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怎样促进了市场规模扩张？*

欧阳峣，唐 清

(湖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自远古至唐代前期，中国的经济重心主要集中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唐代之前经济重心总体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心由西向东移动，先后在西周时期至西汉末期从关中地区移至关东地区。[1]54后因各种情况，特别是人口南迁，经济重心逐渐迁移至南方，这一格局始于唐代安史之乱，到南宋时期基本完成。唐宋时期发生的重大的社会经济变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市场的繁荣。

唐宋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商业变革是国内外学者们长期关心的问题。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各种社会要素流动，并重新组合，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日益呈现出市场化趋势。[2]43-51手工业和商业的各个领域中呈现出社会商业信用体系优化，产权结构明晰化，社会资本利率下降的趋势，使得社会交易成本逐步降低。[3]47-57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体现出扩张再生产、积累货币财富、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特征。[4]335-336,[5]427贸易方面，商人制定并形成了新的商业惯例、制度安排和合伙方式来进行贸易活动，斯波义信等指出商业市场的突出变化是长江流域市场的扩张。[6]12-22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唐宋时期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的原因，斯波义信将长江流域市场扩张归结为水路系统扩大和商业制度变革的结果，却忽视了经济重心南移对市场规模的影响。经济重心南移对南方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逐步形成了庞大的市场规模，而在以往的研究里，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经常被忽略。

学者们对于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重心开始及完成的时间、标准及过程，或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1)经济重心南移开始及完成的时间。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变化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是对于经济重心南移具体何时开始与何时完成，学界并没有一个定论。有的学者认为经济重心南移最早始于东汉，有的学者提出应是魏晋南北朝、隋代或是唐代。关于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时间颇具争议，时间跨度相当长，可从魏晋南北朝跨越至南宋。目前，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经济重心南移的时间始于唐代安史之乱，[7]35,[8]593到南宋时期基本完成。[9]7,[10]117(2)经济重心南移的标准及过程。早期，多数学者主要将南北方人口分布情况作为经济重心南移的判断标准，后来涉及对农业、手工业及生产力发展情况等经济因素方面的考察。郑学檬和陈衍德较为全面地指出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标准包括：经济重心南移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与深度领先其他地区；
经济重心南移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
封建政府更加倚重经济重心所在的地区，并反映在政治方面。[11]125-135当然，其中不乏其他学者提出的新的标准，例如，从人口的综合素质、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或是经济发展的质量等方面进行衡量。[1]52-53,[12]69(3)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此前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在于北方长期战乱，导致了人口大量南迁，为南方移民地区带去了丰富的劳动力。[13]129-131,[14]137但王大建和刘德增指出经济重心南移的根本原因在于南方人与北方人行为模式的差别。[15]49-56此外，北方气候、水文、植被、土壤的变化被认为是经济重心南移不可忽视的原因。[16]105-113,[17]117-119,[18]144-148同时，民众的防灾抗灾能力因自然灾害频发、战乱割据、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而被严重削弱，人口南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19]119-124

总体来说，现有文献关于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解释主要涉及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鲜有学者探究经济重心南移对商品经济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纵向和横向的研究范围的拓展，即突破了朝代分野，将唐宋时期的市场规模视作整体进行长时段的历史考察；
突破了区域分割，从国家整体出发而不是聚焦于江南某个地区的一个发展侧面来考察。二是运用大国经济的分析框架，[20]121-130对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影响市场规模扩张的路径，从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供需互动的视角进行综合分析。

学者们已经从自然和社会层面分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但笔者认为从经济学角度重新来考察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将有助于梳理经济重心南移与市场规模扩张的关系。

第一，长期战乱引发了人口大量南迁，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资源。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人口南迁，其中，西晋后期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和宋代的“靖康之难”影响巨大。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北方移民南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提到“安史之乱”时说道：“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21]913长时间的战乱，北方地区民不聊生，导致生产难以恢复，人口被迫大量南迁，这批流动人口主要移居至江、浙、湖、川等地区。当时的淮南与江浙地区由于有运河同黄河、淮河相通，交通便利，气候宜人，是移民们的理想移居地，淮南东部移民最多，苏南与浙北次之。鄂北因与长安和洛阳两地距离较近，也成为当时北方移民高度集聚的地区。同时，西南地区的巴蜀盆地，因农业发达，自然条件优越，也成为许多移民选择迁居的地区。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导致大约500万人口南迁，此次的迁徙规模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14]157《宋史·钦宗本纪》记载，河东“威胜、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波河南奔，州县皆空”，[22]421-437于是有“士民扶老携幼，适汝、颍、襄、邓避难者莫知其数”。[23]509并且此次人口南迁的区域，比前朝更广更远，最远到达广西、岭南等地。中国古代以农业为本，需要投入较多的劳动力。此外，唐宋时期，南方地区纺织业、制茶业、制瓷业、铸造业等手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农业与手工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南迁的人口为南方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发展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24]11

