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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生计视域下的高校贫困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有序Logit模型的实证研究

    时间:2023-02-16 20:55: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杜建宾

    (南京理工大学 科学技术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4)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进而把学生资助工作纳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同年12月,教育部党组明确提出建立发展型资助体系,构建“资助育人”长效机制。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毕业生“就业难”已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常态,其中高校贫困生择业就业则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1-3],大学生创业日益成为高校毕业生重要的生计选择之一。从经济学的理论来看,创业不仅是毕业生个体层面上具有鲜明生计属性的“谋生”选择,更是社会层面一种有效预防贫困、构建可持续生计的“减贫”政策选择。然而,从大学生创业的实践来看,高校毕业生普遍面临技能、资金、知识等诸多方面的困境[4-6],尤其对于高校贫困生而言,面对创业普遍处于“遥不可及”甚至“想都不敢想”的窘境。创业意愿不仅是创业的内生动力,更是推动社会经济走向创新驱动的逻辑起点[7]。特别是在创新创业教育和高校学生资助力度日益加大的情境下,对于占高校学生相当比例的贫困生而言,捕捉资助对于创业意愿的促进效应,识别其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十分重要。

    为此,本文拟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的分析框架,借助有序Logit模型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大学生创业的经济动因,特别是对高校学生资助的政策效应进行考察,从而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学生资助工作改进提供参考。

    1. 可持续生计的理论框架

    所谓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能力、资本和有收入的活动,稳定的生计可以促进个体福利增加、贫困减少以及资源合理配置[8]。Scoones指出,可持续生计应该包括创造工作机会、减少贫困、增强适应性和恢复力、克服脆弱性,及其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可持续性等五个方面的内容,涵盖了包括就业在内的全部生计内容;
    Scoones、Carney、非政府组织CARE先后建立了以家庭为对象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特别对家庭能够直接控制的资本以及当地家庭所拥有的公共资本进行了区分;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则从一国范围内的可持续生计评价出发设计了相应的分析框架[9]。

    在众多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中,英国国际发展机构建立的“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的分析框架,强调生计资本的核心地位及其对个人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的影响。在DFID的生计分析框架中(见图1),对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生计资本主要包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等5个维度。该分析框架中,自然资本是指可以用以维持生计自然资源存量;
    物质资本通常指可用于生产的物化资本;
    社会资本是指可以促进可持续生计的社会关系、社交网络、社区信任等社会资源;
    人力资本是指能促进生计维持的知识、技能、能力以及健康状况;
    金融资本是指现金、存贷款等资本积累。该理论主要应用于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贫困问题以及贫困人口生计的影响因素分析。

    图1 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2. 高校贫困生的脆弱性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何种就业择业形式都具有生计的主要内涵,其中高校贫困生的就业问题更具有鲜明的生计属性,且呈现毕业前和毕业后一贯的特征[10]。特别地,这种属性肇始于高等教育阶段,最为典型的则是高校学生资助。相关研究显示,我国高校贫困生大约占在校生总数的25%左右,其中特困生占比大约在5%至10%之间(1)数据来自于黄燕等(2010)《试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机制的科学构建》,谢艳丽(2011)《中国高校贫困大学生现状分析》以及闫辉(2014)《高校贫困生一体化资助模式构建研究》的研究估算。。鉴于此,2012年以来国家不断提升高校学生的资助力度,以期改善高校贫困生的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基本条件,为其毕业后的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积累人力资本。截至2020年,全国累计资助普通高校学生4.03亿人次,金额达到8 210.4亿元,其中2020年资助学生3 678.22万人次,资助资金1 243.79亿元,是2010年的7.4倍(2)数据来自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2020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

    然而,高校学生资助对于贫困生毕业后的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Huang等发现助学金和助学贷款非但不能提升学生的学业表现,反而促使学生增加了兼职工作[11];
    蔡颖对贫困生和非贫困生起薪差异的研究发现,现有资助政策在消除就业歧视方面效率不足,并未有效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12];
    曲垠姣等则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高校学生资助对学生的就业机会、就业起薪、职位发展和就业满意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3]。

    这些研究结论凸显了高校学生资助绩效的不确定性以及毕业后生计的脆弱性。正是因为这种脆弱性,高校贫困生作为决策主体更加“理性”,能够从改善个人或家庭生活状况、创造持久谋生机会、巩固生计稳定性以及预防贫困发生等方面出发,规划生计策略谋取最佳生计结果。这一过程为探究创业意愿影响因素,评价资助政策效应提供了机会。

    1. 有序Logit模型基本原理

    设Y是k个等级的有序变量,XT=(x1,x2,…,xn)为解释变量矩阵,记等级为j(j=1,2,…,k)的概率为P(y≥j|x),则等级大于等于j(j=1,2,…,k)的概率为:

