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背景下我国档案治理研究进展分析*

李涵 倪代川

（1.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2.上海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444）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新时期国家治理的战略方向，明确至本世纪中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档案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数字档案资源海量生成，对新时期档案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档案管理走向档案治理”成为我国档案事业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2]，并推动着档案治理研究的持续演进和深入发展。

202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称为新《档案法》）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修订通过，被认为是新时期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新起点和实践新起点[3]。2021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将“全面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提升档案治理效能”作为“十四五”时期国家档案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4]由此可见，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档案治理体系，培养档案治理现代化能力，既是国家治理环境下档案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又是国家档案治理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运用CiteSpace分析工具，对CNKI收录的国内档案治理核心文献进行定量研究，全面梳理国内档案治理研究现状，揭示分析现有档案治理研究成果的分布领域、所涉题域与内容特征，旨在把握档案治理的研究热点及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新阶段我国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档案管理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参考，为我国国家档案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档案视角。

文章以“档案治理”为研究主题，以“CNKI”为检索平台（检索日期截止2021年11月7日），共检索到相关期刊文献585篇；
进一步将所检文献分类限定在“信息科技”下的“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以及“档案及博物馆”，相关文献达490篇；
接着又将期刊类别选择“北大核心”和“CSSCI”，共检索出250篇相关文献，经过剔除重复性以及新闻报道等非学术类文献，共得到有效文献179篇，具体参见表1。

表1 文献分布情况表

1.1 文献年代分布

从总体趋势来看，我国档案治理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为2012年及以前，这一阶段虽有将“治理”这一词引入档案领域，但“治理”的含义主要偏向于“管理”“处理”等，且侧重于纸质档案保存问题的解决，与现阶段的“档案治理”内涵相差甚远[5][6][7][8]。第二阶段为2013年至2016年，2013年国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2014年国家档案局随即将“推进档案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年度工作重点，此后有关“档案治理”主题研究逐渐升温，学者们开始探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以促进档案管理模式的转型和改革[9][10][11][12]。第三阶段为2016年至2019年，自2016年起，相关文献发表数量逐年上升，其主要原因在于《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对“档案治理现代化”主题的聚焦，并将其作为“十三五”期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推动着档案界对档案治理研究的普遍关注。第四阶段为2019年至今。2020年修订通过的新《档案法》，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构建档案治理现代化体系，提升档案现代化治理能力；
与此同时，《“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明确了档案工作法治化、开放化、现代化发展态势，驱动着档案治理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持续推进。

图1 发文年代分布图（单位：篇）

1.2 文献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参见图2），可以发现档案事业、档案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档案行政管理等关键词在当前档案治理主题文献中出现频次最高；
此外，档案数据治理、档案治理体系、治理现代化、协同治理、档案信息安全、档案法治等高频词也与档案治理的发展趋势基本契合。通过将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与现有文献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档案治理研究主要是基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大环境下进行展开的，重点关注的是档案行政管理、档案法治管理等领域，与传统档案管理主题区别明显。此外，我们也可以发现，在档案治理研究题域中，治理体系是档案治理的核心和保障，治理能力是评价档案治理效果的关键，依法治理、协同治理是档案治理的手段，构建一个完整的档案治理体系对新时期档案治理实践十分重要，决定着档案治理的最终效果。随着档案治理研究的深入，档案信息安全、档案安全体系、档案数据治理等逐渐成为档案治理研究关注的热点，攸关未来档案治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图2 档案治理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

当前，档案治理研究已经成为档案学重要研究题域，并成为新时期档案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学者们已经基于各种理论视角对档案治理研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新时期档案治理研究的深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通过分析现有档案治理研究文献，我们发现，目前档案学界对档案治理的研究视角主要体现在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四个方面。

