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發現的非漢語文書的整理與研究——以梵語藏語文獻爲中心*

薩爾吉

此處所講的西域非漢語文書，其範圍不僅僅限於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文書，也包括前人在玉門關以西、蔥嶺以東，即狹義的西域地區發現的文書，根據發現地區的不同，可以大致分爲絲綢之路南道和北道文書。近些年新疆新發現的文書，雖然發現地點不明，也納入考察的範圍，爲表述方便，上述文書統稱爲西域文獻(1)需要説明的是，雖然吉爾吉特、犍陀羅等處發現的文本並不在我們考察的範圍，但是相關書籍中提到的中亞文獻有時也涵蓋這些地區發現的文獻，因此，以下的論述中除非特别指出，若提到中亞，往往不僅僅限於我們討論的狹義的西域，尤其在資料統計的時候。。此外，從文書的來源看，上述文書並非僅僅在當地寫成，也有部分文書是從其他地區流入，目前我們除個别個案外(2)比如，斯坦因在莫高窟發現的現存69葉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貝葉寫本(IOL San 1492)應該是6世紀在犍陀羅地區書寫完成後，攜帶至敦煌地區，該寫本的轉寫校勘由Kenta Suzuki和Jundo Nagashima於2015年發表。，無法準確界定文書的來源地，因此我們僅僅以文書發現者或持有者宣稱的發現地爲主要依據。另外，近些年在西藏阿里地區和拉薩周邊地區也發現了與敦煌藏文文獻有極大相似度的古藏文文書，有人認爲這些文書應該也來自敦煌地區，但因爲整理研究工作才剛剛開始，許多問題還有待於澄清，因此，除非必要，一般不納入考察範圍。

我們還需注意的是文書真僞的判定，雖然梵語藏語文獻在這方面的情況要好得多，但是也不排除有作僞的可能，此處對近年新發現的文書的討論，除非有確鑿證據，一般也不做真僞判定。

直接發現於敦煌藏經洞的梵語佛教寫本並不多，韋勒(Klaus Wille)曾經對已經比定的文獻有過總結，從他提供的信息來看，敦煌藏經洞的梵語佛教寫本早期主要由瓦雷·普散(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1869—1938)校勘編輯完成(3)普散主要校勘的是英藏部分，從1911年至1913年，他在《皇家亞洲協會會刊》上就此發表了6篇文章。，目前已經比定的文獻有18種(4)Wille 2014a：238.文獻中包括《别解脱戒經》(Prtimokvasūtra)、《出曜經》(Udnavarga)等部派佛教的經典，也有《般若經》等大乘經典，還有陀羅尼。。

關於中亞梵語文獻的發現與整理研究，散見於前人著述，此處對近些年的新進展略述一二。這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幾項：一是2005年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與英國國家圖書館達成協議，就該館所藏中亞梵語文獻進行整理和數字化工作，目前已經出版三卷四册(2006, 2009, 2015)；
二是2011年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與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所合作，逐步出版後者所藏西域梵語佛教文獻，目前已經出版一卷(2015)；
三是2009年在斯坦福大學召開的關於梵語佛教文獻收藏、整理和研究情況的學術會議(會議論文集於2014年正式出版)。以下引述的信息主要來源於上述三項研究成果。

2.1 英國國家圖書館

英國國家圖書館的中亞梵語文獻可以分爲霍恩雷(A.F.Rudolf Hoernle, 1841—1918)藏品、斯坦因(Sir 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藏品和斯克萊因(Clarmont Percival Skrine, 1888—1974)藏品。關於霍恩雷藏品的最新介紹可以參看厄休拉·辛姆斯-威廉姆斯(Ursula Sims-Williams)2006年和2009年的文章。關於斯坦因藏品的最新介紹可以參看汪海嵐(Helen Wang)和帕金斯(John Perkins)2008年的研究。關於斯克萊因藏品的情況可以參看丹尼爾·沃(Daniel C.Waugh)和厄休拉·辛姆斯-威廉姆斯2010年的文章。

霍恩雷藏品可以分爲三個部分：一是1895年至1901年的搜集品，二是1902年以後的搜集品，三是霍恩雷自己的搜集品。

霍恩雷對中亞梵語寫本的研究始於他對1881年在西北印度巴赫沙里村(Bakhshali，今屬巴基斯坦)出土的樺樹皮殘卷的解讀，從1882年至1888年，他就此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釋讀出這是一件佚名的數學文獻(5)寫本現藏牛津大學圖書館。2017年，該館的研究人員宣稱，通過碳14的測定，巴赫沙里寫本的年代是公元3至4世紀，比通常認爲的早了約五百年，從而使該寫本成爲世界上最早的記録數字零的實物證據。相關報導2017年9月14日發表在牛津大學圖書館網頁上：https://www.bodleian.ox.ac.uk/news/2017/sep-14(2019年7月25日訪問)。。1889年在庫車發現的樺樹皮醫學文獻，即通常所稱的鮑威爾寫本(Bower manuscript)則將霍恩雷的目光拉到了新疆地區，他對該寫本的解讀集中體現在1912年在印度刊佈的三卷册的書籍中(6)A.F.Rudolf Hoernle(ed.), The Bower Manuscript：Facsimile Leaves, Nagari Transcript, Romanized Translitera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3 vols.,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ew Imperial Series, 22, Calcutta：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1893-1912.。

1895年至1901年的霍恩雷藏品也稱中亞文物英國搜集品(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從1895年開始，霍恩雷先後收到英國駐拉達克聯合專員 戈弗雷(Stuart Hill Godfrey, 1861—1941)、駐克什米爾官員塔爾博特(Sir Adelbert Cecil Talbot, 1845—1920)、駐喀什代表馬繼業(George Halliday Macartney, 1867—1945)寄達的23包文物，此後開始他對新疆發現的文書的編目、研究工作。後來證明，寫本中有和田文物販子僞造的文書。1902年，這批文物中的大部分入藏英國博物館(7)編號爲Or.6392-6411，僞造的文書編號爲 Or.13873以後。。