    P(y≥j|x)=P(y=j|x)+…+P(y=k|x)

    (1)

    (1)式即为等级大于j的累计概率,对该式作Logit变换:

    LogitPj=Logit[P(y≥j|x]

    (2)

    其中,j=1,2,…,k-1,将(2)式有序分类结果的Logit回归定义为:

    LogitPj=Logit[P(y≥j|x)]

    (3)

    其中,j=1,2,…,k-1;
    i=1,2,…,n,(3)式等价于:

    (4)

    (4)式实际上是将k个等级分为两类:{1,2,…,j}与{j+1,2,…,k}。在这两类基础上定义的Logit单位概率表示属于k—j个等级的累积概率P(y≥j|x)与前jP(y≥j|x)个等级的累积概率1—P(y≥j|x)的比值的对数。因此,该模型也被称为累积比数模型。有序Logit模型作为较为实用的计量经济学模型适合多分类有序被解释变量处理。

    2. 有序Logit模型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

    就本研究而言,高校贫困生的创业意愿可以用一组有序多分类数值来描述,即多分类结果变量之间存在等级和程度的差异。例如,大学生面对所给出的“从未考虑过”“仅仅考虑过”“一直在考虑”“肯定会创业”等问题的回答,就是存在等级和程度差异的有序分类变量。对于大学生创业的诸多潜在影响因素也存在等级和程度的差异,同样是有序分类变量。由于有序Logit模型对于变量的正态性分布没有要求,因而可以借助该模型实现高校贫困生的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识别。特别地,为了捕捉高校学生资助对于贫困生就业意愿的影响,本研究还将资助强度作为解释变量。

    1. 模型设置

    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在(3)式的基础上建立本文的计量模型:

    (5)

    Yik表示第i个样本对于第k个意愿等级的赋值,C为截距项,Xik为控制变量,包括自然资本(NC)、物质资本(MC)、人力资本(HC)、社会资本(SC)、金融资本(FC)5个模块以及资助强度(Z),λik为控制变量的待估参数,εik为随机扰动项。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南京市某理工大学、某农业大学、某师范大学、某医科大学、某财经大学等5所大学进行系统抽样,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开展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500份,涉及工、农、医、文史、经管等5大类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班学生,收回有效问卷1 254份,回收有效率达83.6%。样本分布见表1:

    表1 随机抽样本分布

    3. 变量描述

    被解释变量创业意愿(Y)以及物质资本(MC)、人力资本(HC)、社会资本(SC)与金融资本(FC)5个模块的解释变量采用李克特量表基本原理进行赋值。资助强度(Z)则依据受资助的额度进行划分,在校期间所获资助在999元以下赋值为0,1 000至2 999元之间赋值为1,3 000至4 999元之间赋值为2,5000至7 999元之间赋值为3,8 000元及以上赋值为4。变量定义、赋值及数字特征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及赋值

    4. 平行性检验

    当结果为多分类有序变量时,常采用有序Logit回归分析,但有序Logit模型的平行线假设限定了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在不同等级之间保持不变,实际运用当中平行线假设的假设可能并不成立。因此,在有序Logit回归分析前必须进行平行性检验,见表3。

    表3 模型拟合信息及平行性检验

    利用Stata10进行平行性检验,拟合信息显示模型通过卡方检验,Sig值小于0.01,拟合结果较好;
    平行性检验显示Sig值为0.001,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可直接进行回归分析。

    5. 有序Logit回归分析结果

    根据表2所列变量,使用Stata10对(5)式进行Logit回归分析。从表2报告的变量数字特征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Yik具有较高的均值,但社会资本模块与金融资本模块的均值较低,这意味着这两方面可能制约着大学生创业潜能。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对(5)式的参数进行估计,着重关注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贫困生创业意愿的影响。Logit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4。

    本文借助表4的回归结果,从可持续生计资本的5个模块以及资助强度,对高校贫困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生计资本对贫困生创业意愿的影响

    (1)自然资本

    本文所界定的自然资本主要包括“区位优势”和“目标群体”。区位优势是指学生所处的经济地理环境,目标群体是创业项目产品和服务的潜在购买者的多寡。按照直观的观察,较好的地理位置和潜在的产品服务目标群体,可能激发创业意愿。然而,从Reg1—Reg2的回归结果来看,这两项指标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在特定的空间范围,特别是相同或相近的空间范围内,学生的自然资本对其创业意愿并不构成绝对的影响。

    (2)物质资本

    本文所选取的物质资本主要是指创业所需且具备的生产经营条件。从Reg1—Reg3的回归结果来看,物质资本模块中“经营场所”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目前大学生创业的过程中,一定的经营场所非常重要。另外,“经营场所”的重要性还与大学生的创业内容密切相关。在本文搜集的资料当中可以看到,当前大学生创业的项目主要集中在软件开发设计、文化创业产品开发设计、文印产品服务、网络营销等服务业,因而对“生产条件”和“办公条件”不具有显著的依赖性。