2.1 管理学视角下的档案治理研究

档案学被认为是一门管理性科学，该学科重点研究对档案馆、档案事业及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13]。档案治理研究的提出正是基于传统档案管理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学界从管理学理论视角开展档案治理研究相对较多，也造就了档案治理研究的专业特色。当前，学界基于管理学视角开展档案治理研究主要体现在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两个方面。从企业管理视角开展档案治理研究，有助于分析档案治理的内外部环境、协调相关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优化各类资源配置、实现治理效率最大化。如周耀林等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档案治理研究中，对档案主管部门、档案馆（室）、文化事业机构、政府信息管理机构、公民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协调[14]；
徐东华、李晓明运用平衡计分卡这一管理工具，通过对档案治理总体战略进行“从上到下”的层次细化，明确利益相关者、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三个层面的目标以及考核指标，能有效完善档案协同治理运行机制，推动档案事业协调发展[15]；
宋晶晶将用户价值理论应用于档案工作中，不仅能促进档案机构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的观念转变，而且有助于提高用户利用档案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档案服务与用户需求的有机融合，提升档案利用效率水平[16]。而公共管理视角则侧重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从此视角对档案治理研究，与治理的多元化特性、完善档案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档案公共服务能力等目标不谋而合。如李思艺、田园运用包容性理论，构建不同场景下“主辅式合作”和“参与式合作”的档案治理主体结构，有助于丰富档案治理的内涵，满足国家治理背景下档案治理模式变革的要求[17]；
黄新荣等借鉴整体治理理论中的回归公共服务、协调各级组织、实现多元供给的思想构建理论框架，从治理方式、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治理保障等方面构建地域文化档案资源，对档案治理实践提供新思路，促进档案治理走向专业化、集约化和效益最大化[18]。综上所述，从管理学研究视角对档案治理进行研究，既丰富了档案治理的理论依据，也为档案治理实践提供了全新思路，促进档案事业发展模式的转变，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2.2 社会学视角下的档案治理研究

“自档案学形成以来，我国档案学界一直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13]，且档案现象自身即为一种客观社会现象，为此，基于社会学视角开展档案治理研究也已经成为当前档案治理研究的一大特色。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多维性、规范性有助于从整体上全面把握档案治理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深化档案研究内容[19]。例如，刘芮基于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从档案治理的规则和资源的关系出发，分析乡村档案治理体系的形成过程，可有效推进各具特色的档案资源开发和利用模式构建[20]；
张帆、吴建华基于社会学家帕森斯AGIL模型，构建以资源系统、行政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系统组成的复合治理式档案资源开发模式分析框架，有助于探索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转型路径，形成档案部门主导，社会主体自主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实现社会发展高远目标[21]；
韩瑞鹏、倪丽娟从协同视角对疫情档案进行分析，讨论协同治理主体构成、协同治理主体之间组织机构以及系统运行模式方面的问题，有助于把握国内“参与式疫情档案管理模式”的存在问题以及解决方案，促进疫情档案管理“协作”系统化、“分工”专业化等，实现疫情档案的凭证价值、决策价值等[22]。由此可见，从社会学理论视角开展档案治理研究，对档案治理的主体、资源、过程进行全面分析，有利于及时发现档案事业现有管理模式的不足，为新时期档案治理实践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指导现代档案治理工作实践，提升档案治理能力与效果。

2.3 经济学视角下的档案治理研究

基于经济学视角研究档案治理是国内档案治理研究的另一特色。经济学关注投入与回报之间的平衡，强调效益导向，这对考虑如何将治理的有限资源最大程度进行利用，实现效益与成本之间的平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当前，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档案治理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展开，如陈忠海、宋晶晶引入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因素在治理运行中起重要作用，应完善现有档案工作法规制度，为档案治理提供保障[23]；
陆阳等也认为制度成本理论为档案制度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24]。二是以公共经济学为研究视角，分析档案信息资源的治理，如糜栋炜引入公共物品理论，论述了开放档案信息资源的纯公共物品属性，为其多中心治理提供理论依据[25]。由此可见，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档案治理，多数是从微观角度对档案治理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有利于档案事业迅速适应从管理到治理模式的转变，提升档案治理实践的实际效果。