第二，南方适宜的气候和生态环境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南方气候较为温暖，雨水充沛。西晋以后，人工施肥和人工灌溉技术的发展，弥补了南方红土壤呈酸性且腐殖质缺乏的缺陷，使南方的土地更加适宜农业生产。相比较当时的北方，黄土高原由于被过度开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面积减少，天灾频繁，农业发展受阻。[15]51北宋末及南宋初，更是经历了一个寒冷期，北方平均气温比往常低，降水量减少，气候干旱，导致北方农作物种类减少，农作物生产周期变长，加速了北方农业的衰落。但这个寒冷期并未对南方地区的生产条件造成太大影响，反而为一些地区实行稻麦连作打下了基础，因为春小麦的生长需要更低温的条件。[17]118且此时江南地区农业生产技术及生产工具有明显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和粮食产量，为经济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三，南方的陆运和水运网络为形成统一市场提供了交通条件。古代的物资运输主要有两种途径：陆运和河流水运。相比之下，水运比陆运更经济实惠。北方地区河流系统少、水量小，而农业灌溉需要大量的水资源。部分河道由于泥沙淤积严重，经常需要疏浚，冬天还有漫长的结冰期，所以存在旱季和冬季船只几乎无法行驶的问题。但南方地区的河流全年不会结冰，长江中下游水系发达，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使得南方地区发展贸易无往不利。同时，隋朝开通的大运河使江南的粮食、丝绸、瓷器能大批量且低成本地运到北方的政治中心。船只在运粮往返途中会携带商货，以谋取额外利润，降低运输成本，有利于北方与南方的商品贸易流通。除水运外，陆路交通条件也有所改善。北宋时，南方不少地区已在路面铺设砖石，使路面硬化，南宋时，道路铺设砖石在江浙地区已十分普遍。在两宋时期，南方桥梁和道路数量大幅增加，如福建一路在宋代就造桥646座，根据各地方志记载，道路较前朝更为繁密。总之，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提供了基础条件，[25]51-56大运河、长江航道和陆路交通运输网为南北方的贸易提供了便利。

市场，中国古代称作市井，即买卖双方进行交易的场所。唐宋时期，商品交换的空间和范围与前朝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品市场规模具有明显的大国市场规模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剩余产品增多，促进了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唐宋时期，粮食的亩产量大幅提高，人均占有的粮食数量增加，剩余可交易的粮食数量也相应增加。“唐代的平均粮食亩产量可能是在每市亩一百二三十市斤上下”，此时稻米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大，产量高于北方旱地作物；
到了宋代，浙江地区的稻米亩产量可达每市亩四百零二市斤，江苏及安徽地区的稻米亩产量可达每市亩三百二十六市斤，[26]158-167《太平广记》中记载了淮阴地区粮食商品化生产现象。唐代南粮北运数量庞大，也说明唐代粮食商品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27]109-118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不仅体现在粮食生产的商品化上，还体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生产上。其中，茶叶生产的商品化最为突出，桑葚、大麻、棉花、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也呈现出一定的商品化趋势。宋代经济作物的种植有相当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南方地区，出现了以生产某种专门农作物的专业生产户，这也是农业生产商品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唐代以前，私营手工业生产的形式是农民的家庭副业和城镇家庭小作坊。唐宋以后，私营手工业显著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商品剩余。唐代的官营和私营的手工业种类十分丰富，手工业体系已经形成，发展至宋代，手工业不仅产地分布广泛，而且生产规模扩大，产量增加。

第二，商品种类和交易数量增多，促使商品交易频率加快。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分类更加精细，品种不断增加。据粗略统计，宋代长江流域进行贸易的商品有几十种，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品种类有了大幅增加。[28]2160北宋时东京的市上至少有160行，到了南宋，临安的市上已发展到440行之多。隋唐时期出口的商品主要以丝绸与陶瓷器皿为主，其他商品比较有限。到宋朝，商品的出口种类大幅增加，除了瓷器、陶器、纺绸、布帛、书籍、漆器等手工业品外，还包括铜器、铜钱、金、银、铅、锡等金属制品，玩具、乐器、伞、梳、扇等工艺品，茶、糖、酒、果脯、米、盐、药材等农副产品。[29]35

