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竹青：李先念牵挂的红军团政委

■ 辛向阳

2011年4月，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与湖北电视台合拍了一部电视纪录片《丰碑》。摄制组在红安取景拍摄了近一周的时间。其间，电视台的编导老陈希望我能帮助他们在红安县内找一位健在的老红军，我说这个真没有。最后，他们退而求其次，要我找一位著名烈士的后代进行采访，于是，我想起了江竹青烈士的儿子江腾云。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因调访江竹青烈士的材料，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但事隔20多年，江腾云的情况怎么样，我心里没有底。经打听得知，江腾云有个儿子叫江师范，就在红安县五中当教师。通过江师范，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对烈士后代江腾云的采访。从那时起，我与烈士的孙子江师范便有了更多的交往，也了解到江竹青烈士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烈士后代几十年为寻找烈士埋身之处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

如今提起江竹青烈士，知道的人也许并不多，但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安县（今红安县），他的名字却是家喻户晓、威震四方。江竹青的家乡红安县高桥镇龙王山村余家田湾，距离李先念的家乡长丰村李家大屋约5公里。19岁以前的江竹青不叫江竹青，而叫江远成，还有一个小名叫珍伢子。江家当时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殷实人家。他18岁那年，在父母的操持之下，与邻近马鞍山村的姑娘戴国清结了婚，次年10月得子，即江腾云。1924年，江竹青离开家人，前往武昌涵三宫，在董必武开办的武汉中学读书。这时的武汉中学，已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等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组织和培养革命骨干的地方。黄安县最早的中共组织——党的黄安工作组，就是1923年冬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于武汉中学成立的。

江竹青进校时，党的黄安工作组已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在黄安各地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在董必武的教育培养下，他很快成为进步学生中的活跃分子。董必武对其更是关爱有加。一日，董必武叫他到住处吃饭，在饭桌旁对他说：“远成呀，既然投身革命就应有必胜的信念，我看你这个名字可以改一改。”江竹青仔细一想，觉得有道理，就要恩师给他改名。董必武沉默半晌说：“梅兰竹菊四君子，我最爱竹。它心虚节坚、傲寒常青，我看竹青这个名字不错。”董必武一生喜竹，为学生取名竹青，足见其良苦用心和对江竹青的殷切期望。董必武接着说：“老师为你取这个名字，是希望你在革命的道路上要有竹子一样的风骨。无论革命是处于顺境还是遭遇逆境，你都要有一份坚持、不屈与从容。”江竹青起身给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先生为我改名。您的教导，我会时刻铭记在心。”

1925年春，江竹青在武汉中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城。董必武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让武汉中学的部分学生提前毕业，前往各地组织领导农民运动。江竹青被派往黄安，在县南的八里等区宣传发动群众，领导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农运干部，疯狂镇压革命运动。江竹青既是黄安南乡农民运动的首领，又是董必武的学生，被国民党列入悬赏通缉的黄安92名共产党员名单中，赏金为大洋500块。但反革命的残暴并没有动摇江竹青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在腥风血雨中，他仍以各种方式做掩护，继续秘密地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11月13日，他遵照党的指示，率领八里区农民武装，参加了黄麻起义，随后被编入新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1路军任分队党代表。12月6日，黄安城失守，鄂东军余部72人在黄安紫云区闵家祠堂集合后，转移到黄陂木兰山一带打游击，随后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分编为3个队，以木兰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开始江竹青任第2队党代表，后调任第1队党代表。1928年7月，工农革命军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编为4个大队，江竹青任第2大队党代表。10月，中共鄂东特委和红31师为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筹集革命经费，决定组建一支10余人的特务队在（黄）安（黄）陂孝（感）边界地区活动，江竹青被任命为特务队队长。特务队在当地党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配合下，辗转活动于黄安的高桥、八里、二程、仙居区及黄陂的河口、长轩岭和孝感的汪洋店等地，仅4个多月，就在国民党军驻地张贴红11军31师和黄安县农民委员会的大批布告、传单。在区委书记张书田的积极配合下，他们组织领导了汪洋店农民暴动；
处决了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土豪劣绅20多个，打垮了民团、“清乡团”和反动红枪会5个；
筹集到大量粮食和相当数量的大洋；
组建了几个乡农民委员会和农民武装赤卫队，有力推动了上述地区的赤化进程。他还利用各种关系在武汉秘密购买枪支弹药巧妙地运回黄安，用来装备红11军第31师和地方革命武装。特务队在敌情异常严重、情况尤为复杂的边界地区，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江竹青功不可没。1929年2月，江竹青再次被调回部队，任红31师第3大队党代表。1930年4月，红31师改编为红1军第1师，江竹青任第1师第3大队党代表。6月中旬，大队改称支队。不久，部队扩编，师部将3个支队改编为第1、第3两个团，团以下按营、连、排、班建制配满员额。江竹青改任红1军1师3团政委，倪志亮为团长。