2.4 计算机科学视角下的档案治理研究

随着大数据技术及其应用的快速发展，档案信息化建设进入新常态，学界逐步从关注档案信息转向关注档案数据，档案治理研究的热点也更集中于对档案数据的治理，因此从计算机科学视角对档案数据治理进行研究，有利于推动大数据环境下的档案治理研究的进一步拓展。虽然使用计算机科学相关模型对档案数据治理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但这预示着档案数据治理正成为档案治理研究的基本方向，指引着档案治理研究的逐步深化，如周林兴、韩永继等使用软件开发管理领域的能力成熟度模型与档案数据治理理论相结合，初步构建了档案数据安全治理能力成熟度模型的初始级、可重复级、已定义级、已管理级、优化级等，并相应提出了愿景，丰富了档案数据领域的治理研究理论[26]。由此可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深度应用，档案数据治理将持续深化，并日趋成为档案治理研究的核心题域，深刻影响着档案治理研究的发展。

通过对图2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可以发现国内档案治理研究文献的主题分布和实际状况，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档案治理研究的评析，以便全面揭示国内档案治理研究现状，厘清档案治理研究主题，为未来档案治理研究提供全局性、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指导。

3.1 档案治理基本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档案治理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界定，但对档案治理概念内涵已经形成初步共识，主要分为基于国家治理和传统档案管理两个方面。

第一种是基于国家治理对档案治理进行概念阐释。当前，大部分学者都是基于国家治理背景将治理相关理论结合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特点提出“档案治理”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Global Governance)对治理定义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27]。基于此，学者们将档案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并从对档案事务进行治理的角度提出了“档案治理”概念，如晏秦从公共治理理论出发，提出了档案治理的定义，认为档案治理是一种过程而非结果，且这是一种以档案部门、社会组织和公民为治理主体，以某种规则协调好各方利益，使其协同合作，对档案事务进行科学化、规划化管理，以实现档案领域善治目标的活动和过程[28]。李孟秋通过对比中外不同语境下的治理观，认为中国治理观不同于外国治理观所强调的“去政府化”，而是更加注重发挥国家与政府的主导作用，但中国治理观应借鉴国外治理观下的经济学理论思维和公共服务思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语境下档案治理的概念[29]。常大伟借鉴了治理理论的核心内涵，从档案治理主体、实现过程、功能意义、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四个方面提出档案治理的概念，认为档案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且它应由党委政府领导支持，档案行政机关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其他机构或个人参与其中，通过创新的制度体系来保证治理主体间的合作，以推动档案事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目标实现的过程[30]。刘东斌通过论述档案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认为档案治理就是对档案行政管理的治理[31]。徐拥军通过对比西方治理理论和中国传统治理文化的区别，定义了档案治理的中国内涵，即以档案部门为主导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为参与主体，以民主和法治为治理原则，以档案及档案事务为治理对象，对其进行谋划、组织、协调和决策等一系列的管理活动与过程的总称[32]。张帆认为界定档案治理的概念应从顶层设计的构成要素及其要义出发，以主体、客体、内容、方法、运作、目标、价值为七大要素解析档案治理的核心理念[33]。可以看出，从将档案治理视为国家治理的内容这个角度，各学者给出的定义有粗有细，但保留档案治理的主导主体是档案行政机关，治理手段是法治或制度，治理目标是促进档案事业发展、提升档案工作服务社会能力、实现档案治理现代化的结论。