以茶业和酿酒业为例，唐贞元九年(793年)税茶之法实行之后，茶税为40万余贯，元和初年约为66万贯，[30]30-37最高年份达到80万贯至100万贯。到南宋时，宋高宗末年约为273万贯，宋孝宗时约为470万贯。(1)根据“高宗末年财政总收入为5 940万余贯，宋孝宗时为6 530万余贯，这两代的茶利分别占财政总收入的4.6%和7.2%”推算。据推测，“唐茶产量约在6 000万斤”，“宋茶则达1.5亿斤水平”。[31]71-85到了宋代，酿酒业不断发展，酒课年收入与酒产量都不断增加(表1)。[32]12-22从唐宋时期的漕运粮食数量也可以窥见一二，唐代刘晏主政漕运时期每年漕运江南粮食到长安110万石。宋真宗时期，以600万石粮食为东南漕粮定额，其后运量在此定额基础上有所变化。[33]3235-3271据统计，当时江淮地区的漕粮运量曾达到700万～800万石。[33]5604-5611

表1 宋代酒产量与酒课收入表

第三，商品交易场所和范围扩大，促进了贸易网络的形成。唐代“草市”逐渐演进为地方商业中心，还出现了“夜市”，唐代末期，“市”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被打破。到宋代，城市中出现了定期和不定期、专业性和节令性的不同类型的集市，早市、夜市昼夜相接，店铺已经可以随处开设，草市和夜市更加繁荣。根据傅宗文所统计的宋代草市镇的数据可知，宋代草市镇的分布密度为北方平均每州军拥有草市镇9.5个，南方平均每州军拥有草市镇14.15个，四川地区平均每州军拥有草市镇18.54个。[34]369-550这些都反映了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张，交易的场所数量日益增多。

梨友所向披靡，眼看就要打到桂州了。桂州是一座大城，人口六十万，殷富甲于天下，若让梨友占了，按皇上的话说“国家根本就动摇了”，所以皇上才请秀容月明去救桂州。

国内贸易方面，除长安、洛阳外，汴州、益州、瓜州、荆州、湖州等州在唐代也成为著名的商业城市。如广州、扬州不仅商贸发达，而且是重要的商埠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

随着贸易的发展，在唐代，各地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商业中心。到了宋代，城市得到大规模的发展，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城市。如宋《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条记载：“当此百年之间，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35]4-5长江流域及沿海地区的城市商船往来不绝，形成了以水运为基础的城市网络。

国际贸易方面，“丝绸之路”在唐代开辟了新的干线和支线，交易地点从东南亚地区及南亚地区扩散到非洲东海岸及阿拉伯地区。发展至宋代，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增加至60个以上，[29]33-55且不同的港口分组承担不同的航线。对外贸易的商品种类不断丰富，贸易规模不断扩张。宋代的市舶司的收入也从初期的几十万缗增长到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的二百万缗。

表2 唐宋时期市场规模

由于各种原因，唐代中期以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工商业繁荣迎来了契机。崔融道：“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来，昧旦永日。”[36]2998可见当年唐代商业繁茂的程度。宋朝商品交换发达，当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出现了邸店、柜坊、飞钱等新的商业服务要素，到南宋时商业税收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农业的税收，商人地位得到显著提高。追溯唐宋的工商业为何如此繁荣，我们需要先讨论市场规模是如何扩张的。市场规模的扩张主要缘于供给和需求的互动扩张，而经济重心南移是怎样影响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的呢？市场的供给能力取决于当时的生产条件，随着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原材料质量等生产条件得到改善，给市场供给带来重要影响。

