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数字-生命政治新形态及其批判
时间：2023-02-15 22:4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李亚琪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借助智能数字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实现了资本样态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数字化转型。从传统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的过渡在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与积累创造新的生产资料与生产条件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全部生活被资本逻辑裹挟与操控的数字化生存困境。国内外学界分别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西方激进哲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多个理论视角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而以生命政治批判为切入点可以更细微地展现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如何依托智能技术的数字化逻辑实现了对生命主体意识结构的同化目的，并进一步说明区别于传统资本主义治理方式的数字-生命政治现实转向的社会影响。批判性考察数字-生命政治治理术所塑造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图景，对于揭示数字-生命政治的治理本质，从而探索和构建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更具积极性的数字治理模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当代资本主义数字-生命政治对生命主体的隐秘控制是通过算法计算、精准预测实现的，这是在数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空前发展与广泛应用基础上形成的更适合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形塑生命主体的治理策略。数字资本主义呈现在外的治理模式相较于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所讨论的资本主义治理术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我们对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历史演变展开深入分析。只有通过不同时间治理术的对比，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智能数字技术给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治理术带来了什么样的颠覆性影响，以及这种新治理术对生命主体产生的不同后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数字”权力如何使主体进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运作机制，并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对生命主体的塑造过程。
(一)从规范肉体、调节人口到算法治理：数字-生命政治的形成
基于福柯关于资本主义治理术历史演进的梳理可知，在古代社会“使人死或让人活”的君主权力衰落之后，资本主义“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新权力形态得以形成，并且经历了由驯顺肉体为核心的规训权力向调节人口的生命权力治理术的转变。与君主权力相比，规训权力是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三种形式驯化生命主体的机制，它旨在生产出适合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驯顺规范个体，并使个体成为“机器的肉体”认同和服从资本主义权力机制，以此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后，福柯认为在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权力机制由规训权力转向生命权力，其中治理的对象变成人口，保障整体人口健康的安全机制成为资本主义治理的重点。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指出，人口处于一系列可变要素(物质环境、法律、宗教等)的相互制约之下，它不是原始给定的条件。于是，人口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意味着资本主义新的治理技术“不再是使臣民对统治者的意志的服从，而是控制一些看上去与人口不相干的事物，通过计算、分析和观察思考……对人口施加影响”。(1)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0页。这种新的调节人口的技术区别于之前的规训治理，它以人的生命为对象，在总体上建立保障机制，调控人口的生命状况。资本主义生命权力调节人口关注的是人口的整体利益，所以与生命权力技术相对应的是“安全机制”。“安全”取代“规训”显示出以经济自由、放任的原则调节生命的权力机制，并通过统计学的数学计算调节人口的资本主义治理术形成。在此，治理的主体必须是经济自由的主体，安全配置的运转保障的是政治经济学层面自由主体的生产，也只有在这一维度上生命政治才能形成。