第二种是基于传统档案管理对档案治理概念进行比较分析。学界对“档案治理”概念的研究还有一部分是将档案治理与档案管理进行对比分析，从档案管理走向档案治理的转型视角阐释档案治理概念内涵，突出档案治理蕴含的转型背景、转型内容和转型特征。如刘东斌从对象和内容角度，指出档案管理与档案治理的不同之处[31]。陈红则将档案治理对象和档案治理主体进行了概念辨析，认为“档案”不等同于“档案事务”，档案部门不仅包括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档案馆，还包括档案室，但档案馆和档案室并不直接参与档案治理[34]。金波、晏秦从理念、主体、过程、内容、手段、目的六个方面将档案管理与治理进行了对比，并认为从档案管理走向档案治理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2]。虞香群、李子林则认为档案管理与档案治理非继承或发展关系，档案治理应是档案行政管理的新发展阶段[35]。由此可见，学界大体认同档案治理的对象是档案事务，而非档案管理的档案，且档案事业要从对档案的微观管理向对档案工作的宏观指导进行转变。

3.2 档案多元治理主体

从“档案管理”走向“档案治理”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就是治理主体多元化[28]。多元主体参与是档案治理的核心要义，也是检验档案治理成果的重要标准，这就需要协调好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最终达到协同治理的效果[36]。学界不乏对档案治理主体的研究，如周耀林通过引入管理学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将档案治理主体划分为档案主管部门、档案馆（室）、文化事业机构、政府信息管理机构、公民、档案研究机构、媒体和档案服务企业，并提出凝聚信息管理机构的共识、明确档案机构权责的范围、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体系的档案治理发展策略[14]。邢慧将多元参与主体界定为档案部门、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并提出档案部门与不同社会组织、档案部门与社会公众的合作方式，如公民向档案馆捐赠档案、担任档案馆志愿者等[37]。张帆基于主体视角，研究了档案治理伦理问题，并构建其责任伦理、制度伦理和发展伦理三位一体的伦理内容体系[36]。路璐将治理主体分为政事型治理主体、服务型治理主体、知识型治理主体、参与型治理主体，并认为完善档案权利制度、培育档案治理伦理、提升档案治理能力是实现档案治理系统工程有效运转的路径[38]。徐拥军、李孟秋认为档案工作将走向“社会模式”，且公众参与档案工作是档案事业转型的重要体现，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档案“为民服务”的价值[39]。唐一芝从国家、社会组织和公民三个档案管理权利主体讨论了其在档案治理视域下功能的改变，并认为三者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扶持、相互发展的关系[12]。从宏观上看，档案治理的主体包括国家、社会和个人三大部分；
从微观上看，档案治理的主体包括档案机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中介机构、公民等。档案治理应以档案主管部门为主导，社会组织和公众协同参与，并在此过程中协调好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建设一个合作共赢的多元主体档案治理体系，从而推动档案治理可持续发展。

3.3 档案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档案治理体系在新时期国家档案事业发展中位居战略地位，它是实现现代档案治理目标的重要保障，同时也决定了档案治理能力建设成效的优劣。学界针对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研究大多从理论构建展开，如徐拥军认为档案治理体系是一种制度体系，应围绕全社会范畴的档案事业进行建设，档案治理能力内涵应当与国家治理能力内涵一脉相承，即治理主体运用制度体系管理全社会范畴档案事物的能力[32]。他还认为有效的档案治理体系需要回答“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朝着什么方向、应坚持什么原则以及要达到什么目标等问题”，并由此提出档案治理体系应包括档案治理组织机构体系、功能目标体系、运行方式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40]，而档案治理能力则是将有效的档案治理体系中机制或制度转化为一种实践能力，是档案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和结果[32]。赵嘉庆阐释了“什么是档案治理体系”“为什么要加强档案治理体系”“如何构建档案治理体系”以及“四个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且指出依法治档是档案治理的根本法宝[41]。沈洋以国家档案馆为主体的视角，提出“自治—法治—-共治”三位一体的档案治理体系，促进我国档案馆事业走向治理现代化[42]。张卫东、张乐莹指出档案治理能力是衡量档案治理水平的直观因素，并构建了以衡量档案主管部门治理能力、组织机构和公众治理能力、各主体协同参与程度的档案治理能力评价体系[43]。综上所述，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档案治理实践中体现为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档案治理体系是档案治理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档案治理能力是档案治理体系的结果，两者共同决定着档案治理的效果。其中，依法治档既是实现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也是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3.4 档案治理模式与实现路径