第一，人口数量增加使劳动力更加充裕，通过推动产业发展促进市场供给。在唐代中期以后，南方较为安定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大量南迁的人口，人口规模不断扩张(见表3)。Ades Alberto F & Glaeser Edward L提出“人口规模扩大有利于形成规模市场和劳动分工”。[37]1026唐宋时期大量人口涌入南方，他们带来了技能、知识、资本等资源，但无法带来土地进行农业生产。为了获得生存空间，提高生产效率，有资本的移民积极投身商业，有技术的移民则从事手工业，推动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其他移民或出卖劳动力成为雇工、用人，或成为以租佃为生的客户，或涌入不依赖于土地的其他行业。大量无地的移民转化为工商业发展的人力资源，使得劳动分工进一步细化与专业化。随着分工的发展，上下游产业取得纵向发展，商品交换范围进一步扩张，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也随之增加；
手工业与商业的利润进一步吸引了更多无地移民及由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的加入，如此循环往复进入“斯密杨格循环”。这种分工的发展推动产生了许多前朝没有出现的工种，还有大量专业从事工商业和各种手工业的能工巧匠。漆侠估计北宋熙丰年间采冶的冶户有24万至25万户，烧瓷的窑户有6万至7万户，各地手工业者以及集中于城镇的各种作坊的杂工，不少于40万户。[38]726

表3 唐宋时期南北人口统计表

第二，自然资源增加使行业多样化，通过丰富商品种类促进市场供给。历史上，南方地区的初始农业发展条件远不如北方。但是“南方气候湿热，湖泊棋布，河流纵横，鱼虾繁多，果木茂盛……使得南方人的谋生手段相应就比较多样化”。[15]52当南方人口与土地发生冲突时，南方人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更加丰富多样，可种植多种经济作物，可开发丘陵和湖泊，同时发展渔业、林业、采矿业、纺织业等，利用各地区异质性的自然资源，在多个领域发展生产，形成丰富的产业结构。中国古代发展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对于每个家庭而言，鱼虾瓜果、麻布丝绸等产品的需求是有限的，且新鲜的鱼虾瓜果在当时不便于储存，所以生产者有了更多交易的动机，促进了南方商业贸易的繁荣。较之于北方地区，生产者以生产粮食为主，粮食便于储存，还可以充当通货，减少了交易的动机与需求。由此南方地区形成了农业、林业、渔业、手工业、矿业、商业齐头并进的局面。

另外，丝、棉、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与供给是具有一定区域性的。以茶叶为例，孙洪升认为唐代以来，中国的茶叶产地不断扩张，产茶州县的数量不断增加，南方产茶区的所占比重也不断提高。[39]154],[40]61-79到了晚唐，江南地区的江南道44州中有40州产茶，淮南道14州有10州产茶。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各路共计1 265个县，产茶县有277个，约占21.9%，南方产茶区共有655个县，产茶县占42.29%，比例明显高于北方，其中江南路、两浙路、荆湖路的产茶县数量占绝对优势。[41]138唐宋时期，丝、麻的主要产区也主要集中在江淮一带。棉花(唐宋时称木棉)在唐代主要集中在岭南一带，到了宋代，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江南东西路都有一定的种植规模。[42]42南方各种经济作物的广泛分布与充足的产量促进了农产品商品化，丰富了市场可交换的商品种类。

第三，耕作技术的进步、生产工具的改进以及水利工程建设，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市场供给。唐宋时期几项重要的农业技术普及与经济重心南移有密切联系。第一项技术进步是复栽技术和稻麦复种技术在南方的普及，复栽技术和稻麦复种技术分别随着唐代中期和北宋时期的人口南迁在南方地区得到广泛推广，将南方的土地利用率从50%提升至200%。[43]117漆侠更是认为当时“南方水田一亩(产量)相当于北方旱地三亩”。[38]137-138复栽技术和稻麦复种技术使得大批的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转而投向手工业与商业。第二项技术进步在于育种和肥料的准备。到唐代后期，南方的地主们使用特殊的方法来进行育种，包括用特殊溶液来浸泡种子，精心准备育种的苗床，用人、动物的粪便或者腐烂的麻秆施肥，以此来提高种子的成活率，有效地降低农作物病虫害风险，增加土壤肥力，提高农作物产量。[44]113-114生产工具改进方面，更高效率的新式犁和挽具在南方得到普及，这种新式犁的新设备——犁铧，能使耕作者改变犁沟的深度。配合连接新式犁与牛的新挽具，使得整套装备使用起来灵活高效，适应南方地区多种多样的土壤条件，如丘陵、山地等，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水利工程方面，南方水利工程类型众多。一是蓄水塘堰的发展，蓄水塘堰主要用于蓄水灌田。唐宋时期江南塘堰发展迅速，两浙路、福建路等地此类工程最多。如唐元和年间在江南西道兴修大小陂塘达598个之多，共灌田1.2万顷。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江南西路共修陂塘2 245个，可灌田4万余顷。二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拒咸蓄淡工程。唐太和七年(833年)兴建的它山堰就是典型的拒咸蓄淡工程。《宋史·食货志》中《木兰坡志》记载过熙宁八年(1075年)在筑坡拦蓄木兰溪水，可灌田万余顷。三是滨湖圩田，唐代人们依靠圩田技术在太湖与洞庭湖周围的湿地新开垦了大量土地，到宋代时，通过圩田技术开发的农田已经遍布整个长江流域，人们还在山间开垦梯田。根据冀朝鼎统计的中国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情况，唐宋时期，南方地区水利工程总量远远超过北方，北方地区新增水利工程呈下降趋势，南方地区新增水利工程呈上升趋势，且南北方差距逐渐拉大。[45]104-105这些水利工程技术的进步与普及提高了土地的灌溉率。

