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舆论安全背景下的国家话语权困境

沙丹阳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舆论（Public Opinion）是由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所组成的，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多数人的共同意见。马克思认为，社会舆论是“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表现”[1]384。人的属性就在于社会性，在以封建氏族为基础的原始社会中，舆论就是能够稳定部落群体的手段。恩格斯也曾考察道：“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用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2]而到了封建社会，由于交往范围的狭窄，社会现实的封闭性，社会舆论是趋于稳定的。一旦社会舆论产生变化，往往是制度的变化导致的。舆论学对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政治民主、尊重人权的角度对舆论产生肯定，另一方面则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对舆论的非理性进行批驳。这无疑也反映了舆论的两重属性：当舆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趋向保持一致时，会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
反之，当舆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趋向相背离时，就会对社会发展起消极作用。如果这种消极作用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对社会安全产生影响。所以，舆论安全必须要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内，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发展下，舆论安全与国家话语权的争夺密不可分。话语（Discourse），源自拉丁文“discursus”，本义是“来回跑动”。话语（Discourse）不同于语言（Language），话语内在地包含着政治性。追本溯源，“话语”（Discourse）的概念是在关于政治分析的一些当代路径中发展起来的。后结构主义对话语概念尤为关注。后结构主义承袭于结构主义，却是用内部用结构主义的观点来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最主要的一个观点认为语言并不只是认识的工具，而是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之一法国思想家福柯便是典型代表，他将话语与权力相联系，也是话语权概念的最早提出者。1970年，福柯在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时发表讲话“话语的秩序”，明确把话语与权力相联系，强调话语也是必须要控制的力量。

由此可见，话语权最早是西方外来的概念，主要是指话语的权力。但是，随着学术界对于话语权研究的深入，产生了对话语权的现代理解，尤其是在中文的语境之下，“权”是既包括“权力”（Power），也包括“权利”（Right）。话语权相应地也应该既包括话语的权利，换言之就是自由表达的权利；
也包括话语的权力，即话语产生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其次，国家是话语权的主体。非国家实体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新闻传媒，他们的发声无一例外背后都是国家利益的展现，真正拥有话语权的是国家。国家话语权的争夺领域主要集中在国际舞台，各主权国家围绕国际议题，通过外交斡旋、文化输出等手段，争夺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国际事件的解释等权力和权利。

国家话语权的掌握意味着国家话语的自由表达、话语传播影响力的强大。话语发挥作用的方式往往是通过社会舆论，舆论传播和引导的安全得到保证，国家话语权的掌握也就得以保障。能否掌握国家话语权，既是国家实力的有力表现，也是国家利益所在。

（一）国际舆论格局呈现“西强我弱”的局面

1.外部舆论斗争中我国处于弱势地位

当今世界处在高速发展之中，信息技术、通讯技术以及运输技术的高度发达带来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反全球化的浪潮也随之而来，国际舆论斗争因此也更显复杂化。无论是在舆论的产生还是在舆论的引导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都处在弱势地位。而反全球化的浪潮矛盾对准的就是我国，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才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把经济下行的因素都归结给中国，转移国内矛盾。而我国对这种“甩锅”往往百口莫辩，深陷舆论谴责的泥沼中。国际舆论斗争反映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西方资本主义想要扩大阵营，打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选择的攻击对象就是我国。西方国家“西化”我国的阴谋往往都是由舆论斗争开始的，这大大造成了我国舆论安全的压力。

2.内部舆论环境受西方操纵和影响

舆论深受社会变动的影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也是我国舆论活跃期，更是内部舆论环境较为复杂的时期。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发展的加速期，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相继出现。贫富差距、贪污腐败、道德失守等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导致社会公众舆论的茫然与困惑。再加之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发声的主体，每个人都拥有表达意见的渠道。舆论作为公众意见的表达，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局面，网络媒体也成为了各大谣言的聚集地。不难看出，社会舆论哗然的背后隐藏的通常是境外势力的恶意挑唆与操纵，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我国舆论安全的失守。

