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饮酒诗透视陶渊明的侠客精神
时间：2023-02-16 09:00: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霍建波 常智慧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中国文化与酒渊源颇深，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以酒入诗、入文的情况比比皆是。酒一直被看作是真性情的代表，酒后吐真言者比比皆是。酒亦是热情豪放的象征，好酒者往往不拘小节。酒会刺激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人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而中国古代的侠客往往带有血气方刚的侠气，他们正义且冲动，任侠使气，这些都与酒之品质相契合。陈继儒在《茶董序》中说:“酒类侠，茶类隐。”[1]侠与酒互相成就。侠客因酒显其精神，酒因侠客显其特性。不光侠客好酒，有侠义情怀的文人亦好酒，陶渊明便是如此。陶渊明将酒视为自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喜欢饮酒，有许多与酒有关的诗歌。萧统的《陶渊明集序》曾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2]据统计，陶渊明一生有140首诗文作品，关于饮酒的诗歌有57首，其中，以酒命名的诗歌，如《饮酒》二十首,《止酒》一首,《述酒》一首，诗歌中带有“酒”字的或者描写畅饮场面的诗歌有35首。在笔者看来，这个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占陶诗的一半左右。陶渊明饮酒赋诗，诗借酒显，他的豪侠气质就通过饮酒诗彰显出来。
在我国历史上，陶渊明一直是作为隐士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晋书》《宋书》《南史》均将他归为隐逸一类，在文学界也一直将他当作隐士来学习和研究。笔者提出陶渊明为侠士这一论点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认为隐士与侠客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它们并不完全对立，而是相互成就，相互融合，侠客更可以说是隐士情怀的补充。本文就是从其饮酒诗出发，解读透视陶渊明的侠客精神。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雅、俗和上、下层之分，“在上、下层文化中，儒与侠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两个重要载体”[3]。儒与侠一直被看作是雅与俗的代表，两者自周、秦始。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第一次为游侠作传，班固《汉书》中也有关于侠士的叙述，但随着大一统皇权的加强，统治者们越来越不喜“以武犯禁”[4]的侠士风范，但慕侠风尚从未消失。
汉末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尤为特殊的时代，宗白华曾对此时期评价道:“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5]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上极度自由与解放的时代，文士们的思想和价值追求发生了转变，其骨子里的豪侠精神被唤醒，这一时期的侠义情怀更多的是与抵御外族、建功立业相结合。深受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影响的陶渊明在其诗文中就深刻体现出此时的侠义精神。
陶侃和孟嘉皆是在魏晋时期拥有赫赫战功的人，身为其后人的陶渊明，骨子里也深藏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6]的远大抱负，希望能如先祖一般在乱世中建功立业。因此，陶渊明将建功立业作为自己人生的侠义追求，曾多次出仕为官，期待着能够延续祖业，兼济天下。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积极关注着魏晋时期黑暗的政治现实，其《述酒》一篇可以说是对当时政治的隐晦描述：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
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
素砾皛修渚，南岳无余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思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
诸梁董师旅，芊胜丧其身；
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
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
双陵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
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此一首诗讲述的是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后篡位建刘宋王朝，意图赐鸩酒加害于零陵王，张袆不忍害王而自杀。刘裕又令士兵翻墙给王毒酒，王不肯饮被士兵以被褥闷死的历史事实。这首诗表面上是写酒的发展历程，实则是用影射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对篡权者的极度不满，是诗人虽已隐居但仍不忘怀现实政治的实证，也是他关注现实社会的侠义精神的表现。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中谈到:“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7]
除此之外，陶渊明的满腔侠气使得他即使归隐也始终不忘百姓疾苦。陶渊明尤其好酒，他自言其理想的生活状态便是:“花药分列,竹林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他把酒看得与生命同等重要:“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但他虽然好酒，却并不像阮籍那样借酒避世，以极端的方式来与黑暗政治作对抗；