与福柯所处时代相比，今天数字-生命政治的治理模式依托数字智能技术对人的生命本身，尤其是精神意志领域展开了更为彻底和精确的数字治理和控制，数字资本权力对生命本身的剥削过程更加隐秘与全面。数字-生命政治治理效能的实现关键在于精确治理每一个独立个体，其核心是“算法预测”，数字资本权力与数字信息技术的联袂使得数字-生命政治权力机制对生命的精准算法治理成为可能。生命臣服于数字算法，带来的不仅是社会整体对“数字”的崇拜，更是一种生命结构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数字构成了控制的数字语言，数字表示存取信息或是弃绝信息。人们不再面对整体-个体这一偶对，个体变成了‘可分体’，整体变成了样品、数据、市场或银行”，(2)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页。生命个体作为算法精准治理框架内的“数据样本”存在，“数据关系”成为当代社会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一维度上，“数据不是自然的，它是一种资源，其采掘可能性本身必须是社会建构的，就像必须对物质性质进行重新配置以使其能够被资本利用一样”。(3)Nick Couldry, Ulises A.Mejias，The Costs of Connection: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27，68.而要实现数据关系商品化的目的，就需要大数据算法的计算和预测功能的助力。
(二)算法的计算与预测功能：数字-生命政治的技术支撑
智能算法本身是由人设计的加速计算的程序指令，在经验层面上表现为加速社会资源整合、利用全细节的覆盖增强用户平台使用黏性的一种技术手段，但在数字资本时代，却成为资本权力对主体隐秘塑造的统治技术，即数字-生命政治治理术的重要技术支撑，数字资本权力可以通过调整算法的参数来实现控制生命主体意识的目的。以大数据收集和分类为基础的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使差异性的生命不再服从于统一的规范标准，而是在数据信息自由流动的社会氛围里主动生产。“应用程序、平台和智能技术在我们玩耍、工作和社交时捕捉并将我们的生活转化为数据。然后，人工智能算法通过搜索数据来提取信息(来自‘喜欢’的个人属性，来自打字模式的情感，来自过去行为的预测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用来出卖我们的生活，尽管是以商品化的形式。”(4)Nick Couldry, Ulises A.Mejias，The Costs of Connection: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27，68.生命主体把自身生命活动创造的一切数据痕迹托付给数字平台，数字-生命政治可以借助算法精准计算与预测生命主体绝大部分的活动与行为，更为灵活和智能的算法治理是数字-生命政治与传统资本主义治理术的根本区别。
“算法治理”的实现主要依靠两大技术支持：一是数据的计算能力，二是在数据计算基础上的精准预测能力。从数据的计算能力看，计算机网络对于数据存储与处理的需求越来越高，云计算技术应运而生。“云计算是一个面向组织和个人生产、存储、分析和发布数据、信息、应用以及服务的强有力系统……它可以即时自主获取信息和服务，这些信息与服务经由全球网络传送——包括但不仅限于互联网中的公共网络。”(5)文森特·莫斯可：《云端:动荡世界中的大数据》，杨睿、陈如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云”作为分布在网络上具有计算能力的程序，可以将特定的任务分解成小的计算任务发布给这些程序，然后通过调度和通信汇报给总程序，云计算技术正是通过上述过程实现了对海量数据收集、存储与计算分析，这是“预测”的基本前提。在智能算法助力的数字资本时代，普通的生命个体作为平台用户参与其中，数字资本家在移动大数据环境里将营销建立在“以用户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用户思维、注意力成为数字-生命政治必须抓取的要素。