从“档案管理”向“档案治理”转型，问题复杂性将不断凸显，不但需要树立档案治理理念，更亟待在实践上有效应用，这就需要在档案治理模式上取得突破，积极探索有效的实施路径，推动档案治理模式的改革。目前，学界从各个角度对档案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并提出实现路径。例如，李宗富等认为档案治理的实现路径包括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努力拓展研究视野、加强综合研究方法系统应用、不断深化研究内容、重视学习借鉴五大方面，并提出要以“档案之制”大力推动“档案之治”[44]；
徐拥军、熊文景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行为方式、综合治理能力三方面提出档案部门主导、社会参与协同、技术创新突破的档案治理现代化实施路径[32]；
李孟秋以整合治理的方法论原则为基础，提出以档案主管部门为主导、以公共规则为基础的刚性机制和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柔性机制相互融合的多元档案资源体系，以及倡导多元主体业务参与和市场化运作、构建主体能力持续优化体系、在数字技术支撑下保障监督和沟通的实现路径[45]；
金波、晏秦提出要从“档案管理”走向“档案治理”，应树立多元共治的档案治理理念、强化档案行政管理系统、事务决策系统和业务工作系统开放、培育扶持企业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引入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创新档案治理方式、建设完整的档案法治体系和环境[46]；
陈忠海、宋晶晶指出实现档案治理的现实路径应以实现公共服务功能为核心、以合作治理为主要方式、以法治建设为根本、以理论研究为要义[47]；
杨鹏认为档案治理的目标是档案善治，即多元主体以公正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做到档案治理过程透明化、协同化、高效化，实现档案治理安全稳定，并提出以公正法治、开放透明、高效协作、稳定和谐为核心的档案治理实现路径[48]。由此可见，在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下，我国档案管理模式亟需向档案治理模式转型，且档案治理是以一种宏观治理，具体的实施路径应从治理理念、方式、内容、背景等方面入手，以此推动档案治理模式有效实践。

3.5 档案治理法治化

依法治档既是新时期档案事业发展的基本遵循，也是当前档案治理实践的路径选择。“十三五”期间，“促进和提升全社会法治意识，实现档案治理法治化”被明确为国家档案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2020年6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为新时期推进档案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法律保障，并推动着档案治理研究的拓展。李宗富通过研究新《档案法》，提出档案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即“在档案治理过程中，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档案部门主导、各形成单位协同、跨机构合作、档案相关社会组织协作、公民个人参与等所有档案相关者共同形成的上下联动、横向协同的档案治理组织团体，”及其多元性、协同性、法治性、民主性、阶段性等特征[49]；
刘东斌和吴雁平认为科学有效的监管是档案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并提出了以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为实施路径的档案行政监管对策[50]；
徐拥军和熊文景认为档案治理的侧重点应该放在强调对档案事务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转型上来，并提出要用“档案之制”筑牢“档案之治”[51]；
郑金月从档案治理体系的视角，分析了新修订的《档案法》，并认为新版《档案法》是从法律制度层面对国家档案治理体系的一次改革创新和“固本强基”[52]；
陈忠海、侯留博依据新修订《档案法》条款数量和内容变化，分析出新修订《档案法》立法重心从档案馆向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偏移，其动因是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53]；
陆阳认为社会治理背景下档案制度创新逻辑变迁的本质就是档案制度赋权范围和对象的扩张过程[54]。由此可见，学界一方面认为档案治理法治化是档案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随着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对新《档案法》的研究热度持续上升，相关解读不断丰富，促进了与档案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完善和落实。