1899年，霍恩雷離開印度，定居英國牛津。從1902年開始，他陸續收到發現於和田和庫車地區的文書(8)梵語寫本主要包括在現今編號Or.8672, Or.15000-15012, Or.15014-15016中。，並著手研究。這項研究最重要的成果無疑是1916年出版的《新疆出土佛教文獻叢殘》第一卷(9)A.F.Rudolf Hoernle,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16.該書1988年在印度出版了重印本(Delhi：Sri Satguru)。，其中諸多寫本的比定、編輯工作是衆多學者通力協作的結果，從書首所列的主要撰寫人來看，有列維(Sylvain Lévi, 1863—1935)、托瑪斯(Frederick William Thomas, 1867—1956)、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 1869—1943)、柯諾夫(Sten Konow, 1867—1948)、巴内特(Lionel David Barnett, 1871—1960)、帕吉特(Frederich Eden Pargiter, 1852—1927)、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等人。在釋讀工作中，霍恩雷將寫本寄送給了包括洛伊曼(Ernst Leumann, 1859—1931)在内的不同學者，其時正在洛伊曼那裏學習的日本學者渡邊海旭(Watanabe Kaikioku, 1872—1933)也曾比定出諸多寫本，雖然他本人的釋讀報告從未發表，但是比定出的許多殘片被霍恩雷收録進了《新疆出土佛教文獻叢殘》中(10)Seishi Karashima 2006：postscript.。該書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梵語寫本；
第二部分是于闐語、龜兹語寫本，以及漢語-于闐語、藏語-于闐語雙語寫本。書中宣稱對梵語寫本的編排是根據南條文雄的目録，但實際的編排則是律藏文獻、小乘經、大乘經、讚頌(11)Bunyiu Nanjio, 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Oxford：Clarendon Press, l883.1929年在日本重印(Tokyo：Nanjō Hakushi Kinen Kankōkai)，1989年在印度重印(Delhi：Motilal Banarsidass)。南條文雄的目録是基於永樂北藏目録，即《大明三藏聖教目録》的英文目録，其編排是依據經、律、論三藏，内部又分大小乘。。

霍恩雷自己的搜集品包括1892年他從韋伯(Reverend F.Weber)手裏收購的8份寫本，1902年，該批寫本被牛津大學圖書館購入(12)該館還收藏有前面提及的鮑威爾寫本。。他還將其他一些梵語、俗語和印地語寫本出售給了圖賓根大學圖書館，以及書商哈拉索維茨(Otto Harrassowitz, 1879—1920)(13)U.Sims-Williams 2006：2.。

除了學術研究，霍恩雷還參與了對斯坦因第一、第二次中亞探險搜集品的分配工作，第一次中亞探險搜集品的分配方案於1907年形成，實際的工作則到1917年完成；
在第二次中亞探險搜集品的分配中，304件梵語文獻中，有61件入藏英國博物館，243件入藏印度事務部圖書館。

1918年霍恩雷逝世後，其藏品被托瑪斯從牛津轉移到了印度事務部圖書館，但是大約30餘件寫本，包括霍恩雷1906年提供給吕德斯、巴内特和托瑪斯借閲的部分梵文寫本被保存在了柏林國家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Berlin)，另外還有60件寫本下落不明，很可能在一戰中丟失了(14)U.Sims-Williams 2006：4.。

1946年，孔兹(Edward Conze, 1904—1979)檢視了霍恩雷藏品中的部分梵語寫本。托瑪斯的學生貝利(Sir Harold Walter Bailey, 1899—1996)也檢視過霍恩雷藏品，1968年他發表了他當時所能接觸到的所有于闐語寫本。這之後對霍恩雷藏品梵語寫本的再次檢視則是2002年以後。

斯坦因藏品主要由他的三次中亞探險考察所得構成(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他的中亞搜集品早期主要在英國博物館和英屬印度政府之間進行分配，其中印度部分主要由德里的印度國家博物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拉合爾藝術博物館和加爾各答亞洲博物館幾家分藏，梵藏語文獻主要收藏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1973年英國國家圖書館成立，中亞藏品從英國博物館東方印本寫本部移至此處；
1982年，印度事務部藏品從外交部移至英國國家圖書館，組成東方和印度事務藏品，2003年更名爲亞洲、太平洋和非洲藏品(APAC)。

斯坦因第一、第二次中亞探險發現的部分梵語寫本最初委托霍恩雷進行編目、研究，部分比定和釋讀的成果發表在《古代和田》和《塞林底亞》中(15)M.Aurel Stein, Ancient Khotan：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2 vols.,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07[repr.New York：Hacker Art Books 1975], pp.294-297, 438-440.Aurel Stein, 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5 vols.,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21, vol.III, pp.1432-1442.，一些梵語寫本後來也收録進了《新疆出土佛教文獻叢殘》。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發現的部分梵語寫本的比定和釋讀是由帕吉特完成的，發表在《亞洲腹地》中(16)Sir 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rn, 5 vols.,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28, vol.II, pp.1017-1028.。英國國家圖書館還藏有一份巴内特編寫的未發表的中亞寫本簡目(17)Wille 2014a：187.。斯坦因在克什米爾所獲的梵語寫本早期有克劳森的一個編目(18)Clauson, G.L.M., “Catalogue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Sanskrit MSS.from Kashmir”,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uly 1912, pp.587-627.。

斯克萊因從1922年至1924年擔任英國駐喀什總領事，他在任期間搜集的梵語于闐語寫本於1925年入藏英國博物館東方印本寫本部，其中包含以前被劃歸爲斯坦因藏品的40葉的喀什噶爾寫本《法華經》。

1983年，在霍恩雷藏品中“重新發現”了一批來源不明的梵語寫本殘片，以及62件于闐語殘片，所有寫本的字體都是南道婆羅謎字體，種種證據顯示它們有些應該是斯坦因1906年在喀達里克(Khadaliq)發掘所獲(19)梵語寫本今編號爲IOL San 1-362和IOL San 1127-1162。，有些是斯坦因1913年至1914年間從文物販子手中獲得的(20)U.Sims-Williams 2009：9.寫本今編號爲Or.15013。。

對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分屬不同藏品的中亞梵語寫本第一次通盤檢視，是在2002年由施傑我在厄休拉·辛姆斯-威廉姆斯的協助下完成(21)Prods Oktor Skjærvø, 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A Complete Catalogue with Texts and Translations, With Contributions by U.Sims-Williams, London：British Library(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 Part II Inscriptions of the Seleucid and Parthian Periods and of Eastern Iran and Central Asia, Vol.V：Saka, Texts VI), 2002.，其後，厄休拉·辛姆斯-威廉姆斯又根據不同藏品而有專文論述(22)U.Sims-Williams 2006, 2009.。