从算法的预测功能来看，在大数据时代算法基本运作框架内，用户在网络上形成的所有视频、音频、文字、图像都可以转化成数据存储到数据系统中，并作为数据资源被应用于算法预测活动。马克·波斯特指出，现代社会权力是通过话语中的系统梳理、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不断监视、通过对个性的规范进行(无穷)调适和再调适而实施的。(6)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9-130页。这种权力技术不仅包含日常生活数字媒介对象征符号幻象内容的操纵，同时也包括在技术层面数字资本权力借助于算法预测功能对用户意识的调适控制。智能算法能够通过对用户自由浏览的痕迹、评论点赞等其他行为方式形成的数据信息的计算，描摹个人的特征、喜好，自动刻画出每一个用户的“数据画像”，以便下一次对目标用户精准推送，而资本的流动正是以此为基点实现了对生命主体数字化生活细节的全面捕获，数据信息的商品化、市场化进程由此推进。可以清楚地看到，“算法”不仅仅是一种人工智能技术，而且还是在社会经济环境内融合用户体验与智能数字技术于一体的社会关系产物。我们所处的数字资本时代，已经进入到数字-生命政治构筑的算法秩序之中。算法治理的灵活应用，“在一个看不见的数字平台上将一切可以连接的因素都纳入到一个庞大的数据网络之中，并在这个网络控制里面的每一个因素，表层世界那些看似独立的因素，背后实际上都与一些数据和算法相联系”。(7)蓝江：《智能时代的数字-生命政治》，《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生命存在的感性确定性与丰富性在数据算法模式操控的数字世界里被替换为冰冷单一的数据信息，马克思笔下资本主义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现在被改写为“以算法计算和预测依赖性为基础人的生命存在的抽象性”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特征。也就是说，独立自由的生命个体在数字平台的自主选择不是以实现自身真实需要为目的，而是沉浸于数字-生命政治治理术背后资本权力定义的算法秩序无法自拔。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在我们这个宽容和透明的时代，禁令、控制、不平等逐一消失，其目的却是为了进一步渗入人们的精神领域”。(8)让·鲍德里亚：《为何一切尚未消失？》，张晓明、薛法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0页。当代数字资本权力对生命主体的规训与控制真正实现了资本经济利益与生命主体物化的最大化，主体不仅无法体会生命的真实生产意义，更进一步丧失了生命存在的精神价值意义。
算法治理作为资本主义治理术发展到现在的最新样态，预示着当代资本主义日渐形成了数字-生命政治新的统治方式，它对于生命主体而言是一种无法逃避的资本权力治理方式。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量化自我的行为方式共同参与构造了“数字全景敞视监狱”，使数字-生命政治的治理效能得到有效巩固和提升。“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是生命主体自身借助数字智能技术对自我身体、生命的主动量化，即主体在精神意识层面认同算法治理的规则，并且自愿进入数字-生命政治体系成为被治理的对象，这是数字全景敞视监狱形成的前提。
(一)生命的数据量化与虚拟数字生命的形成
历史地看，量化自我最初指的是与可穿戴设备联系在一起对身体实施自我跟踪的行为。后来随着智能数字设备的普及，量化自我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存在的数字化实践，即个人通过上传和分享数字设备记录的各种生活记录、生活经验，形成个性化的关于自身的行为、习惯等多方面的数据轮廓，以期更好地优化生命存在状态的行为方式。在此，社会生活被纳入数字-生命政治框架之中。现在可穿戴设备主要包括可以记录健康各项指标的智能电子设备，如Apple watch、华为、小米手环等，还包括各种app，均含一类计算工件，这些工件利用传感器驱动的自我量化来隐式或显式地指导用户行为。一方面，这些可穿戴设备增加了人们对于自我身体的了解，也使智能技术嵌入生命主体实践行为成为可能。我们主动使用各种可穿戴设备记录自己生活的各项数据，拿跑步来说，这项原本什么设备也不需要的运动如今变得必须用各种app记录速度、时间、心率、爬升度等，我们在跑步时实际上已经把自己形成的数据免费贡献给数字平台使用。不仅如此，除与身体健康相关的app外，可穿戴设备进一步拓展到生理之外的空间、地点的量化中，一切皆可量化，一切皆可数据化。另一方面，个体通过可穿戴数字设备实现了与他人的沟通、联系，其中人们以数字app为中介平台，交换数据、符号、图像、音频等等，真实的生物性生命在数字设备内部呈现为虚拟数字生命，并且虚拟数字生命间的交流已成为一种社会趋势。这即是说量化自我的行为将生命的边界拓展到虚拟数字领域，我们通过现实社会关系交流获得的心理满足与精神愉悦越来越借助于数字设备的“数据”传递，无法被数字量化的生命将会被排除在数字架构的生活实践之外。“在虚拟的真实背后，在各种形式(远程通信、信息技术、数码技术，等等)之下，真实已然消失——令所有人为之着迷的正在于此。”(9)让·鲍德里亚：《为何一切尚未消失？》，第72页。智能数字化设备的风靡意味着生命主动采取了一种更智能和更有效的技术手段记录、管理、监督生命状况与生活体验，在数字量化的管理模式下，自我精神心理的满足感和能力得到了直接的数据体现，新的虚拟数字生命主体正在形成。