3.6 档案治理案例

档案治理体系和模式解决的是理论问题，只有不断拓展档案治理工作的实践应用，将档案治理的体系和实现路径应用于具体的档案治理工作，吸取实践中的经验并及时调整战略，才能提高档案治理能力，实现档案治理现代化，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由此，对档案治理的具体实践案例分析则显得尤为重要。如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针对工程档案管理的收集不齐全、整理不规范、利用不便捷等问题，从组织、业务、规范等方面构建档案治理工作体系，采取了加强档案收集能力、规范档案数据整理工作、创新档案利用服务机制、实现嵌入式主动服务的措施，取得了历史档案完整率提高至99%，年检索人次达到3200的显著成效，也为其他企业提供宝贵的治理经验[55]。抗战档案对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党建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抗战档案事务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在档案资源方面加强口述档案和海外抗战档案的征集、在制度建设方面开展法规制度、工作制度、服务制度建设、在服务方法方面开展专项性、多样性和新技术档案服务，在工作保障层面坚持“政策、领导、规划、技术”四位一体的保障，将有利于充分发挥档案治国理政的价值，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发展[56]。近年来嘉兴市档案部门积极探索以“创新、开放、融合、共享”为基本特征的档案治理之路，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档案治理观念不深刻、档案法治建设力度不够大、档案基层基础较薄弱、档案合作共享力度不够大、档案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升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做出“明晰权责、依法治档、夯实基础、共管共治、以人为本”的努力则能进一步提升档案治理效果，同时也为其他城市档案部门进行档案治理提供参考[57]。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为对象，明确项目档案管理中档案被动接收、人员专业素养不高、归档质量管控和监督考核机制缺乏等问题，从完善项目档案管理机制、优化项目档案业务指导方法、加强信息化建设入手促进项目档案治理能力转型升级，对新时代项目档案管理具有实际意义[58]。从档案治理实践范围来看，目前档案治理模式的改革理念已深入各行各业，治理对象主要涉及档案的“收管存用”环节；
从档案治理实践成果来看，已有显著成效，但由于其实践还处于初始阶段，治理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逐步调整治理策略。可以预见，将来档案治理实践定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走向”，并继续坚持“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宗旨。

3.7 档案数据治理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实践应用日趋深化，海量数据云集，数据成为新时代国家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运行、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等方面都产生着深远影响。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将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并把政府数据、社会数据和个人数据纳入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内容中。在此背景下，档案形态逐渐从“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呈广源性、共生与互生性、累积性、扩展性、易算性等特征[59]。同时，这对档案工作模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档案工作从管理走向治理成为未来趋势[2]。档案数据化发展推动着档案治理的转型与变革，因此对档案数据的治理则显得尤为重要，档案数据治理成为档案治理的热点研究内容。如李贞贞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目的和治理内容五个维度对档案治理和档案数据治理作对比分析，认为二者在理念、主体、手段、目的上并无区别不明显，它们之间差异主要在于治理内容，档案数据治理内容主要针对不同生命周期的档案数据，而档案治理内容层面则广泛得多[60]。张帆认为档案治理包含档案数据治理，从治理主体、内容、方法、目标四个要素辨析档案数据治理与档案治理的异同，认为技术性、服务性和安全性是档案数据治理区别于档案治理的性质[60]。倪代川等从数字记忆视角对档案数据风险、保存、安全、传承、共享五个方面的治理问题进行了探析[61]，分析、总结了数字档案资源数据化的六大趋势，即来源多元化、价值多样化、质量标准化、开发关联化、利用智能化、治理常态化[62]，并从档案数据制度建设、档案数据标准建设、档案人员数据素养、档案数据技术研发四个角度提出档案数据治理策略[60]。杨鹏构建了以档案数据质量控制为基础、以数据整合集成为核心、以共享利用为目标、以档案安全为基石、以公共参与为导向的大数据时代档案数据治理体系[63]，并提出基于档案数据治理框架构建、数据治理运行机制融合、数据资源体系保障的“宏观生态——中观机制——微观资源”档案数据治理实施路径[60]，指导档案数据治理实践,实现档案数据善治[63]。虽然学者对档案数据治理的理解视角多样，各有千秋，但他们一致认为档案数据治理是档案治理的派生，二者关系密切，在治理内容层面有显著差异，档案数据治理是在档案治理基础之上发展出的新外延。

