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传统村落物质要素及空间形态分析——以安徽碧山村为例
时间：2023-02-19 13:15: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文／彭钰婷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硕士研究生
张继刚 四川大学 建筑与环境学院 副教授 博 士（通讯作者）
李定峰 四川大学 建筑与环境学院 硕士研究生
陈若天 成都市武侯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主任科员
古往今来，我们将人类各种形式的聚集地称为聚落，它承载着居住、生活、休息及各种社会活动，不仅包括房屋建筑和聚落街道，同时供居民洗涤饮用的井泉、河沟、池塘等水系和果园、林地等开敞空地同样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徽州聚落在秦汉及南北朝时期初步成型，宋朝时期为了巩固宗族社会的稳定，村落内大兴修建祠堂，明清中期经过多次战乱，众多中原宗强豪族以及达官贵人南迁徽州聚族而居，他们的到来给徽州带来了先进的文明和商业，使得徽州古村落“社则有屋，宗则有祠”；
同时期，徽州宗族大批子弟“弃儒服贾，弃农经商”，徽商进入黄金时代，并凭借着雄厚的商业利润用于宗族祠堂兴建，因此一时间徽州聚落内祠堂林立，祠堂也成为徽商身份的象征，此时徽州村落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祠堂大多巍峨高耸，而民居则规模略小并成排分布，徽州聚落也从开始的原始定居型逐步转变成移民型。然而随着城镇化脚步的不断加快，传统徽州村落面临着更新与发展，为适应现代化建设，原先作为徽州传统村落礼制和生活中心的祠堂，现更多承载着庆典和展陈的职能。徽州传统村落是以血缘为基础、以宗族制度为核心、以程朱理学为背景的空间形态物化，组成徽州传统村落风貌特征及空间形态的物质要素可归纳为“点”“线”“面”三种构成方式，其中点状要素包括村落宗祠、特色景点等；
线状要素包括村内的主要街道、主巷街道等；
面状要素包括街巷交叉口开敞空地、水塘及绿斑等。这三种主要构成方式是徽州传统村落的社会功能以及徽州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物质表现，与此同时，徽州古村落成为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1]。
1.1 安徽碧山村概况
安徽碧山村位于黟县盆地西北，因坐落于碧山山脉南麓而得名。2008 年，由原碧西、碧东合并而成，位于碧山镇北面。在宋朝时期，由于村中文风兴起，民居大多依水而居；
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带动了当地经济，村内主要以汪氏为主导，修建大量的宗祠和支祠[2]，多以民居组团分布；
清朝时期出现了以汪姓为主导的多族共生局面，村落的格局由中心向两侧扩展；
后期随着土地改革等制度的改变，村落的祠堂逐渐荒废，村落类型向皖南农业村落转变，村落早期因其山多田少的封闭地理环境，宗族文化成为徽州村落文化的奠基，祠堂成为宗族文化的载体。碧山村虽历经了几番变化，但其格局形态却是相对稳定的，尤其与宗族的发展和宗祠的建设密切相关[3]，但村落为适应城市化进程，村落的物质要素形式均发生改变，村落空间形态在白墙黛瓦的空间秩序中衍生出“拼接感”。本文基于徽州文化，由于村民封闭的日常生活环境，其生活方式影响着村落的空间格局和空间传承，以人为主体，对碧山村的物质要素进行逐一分析，探索徽州村落中社会组织以及与物质要素功能、形式相适应的空间形态。
1.2 点状要素分析
碧山村的整体形态以自然山川地势为依托，居民多以汪氏血脉为纽带，传统村落表现出较大的封闭性及浓厚的祖先崇拜意识。村落在建立初期，宅居地均以宗祠为中心环绕布置，是整个村落祭祀和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整个宗族的核心（图1），宗族繁盛后出现分房分支，衍生出小群体。“宗族必有祠堂，祠堂必在名区”，村落“祠堂群”的选址均与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相契合[4]，由于碧山村东高西低的地势走向，祠堂朝向多顺应地形；