（二）西方媒体的恶意抹黑与歧视

1.西方媒体对华立场不公正

舆论宣传，媒体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一个国家媒体的动态也体现了它的意识形态。西方媒体在解构中国话语的过程中，长期处于不公正的立场之上。无论是曾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还是西方眼中“眯眯眼”的固有刻板形象，都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与歧视。究其根本，正是西方媒体的传播机制导致了其对华报道的不公正立场。西方媒体的传播机制主要表现在资本操纵、理念扭曲以及高度垄断这三个方面。

西方媒体的传播机制受资本操纵。西方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似乎并没有那么紧密，有时甚至会成为抨击政府的先头军。这是因为西方媒体常常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他们自认为是监督政府、捍卫权益的守道人。尽管西方媒体往往并不受制于西方政府，但却是资本的喉舌。西方媒体是掌握在西方资本的手中，它的发声代表的是资本家的利益诉求。即使部分媒体有时会充当西方政府的代言人，通常也只是因为媒体背后的资本卷入了党派利益斗争之中，其目的毫无意外还是维护西方资本的最终利益。资本操控下的西方媒体自然是追逐更大的利润，谋求更多的利益，从而扭曲新闻立场，过分地追求新闻点击量。对华立场的不公正也是资本扭曲新闻传播的产物。为了迎合西方民众，新闻媒体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置“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价值观于不顾，只去追求资本的利润，成为金钱的奴隶。

除了资本操纵外，理念也受到了扭曲。新闻媒体的最大理念就在于“真实、公正、客观”，然而这一切都屈服于利益至上理念。新闻媒体的标题越夸张，内容越浮夸，传播的效果就越好。以普利策奖2020年的获奖情况来看，路透社以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示威者的照片而荣获突发新闻摄影奖。灾难、战争、疾病、政府黑幕等主题颇受这个新闻界“诺贝尔奖”的青睐。这种“反常性”的价值引导使得西方媒体在报道发展中国家落后贫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相反，与这些反常题材不同的新闻，西方媒体置若罔闻，这种偏见扭曲的形象报道导致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而西方民众的刻板印象反过来也更加驱使西方媒体选择性报道，这样一个封闭的圆环很难被打破。

而且，在新闻产业中，西方媒体行业产生了高度的垄断。西方六大传媒公司垄断了世界的主要信息流，四大通讯社更是垄断了西方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报道解释权。西方民众对于中国的认知与了解也只能通过为数不多的几家媒体，即便有少量媒体能够公正客观地报道中国，其声音也会湮没在大媒体的垄断之中。传统媒体如此，新媒体也并无例外。Facebook、Twitter也成为西方社交媒体的垄断巨头，尽管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发声的主体，但垄断的手段较之传统媒体更为直接，账号的注销，内容的引导等使得具有偏向性的新闻传播简单化。

2.我国外宣媒体能力不足

根据由世界媒体实验室评选的2020年度“世界媒体500强”榜单数据，前十名最具有影响力的媒体中美国占据七个席位，并且前四名都是美国的传媒公司，而中国只占据了一个第五的席位。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媒体的国际知名度还远远不够，并没有完全实现“走出去”。一是由于对外宣传的意识淡薄。西方媒体喜欢对中国事情指手画脚，因此在对外宣传上必须要有危机意识，不主动宣传就会被有心人肆意抹黑；
二是由于对外宣传的能力不足，面对西方媒体的恶意抹黑，既没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统媒体的发声渠道，也没有彻底掌握新型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手段，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三）以西方普世价值观为主导话语体系的压制

1.西方普世价值观硬输出

以“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为核心的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传播最初是采取了强硬手段向人们输出西方文化和思想，这些强硬手段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和经济领域，暴力且直接。