也不像古代隐士那样超然物外，不食人间烟火。他始终保持清醒，以侠者之情怀与人民站在一起。
他在隐居之后，常常和当地农人一同劳作并交流农耕心得，春种秋收，酿酒痛饮。他把农人视为知音，淳朴的农人也将他当作好友。在这里，他和农人们顺应天时，播种希望，一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有时他们会坐在田间地头交流农耕心得，“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陶渊明有时会自酿美酒,待到农忙结束就召集农人一起品尝美酒的甘甜,“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积极融入到农民当中。与一般隐士相比，他多了一份关心民生疾苦的侠者情怀。在这里他不清高厌世，也不为名隐世，他亲身垄亩，享受着劳作欢饮的快乐，也深切体会到农人的喜怒哀乐，感受着他们的劳作艰辛以及赋税沉重。诗人面对此情此景感到痛心不已，将满腔悲愤宣泄于笔。他在《桃花源诗》中描绘了一个没有战乱纷争，没有苛捐杂税，虽与世隔绝，却能自给自足的人间仙境。诗人笔下的桃花源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也是他心系民生的侠义之风的典型例证。
诗人在其先祖的影响之下，心怀侠义，渴望在出仕时有一番作为，但面对黑暗的现实政治，诗人有时并不能直接表达其对天下苍生的关心和对当朝统治者的不满，所以，他便作《述酒》一篇，以酒的发展史来影射桓玄篡位改朝，隐晦地表现出他对政治的关怀和对当时统治者的不满。不仅如此，当他隐居之后，仍不忘怀人民，为处于苦难的人民构建出一个理想的桃花源，希望百姓能早日摆脱苦难，过上和平安定的美好生活。以上都是陶渊明心系天下的侠者之风的典型例证。笔者认为，侠者并不一定要武功高强，手持宝剑来捍卫人民的利益，文人化笔为剑，心系苍生，以己之心去深刻体察人民苦难，和人民站在一起，一样能够成为英雄，成为侠者。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日渐式微，各诸侯国之间争端不断。为了领地，诸侯们纷纷礼贤下士，侠客开始从士这一阶层分离出来。他们自出现之日起便表现出了离轨于正统社会的特性，带着一种不同于传统儒家中庸之道的叛逆，他们慷慨激烈,“时扞当世之文罔”[8]，故不被统治者们所认可。大一统时期的侠客是作为底层英雄而存在的，他们大多弃功名，远庙堂，隐身江湖。江湖是侠客的活动场所，提到江湖必然就会想起侠客。“只有身在江湖，侠客才能真正施展才华，而一入官场，再大的英雄豪杰也必须收心敛性，故难免顿失风采”[9]。这是因为朝廷中到处充斥着限制侠客的枷锁，使他们无法率性而为。
魏晋时期社会政治极度混乱，而思想却极度自由，此时的侠客文人都渴望突破传统儒学的禁锢，寻求有别于王纲正统的自由之地——江湖，处于魏晋时期的陶渊明便是如此。面对黑暗的现实社会，他的每一次出仕都仿佛给心灵上了一重无形的枷锁。他渴望着自己能成为侠客，一方面拯救危亡的社会，另一方面可以决然地摆脱庙堂，获得心灵的解放。为此，陶渊明通过饮酒将其内心的渴望外露，他的饮酒诗在儒家文化看来已然成为他内心叛逆的外化。
首先，陶渊明叛逆者的形象表现为他对出仕入仕的矛盾,“性本爱丘山”的个性使陶渊明内心极度向往自由。他生活在思想极度解放的时代，当时玄学兴起，佛教传入，文人对山水景色开始有了审美观照。因此，他对出仕为官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矛盾心理，他既想发扬光大祖业传统，为人民谋福，又不愿被朝廷这个樊笼所束缚。在他第一次出仕做江州祭酒后，便“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10]。对于他离职的缘由，陶渊明在其后所作的《饮酒》中有所解释：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
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
在这首诗中说出仕是为了生计的不得已之举。现在接近而立之年的诗人经过自我反思，深刻体会到了官场的污浊与黑暗，这些像牢笼一样围困着诗人，因此他毅然决定卸职归家。纵观陶渊明一生中的五仕五隐，他常常在其诗文中表明自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由无比渴望的侠者情怀。虽屡次因生计而暂时出仕，但官场这个牢笼终究困不住心向江湖的陶渊明，一有机会，他就会卸掉心灵的枷锁，背离儒学正统，再度回到自然的怀抱，去拥抱自由的侠义之风。
其次，陶渊明在看到魏晋社会政治的黑暗和经历出仕的颠沛劳苦之后，对儒家出仕精神有了一次彻底的反叛。这集中表现在他最后一次出仕卸职后的彻底归隐，在他做了八十一天的彭泽县令时，恰逢督邮检查公务，因其不满督邮收受贿赂，欺压百姓，断然拒绝对督邮示好，并义正辞严地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之后便“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归去来兮辞》可以说是他在仕与隐之间的果断选择，也是他对儒家正统的彻底反叛，是他追求侠士自由生活的“宣言书”。在这篇诗文中，陶渊明对他前半生仕隐矛盾生活进行了总结，愈发坚定了自己彻底归隐去追求自由的决心。诗人称自己以前出仕是误入歧途，但现在改正还不算太晚，这番言论可以说是叛逆者的大胆宣言。卸下心之行役的诗人“载欣载奔”，他“引壶觞以自酌”，在田园中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江湖：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在这里他游赏风景，勤恳耕耘，登高怀远，临水赋诗；
在这里他独立自由，怡然自得，田园才是他真正的江湖，是他侠义精神的最终归宿。
魏晋时期，儒家正统思想遭致破坏，佛教传入中土，魏晋玄学兴起。在这个思想极度自由的时代，陶渊明成了儒家思想的反叛者，他五仕五隐，最终选择听从自己内心的感召，回到属于他的江湖——田园中去。在那里，他远离社会的动乱与黑暗，彻底卸下心灵的枷锁，真正感受到了自由与轻松。他的这一反叛精神既是他在魏晋多元思想影响下的结果，也是他内心侠义精神的召唤。
古之侠士身上拥有着有别于儒家“温柔敦厚”传统特质，他们常常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为报知己之恩，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有时又会功成不受赏，表现出一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11]的洒脱；