早期祠堂的功能多以祭祀拜祖等纪念性活动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祠堂的功能多以教育、议事讨论等民间活动为主，现如今祠堂仍作为村落居民的精神支柱，开展庆典及陈列性活动，同时村落内依附于“祠堂群”建设的纪念馆、耕读园、云门塔等均为村内的地标建筑；
同时，村落内的建筑大多为徽派老式建筑，其建筑功能由于宗法礼制等制度影响着村落的特有布局，点状要素还受到非物质文化的影响，祠堂及其他遗址、遗迹的选址和布局均承载着村落的宗族理念，因此针对村落内点状要素代表的空间文化，重塑村落形象特色，将点状要素的空间秩序与非物质文化相融合，形成碧山村独有的特色文化建筑，以此为核心，通过以点状要素为基点，向四周建设广场、小品、休憩设施等，形成核心区域。
1.3 线状要素分析
1.3.1 碧山村空间整合度分析
通过Depthmap 软件生成碧山村整合度轴线图（图2）分析可知，首先，碧山村的整体整合度低，轴线颜色越红表示空间整合度越高，红色、橙色、黄色为全局整合度较为集中的区域[5]，主要分布在村中大部分祠堂、学堂、开敞空地及水塘处，是村落生产生活和文化交流的核心区域及重要的空间节点，也是村民活动最频繁的区域；
在村落边缘的深蓝色区域，相对中心区域整合度逐渐降低；
其次，碧山村中心区域分布着家族规模较庞大的汪氏宗祠，漳河边分布着何家祠堂、金家祠堂，东面有李家祠堂，这种较为复杂的分布方式决定了祠堂之间存在竞争与合作，反映出村落公共空间及物质要素对空间形态生成起决定性作用[6]。最后，由于碧山村前临漳河、北枕黄山余脉——碧山的独特地理位置，内部建设较为落后，道路多为土路和农田小道，难以统计，整体可达性较差，全村整合度较低。因此本文以主巷道路为主要研究对象，村落的内部交通主要由小尺度的街巷空间组成，村落内以步行道为主，主要道路布局与建筑分布密不可分，但由于村落内部建筑布局和建筑功能的重构，导致内部的交通系统较为混乱，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对于村落环境较为熟悉，因此可以穿插于不同性质、功能的道路空间中，但对于外地游客，其混乱的交通系统会使人晕头转向，不利于村落的旅游业发展。
1.3.2 碧山村深度值
空间系统中某个节点到其他所有节点的最短路程的平均值，即为该节点的平均深度值，平均深度越小，则该空间在拓扑意义上的可达性越高，在空间系统中的便捷度也越强，因此平均深度反映了街巷的便捷程度[7]。碧山村全局整合度平均值为0.33，大于0.33 的轴线占总轴线数的33.2%，表明碧山村全局整合度较低，整体可达性较差；
平均深度值为19.32，表明主要街巷的便捷程度较差，反映出村落建设方面，在宗族观念最理性的表达中，地缘位置的远近、村落的宗族形态以及血缘关系的亲疏，对徽州传统村落的街巷形态影响深远。其次由于祠堂功能缺失，导致祠堂前广场以及中心集会的人流量减少，荒烟蔓草，但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碧山村通过振兴发展，将祠堂建设为书局、展厅等功能性建筑，其空间聚集性有所优化，但仍需要持续提高其街巷的便捷度。
1.4 面状要素分析
“族居者曰村，其系属于村者曰庄。”宗族意识深刻影响着村落“聚族而居”的空间形态。碧山村仰借雄踞江南的徽商集团，将村落建设与汪氏宗族振兴推向顶峰，具体表现在民居组团的规模和道路桥梁的铺建上。宗族意识通过其强大的影响力大兴修建祠堂牌坊，以汪氏祠堂为中心，其他支祠、家祠包围在外形成组团，与主体村落形成类卫星城的包围模式，各个姓氏往往自成组团，该居住模式与传统的宗族观念密不可分[8]。
碧山村“祠堂群”经多次改造，多数广场已被农田和民居覆盖，但通过美国地质调查局1970 年的村落航拍图，可以看出广场存在的痕迹（图3）。1970 年时，广场主要设置在祠堂入口区域，连接道路，面积较大，与祠堂一起形成礼仪性空间。祠堂前集散的公共空间，成为村落内的主要空间节点，早期村民多聚集于此，参与公共活动，具有象征性和文化意义。碧山村的建筑大多数为祠堂或者民居，过去民居大多聚于祠堂周围，如今村落内兴建商业建筑以及水塘设施等。碧山村生态资源丰富，主要分为生态农田以及水塘景观两部分（图4），村落的中部与南部多为生态农田，人们多聚于街巷交叉口空地及风水树周边空地，形成绿斑（本文专指集中分布的树木），而村落外围的生态资源与生态环境极佳，东部为漳河、北部为碧山，形成了天然的山水屏障，使其村落形成半包围式结构。但从村落的内部生态来看，绿地多为小型农田，类型单一，多为村民居住周边的自耕地，缺乏主要的公共绿地活动空间；