11月上旬，国民党军第13师向黄安南部、黄陂北部一带进犯，根据地形势吃紧。红1军遵照上级指示，由豫南返回黄麻地区作战，并乘机南下向长江沿岸发展，打通与以蔡申熙为军长、陈奇为政委的红15军的联系。攻打黄陂姚家集是红1军南下行动的第一仗。11日，红1军第2师和第1师3团在黄陂县姚家集将国民党军第13师75团团团围住。敌人凭借坚固工事和充足的弹药顽抗，红军与敌激战一天一夜，但始终未能打开缺口。

战斗中，江竹青腹部中弹，肠子外露，伤势十分严重。随军医护人员给他包扎，但他仍血流不止，需要立即送往红军后方医院治疗。这时部队已撤出战斗，准备东进攻打黄安城。军情紧急，部队只好调出两匹马和3名战士护送江竹青到黄安县北的红军医院治疗。出发前，红1军副军长徐向前、第1师政委李荣桂等领导赶来送行。徐向前握着江竹青的手，说：“你很勇敢，也很坚强，一定要挺住！我们都希望你早点好起来！”倪志亮把江竹青的盒子枪擦了擦，交给江的勤务兵，叮嘱道：“这是政委最喜欢使用的枪，可别弄丢了！”随后，目送他们远去。两匹马，一匹驮着重伤的江竹青，一匹驮着已经牺牲的第3团第1营政委郑植璜（今红安县七里坪镇马鞍山村人）。经过两天的颠簸，他们才抵达县北姜家岗的红军医院。由于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25岁的红军团政委江竹青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

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决定正式建立（黄）陂（黄）安南县，黄安县的高桥区被并入该县。区治詹店街被改名为“列宁街”。为纪念江竹青烈士，詹店街的南门被命名为“竹青门”。

江腾云是江竹青唯一的孩子。孩子出生后不久，他便前往武汉中学求学，以后又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因此，他与爱人和孩子总是聚少离多。1930年6月底，红1师在黄安县西黄才畈地区休整。其间，根据地人民纷纷组织慰问队前往部队驻地慰问。有些红军家属也随同慰问队到部队看望儿子或丈夫，有的还带着小孩。

一天，江竹青听说家乡的慰问队来了，便兴高采烈地去迎接，以为能在慰问队中找到妻子和儿子，但找了半天，连亲人的影子都没看到，内心不免有些失落。团长倪志亮发现后，连忙找来慰问队的负责人，要他想办法将江政委的妻儿接到驻地来团聚一番。江竹青十分感激，对团长说，高桥区的负责人詹献庭对这条路线熟悉，让他去办。然而世事难料，没想到这件事却为江竹青留下了终生的遗憾，成为他一生的痛。

当时，受“立三路线”的影响，根据地内部推行反富农的极左政策，加上地主和土豪劣绅的挑唆，引起县南部分群众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不满。在高桥区委、区苏维埃政府负责人率队慰问红1师期间，部分乡村的农民“反水”，反动武装大刀会乘机作乱，在赤白边界地区烧杀抢掠。根据地“跑反”的群众达数万人。詹献庭急于组织区委、区苏维埃政府收拾乱局，实在派不出人手，只好仓促雇请一个挑夫，让他到余家田湾去接江竹青的妻子戴国清与儿子江腾云。这个挑夫不负责任，不吭一声，加带了余家田湾附近土地巷村一个名叫敬朗的小孩。一路上，到处都是“跑反”的群众，挑夫用箩筐挑着两个小孩，走走停停。快到冯受二村的时候，又遇到了国民党的军队。顿时，大路上一片混乱。戴国清与挑着孩子的那个挑夫被四散的人流分开，失去了联系。

那个挑夫见不到戴国清，干脆扔下两个小孩，撒腿跑了。未满6岁的江腾云和4岁多的敬朗被吓得哭闹不止，最后被当地一个鸭倌带回家里。这个鸭倌知道江腾云是红军团政委江竹青的儿子后，当天就把他送往国民党黄安县政府去换了赏钱。