量化自我的行为方式始终坚持的“数字主义思想体现了一种广泛的信念，即通过在线媒体技术对各种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进行客观量化和潜在追踪”，(10)Van Dijck José，Datafication,Dataism and Dataveillance:Big Data between Scientific Paradigm and Ideology，Surveillance & Society,2014,12(2),pp.197-208.每一个真实存在的生物性生命被表征为虚拟数字生命，这是由一系列自我生成的“数据”所组成的虚拟生命存在。只要拥有足够多的数据记录，就可以拼接出一个人的“数据轮廓”，并通过算法智能预测出这个人的教育经历、消费理念、兴趣爱好、生活习惯等等。主体自愿的数字“量化”使生命本身直接暴露在数字-生命政治权力之下，任何数字量化行为都可以被实时追踪，进而形成了巨大的信息量，几乎把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建构为“数字对象”。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自我追踪式的数据建构，实际上储存在数据库内海量数据却是被资本家免费利用的资源，“数据库变成资本家攥紧生产方式的新工具”。(11)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85页。按照马克·波斯特的说法，“数据库首先是话语，因为它们导致了一种主体构建。它们是一种书写形式，一种铭写符号痕迹的形式……数据库是纯书写的话语，直接增强其所有人/使用人的权力”。(12)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85页。越来越多的数据被收集保存至数据库，使得隐匿在数据库背后的资本权力实现了对整个社会与生命主体的“毛细血管式”规训延伸。当生命成为一种可被记录在数据信息库里的数据，这些数据被监视、管理、分割、约束，现代社会也就实现了数字技术治理与生命政治生产的合流，自我量化演变成了一种被数字技术与数字资本主义共同推动的社会趋势，“我晒故我在”的生命量化行为正在源源不断地为数字资本的生产积蓄新力量。
(二)量化自我与数字全景敞视监狱的构造
更进一步，“量化自我”的行为方式直接推动了数字全景敞视监狱的形成。数字全景敞视监狱是数字-生命政治治理效能实现的重要场域。福柯在《规训与惩罚》讨论惩戒肉体技术时认识到，在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化大工厂生产的转变中，权力技术也发生了由资本家个人对工人肉体的强制规训向隐匿在生产过程背后的专门监视职能的转变，资本家力图寻求一种看不见的治理手段完成对工人具体生产过程的监督，“通过这种监督，规训权力变成一种‘内在’体系，与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种机制的经济目标有了内在联系。它也被安排成一种复杂的、自动的和匿名的权力”。(13)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91页。由此福柯发现边沁提出的“全景敞视监狱”的特殊建筑结构可以充分实现权力隐秘监督与规训的目的。全景敞视监狱将所有犯人充分暴露在光线之中，使他们潜意识地认为监视的目光也就是权力的眼睛的注视是持续不间断的。进而生命主体长期在此装置的监视下，在细节上成为符合资本家要求的规范行动者。工厂作为机器大生产的“全景敞视监狱”实施规范肉体行为的场所，这种规训是有空间限度的，一旦工人脱离工厂，这种“全景敞视监狱”的监视就不再发挥作用。但随着智能数字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应用于“社会工厂”的一种更为严密隐蔽的数字“全景敞视监狱”正在形成，它是数字-生命政治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量化自我的数字化实践产物。生命主体在早期资本主义全景监狱监督下时刻可以感受到资本权力的压制与束缚，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形成的现代数字监控却在时间流逝的自然状态里不经意间完成了对生命主体全面监督和治理的任务，“今天，权力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自由的姿态。它以顺从、友好的形式摒弃了自己的否定性，将自己装扮成自由”。(14)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0页。现在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的数字监控，作为一种全新的权力治理技巧外在表现为一种“自由”状态的社会生产氛围，数字监督转变成自由个体争先恐后参与的数据生产过程，由此，大家共同参与制造的数字“全景敞视监狱”最终形成。
“数据库的话语，即超级全景监狱，是在后现代、后工业化的信息方式下对大众进行控制的手段……全民都参与了这一自我构建过程，把自己构建成超级全景监狱规范化监视的主体。”(15)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第138页。生命主体通过自我展示与自我揭露共同参与了数字全景监狱的建造与运营。我们所处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监控性质已发生巨大变化。区别于之前生命在全景敞视监视中的“被治理”，数字“全景敞视监狱”的形成聚集着众多鲜活生命的全力参与，即生命主体在数字时代的“量化自我”形成了一种人们互相追从的新潮趋势，也正是在“量化自我”的过程中，每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都在为日渐形成的数字“全景敞视监狱”添砖加瓦。正如前文所言，每一个人都必须通过数字化编码语言识别身份，这标志着生命通过使用一些可穿戴智能设备形成了身体的数据展示，而数据经商品化处理后被进一步转化为数字资本，在数字全景敞视监狱里，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被潜在地视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本”而存在。