2005年和2006年，韋勒連續發表兩篇文章，給出了英國國家圖書館霍恩雷和斯坦因藏品中一些新近比定的梵文殘卷的名録。2005年的文章中他給出了斯坦因第三次考察中在龜兹附近的吉格達里克(Jigdaliq)尋獲的25片梵文寫本殘片中新比定出的5片殘葉(23)這25件殘片中包括今編號爲Or.8212/1666(A)的1片貝葉，以及今編號爲Or.8212/1666(B),(C)的2片樺樹皮殘片，其餘均爲紙本。韋勒比定出的殘葉2件是《廣義法門經》，2件是《别解脱戒經》，1件是《出曜經》。，以及斯坦因在吐峪溝所獲的1片《出曜經》殘葉(24)Or.8212/1662.。值得注意的是，因爲殘片的碎小，以及字體的相似，部分梵語殘片曾被歸入吐火羅語殘片中，反之亦然。2005年韋勒在霍恩雷藏品中比定出27片原來被劃歸爲吐火羅語的梵語殘片，後來他又比定出38片被劃歸爲吐火羅語的梵語殘片(25)Wille 2014：224-225.。韋勒還比定出黄文弼1958年出版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中提到的在焉耆錫格沁明屋發現的1片殘葉爲《法華經》(26)圖版76，殘片8。。

2005年韋勒檢視了一包編號爲霍恩雷156號的藏品，上面的筆記標明收到的時間爲1911年6月19日，發現地點爲通古孜巴什(Tunquz Bash, 今新疆新和縣)，内有289份殘卷(27)今編號爲Or.15003/1-289。，其中只有1片爲貝葉(28)Or.15003/9.，其餘均爲紙本(29)厄休拉·辛姆斯—威廉姆斯2009年文章中統計爲333號。U.Sims-Williams 2009：15.。韋勒給出了目前已經比定出的160份寫本殘片的經題，其中有5份屬於吐火羅語殘片，另外有一份疑似爲《月燈三昧經》的大乘經典(30)Or.15003/134.，是這批寫本中目前所知的唯一的大乘經典。韋勒給出了這批寫本中除吐火羅語殘片外的所有寫本的轉寫，但是這批寫本的照片在國際敦煌項目網站上還未公布。

2006—2015年，辛嶋静志和韋勒聯合編輯出版了英國國家圖書館霍恩雷和斯坦因藏品中的梵語寫本，其中包括Or.15003、Or.15004、Or.15007-15010、Or.15015編號下的梵語和部分吐火羅語殘片，以及敦煌發現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31)IOL San 1492，寫本校勘參見Kenta Suzuki and Jundo Nagashima 2015。、丹丹烏里克發現的《金剛經》(32)IOL San 383-387, 419-427，寫本校勘參見Harrison 2015。。

關於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中亞梵語寫本的確切數字有幾種不同的説法，根據辛嶋静志(1957—2019)2006年的統計，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中亞梵語寫本超過4500號(33)Karashima 2006：273.；
汪海嵐2008年的統計是約7000號(34)Helen Wang and John Perkins 2008：4.另外還有吐火羅語殘片約1300號，後來的研究發現吐火羅語殘片中混雜有梵文殘片。；
辛嶋静志2015年的統計是8315件(35)Karashima 2015：867.，韋勒統計的最新資料則是約9100片殘頁，其中6000葉已經完成數字化工作(36)Wille 2014a：223.。

2.2 法國國家圖書館

法國國家圖書館的中亞梵語寫本主要來自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中亞探險考察所得(1906—1909)，雖然列維、菲利奥札(Jean Filliozat)都曾關注過這批寫本，但是因爲寫本殘破細碎，整理研究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對這批寫本最早的全面檢視是由鮑利(Bernard Pauly)於20世紀60年代開始著手的。1989年井ノ口泰淳(Inokuchi Taijun)等日本學者對寫本進行了初步編目，寫本的其中一部分，約1424片殘葉因爲不爲井ノ口泰淳所知而被漏編。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和韋勒於1997年、2014年對寫本進行了詳細的編目。

伯希和藏品中還有在庫車發現的8件以佉盧文書寫的貝葉殘片，其中有一件是用佉盧文書寫的梵語文書。1998年，邵瑞祺將其全部刊佈，但目前還没有發現任何平行文本(37)Richard Salomon, “Kharovthī Manuscript Fragments in the Pelliot Collection,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ulletin d’études indiennes 16, 1998, pp.123-16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犍陀羅語《法句經》寫本，這是目前爲止在新疆地區發現的最早的佛教寫本，寫本分藏法國和俄羅斯兩處。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的犍陀羅語《法句經》寫本於1892年由杜特雷依·德·蘭斯(J.L.Dutreuil de Rhins，1846—1894)和格倫納(Joseph Fernand Grenard)在和田獲得。1898年，塞納刊佈了寫本的轉寫(38)E.Senart, “Le manuscrit kharovthī du Dhamrnapada：les fragments Dutreuil de Rhins”, Journal Asiatique, 1898, II, pp.193-308, 545-548.。結合法國和俄羅斯兩處寫本的詳細研究則由布臘夫(1917—1984)於1962年完成(39)John Brough, The Gndhrī Dharmapada, London Oriental Series 7,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關於和田本《法句經》的具體情況，可以參看紀贇《和田本犍陀羅語〈法句經〉的發現與研究情況簡介》，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主編《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29—46頁。。