戴国清跟着人群跑了一阵，不见了挑夫和孩子，心急如焚。她回头到冯受二村寻找，但无人知道挑夫和儿子的下落。抱着一线希望，她来到黄才畈，见着丈夫江竹青，方知儿子丢失，夫妻俩痛不欲生。过了几天，从黄安县城传出消息，称小腾云已落入国民党黄安县政府手中，如江竹青不投降，即杀其子。倪志亮将这个情况报告师部，师部决定派人化装进城，以秘密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的方式，迫使敌人不敢对小腾云下手。后来，敌人把小腾云寄养在县城东门上岗一个秦姓的保长家。保长的父亲外号叫秦老六，以修菩萨像为业，为人善良，把小腾云当成自己的孙子看待。

走失爱子，对江竹青的打击很大。江腾云回忆说，母亲戴国清后来告诉他，父亲江竹青当时十分后悔派人去接他。个性坚强、从不轻易流泪的父亲那次掉了眼泪。面对敌人的威胁，江竹青并没有丝毫的妥协，他将丢失爱子的伤痛深埋在心底，更加专注地投入到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中。7月，他同团长倪志亮率领第3团第3次出击平汉路，与王树声、戴克敏率领的第1团并肩作战，取得了孝感花园镇大捷，歼灭国民党军钱大钧教导师第5团副团长以下1400余人，缴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长短枪800余支。

数月后，江竹青战死。国民党黄安县政府知道消息后，准备把小腾云杀掉。县长想邀功，就把此事报告给刚刚接防的国民党军第69师师长赵冠英。赵冠英说：“他的父亲是共产党，是红军，那是上辈的事。他是个小孩，懂什么？不要杀。”也正是赵冠英的这句话，让江腾云逃过了一劫，从而让烈士的血脉得以延续。

1931年12月，红四方面军取得了黄安战役的胜利，指挥部进驻县城。江竹青的老战友，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的周纯全，在进城后第二天就找到了小腾云，并派人把他送到余家田湾。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20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重生后的湖北人民，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任省委书记李先念。“胜利勿忘烈士功”，李先念此刻有着太多的感触。他自然也想到了当年曾经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好战友江竹青。

说起李先念与江竹青的友谊，应该先从一起“绑架案”说起。1928年底，江竹青带领特务队回到黄安高桥区时，国民党“清乡”委员会为了扑灭黄安地区已经燃起的革命烈火，正在黄安各地大肆推行“连坐法”，以村为单位，强迫群众实行“五家连坐”“十家连坐”。

当时的高桥区委书记詹献庭告诉江竹青，区游击队队长李先念的家已引起敌人的注意，经常有人到李家大屋转悠，探头探脑。区委安排李先念的父母和妻子转移到黄陂县塔耳区金家田一户本族家中去隐藏。由于送信的交通员在路上遇到麻烦，耽误了时间，李家的人还未来得及动身，去塔耳区的路即被敌人封堵，计划落空。李先念的主意是，既然家属走不了，就请特务队的同志假装下李家的“肉票”，把他本人绑走，给敌人演一出戏，免得反动派迫害自己的家人。

江竹青听了连连摆手说：“乱弹琴！我下‘肉票’是为了打土豪筹款。先念是我的同志，吓坏他的娘老子，哪个负责？”

正在这个时候，李先念回来了。他再三对江竹青解释说：“自己参加革命后，母亲在家里总是提心吊胆，与其这样，不如让敌人产生错觉，觉得我李先念参加革命是共产党强拉着干的，这其实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家人。”

江竹青听李先念说得有道理，便点头应承下来，但要求李先念行动前必须瞒着家中的亲人，否则，这出戏就没法演下去。

一切按计划进行。当天夜晚，李先念悄悄地回到家中，李母正在纺线。李先念坐在娘的身边同她拉家常，没想到还没说上几句，江竹青就带人哐的一声，破门而入。

“好你个怕死的李木匠，才到队伍上几天，就开小差，果然跑回家了！”江竹青假戏真做，咋咋呼呼地嚷道：“把他给我捆起来！”

蒙在鼓里的李母又哭又叫：“放开他，不准欺负我儿子！”父亲李承元也拼命去护李先念。

“我们也是在执行任务。看在你们年纪大的分上，要留下李先念也可以。你们拿500块大洋来，我们马上走人！”李母扑通一声跪在江竹青跟前，说：“你们这些哥啦，我李家连稀饭也喝不饱，哪里拿得出这些钱来？先念是回来看我的，要杀要剐由我承担！”