本文以CiteSpace为工具，以检索的179篇有关“档案治理”有效文献为基础绘制出关键词共现时区图，并分析相关研究趋势。经过揭示分析，未来档案治理研究主要呈现为研究主题从宏观深入微观、研究题域从理论延伸到实践、研究视野从国内走向国际等三大趋势。

4.1 研究主题从宏观深入微观

如图3所示，“档案治理”研究的萌芽初始于2013年，彼时国家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虽然当时的研究未直接提出“档案治理”的内涵，但从加强学校信息中心的跨越式治理建设角度，提出了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治理的科学意义和具体措施[64]，也是“治理”理念在高校建设中的深入体现。随着2014年国家将“档案治理体系与档案治理现代化”作为年度工作重点，江苏、重庆、山东、甘肃等各地陆续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地方档案局（馆）开始思考档案事业转型等问题，相关研究集中在基于国家治理环境下的档案事业建设、档案法治、档案行政管理等方面，如刘学圃思考了如何运用治理方式来规范档案事业发展，并概括出档案事业治理模式的理想状态为监控、督导、规约[10]；
孙伟良就法治档案建设进行了思考，分析了法治档案的重要性，认为推进法治档案建设要做到思想到位、领导重视、建立相关机制、明确其规划以及计划[65]。2016年国家档案事业“十三五”规划要求“加快完善档案治理体系、提升档案治理能力”，此时档案治理的体系尚未完全形成，档案学界对“档案治理”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研究与探讨，因此2016-2019年有关“档案治理”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档案治理体系建设以及治理能力和实现路径等较宏观的角度。如晏秦探讨了档案治理的内涵、“五个特征”以及“五个功能”[28]，陆阳、唐一芝剖析了社会治理视角下档案制度创新的基础，包括理论基础、社会认同、科学技术、大众媒体、法律规范五要素[24]；
陈忠海、宋晶晶论述了档案治理的主要特征、价值取向、实现路径[47]；
刘东斌提出了完善档案治理体系的四个着力点[66]。自2020年6月新《档案法》颁布实施以来，国家提出从传统“三个体系”增加到“四个体系”，学界的研究热点开始转向微观角度，如杨鹏提出了我国档案中介机构治理的策略[67]；
徐丹丹、张明分析了档案信息权利在社会治理中的变化及运用[68]；
常大伟等从信息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了档案数据治理的能力要素，最后结合信息生态角度的档案数据治理能力要素提出其治理结构体系[69]；
周林兴等引入了能力成熟度模型到档案数据安全治理领域，丰富了档案数据安全治理的理论基础[26]。可见，当前档案治理的研究，已不仅基于宏观视角，更集中于参与档案治理的多元主体、档案数据治理等微观视角。随着档案事业“十四五”规划将“全面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提升治理治理效能”作为主要任务，档案治理研究题域必将进一步拓展，未来的档案治理研究不仅将延续传统档案治理宏观研究题域，而且还将拓展到科技档案、企业档案等微观档案治理研究新领域。