生命主体在量化自我的过程中，获取的不仅是自己生命的数据，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标榜的自我满足和沉浸感，所有人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最忠诚的数字拜物教徒，“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16)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31页。在这里，“数据量化”已经成为一种所有人共同的信念，人们相信数据的准确性，普遍认为数据比感知能力与理性思维更能反映生命的状态，“居民们通过自我展示和自我揭露，参与到它的建造和运营之中。他们在全景市场上展示自己”。(17)韩炳哲：《透明社会》，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79页。生命个体是主动参与数字“全景敞视监狱”的制造者，数据量化成为契合主体的价值观存在。人们的鲜活生命不仅在数字崇拜中被数字资本权力隐秘剥削，更在全方位数字监视下成为形上意义缺失的虚拟数字生命，处于数字全面监控的生命主体陷入更深刻的数字拜物教境地，并不加反思地接受和认同数字-生命政治的治理。
在算法治理与量化自我行为方式的共同推动和影响下，人们更加确信“数字”是“地上的神明”，每个人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数字拜物教的忠实教徒。人的生命不仅被“数字”控制，且直接成为透明人，这是处于数字“全景敞视监狱”中生命本身的存在样态，数字-生命政治的治理对象由此最终形成。
当代法国哲学家德勒兹面对20世纪末的数字时代遽变，忧心地指出“控制社会”正在数字主义与资本主义联合推动下形成，“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18)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第191页。在德勒兹看来，数字时代依靠信息技术和电脑实现了对社会整体的网络控制，这是现代监控技术延伸的结果。如今，在“控制社会”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的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成了“透明社会”，这是德勒兹笔下数字控制社会的升级版本。“透明社会”意味着生命本身的“透明化”，只有在数字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真正意义上的“透明”才成为可能。如果把“凡可以轻易地被光线穿过的”或“凡可以穿透其密度清楚地辨识物件的”定义为“透明”，那么我们现今的透明社会“即使无光也通透可见……‘透明’的媒介不是光，而是没有光的射线，它不是照亮一切，而是穿透一切，使一切变得通透可见……它的作用是匀质化、平整化”。(19)韩炳哲：《透明社会》，第67页。“透明”是对距离的否定，这种距离既包括社会关系中的人与他人的距离，同时包含对资本循环的加速度要求。“一方面，使我们可以看透的不再是日光或灯光，而是电子或光子这些基本粒子的快速运动，直到与光线同步。另一方面，透明的东西也不只是观看的瞬间所看到的事物表象，同时也是远距离立即现场传送过来的表象。”(20)保罗·维利里奥：《消失的美学》，杨凯麟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即时高速的交际传播与信息流通是“透明”社会的应有之义，在“透明社会”里，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可高速计算、调节、控制的过程。
“透明人”是指在数字“全景敞视监狱”的高效监视和智能数字设备数据采集装置作用下，生命存在本身透明化。“通过大数据的对比和信息还原，每一个个体在一系列时间段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在事后被展现和还原出来，由此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透明的”，(21)张宪丽、高奇琦：《透明人与空心人：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性的改变》，《学术界》2017年第9期。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一系列碎片化的数据存在。“透明人”最恰切地反映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社会“赤裸生命”的形成，每一个“透明人”都是数字资本时代的“赤裸生命”。“赤裸生命”真实展现了生命整体的存在处境，按照阿甘本对人的自然性生命与政治性生命的区分，“‘zoē’(近汉语‘生命’义)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诸种动物、人或神)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