2.3 德國柏林吐魯番藏品

德國柏林吐魯番梵語寫本的主要構成來自1902年至1914年間德國吐魯番考察隊四次考察的尋獲。寫本的校勘研究始自於皮歇爾(40)Richard Pischel, “Bruchstücke des Sanskritkanons der Buddhisten aus Idykutšari, Chinesisch-Turkist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SBAW)XXV(1904), pp.807-827.皮歇爾是最早對吐魯番出土的梵文殘篇進行校訂研究的人，他研究的該組殘篇中的2葉後人比定出是《雜阿含經》。。1912年左右，吕德斯承擔了吐魯番梵文寫本的協調研究工作。吕德斯的弟子瓦爾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 1897—1985)以吐魯番發現的《比丘尼戒經》梵文殘卷的校勘研究完成其博士論文，繼續進行吐魯番梵語寫本的研究。1957年，梵語寫本作爲第十種系列，被納入“德國東方寫本目録叢刊”(Union Catalogu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in German Collections)，以《吐魯番發現的梵文寫本叢刊》(SanskrithandschriftenausdenTurfanfunden, SHT)系列叢書的名義發表。瓦爾德施密特和其弟子桑德爾(Lore Sander)承擔了前5卷的編目。1984年，貝歇爾特(Heinz Bechert)接替了此項工作，2005年，法伊斯特爾(Hartmut-Ortwin Feistel)主持項目。截止到2014年，《吐魯番發現的梵文寫本叢刊》系列叢書已經出版11册，寫本編號至5799號，實際的寫本編號已至7100號，預計會在第12册完成。韋勒2014年的文章對《吐魯番發現的梵文寫本叢刊》迄今爲止比定的文獻給出了分類索引。

2008—2013年，德國吐魯番藏品的梵語寫本完成了數字化工作，大部分寫本可以在國際敦煌項目網站上查閲獲取。

2.4 俄羅斯聖彼得堡藏品

由於種種原因，俄羅斯中亞寫本的整理和出版工作相對滯後，關於這些藏品的最新介紹可以參看沃羅比約娃-捷霞托夫斯卡婭(Margarita I.Vorobyova-Desyatovskaya)2006年被譯爲英文的文章(41)原文是俄文，2004年發表，後經那體慧(Jan Nattier)2006年譯爲英文，發表於《創價大學國際仏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以下主要基於此文予以概述。

俄羅斯中亞寫本根據搜集者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爲9類，涉及梵語寫本的有8個藏品：

俄國駐喀什總領事彼得羅夫斯基(N.F.Petrovsky, 1837—1908)的藏品中梵語寫本的編號有266號，均爲紙本；
奥登堡(1863—1934)是最早對這批寫本進行研究者，但是當時很多文獻並没有被比定出來(42)奥登堡1892年發表了其中的一片龜兹語文獻：S.F.Oldenburg, “Kašgarskaja rukopis N.F.Petrovskogo”, Zapiski Vostocnogo Otdelenija Russkogo Aixeologiceskogo Obšcestva(ZVDRAO), Ⅶ, 1892, pp.81-82，從1894年至1903年，他發表了其中的來自喀什的梵語文書。奥登堡還是著名的《佛教文庫》(Bibliotheca Buddhica)的創辦者，該文庫在1897年至1936年期間出版了30卷册，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佛教典籍的梵語校勘本，如《大乘集菩薩學論》(Sikvsamuccaya)、《護國尊者所問經》(Rvtraplapariprcch)、《撰集百緣經》(Avadnasataka)、《法華經》、《俱舍論稱友疏》(Abhidharmakosavykhy Sphutrth)、《現觀莊嚴論》(Abhisamaylamkra)等。1992年，印度重印了此套文庫(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從字體判斷，彼得羅夫斯基藏品的梵語寫本主要來自絲綢之路南道。鋼和泰(1877—1937)校勘研究過彼得羅夫斯基藏品中的《大寶積經·迦葉品》(Ksyapaparivarta)，1926年在中國出版(43)鋼和泰《〈大寶積經·迦葉品〉梵藏漢六種合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Baron A.von Sta⊇l-Holstein, The Kçyapaparivarta：A Mahynasūtra of the Ratnakūta Class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 in Tibetan and in Chinese, 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 1926.)。。前述犍陀羅語《法句經》寫本俄羅斯所藏部分是彼得羅夫斯基1897年所獲，同年奥登堡刊佈了其中一葉的照片和轉寫(44)S.F.Oldenburg, Predvaritel’naja zametka o buddijskoj rukopisi, napisannoj pis’menami kharovthī, Sanktpetersburg, 1897.，之後的研究則要到1962年才由布臘夫完成(45)John Brough, The Gndhrī Dharmapada, London Oriental Series 7,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俄國駐烏魯木齊和伊寧領事克羅特科夫(N.N.Krotkov, 1869—1919)的藏品中有26件絲綢之路北道婆羅謎字體書寫的梵語殘卷，其中一些已經發表(46)包括兩件《虎耳譬喻經》殘片(SI Kr IV/343b, Kr IV/790)、一件《别解脱戒經》殘片(SI 2 Kr/82[2])、兩件《城喻經》(Nagaropama)殘片(SI 2 Kr/82[1], 2 KT/9[2])。。

俄國地理協會成員别列佐夫斯基(M.M.Berezovsky)1906年至1907年組織了對庫車的考察，他的藏品中目前已經登記的有59件梵語殘葉，部分殘葉已經刊佈(47)包括SI B/12編號下的《别解脱戒經》的20個殘片，以及SI B/14編號下的一件《大本經》(Mahvadnasūtra)殘葉、《涅槃經》殘葉、《布達王子經》(Bodharjakumrasūtra)的3個殘葉。。編號SI B/18中的18份殘葉曾經奥登堡比定，屬於《長阿含經》，但是未正式發表。

奥登堡1909年至1910年在中亞第一次考察的尋獲物包括18件梵語寫本、1件佉盧文寫本，目前僅刊佈了編號爲SI O/20的一件，該寫本現存11葉，内容是語音表(48)Vorobyova-Desyatovskaya 2006：65.文中並未給出出版信息。。

俄國駐喀什領事館秘書拉維洛夫(I.P.Lavrov)的藏品由16件梵語殘片構成。

俄國駐烏魯木齊領事館醫師科卡諾夫斯基(A.I.Kokhanovsky)的藏品有1件紙質的梵語殘片。

克列門兹(D.A.Klements)的藏品中有2件婆羅謎字體的印本。

馬洛夫(S.E.Malov，1880—1957)組織了1901年至1911年、1913年至1915年的兩次中亞考察，其搜集品中有8件12片梵語殘葉。

俄羅斯從19世紀80年代至1915年期間在敦煌和中亞搜集發掘的梵語寫本原藏俄羅斯科學院亞洲博物館，1930年前移交至彼時剛剛成立的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今改名爲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所)。其收藏的梵語文獻不僅來自敦煌、新疆，也包括部分20世紀60—80年代前蘇聯在其境内中亞地區(今中亞四國)發掘所獲的佛教寫本。