在军事手段方面，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来暴力输出西方普世价值观，掌握国际话语权是西方国家传统的手段。军事实力正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发声的底气，也是西方价值输出的重要保障。西方国家掌握国家话语主导权，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广泛输出，军事力量功不可没。在实际的强制输出的过程中，军事实力所展现的手段往往表现为战争。战争的目的不外乎是部分国家为了争夺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裁决权，战争形成的联盟也能有力保障战胜国话语权的主导地位。以美国在数次战争中获利为例，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作为战胜国取得了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定权和话语权。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成为世界霸主，其价值观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奠定了霸主地位。而伊拉克战争更是以美国强加于伊拉克政府践踏人权的理由而发动，是美式价值观的全球展演。战争是最直接最快速实现话语权争夺的手段，但是基于战争所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越来越少的国家会采取战争这种军事手段。

在经济手段方面，经济实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在国际上能否拥有话语权很大程度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因此，如果经济上受制于人，那么争夺话语权就属于天方夜谭了。不难发现，西方国家在输出西方普世价值观进而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中最常用的两种经济手段就是经济援助和经济制裁。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争夺话语权的典型例子。为了争夺对西欧经济的话语权，以期能够与苏联争夺国际话语权，美国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对二战后的西欧各国进行了经济援助。此举不仅大大巩固了以美国为首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而且也有效地抗衡了苏联共产主义。这是美国在争夺国际话语权主导地位中所采取的重要计划。为了争夺国家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除了对同盟阵营采取经济援助外，就是对敌对阵营采取经济制裁。从美国争夺通信技术控制权事件中就可见一斑。美国接连对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挥舞经济制裁的大棒，禁止购买华为、中兴的设备和技术，禁止本国企业与华为的合作。种种经济制裁的背后无非是美国想争夺5G通信技术的话语权，通过打压来维护既有的主导话语地位。

2.西方普世价值观软渗透

一味的强硬输出往往会带来反作用，长此以往只会引起民众的抵触和反抗。而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传播往往更多的是采用软渗透的方法，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普世价值观掌握了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最离不开就是政治交往，同样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也是在政治交往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价值观的渗透往往通过政治交往的过程得以完成。外交手段是外来价值观输入的最常见手段，尤其是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通过国际交流、媒体宣传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等，影响国外公众，提升本国形象。明显可知，这种价值观的渗透是潜移默化的，传播本国的价值观，塑造良好形象，影响一国的民众，进而影响一国的政府。随着现代媒介的发展，Twitter等新媒介的面向受众范围不仅局限于本国用户，而且覆盖全球，传播速度也大大提升。西方国家喜欢在网络上培植“意见领袖”“网络大V”，这些都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不知不觉中，人们就会被所谓的“意见领袖”“网络大V”所引导，西方价值的观念就会借此隐蔽地植入人心，获得一部分人的认同和传播。

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常常蕴含在它的文化之中。采用文化产品输出价值观更具有隐蔽性，这也是西方国家最为常见也最为成功的软渗透。“据统计，美国控制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3]128在文化产品制作方面，美国鏖战榜首。“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球电影发行网的国家，虽然其电影产量只达到世界的6%～7%，但却占世界电影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3]129漫威系列电影所展现的个人英雄主义就是美式价值观的成功输出。相反，可以看到多部美剧在剧情设置上把中国当成假想敌，抹黑中国的情节层出不穷，这恰恰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的输出。美国的文化产业之所以如此成功地实现了价值观渗透，是因为它有机地结合了文化市场和价值话语，通过文化市场的消费，潜在的价值话语较为轻易地被民众所接受，“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念也就实现了软渗透。

西方主导下的“普世价值”，其实质是把资本主义文明永恒化，借“普世”之名反对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不允许多元发展模式的存在，从而维护现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与既得利益。若全球臣服于此种狭义的“普世价值”，则会使人类成为单一文明的荒漠。