‘bios’(近汉语‘生活’义)则指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22)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3、213页。zoē指人同质于动物的一种物性生命实在，bios指构成人类存在的丰富异质性存在方式。在阿甘本看来，赤裸生命并不能与zoē直接画等号，它是被权力剥夺了社会联系和政治地位的纯粹生物性存在。生活在数字资本时代的人是比一般受剥削的劳动者更边缘化的赤裸生命，“他们几乎没有我们通常归于人的存在的所有的权利和期望，但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仍旧活着，所以他们处在生命和死亡、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一个界限性地带中——在这个地带中，他们不再是任何东西，而只是赤裸生命”。(23)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3、213页。处于数字“全景敞视监狱”中的“透明人”，正是至高生命权力对生命本身算计和操纵形成的现代意义上的“赤裸生命”。
首先，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透明人”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自由危机，“自由即服从”真实地反映了数字-生命政治操控下的生命状态。在全面的数字监控下，生命的“自由选择”将在透明社会状态里被终结。如今每个人在电子设备、数字网络自由徜徉过程中获取的即时性快感是否属于“自由的选择”，这种“自由”是否作为我们理性独立选择的生存方式？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数字智能技术与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合流使我们时刻处于别有预谋的“自由危机”中无法自拔。有别于传统资本主义的资本权力对劳动生命的压抑与折磨，现今我们通过互联网络冲浪无限制地获得了感性欲望瞬间的“情绪开心”，但这种“自由之感”恰恰说明了生命选择“不自由”，“自由的个体因此降级，成为资本的生殖(升值)工具”。(24)韩炳哲：《精神政治学》，第5页。生命主体在“透明社会”的全方位数字监视程序里，转化为可以被数据整理测量的事物性存在，大数据平台利用人们在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停留时间向人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把收集到的数据信息整体地进行分析，全面地摄入到生命自由意志选择层面，“透明人”的自由选择无不是受数字-生命政治操控的服从行为。
其次，“透明人”的形成意味着生命主体本身具有的社会关系意义被掏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作为理解历史的本体论概念，对人的社会生活及历史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个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人不是远离世界的抽象产物，而是处于“国家、社会”具体关系中的现实存在，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结成的“社会关系”直接影响人的生存体验以及生命境遇，进而影响着人的自由解放和社会历史发展程度。但对于数字资本时代的抽象社会关系形式而言，“数字抽象空间使用元数据来衡量社会关系的价值，它将社会关系映射为一组价值化的社会关系；
数字代码超越语言的地位，成为一种将意义和信息付诸行动的机器。因此，数字抽象空间创造了一个权力关系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数字管理方法可以作为对劳动过程的大部分阶段以及对工人的算法控制和度量”。(26)Marco Briziarelli,Emiliana Armano，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radical space: Machinic labour struggles against digital spatial abstractions, Capital & Class,2020,44(2),pp.173-189.资本主义生命权力通过数字算法等手段对主体的控制使“透明人”变成一串串数字、数据记录，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等具有社会关系内涵的具体内容被数字机器过滤掉，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自我认同以及对他人的认同不再是通过“他者”的认同获得，而是在数字“全景敞视监狱”的各种监视系统中被数据所替代，“这是我完全无能为力、完全无法借此或凭此以任何方式界定自己或与其保持距离的一种事物：赤裸生命，一组纯粹的生物学数据”。(27)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4-95、99页。在“透明人”存在的维度上，人的社会关系性意义变成了生物数据层面的“赤裸生命”，这是对人本身具有丰富社会内涵“类生命”的褫夺。“透明人”沉迷于互联网络上各种虚拟身份的建构，但却没有一个身份或者生活是出于其生命本性的需要，“他们越是丧失了各种身份和各种真实的拥有，就越是满足于被大机器无限而细微的各种变体所识别”。(28)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4-95、99页。这种在数字识别系统内的自我认同快感实际上是由数字算法预测并设计的，我们极度崇拜依赖这些“智能圣物”，并无意识服从了数字-生命政治运作机制对生命本身“透明化”的纯机械、可操作处理策略，逐步地落入生物性的“赤裸生命”处境，bios的抽离、排除标志着当代“透明人”生命形式的生成，结果就是生命本身真实社会性关系及内涵的日渐消失。