2002年，沃羅比耶娃-捷霞托夫斯卡婭與創價大學的辛嶋静志合作，利用新發現的一葉寫本，以及中亞發現的其他平行寫本，再次校勘出版了彼得羅夫斯基藏品中的《大寶積經·迦葉品》，如前所述，該寫本最早由鋼和泰1926年校勘出版。2011年，創價大學與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所合作，2015年校勘出版了後者所藏的《虎耳譬喻經》(Srdūlakarovadna)、《無能勝軍授記》(Ajitasenavykaraoa)、土庫曼斯坦發現的佛教譬喻故事集，以及彼得羅夫斯基藏品中的《大般涅槃經》(Mahparinirvoa-mahsūtra)殘葉。堀伸一郎(Shin’ichirō Hori)在其2014年的文章中也提到了新比定的俄羅斯藏品中的梵語寫本。

1995—2002年，日本東洋文庫和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所合作，對後者所藏的多語種中亞寫本進行了縮微膠片的拍攝，但是漏掉了一些寫本。

2.5 日本

日本的中亞梵語寫本主要由大谷光瑞(1876—1948)於1902年至1914年組織的三次新疆考察搜集品構成，寫本最早曾由俄國學者米羅諾夫(Nikolai D.Mironov, 1880—1936)檢視。大谷探險隊的大部分藏品後來留在了中國的旅順博物館，少量保存在龍谷大學的大谷搜集品中。

旅順博物館所藏大谷探險隊搜集的梵語寫本目前没有完全刊佈。1997年，蔣忠新(1942—2002)轉寫發表了旅順博物館所藏45片《法華經》殘葉(49)Jiang Zhongxin., Sanskrit Lotus Sutra Fragments from the Lüshun Museum Collection：Facsimile Edition and Romanized Text, Lushun Museum-Soka Gakkai, 1997.。他和辛嶋静志還比定出該館所藏13片《金光明經》(Suvaroaprabhsottamasūtra)殘葉(50)辛嶋静志2003年的文章中説他和蔣忠新對寫本的轉寫已經在付印，但後來並未正式刊佈。。

香川默識(Kagawa Mokushiki)1915年出版的《西域考古圖譜》中公布了大谷探險隊搜集的部分寫本照片。1983年户田宏文發表了其中1片《法華經》的轉寫(51)Hirofumi Toda, Saddharmapuodarīkasūtra, Central Asian Manuscripts, Romanized Text, Kyoiku Shuppan Center, 1983, p.261.；
2003年，辛嶋静志比定出其中有《吉祥天女授記》(ryasrīmahdevīvykaraoa)和《出生無邊門陀羅尼》(Anantamukhanirhradhraoī)，寫本原件現下落不明，可能藏於旅順博物館。

1961年，真田有美刊佈了龍谷大學藏大谷探險隊的7組梵語殘葉照片(52)真田有美《大谷探檢隊將來梵文佛典資料》，西域文化研究會編《西域文化研究第四―中央アジア古代語文獻―》，京都：法藏館，1961年，49—118頁。，但只比定出1片《法華經》殘葉，1983年户田宏文發表了該片的轉寫(No.621)(53)Hirofumi Toda, Saddharmapuodarīkasūtra, Central Asian Manuscripts, Romanized Text, Kyoiku Shuppan Center, 1983, p.262.。2003年，辛嶋静志比定出其中的2片《金光明經》殘葉(No.622, 624)和1片《法華經》殘葉(No.623)，剩下的由堀伸一郎在2014年比定(54)《寶星陀羅尼經》(Ratnaketuparivarta)殘葉(No.625)、《十上經》(Dasottarasūtra)殘葉(No.626)、《法身經》(Dharmasarīrasūtra)殘葉(No.627)。。

龍谷大學藏編號爲628的是樺樹皮殘葉，内容與瑜伽修行有關，發現地可能是龜兹附近的蘇巴什，寫本可能是在西北印度寫成而輸入的(55)堀伸一郎認爲其是非佛教的哈塔瑜伽(Hathayoga)文獻。。這樣，龍谷大學藏大谷探險隊的8組梵語寫本均已經得到比定。根據字體判斷，其中的5組來自絲綢之路南道(56)No.621-625.，2組來自於絲綢之路北道(57)No.626-627.。

關於日本大谷探險隊搜集的梵語寫本，可以參見若原雄昭(Yūshō Wakahara)2012年的文章。堀伸一郎在其2014年的文章中也提到了新比定的大谷探險隊的梵語寫本。

2.6 中國

近一二十年，新疆地區陸續還有梵文寫本從私人手中出現，部分寫本入藏國家圖書館、新疆博物館，以及北京大學賽克勒博物館、中國人民大學。段晴領導的北京大學師生，以及張麗香等人對這些寫本進行了校勘研究，相關成果陸續發表在《創價大學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及其他刊物中。

2013年，段晴與中國國家圖書館合作，就該館所藏梵文和佉盧文寫卷進行了轉寫刊佈(58)段晴、張志清主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域文書——梵文、佉盧文卷》，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批寫本中，首度發現了《賢劫經》(Bhadrakalpikasūtra)的梵語殘葉。。2018年，筆者就北京大學賽克勒博物館新入藏梵語殘卷進行了轉寫比定。

哈特曼和韋勒2014年的文章中對中國、俄羅斯、美國、英國、德國、日本、芬蘭等國家散藏的中亞梵語佛教文獻進行了補充歸納。

隨著中亞梵語寫本的比定整理，以及數字化工作的展開，越來越多的寫本更容易被學者利用，對這些寫本的綜合考察也逐漸提上日程。這種考察可以從數個方面進行：

以梵語文獻爲基礎，參照不同的漢、藏等其他語種譯本，勾勒出文本發展演變的情況。這也是進行文本校勘的傳統路徑。

利用各國的藏品，對某一具體文本的編輯校勘。這種校勘整理有可能使我們發現一些散藏在不同地點國家的寫本彼此之間可以綴合，從而使文本信息增强。例如，松田和信對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所藏《大般涅槃經》殘片的整理(Kazunobu Matsuda 1988)，他總共發現了34片殘葉，比定出其中的22片，並且在彼得羅夫斯基藏品中發現6葉殘片，其中3葉可以和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品綴合。哈特曼和韋勒對現今編號爲Or.15009的霍恩雷藏品的釋讀表明，這部分梵語寫本殘片多數以北道婆羅謎字體寫成，與德國吐魯番藏品有很多契合之處(Hartmann and Wille 1992)。幅田裕美針對中亞《大般涅槃經》殘卷，作了總體的整理校勘(Hiromi Habata 2007)。