第四，盐业、造船业和航运业技术进步与扩散，通过推动手工业和服务业促进市场供给。中国很早就开始了对制盐技术的探索，北宋时期在四川地区出现的“卓筒井”是宋代的盐业技术进步的代表，此盐井“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46]77，这种隐蔽的小口深井广泛存在于私盐，产盐洁白，无论从价格还是质量上都胜过多沙多杂土的官盐。至神宗熙宁初年，经营“卓筒井”者颇多，仅陵州卓筒井作坊中雇用的劳动者，“与彼二州(嘉荣州)者工匠移人，合为千几、万人矣”![47]257此三州从事盐业的工匠已达数千上万人。“卓筒井”的出现提高了食盐产量，有效缓解了食盐危机。造船业与航运业的发展与内河运输及海外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唐代在全国沿江傍海地区建立了造船厂，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如嘉州、金陵、岭南等地。唐代造船重点由军用战舰转为民用船舶，舟船已使用了钉接榫合的连接工艺，能造当时最大的海船。宋代的造船地点比唐代更多，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的造船地点有24个，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一带，如江州、吉州、洪州等，有些造船地点还规定了每年造船定额。宋代舟船的制造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船体高大坚固，船舱内装潢精致。宋代造船业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商品运输的成本，提高了商品流通效率，推动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唐宋时期多种商品市场需求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张，“增长不仅是产出总量的增长，更是需求扩张及结构转换的过程”。[48]624-654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促进了商品供给能力的提升，同时促进了商品市场需求的扩张和结构的转换。

第一，人口数量和密度增加，通过影响消费总量促进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张。人口规模的增长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人口也是消费的主体。从唐至宋，除了战乱年间，人口总体规模呈上涨趋势。但相比较而言，南方的人口增加速度与数量都要高于北方(见表3)。当生产力水平提高后，大量农副产品进入市场，充足的人口使得这些产品能够被消化，新的人口结构与多样化的消费取向激发了更多的市场需求，草市镇得以迅速发展。

同时，南方各地区人口密度的增加，使得城市化率提高，这为工商业和贸易规模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唐代天宝元年(742年)北方的人口密度为14.5人每平方公里，南方的人口密度为11.6人每平方公里。到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北方的人口密度为3.6人每平方公里，南方的人口密度为17.2人每平方公里(见图1)。随着南方人口的增长，唐宋时期南方地区的城市获得长足的发展，到唐代以后，南方城市数量明显多于北方。人口密度的增加使得原本分散少量的需求聚集，变成集中多样的市场需求，商人纷纷在人口集中的城市或集市开店，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图1 唐宋时期南北方人口密度图

第二，消费需求多样化发展，通过影响消费结构促进市场需求规模扩张。首先，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甚至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因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及比较优势的不同，产生了互补型贸易需求。如唐宋时期通过大运河实现南粮北运，还将南方及沿途的丝织品、珍品、特产运输至都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也体现了南方与游牧民族的经济结构差异，需求互补。由于游牧民族常吃牛羊肉，油脂含量高，缺乏维生素，茶既可以补充营养，又可以解腻促消化。而当时中原地区与各游牧民族有大量交易战马的需求，尤其宋朝失去了北方养马的大片腹地，战事频繁，马匹紧缺，用茶易马可以“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49]112宋代政府因此大力鼓励发展茶叶的种植与生产。除了茶叶，还有诸多手工业品通过这种互市的方式流入少数民族地区。其次，唐宋时期各个消费阶层的崛起，南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的消费需求更加多样化，改变了当时的消费结构。《唐会要》《全唐诗》《太平广记》《宋会要辑稿》《梦粱录》等史料里不仅记载了贵族与官员的奢靡消费，工商业者及富农丰衣足食的中等消费，还描绘了普通市民的日常消费。宋代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较为发达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元丰初年，全国超过10 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9个，其中北方地区有11个，南方地区有38个。城市中餐饮业、酒店业、娱乐业、零售业、旅游业等多种服务业百花齐放，说明当时服务商品化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民众生活服务类需求增加。