    (3)人力资本

    本文在人力资本模块选取了“学历层次”“学业成绩”“专利发明”“财经知识”“法律知识”5个影响因素。一般而言,高校毕业生被视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其创业所具有优势主要集中在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从Reg1—Reg4的回归结果来看,“学历层次”始终在5%水平上显著,且与创业意愿程度呈负相关,这一结果与现实非常符合,至少说明创业行为是贫困生在学历层面脆弱性情境下的一种生计策略;
    特别地,“专利发明”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且与创业意愿程度呈正相关,这说明创新能力对于创业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另外,“学业成绩”“法律知识”“财经知识”均不显著。

    (4)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对于个体决策行为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孙俊华等(2020)、刘蕾等(2020)以及潘炳超等(2021)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社会嵌入以及社会支持体系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和行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4-16]。因此,本文在人力资本模块引入“家庭状况”“社会关系”“创业团队”“政策支持”“创业实践”5个指标。从Reg1—Reg5的逐步回归当中,所有指标至少在1%水平上显著,并且随着解释变量的减少,这些指标显著程度逐渐提高。就本文的研究对象而言,具有较强创业意愿的往往是贫困程度较低、社会支持系统较为优越、具有相对成熟创业团队的学生,其所处的院校在创业扶持方面具有较强的政策支持力度,且本人都具有一定的创新创业经历或体验。

    表4 多元有序Logit回归分析结果

    (5)金融资本

    在本文的问卷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没有创业意愿或较低创业意愿的学生在回答“主要原因是什么”时表示“缺钱”。从Reg1—Reg6的逐步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资金存量”“融资渠道”“筹资难度”3个指标始终保持5%水平以及以上的显著性,其中“资金存量”和“融资渠道”为正向的显著影响,“筹资难度”均为负向的显著影响。就现实状况而言,由此可以看到,金融资本对于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制约作用。这一结果与盛玉雪等(2021)[7]的研究结论一致,金融资本对于大学生创业的制约作用,尤其对于高校贫困生金融资本的制约作用更加明显。

    2.资助强度对贫困生创业意愿的影响

    在高校贫困生生计脆弱性情境下,本文格外关注资助强度对贫困生创业意愿的效应。从Reg1—Reg6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资助强度”始终与创业意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一结果与本文的预测相反,最主要的原因可能仍然与生计的脆弱性相关。根据对研究对象的进一步分析,学生获得的资助越多恰恰说明其“贫困”的程度越高,从而具有更迫切的生计需要和更高的收入预期, 往往认为“创业”是一条更加有效改善生计结果的途径。特别地,以政府投入为主的高校资助体系仍然是以改变贫困生基本生活条件、奖励学业成绩和综合能力为主要目的,专门鼓励创业的资助项目尚未真正建立。因而,高校学生资助对贫困生创业意愿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

    本文引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通过对贫困生生计脆弱性及其创业行为生计属性的分析,并通过构建有序Logit模型对于贫困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同时对高校学生资助对贫困生创业意愿的影响进行了考察,主要得出:(1)制约高校贫困生创业意愿的最主要因素是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
    (2)由于贫困生在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方面的脆弱性,创业难以成为高校贫困生有效的生计策略;
    (3)作为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教育减贫重要工具的高校奖助学金体系,并未有效提升贫困生的创业意愿。

    由此可以推断,制约高校贫困生乃至整个高校毕业生群体创业行为的最主要因素也可能来自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本文还发现,“学历层次”理应作为创新创业重要的驱动力,其实却恰恰制约着学生的创业意愿。从构建创新型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一结论凸显了创新与创业之间的鸿沟,有效的创业教育、创业实践、创业政策和金融保障等高校毕业生创业的社会支持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健全。创业本质上是一种预防贫困、构建可持续生计的努力,具有鲜明的“谋生”特征和生计属性。从理论上讲,创业是高校贫困生可持续生计的“理想”选项之一,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贫困生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方面的“脆弱性”,创新能力、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政策扶持、创业实践、自有资本、融资渠道和融资难度等因素,创业并不是高校贫困生最优的生计策略。这意味着鼓励创新创业政府行为、社会导向与高校贫困生的个人选择尚未有效结合,针对高校贫困生的减贫工具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提升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本研究的结果显示高校资助体系并不能促进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显著提升,这意味着高校资助体系在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方面存在机制不健全或者“机制失灵”的问题。为此,包括基于资助对象精准识别、资助类别精准划分、资助绩效精准评价的精准资助体系重构势在必行,特别是改善贫困生生计脆弱性、优化贫困生毕业后生计策略等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创业资助亟待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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