（一）引导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话语表达：舆论引导

1.引导方式，注重内部引导

舆论引导发挥作用的方式在于，首先要给公众提供丰富的信息，让他们充分理解所处的环境，从而消除舆论的惶恐；
其次要唤起公众对于信息接受的注意，提供具有公众关注度和指向性的讯息；
最后要激起公众的理性，既要满足公众的观念需求又要满足公众的实际需求。舆论引导的方式有三种，即传统引导，内部引导和他人引导。传统引导多指传由人们口口相传的传说和故事等，这些传说和故事往往带有神秘的色彩，其价值导向也蕴含其中。内部引导指的是书籍教育对人的内化作用的引导方式，与传统引导不同，内部引导的人是主动的，能够拥有自主倾向。他人引导指的是大众媒介中的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利用的就是人们的从众心理，公众也变成被动的舆论输入者。从长远看来，对舆论的引导应该适当注重内部引导的方式。当今世界对舆论的引导多采用他人引导型，自主思考的能力逐步丧失。内部引导追求人的内心理解与认同，也是当前提高舆论引导质量的最佳手段。

2.设置议题，把握舆论导向

必须要具备设置议题的能力，把握舆论导向。设置议题是通过传播媒介形成进而能够影响舆论的有效手段。设置议题的能力首先作用于传播媒介和公众之间，传播媒介日复一日地对同一议题传播与强调，会给公众造成这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或事件的错觉，进而打造公众议题。其次，设置议题的能力还作用于不同的传播媒介之间，当考察设置议题的主体时，通常会发现较大的传播媒介设置议题的能力往往要高于较小的传播媒介。甚至说，较小的传播媒介的议题来自于较大的传播媒介的设置。因此，把握舆论导向，就必须得掌握设置议题的能力。针对涉及我国的议题，如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暴恐问题等，应牢牢掌握住议题的主导权，引导舆论不偏向西方，我国自己的事情不需西方从旁指手画脚。除此之外，还要创设世界性的议题，将视野放于全世界，去引领国际话语，让越来越多的人们听到中国声音。

（二）掌握具有世界传播力的话语媒介：媒体传播

1.完善传播机制，内外宣共同发力

媒体传播是具有世界传播力的话语媒介，首先要做到完善传播机制，内外宣共同发力。西方话语体系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与其拥有完善的传播机制是密不可分的。目前，我国传播媒体对外宣传的力度还亟待加强。但也可以看到，国内媒体也在走出国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报纸传媒英文版已然出版，中央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台也在扩大落地范围，面向国际受众。此外，在新闻媒体的传播报道中扩大信息内容，提高新闻时效性，保证新闻立场的客观性，既要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性，又要结合实际国际受众的喜好，使中国新闻传播覆盖全球各地。

2.打造知名媒体，新旧媒体相结合

媒体传播是具有世界传播里的话语媒介，要做到打造知名媒体，新旧媒体相结合。报纸、电视、广播、书籍等传统媒体虽然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疲态尽显，但其还是拥有一部分的固定受众，所以对待传统媒体不能简单的放弃，而是要大力发展与建设。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发展，论坛、微博、抖音等新型媒体传播形式吸引了较大规模的受众。要提高敏锐度，了解新媒体热点，紧跟发展趋势，站在时代前沿。同时，更应该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探索新型的媒体传播方式，提高影响力和传播度。

（三）构建具有世界魅力的话语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

1.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具有世界魅力的话语体系，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大同社会的思想古来有之，与现在追求的地球村也有着极大的重叠。对于共同体的思想追求，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都曾进行思想阐述，就连马克思也对共同体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199。要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实现自由，还必须要摒弃国家、法等虚幻的共同体形式。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也是相一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里不仅包含了我国传统儒学思想，而且还结合了现代文明对共同体的追求，这就大大增加了其魅力和吸引力。

2.增进人类整体福祉，注重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具有世界魅力的话语体系，能增进人类整体福祉，注重人类共同价值。人既是具有现实特殊性的具体的个人，同样，人作为本质的存在物也是一个整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4]。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把人类看成一个整体，无论哪国人民，都怀着过上美好生活的理想，共同价值是趋于一致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趋势不可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国家话语体系下，要推进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以及中国方案被接受认可，成为国际话语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并非如西方话语霸权，而是实现拥有平等互利的话语权。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共同发展，才能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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