他们常常“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12],视金钱富贵如过眼云烟。他们奉行着天下一家的家国情怀，乐于结交朋友，扶危济困。他们的不羁与洒脱，让历朝统治者所不喜，但他们的这些优秀品质被文人墨客所赞叹和歌颂，文人们向往着这种既能鲜衣怒马，报效国家，又能隐身江湖，仗剑天涯的侠客生活。
生活在魏晋时期的陶渊明自古被称为隐士,“在弃功名远朝廷这一点来看，隐士与侠客颇有相似之处”[9]。他们都因“时命大谬也”[13]而选择归隐，但大多时候，隐士将自己真正地与世隔绝，不问世事，而侠客他们有时却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金庸先生曾说:“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没有兴趣。盈盈也是‘隐士’,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却宁可在洛阳隐居陋巷，琴箫自娱。”[14]但他在小说中又处处称其二人为大侠。如此看来，隐士与侠客确实有着相似之处，但又有一些不同。侠客与隐士相比，多了一些洒脱不羁以及一份对人际的深切关怀。如此说来，陶渊明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侠士，笔者认为他洒脱的侠士气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陶渊明在归隐之后常处于“赤贫”状态，但他却浑不在意。陶渊明的一生可谓是清苦贫穷的一生，尤其是他回到田园之后，更是穷困潦倒。他曾在诗文中多次描述这种贫穷状态，他在《饮酒》其十六也有对他穷困生活的描述:“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他甚至到了要向邻人乞食的地步，为此他还专门作了《乞食》来自我调侃:“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因穷困而不得不乞讨对陶渊明来说确实是一件羞愧痛苦的事情，但因遇到了兴趣相投的主人家而畅饮畅谈。此时的陶渊明早已全然忘却了乞食的羞愧和尴尬，有的只有结交新友，畅饮倾杯的快乐。最后四句更是借用典故表达了对主人家热情慷慨的感激之情。一个“倾”字表达了诗人的真率与洒脱，一顿热情的招待和相谈甚欢就让诗人全然忘却向人乞食的尴尬和自身的穷愁，取而代之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洒脱和结交新友的快乐。
陶渊明并没有因为贫穷而惆怅，他始终坚持自我并发出“忧道不忧贫”的慨叹，保持着知足常乐的心态，视钱财为身外之物。正如他诗中所言：“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他始终执着追求着高雅的审美理想，无论外在条件多么贫乏，他始终坚守本心，这何尝不是侠士们不为钱财所累的洒脱之风的真实写照。
其次，陶渊明归隐之后并没有与世隔绝，他常常呼朋引伴，饮酒赋诗。陶渊明在经历过烦心的出仕之后，毅然选择了回归田园，但他并没有从此隔绝人世，而是始终保持着一种“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侠者心态。正因如此，他在回归田园之后，能够和当地农人成为知己，诗人常常“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热情地邀请过路人品酒。诗人不仅好酒，更是好客。过路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当他的好友到来时，诗人更是热情至极。当朋友来拜访他时，他欣喜地表示:“放欢一遇，既醉还休。”他在《答庞参军》中曾言:“我有旨酒，与汝乐之。乃陈好言，乃著新诗。”朋友还没离开就已想念到“一日不见，如何不思”的地步，此诗描写了诗人以酒会友，与志同道合之友酣畅淋漓的对饮之乐，也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的珍视。
面对田园的美好风光，诗人保持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审美心态，选择与朋友一同欣赏，常常召集朋友共游胜地，《游斜川》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首诗的序言和开头交代了游赏斜川的缘由，中间部分是对斜川美景的描绘：鱼儿游戏，鸥鸟高飞。这里的一切无不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对此诗人“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面对眼前美景，诗人与朋友饮酒酬唱，快活无比，发出了“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
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的感慨，对诗人来说，与友共游，饮酒赋诗可谓是人间一大乐事也。
诗人虽然归隐田园，却仍然与故交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同时他还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与他们饮酒赋诗，酬唱应和。这些都是诗人珍视朋友的有力证据，也是对古之侠者讲义气、重朋友的美好延续。
侠士的洒脱情怀深深地影响着陶渊明，面对贫苦的隐居生活，他处于贫困却不怨贫，坦然地接受这一切。物质上的穷困并未阻碍陶渊明广结朋友的侠义之心，他依旧呼朋引伴，饮酒赋诗，相互酬唱，好不快活。以上这些都是陶渊明内心深处侠之情怀的召唤。
动乱的魏晋时代呼唤着古之侠者的回归，一方面他们扶危济困，救人于危难之中，另一方面他们不羁的言行使处于枷锁之下的文人心向往之，陶渊明便是此中文人之一。动乱的社会和黑暗的政治都使诗人疲惫不堪，寄傲养真的性格使得陶渊明对当时社会有所不满，他借酒抒发自己心中最真实的想法，故他的涉酒诗就是其侠者之风的真实表现。在他的涉酒诗中不仅有他渴望解救人民远离苦难的侠情，也有着他对当权者的不满以及对整个儒家思想的反叛。除此之外，他还借酒抒发自己洒脱的侠行，安贫乐道，乐于交友，淡泊生死的侠之形象都在使其涉酒诗凛然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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