對不同發現地的文本進行歸類、整理，以期發現文本流通的一些普遍規律，進而爲我們討論某一具體地區的佛教文化提供文本支援。例如，韋勒2009年、2014年對于闐周邊發現的梵文文書作了列表和總結，尤其是他在2014年的文章中對絲綢之路南道、北道和敦煌發現的梵文文獻作了分類索引，讓我們得以全盤檢視梵文文獻的發現和研究情況。

將中亞的梵語寫本放到一個更大的背景下考察，與其他地方發現的梵語佛教寫本相比較，進行綜合研究。如果文本的樣本足夠多，我們就可以利用不同的寫本，對具體的某一佛教典籍進行研究，釐清文本的發展與譜系，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無疑是《法華經》的研究；
還有前述《大寶積經·迦葉品》的研究使我們相信該文獻有兩個譜系。近三十年以來，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傳統意義上的犍陀羅地區發現了大量的古代佛教寫本，將這些寫本與中亞寫本相參校，必將拓展我們對印度佛教文獻的認識，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傳統意義上佛教史的書寫。

相較於梵語寫本的研究，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呈現兩個趨勢，一是對舊有材料的進一步詮釋，一是國内對敦煌藏語文獻的研究逐漸呈現熱潮，但其中展示的問題也逐漸增多，以下擇要分述。

4.1 編目

敦煌藏文文獻最主要的收藏地是英國、法國與中國，這些文獻對研究吐蕃歷史、藏傳佛教、藏語言、漢藏文化交流關係重大。關於英國斯坦因藏品的最近的描述可以參看杜曉峰(Jacob Dalton)和沙木(Sam van Schaik)2006年出版的《英國國家圖書館斯坦因藏品敦煌藏文怛特羅文獻解題目録》的前言部分。

根據最早接觸藏經洞文獻的斯坦因的描述，他看到的藏文文獻有80包，他同時還看到11函藏文經書，每一函都有1.5英尺高。繼斯坦因後接觸到藏經洞文獻的是伯希和，他推測藏文梵篋形制的經書是早期的《甘珠爾》，因而拿走了大量該類文獻，事後證明這些文獻多數是《十萬頌般若經》的抄本。

最早對敦煌藏文文獻進行系統編目的是拉露(Marcelle Lalou, 1890—1967)女士，她從1939—1961年對法國伯希和藏品的藏文文獻進行了編目，共有2216個編號；
1999年，王堯(1928—2015)牽頭在此目録的基礎上出版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録》。1962年，瓦雷·普散發表了對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所藏的藏文佛教文獻的編目，編目僅到765號。該館所藏非佛教文書由托馬斯整理編目，雖然目録並未正式出版，但托馬斯的主要成果體現在他1935年和1951年出版的《關於新疆的藏文文獻和文書》中。

1977年至1988年，山口瑞鳳(Zuiho Yamaguchi)主編了《斯坦因搜集的藏文寫本目録》，編號到1518號，但是該目録利用的是縮微膠片，並且打亂了瓦雷·普散的編號，與現在的英國圖書館藏品編號不一致，利用起來不太方便。1997年至2000年，武内紹人(Tsuguhito Takeuchi)編寫的《英國圖書館斯坦因搜集品中的來自新疆的古藏文寫本》主要涉及的是斯坦因在米蘭、麻札塔格、安得悦等地發現的藏文寫本、吐蕃簡牘。

2002年8月到2005年8月，英國國家圖書館對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的怛特羅文獻部分重新進行了細緻的編目，這項工作最有意義之處在於它建立了英藏和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的關聯，即斯坦因寫本中的缺失往往可以由伯希和寫本得到補充。

除了英法兩國，俄羅斯也收藏有部分敦煌藏文文獻，但具體情況並没有完整公布。前述沃羅比耶娃-捷霞托夫斯卡婭2006年的文章中零星提及俄羅斯藏品中的藏文文獻，包括俄羅斯彼得羅夫斯基藏品中有3葉藏文草書殘片，奥登堡1909年至1910年在新疆第一次考察的尋獲物中有11件藏文寫本。俄國駐烏魯木齊領事館醫師科卡諾夫斯基的藏品有1件藏文殘片。馬洛夫藏品中有12件藏文文獻，以及他從米蘭尋獲的藏文簡牘。根據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所網站介紹，截至2016年底，該所登記的藏文文獻已達2萬號，預計最終會超過3萬號，當然，這裏面主要是俄國在布里亞特等其他地區搜集的藏文文獻，敦煌藏文文獻的數量極爲稀少(59)Alexander Zori, “Manuscript Collection—Tibetan block prints and manuscripts”, 網址：http://www.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2065#_ftn3(2019年7月31日訪問)。。

另外，日本、瑞典等國家也有零星的敦煌藏文文獻收藏。比如，瑞典人種學博物館收藏有斯文·赫定(Sven Andes Hedin, 1865—1952)在和田尋獲的古藏文《法華經》寫本，2004年至2008年，辛嶋静志在《創價大學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上分四次刊佈了該寫本的照片和轉寫(60)Seishi Karashima, “An Old Tibetan Translation of the Lotus Sutra from Khotan：The Romanised Text Collated with the Kanjur Version(1)”,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05(= ARIRIAB), Volume VIII, pp.191-268;(2)Volume IX, pp.89-181;(3)Volume X, pp.213-324;(4)Volume XI, pp.177-301.。

國内敦煌藏文文獻主要集中在國家圖書館，以及甘肅等地方，但迄今爲止並没有一個系統的目録，刊佈的進程也比較緩慢。2011年，馬德主編的《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敍録》中收録了甘肅19家單位和1家私人所藏的敦煌藏文文獻6672件。