不同于明清时期，如今碧山村以发展农业为主，农田与村落居住区相分隔，祠堂前广场失去其原有功能，通往祠堂的路也渐渐无人问津，虽然政府已着手对祠堂建筑进行整修，但村落广场空间及道路系统尚未得到重视。
伴随着宗族的裂解，虽然出现了以祠堂为中心的局部节点和空间领域，但却会逐渐为村落整体形态的发展演变所弱化，祠堂和店铺等公共建筑成为可达性较高的空间，吸引村民聚集。现如今，村民的主要聚集场所集中在中心区南部、西南部低地区的汪氏祠堂以及东北部沿河区的何家祠堂，其公共活动空间承担着多重作用。首先提供了村民聚集交流的场所；
其次承担着村民的主要谷物晾晒的职能，成为邻里通行、联系的要道。空间形态如一张无形的网，在村落各组成部分之间产生不同的吸引力，对社会和文化因子起到了某种过滤作用。这种动态关系引导村落形成了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空间形态，因此，基于村落的物质要素构成，碧山村的整体空间结构特征可总结为以下几点：（1）村落在宗法制度的框架下，其核心区域多为祠堂，空间有主有次；
（2）碧山村主要以居住空间为主，穿插着部分祭拜空间，街巷成为村子的主要框架，建筑依附于道路而建造，多元化的空间依附于建筑周边分布；
（3）村落内空间秩序较为混乱，空间性质界限模糊，功能融合。
1.5 结论
传统村落中由于受到宗法制度、法天象地的布局思想、尊卑有序的理念影响，在建设中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碧山村也同样如此，通过村落的整体布局，使之山水格局最大程度上为人服务，通过村落内的空间重构，协调村落生产、生活、生态的联系，激发村落活力，满足先辈们宗族繁衍昌盛的愿望。碧山村的空间形态受到诸多物质因素的影响，其各个因素之间也存在错综复杂的关联，多种因素构成了村落的整体形态。研究发现，首先村落空间形态受到传统宗族理念和意识的影响，不会发生本质性改变，这点在徽州村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次，村落的整体空间形态朝向网络化发展，宗族的血缘等级并未由房支之间清晰的多层次空间领域来直接反映，而是在祠堂间的空间等级序列中体现[9]，反映出微观经济活动作用的加强和文化观念影响的减弱。最后，影响村落宅居邻里布局的主导因素是行为习惯，随着祠堂“复兴”，如今碧山村将破旧及废弃的祠堂赋予新功能，作为村落建筑的“标杆”[10]，路网密度增加，可达性以及局部的整合度逐渐提高，带来可观的人流量，使祠堂成为整个村落的中心区域，保证村落的原真性，避免城市化进程冲击下的过度开发。
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是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与外在表征，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传统村落的空间体系在新的发展阶段中，需要整合村落内的不同空间要素，从而进行空间重组。应以保护空间形态的整体性作为传统村落保护的总基调，深入认识新时期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演变特征，通过分析不同的物质要素掌握传统村落的整体空间形态，针对不同的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科学理性地发展文化内涵[11]，更加理性地制定规划，一方面有利于传统村落对于非物质文化的保留与传承；
另一方面可以在保留村落整体框架、布局的基础上，激发传统村落活力，推动村落的现代化发展。因此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村落的“点状要素”“线状要素”及“面状要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宗族理念、行为习惯、道路可达性、公共基础设施、水塘、绿斑等不同的物质要素均可影响村落的空间形态，因此在保护传统空间格局的前提下，将祠堂作为活动核心区域，增加路网密度、公共基础设施，增添文化历史底蕴，展现碧山村以人为本的乡风文明，形成以祠堂、商业建筑等为核心的多中心、多节点、多轴线的多层次空间形态格局，提升村落活力，优化利用空间，在城市现代化的冲击下，真正做到保护为主、合理开发，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