图3 “档案治理”文献的关键词共现时区图

4.2 研究题域从理论延伸到实践

档案治理的研究起源于国家治理和公共治理的实践，并指导档案事业的理念更新与工作改革。由于档案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研究初期主要是对档案治理产生背景、内涵、特点、治理模式、治理体系等理论层面的探讨，如管先海、李兴利组织了一场关于档案治理主体、对象以及治理过程的学术探讨[70]；
晏秦提出档案治理的科学内涵，以及多样性、扩展性、法治性、包容性、规训性的五个档案治理特征，以及提升社会档案意识、积聚社会资本、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管理效能、培育公共伦理精神的五个功能，并将治理语境引入档案服务领域，认为档案服务应从权利话语向治理导向转变[71]；
陈忠海、宋晶晶从档案治理的理论根基、现实依据入手，分析了档案治理研究的难点，并提出相应对策[23]，也从价值理念、机制、相关法规、管理模式等方面构建了档案治理视角下的公民利用档案权利的实现路径[72]等。随着档案治理理论不断成熟，各省档案有关部门进行有效贯彻执行后，研究的层次也不断深入，角度也日趋多元，更加注重研究档案治理实践的效率，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分析档案治理的具体实施案例，揭示其管理模式转型带来的好处，并提出档案治理优化建议，如刘芮以浙江德清县的档案利用服务体系为例，分析了其在乡村治理下的规则、资源建设，以及其治理主体的参与程度和成果，最后提出了优化路径[20]；
孙静等以张家港市档案服务基层治理模式为例，分析了张家港市从探索、稳步拓展、实现价值效应的档案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之路，并提出以精准性、智慧化、共享化为特点的未来档案治理实践目标[73]；
佘青雨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的档案治理实践为例，通过将治理前档案管理情况与治理后现状进行对比，从档案的规范化和利用水平，以及运维检修工作检修方面总结了档案治理实践的成效，并对未来进一步展望[55]。档案学是一门极具实践性的学科，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未来研究热点定将会聚焦于档案治理的实践应用领域，以实践成果不断完善相关理论，推进档案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

4.3 研究视野从国内走向国际

档案治理是“治理”理念与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而前些年“治理”理念的提出更多是出现在与国家治理相关的政策文件中，因此档案治理领域的研究初期通常立足于我国的宏观国家治理政策，从国家治理的视域下探讨将“治理”引入档案工作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探索档案治理的体系构建。但随着2018年国际档案理事会(ICA)将“治理”视为研究关键点，国际档案学界开始关注档案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国际档案理事会(ICA)又在发布的《赋能档案事业和档案职业——国家档案理事会2021至2024战略规划》提出要确保治理更高效，可见全球档案治理得到重视。从相关研究来看，近几年档案治理共同体、我国参与全球档案治理的现状与路径等研究成果逐渐显现，如王玉珏等认为中国应主动担起全球档案治理的重大责任，并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档案治理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最后从决策制定、标准制定、项目参与、能力提升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74]，此外他们也对国际档案理事会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进行了总结，分析了其中的特色、工具，以及取得的成就，拓展了我国档案治理研究的视野，同时为我国提升参与全球档案治理能力提供参考依据[75]。杨智勇等认为我国档案治理应与国际接轨，并剖析了我国参与全球档案治理的必要性，提出我国参与全球档案治理的实施路径，并概括为重视、参与、共享、保障、引领[76]。中国自1980年正式加入国际档案理事会以来，积极参与全球档案治理，不仅为全球治理献上一份力量，也与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治国理政理念相契合，相信未来研究热点也会从国内档案治理视野逐步聚焦于国际视野来实现档案领域的“共商共治共享”。

当前，我国档案治理研究已经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体系，且有诸多成果相继问世，推动着国内档案治理研究的深入发展[77][78][79]。笔者通过对国内档案治理现有成果的统计分析，梳理了国内档案治理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与研究趋势，并对当前国内档案治理研究现状进行了初步评述，认为当前国内档案治理研究还不够成熟，未来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推进：一是要加强档案治理的定量研究，目前档案治理研究大多为定性研究，难免具有主观性，因此更需针对档案治理的定量研究，使档案治理研究成果更加客观。二是要丰富档案治理中的学科交叉研究，借鉴新文科强调跨学科、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思想，将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思维与档案治理研究相结合，丰富档案治理研究角度与思路。三是要强化档案治理实践案例研究，档案治理最终的目的是实现档案治理现代化。虽然我国档案治理理论研究成果较多，但仍缺乏基于档案治理实践的研究成果，需进一步加强档案治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指导新时期我国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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