據黄維忠2010年的統計，流失海外的敦煌藏文寫本有4967號，國内則有7092件(卷)。據英國圖書館沙木介紹，他2001年完成的佛教文獻編目從瓦雷·普散765號開始續編，編號達到了1774號(IOL Tib J 1-1774)(61)Jacob Dalton and Sam van Schaik 2006：introduction, xviii.。據汪海嵐2008年統計，英國圖書館斯坦因藏品中藏文寫本超過7000號，其中包括斯坦因第二次考察從敦煌尋獲的3100號卷子和經函、來自其他地方的700號紙質殘卷、來自米蘭和麻札塔格的2300號簡牘、來自黑水城和額濟郭勒(Etsin-gol)的1000號紙質殘卷(62)Helen Wang and John Perkins 2008：4.。應該説，這是一個動態的數據，因爲近些年部分私人藏品中的敦煌藏文文獻也在不斷出現，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大學賽克勒博物館近年都有此類文獻的入藏。

4.2 分類和研究

對敦煌藏文文書的分類，至今没有一個統一的説法，一般而言可以粗分爲佛教文獻和非佛教文獻，而進一步的細分則比較複雜。大致而言，佛教文獻可以分爲顯教文獻和密教文獻，顯教文獻中可分出經文、注疏、發願文等，密教文獻可分出陀羅尼、成就法、儀軌等，非佛教文獻可以分出其他宗教(苯教)、歷史、文學、實用文書(契約、賬簿、政令)等。應該説，敦煌藏文文書的分類不僅牽涉到對文獻的準確解讀，更牽涉到對整個藏文文獻的認識和分類，要達到科學的分類，還有待於時日。

國際學界利用敦煌藏文文獻進行研究的重要人物有拉露、托馬斯、巴考(Jacques Bacot, 1877—1965)(63)其代表作是他與托馬斯、圖散(Gustave-Charles Toussaint)共同編輯的《敦煌吐蕃歷史文書》：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l’histoire du Tibet, Paris：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40-1946.、石泰安(Rolf A.Stein, 1911—1999)(64)他的系列論文的合輯翻譯於2010年出版：Arthur P.McKeown(ed.), Rolf Stein’s Tibetica Antiqua：with Additional Materials, vol.24, Brill’s Tibetan Studies Library, 2010.、烏瑞(Géza Uray, 1921—1991)(65)他的論文主要發表在《匈牙利科學院東方學報》(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中。、狄雍(J.W.de Jong, 1949—2000)(66)他的主要貢獻是1989年出版的對敦煌藏文本《羅摩衍那》的研究：The Story of Rma in Tibet.Text and Translation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Tibetan and Indo-Tibetan Studies I), 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GmbH.、今枝由郎等人(67)他的主要貢獻是對敦煌藏文寫本《生死輪回史》的研究：Yoshiro Imaeda, Histoire du cycle de la naissance et de la mort. Étude d’un texte tibétain de Touen-houang(Hautes Études Orientales, 15), Genève/Paris：Droz, 1981.。

國内最早利用敦煌藏文文獻者當屬藏族學者更敦群培(dge ’dun chos ’phel, 1903—1951)(68)他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他撰述的藏族早期歷史《白史》中。，在利用敦煌藏文文獻研究成果突出者則有王堯、陳踐等人(69)如二人於1980年出版《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出版增訂本；
1986年出版《吐蕃簡牘綜録》，北京：文物出版社，其中收録了464支簡牘；
2008年出版《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這方面的情況國内從事相關研究者均耳熟能詳，兹不贅述。

國内早期從事敦煌研究，尤其是敦煌藏文文獻研究最大的困難在於基礎資料獲取的不易，隨著國際敦煌項目的推進，以及相關資料的刊佈，這一情況已經得到了極大改觀。就敦煌藏文文獻而言，自2006年開始，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國國家圖書館及英國國家圖書館合作編纂出版《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和《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就筆者所知而言，目前《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已經出版26册(2019年)，《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已經出版10册(2019年)。

在利用敦煌藏文文獻時，我們還需注意雙語文書、重複利用的文書，以及其他寫本中夾雜的藏文寫本。雙語文書指的是同一寫本的藏語-于闐語、藏語-漢語等可以相互對照的文書；
重複利用的文書指的是寫本某一面爲漢語等其他語種文獻，另一面爲藏語文獻者，此類文獻因往往被著録在其他語種文獻目録中而被敦煌藏文文獻研究者所忽略。這方面陳慶英、萨仁高娃等曾專門撰文指出(70)陳慶英《〈斯坦因劫經録〉、〈伯希和劫經録〉所收漢文寫卷中夾存的藏文寫卷情況調查》，《敦煌學輯刊》1981年，111—116頁；
薩仁高娃《國内藏敦煌漢文文獻中的非漢文文獻》，《文津學誌》第2輯，2007年，98—117頁；
薩仁高娃《國外藏敦煌漢文文獻中的非漢文文獻》，《文津學誌》第3輯，2010年，143—176頁。。其他寫本中夾雜的藏文寫本指是的混雜在其他語種寫本中的藏文寫本，比如，斯坦因編號Or.8210條下包含的寫本，2012年，岩尾一史(Iwao Kazushi)等人對該編號中的藏文寫本進行了單獨整理出版(71)Kazushi Iwao, Sam Van Schaik and Tsuguhito Takeuchi, Old Tibetan Text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r.8210(Studia Tibetica no.45), Tokyo：The Tōyō Bunko, 2012.。