第三，农民和市民收入水平提高，通过影响购买能力促进市场需求规模扩张。首先，江南地区部分农民的收入水平有所改善。农业的发展是古代国民经济水平提升的基础，发展到宋代，农业技术不断发展和扩散，生产工具得到改良，政府引导农民改进种植方法，引进了国外农作物的优良品种，组织兴修水利，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从粮食亩产量来看，宋代要比唐代高出不少，且农业的剩余产品增加了。顾吉辰估计南方水稻亩产2～4石，北方粟麦亩产1～2石。[50]106-108据赵冈估计，两汉时期人均原粮占有量约为574市斤，唐代人均原粮占有量约为716市斤，宋代人均原粮占有量约为906市斤。[26]173其次，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崩溃，政府对人口和税赋的控制程度大大降低。到了宋代，“国家劳役大多数也改为招募，税赋的征收由实物向货币转化”。[51]244宋代和买、和籴等政府购买行为也无处不在，不仅促进了市场上货币的流通，也促进了农户消费需求的增加。

我们可以从市民阶级的消费中找到需求增加的证据。唐代后期都市餐饮业日趋发达，出现了承办酒席、送菜上门的专项服务，出现了路歧人作场卖艺，在各个城市中聚居着乐工、舞姬、击球、斗鸡等职业，还出现了围绕这些从业者的服务业，如制作和修理乐器的工匠，制作球杆的工匠等。至宋代城市出现了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舍勾栏，据《梦粱录》记载，临安的瓦舍有17处。精神性和娱乐性的需求一般建立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通过对唐宋时期市民消费的考察可知，相比前朝，唐宋时期的市民阶层购买力水平有大幅增长，促进了城市的文化娱乐等消费产业的蓬勃发展。

第四，贸易港口和海外贸易的发展，通过影响市场范围促进市场需求规模扩张。东南沿海地区，自唐代起，就形成了许多优良的贸易港口。南宋失去了北方的大片腹地，陆上贸易路线控制在其他少数民族手中，于是依托南方地区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葛金芳认为南宋东南沿海常年有近十万人涉足外贸，南宋民间海船总数保守估计有七八万艘。[52]179-200唐宋时期中国主要出口手工业品，如瓷器和丝绸，进口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及珠宝，但中国出口的商品更具有技术含量与日用属性，市场需求巨大。由此促进了南方地区的手工业发展，如唐代长沙窑的瓷器，就以外销而闻名。北宋开宝四年(971年)设市舶司于广州，后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设市舶司，北宋时期市舶司的年收入在30万至100万缗之间，到南宋初期市舶司年收入在100万缗左右，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达到200万缗[29]172-176。海外贸易的发展扩大了市场范围，促进了市场需求规模扩张。

郑学檬和陈衍德曾提出“在一个幅员广袤的国度里，当一个发达地区出现巨幅涨落，从而触发其经济失稳时，这种巨幅涨落带来的振荡又可能成为引导新兴地区出现的创生因素”。[11]134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促进了市场规模扩张，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与社会福利增加。本文从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两端讨论了唐宋时期大国市场规模的形成与扩张，经济重心南移影响生产条件的变化，促进了市场供给规模扩张；
经济重心南移引起消费条件的变化，促进了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张。通过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的互动作用，最后形成了唐宋时期庞大的市场规模。

图2 经济重心南移影响市场规模的路径

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是市场规模扩张的重要诱因，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为古代大国庞大市场规模的形成埋下了伏笔。事实上，技术进步与扩散、农产品的商品化、手工业产品的发展也离不开制度、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革。宋时崛起的牙人和商人等商业群体，促进了商品交换，政府实行一系列护商政策，商业制度不断完善，促进了工商业繁荣和贸易兴盛，最终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网络。从总体来看，唐宋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显露出商品经济发达和市场规模庞大的优势。

本文从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角度探讨唐宋时期市场规模扩张的路径。在经济史视角下考察唐宋时期市场规模的扩张可以为解决当代问题提供借鉴。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需要提供充足且优质的人力资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需求角度来看，应增加国民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消费群体，优化消费结构，挖掘与其他国家互补性贸易需求。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构建以国内市场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大国经济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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