔触日渐清晰深邃、情感深沉细腻的变化过程，其原因正如郭沫若所言，“随着战争的长期化，人民情绪逐渐镇定下来，艰苦的战斗既削弱了廉价的乐观，而战果的批判与胜利条件的检讨也必须导引着作家们回复到本来的静观与反省，使得他们在现实体验既经饱满之后，不得不站在更高一段的据点来加以整理、分析、批评、提炼、构成，因而作品方面便驯致了某种程度的广度、深度、密度的同时增加。”[9]华南作家群的文学创作虽呼应时代浪潮，却也保留了鲜明的华南色彩，表达了作家们生命中深刻而独特的经验，映射出其内心世界的曲折，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华南作家群在个人情志与抗战形势之间辗转腾挪所做出的选择，也令他们的作品虽历经时间淘洗却依然具有被阐释的价值。

华南作家群多为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左翼作家，他们深受鲁迅文学思想的影响，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意识和抗争精神；
在国家民族的危亡时刻，他们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率先发出救亡图存的时代先声，致力于建构和传播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伟大民族精神，其作品与抗战文学整体的精神向度、价值观念、题材形式相吻合，贡献出一批文学思想进步、艺术质量上乘的优秀作品。与此同时，华南作家群又有其独特性和超越性：作家们多为华侨出身，青年时代辗转求学于京沪、海外，又因为战事而迁徙于华南几地，他们因跨越地域、国族、文化的外部经历与心理历程，更倾向于书写战时民众的多重分裂体验，作品也更能够呈现中国社会内部结构性的矛盾冲突和民族灵魂深处的痼疾沉疴，为现代文学的战争题材创作提供了具有丰富的可阐释空间的个案。华南作家群的写作虽难以避免战时文学惯有的表达直露、情感激奋等问题，却也是在流寓中以文学构想和实践现代、家国、民族的一种方式。

注释：

[1]苏文光：《抗战诗歌史稿》，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3]陈颂声、邓国伟：《中国诗坛社与华南的新诗歌运动》，《学术研究》，1984年，第3期。

[4]广州诗坛社：《创刊辞》，《广州诗坛》，1937年，第1期。

[5]司马文森：《编后记》，《文艺生活》，1941年，第1卷，第2期。

[6]黄大地、邢小群：《黄药眠的跌宕人生》，《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3期。

[7]黄宁婴：《远天的木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8]陈诵声、邓国伟编：《南国诗潮——〈中国诗坛〉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101页。

[9]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郭沫若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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