隨著基礎資料的相對容易獲取，國内敦煌學界對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也在持續增强，除了對特定寫本的專門研究，一些針對某一特定領域的綜述性文章也不斷出現。例如，黄維忠對敦煌藏文發願文的研究綜述(72)黄維忠《敦煌藏文發願文研究綜述》，《敦煌學輯刊》2007年第1期，29—39頁。、對國内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綜述(73)黄維忠《國内藏敦煌藏文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回顧》，《敦煌學輯刊》2010年第3期，93—102頁。，陳楠和任小波對敦煌藏文寫本的研究綜述(74)陳楠、任小波《敦煌藏文寫本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5輯，2011年，279—294頁。，桑吉東知對以藏文寫作的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綜述(75)桑吉東知《敦煌藏文文獻研究綜述——以藏文論文爲中心(1982—2014)》，《中國藏學》2016年第3期，66—74頁。，楊銘對英藏敦煌藏文非佛教文獻的研究綜述(76)楊銘《英藏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獻的刊佈與研究》，《西域研究》2016年第3期，121—131頁。，楊銘和貢保扎西對古藏文契約文書的研究綜述(77)楊銘、貢保扎西《絲綢之路沿綫所出古藏文契約文書概説》，《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7年第7期，180—185頁。，以及朱麗雙和黄維忠對古藏文編年史的研究綜述等等(78)朱麗雙、黄維忠《〈古藏文編年史〉研究綜述》，《敦煌學輯刊》2018年第3期，101—125頁。。另外，巫能昌在對法國的中國宗教研究進行綜述時，也涉及法國對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79)巫能昌《法國的中國宗教研究綜述》，曹中建、鄭筱筠主編《中國宗教研究年鑒》(2011—201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356—397頁。。

4.3 斷代和寫本學

敦煌藏文文獻最初被人認爲屬於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遺物，因此斷代大約在9世紀，隨著文獻研究的深入，以及後吐蕃時期河西地區使用藏語文情況的研究，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部分藏文文獻的下限可能是10世紀，甚至更晚。例如，沙木等人對藏文怛特羅文獻的編目則展示出所有的密教文獻都不會早於10世紀中葉。沙木也試圖運用字體學的成果來對敦煌藏文文獻進行斷代(80)Sam van Schaik, “Towards a Tibetan Palaeography：Developing a Typology of Writing Styles in Early Tibet”, Jörg B.Quenzer, Dmitry Bondarev and Jan-Ulrich Sobisch(eds.), Manuscript Cultures：Mapping the Field(Studies in Manuscript Cultures, Vol.I),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4, pp.299-337.。無論如何，這都是敦煌藏文文獻研究的一個難點，斷代的早晚直接影響到對文書性質的判斷，進而影響到藏傳佛教思想史、漢藏交流歷史的研究。

另外，有部分學者也開始有意識地反思敦煌藏文文獻，乃至古藏文文獻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比如謝肖娜(Cristina Scherrer-Schaub)基於她對敦煌藏文寫本和塔波文書的研究，試圖在二者之間建立聯繫，並且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審視古藏文文獻(82)Cristina Scherrer-Schaub,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the Study of Old Tibetan Manuscripts：Dunhuang and Tabo”, Cristina Scherrer-Schaub and E.Steinkellner(eds.), Tabo Studies II：Manuscripts, Texts, Inscriptions and the Arts, Rome：Is.I.A.O, 1999, pp.3-36; Cristina Scherrer-Schaub and G.Bonani, “Establishing a Typology of the Old Tibetan Manuscripts：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Susan Whitfield(ed.), 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 London：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p.184-215.。她對研究方法的反思也影響到了國内，巴桑旺堆基於謝肖娜1999年的文章，對古藏文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見(83)巴桑旺堆《關於古藏文寫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國藏學》2009年第3期，61—81頁。。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除了敦煌文獻，我們對藏區古籍的調查還很不充分，而且近些年藏文古籍的發現和出版成井噴式地增長(84)例如，土登尼玛領銜的百慈藏文古籍研究中心出版的系列叢書，才讓多吉創建的喜馬拉雅文庫對藏文古籍的整理出版，以及堪布降洛率領的四川省藏文古籍搜集保護編務院編輯出版的以《藏區民間所藏藏文珍稀文獻叢刊》爲代表的系列書籍都可以從一個側面代表近些年不斷湧現的藏文古籍。，在缺乏充分掌握第一手資料的情況下，目前階段對以敦煌藏文寫本爲代表的古藏文寫本進行全盤考察，乃至提出方法論上的研究取徑似乎都顯得爲時過早。

4.4 與周邊地區、吐蕃本土文化的關係

敦煌藏文文獻中的世俗文獻對藏族古代史，以及藏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史研究的重要性早已爲前輩學者所指出，此不贅言。這裏只對敦煌佛教文獻在藏族文化研究方面的作用略述一二。

我們知道，自842年吐蕃贊普朗達瑪因滅法而遇弒身亡後，藏傳佛教在以拉薩爲中心的藏族地區經歷了一段將近百年的衰落期，一般將這段時期稱之爲“黑暗時期”。雖然這段時期關於西藏腹地的宗教情況的介紹少之又少，但是從11世紀以來藏傳佛教後弘期的發展來看，佛教並没有在西藏腹地完全銷聲匿跡。因此，在所謂的“黑暗時期”佛教知識的傳播一直是藏傳佛教研究的重點和難點。藉由近些年興起的“從周邊看中國”的研究視角的啓發，敦煌藏文文獻能爲我們提供9至11世紀藏族社會對佛教整合與吸收的豐富材料，有助於撥開歷史的迷霧。例如，敦煌藏文文獻與阿里地區早期佛教文獻的關係應該是值得重點關注的方向。

4.5 《甘珠爾》《丹珠爾》研究視野下的敦煌藏文佛教文獻

方廣錩曾經利用敦煌漢文文獻，對漢文大藏經的成立史作了精彩的研究。在研究《甘珠爾》《丹珠爾》成立史方面，敦煌藏文佛教文獻雖然與之並没有直接的關係，但是敦煌藏文佛教文獻中展示出的對經典的分類思想無疑影響了後來人的編目思想，這方面的研究仍然是一個薄弱環節，需要進一步拓展。而且，敦煌藏文佛教文獻還有一些並不見於後期編定的《甘珠爾》《丹珠爾》，對這些文獻的解讀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藏傳佛教佛經翻譯史。

4.6 敦煌藏文佛教文獻與密教研究

我們知道，藏傳佛教最鮮明的一個特徵是密教文獻和實踐的發達，一般認爲，這主要是後弘期受印度佛教影響所致，雖然所謂的新密往往對吐蕃時期流傳下來的舊密有偏見和攻擊，但二者之間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敦煌藏文佛教文獻中的怛特羅文獻的解讀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建立起吐蕃時期密教和後弘期密教溝通的橋梁，甚至從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來考慮印度晚期大乘佛教的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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