最后，智能电子设备等高新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透明人”陷入一种系统性愚昧状态，现代赤裸生命的代表“透明人”正在数字-生命政治治理机制的控制结构内部转变为无用的“数字乌合之众”。“系统性愚昧”是斯蒂格勒强调的在网络数据分析基础上的生命主体选择的无知性，“数字化自动装置已经成功绕过心灵的协商功能，系统性愚昧已经在消费者和投机商之间由驱力功能性地建构起来，使两者相互对立”。(29)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3、116页。根据斯蒂格勒的说法，造成系统性愚昧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的“科技休克”，“科技休克”是指高新科学技术发展导致的人的社会生活的断裂。而受各种搜索程序、交往程序、阅读程序技术的蔓延影响，人的认知、阅读、交往等社会性能力被裁剪为符合资本主义秩序的“消费能力”，同时也正是在此过程中，“透明人”的系统性愚昧进一步演变为“数字乌合之众”。数字乌合之众代表了在数字网络的重构中塑造出来的伪个性存在，“在自动社会中，那些被称为‘社会’网络的数字网络引导着这样的表达，这些表达都屈从于强制规定，心理个人也屈从于这些强制规定，因为他们受到所谓的网络影响而不得不这样做。再加上社会交际网络，这种影响就变成一种自动的牧群效应，即一种高度模拟情境，而这种情境建构起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乌合群众的新形式”。(30)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3、116页。“透明人”在数字化幻象制造的伪欲望作用下，丧失了生命个性存在的真实内容，资本主义“对‘透明’的强制追求将人类本身降格为系统中的一个功能组件。‘透明’的暴力就在于此”。(31)韩炳哲：《透明社会》，第4页。究其根本，这些都是资本家利用数字技术对人主体意识远程控制的结果。作为数字乌合之众中的一员，每一个主体不仅被看作“赤裸生命”，更陷入数字幻象营造的美好幻觉，承受着当代资本主义数字-生命政治治理术带来的权力支配与精神异化。
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全新治理方式，是当代资本主义巩固资本逻辑统治与强化意识形态的必要支撑。数字-生命政治形成了以“算法治理”自由包容的文明姿态管理生命的新模式，最大程度容纳了所有生命的生产与选择；
而生命主体的主动量化、数字全景敞视监狱的建构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算法治理相互补充，互相影响，每个人如同小白鼠般始终奔赴在满足数据量化理想生命图景的路途中，殊不知自己早已成为在数字全景敞视监狱里被数字资本意义编码的抽象物。在资本主义算法治理方式与生命主动量化基础上，“透明人”最终形成。“透明人”不仅表征了数字资本时代生命的存在状态，更作为数字-生命政治的治理对象存在，这一生命形式的形成标志着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权力机制对生命主体管控的完成。总之，在数字-生命政治治理模式内，资本主义对生命主体的控制更为隐蔽和彻底，资本主义会根据数字化生产的目的不断采取最新的技术手段调节、管理生命，目的就在于生产出更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稳固运转的主体。这就提示我们在数字化大潮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当代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形式更新必须放置在数字技术-现代社会-生命存在的三维关系内加以审视和反省，如此才能理解生命主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被数字-生命政治隐秘塑造和建构的复杂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从而为超越资本主义寻找到现实契机。
——《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比较研究——基于国际理论家的视角》评述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4期)2022-10-20论碳审计主体财会月刊·上半月(2022年5期)2022-05-17何谓“主体间性”领导文萃(2020年15期)2020-08-19不如叫《权力的儿戏》电影(2019年6期)2019-09-02略论意象间的主体构架中华诗词(2018年1期)2018-06-26民营金融权力榜新财富(2017年7期)2017-09-02领导权力的特性与影响检察风云(2015年17期)2015-10-08权力的网络博客天下(2015年12期)2015-09-23 相关热词搜索：资本主义，批判，当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