“家里没钱找人借嘛，不交钱我们就把人带走！”为了把戏演足，江竹青只好咬牙说道。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李母，只好同丈夫、儿媳挨家挨户在村里借钱，闹腾了半宿，磨破了嘴皮，才借到37块大洋，离江竹青的开价相差甚远。天已大亮，江竹青适时收场。他一巴掌打落李母递过来的大洋，命令队员把李先念押走。

李家哭喊声连成一片。村民们有的从门缝向外张望，有的索性站在门口观看，见李先念耷拉着脑袋，被五花大绑，缓缓前行，一个个唉声叹气。李家大屋位于九龙冲上面，江竹青等人押着李先念顺冲而下，故意招摇过市，直至回到游击队驻地。

李先念遭特务队“绑架”的事件，轰动了高桥、八里区。反动民团、“清乡团”此后极少找李家的麻烦。此后，特务队与高桥区游击队多次联手抗敌，江竹青与李先念也成了生死之交的朋友。

一年后，李先念已是高桥区委书记。江竹青带着部队正好路过高桥区。为了向李母致歉，江竹青派勤务兵把李母接到部队，透露了那次“绑架”的实情，并下跪请她谅解。

在这次与李母见面后不久，江竹青就光荣牺牲了。由于李先念在地方工作，所以对于江竹青埋葬于何处也是一无所知。现在革命胜利了，作为烈士的战友与同乡，他觉得自己应找到烈士的遗骨。他先后数次派人前往黄陂的姚家集，调查烈士的埋身之处。殊不知，江竹青当年是被送往了黄安县北的红军医院，并且牺牲在那里，再加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当然，调查人员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们回来告诉李先念，江竹青还留有一个儿子，就生活在老家余家田湾。听说故人有后代的消息后，李先念内心得到了少许的慰藉。当听说江家祖孙二人尚住在一间四面漏风的破屋中时，李先念马上派人给江家寄去500元钱，让其在村中建起了两间青砖瓦房。

1953年春，李先念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回红安的第二天上午，他便驱车前往南乡，视察正在动工兴建的马鞍山水库工地。返回县城途中，他让司机跟他去一趟余家田湾，但吉普车被一条小河拦住了去路。望着不远处的余家田湾，李先念只好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村中找江腾云。

当江腾云随工作人员来到吉普车前时，李先念非常激动。他看着江腾云说：“腾云啊，你和你父亲长得太像了，就连你父亲嘴角左下方的痦子都遗传给你了。”看着慈父一般亲切的省委书记，饱受生活折磨的江腾云禁不住热泪盈眶。江腾云向李先念讲述了自家的情况。

原来，江竹青牺牲后，江家就成为国民党监控的重点对象。家中的房子被国民党军和大刀会放火烧了两次，后来又被他们拆毁，能用的东西全被抢走。江竹青的父母被国民党抓到黄陂县坐牢，叔父婶娘被迫跑到外地流浪，靠乞讨为生。因为江腾云尚困于敌手，戴国清出于母亲的直觉，感到迟早有母子重逢的一天，在这个信念的支撑下，她在当地东躲西藏，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去打听儿子江腾云的消息。江腾云被周纯全送回后，戴国清和他一起住在一间草棚里艰难度日。以后，国民党军前来“围剿”，江腾云又与母亲一起外出讨饭，一直逃到了咸宁贺胜桥，在一座破庙里落脚。戴国清靠纳鞋底、绣枕头花和到火车站卖茶鸡蛋维持生活，直到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后，母子二人才返回老家。这时的江家除江腾云母子外，只剩下祖母王氏一人。回乡后不久，十几岁的江腾云又随改嫁的母亲到马鞍山洼湾的继父家生活。继父姚先洪是个厚道人，有石匠的手艺。江腾云就跟着他学手艺，三年出师后，离开马鞍山洼湾，回到余家田湾与祖母一起生活。1946年，江腾云的母亲戴国清去世。1950年，与江腾云相依为命的祖母王氏也离开了人世。

听着烈士遗孤的讲述，李先念的眼眶湿了。他搂着江腾云的肩膀说：“伢呀，莫哭了。现在全国解放了，你要相信我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江竹青的一些在武汉工作的老战友得知李先念找到了故人之子，纷纷将江腾云接到身边居住。那段时间，江腾云有时在王树声家做客，有时又到吴林焕家玩耍，接着又到吴世安、江腾蛟家。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无不将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都想尽自己的力量为烈士的后代做些事。其中，最直接的就是要他留在武汉工作和生活。然而，过惯了农村生活的江腾云，却觉得大城市的喧哗还不如村中的宁静让他感到充实。没过多久，他便坚持要回到家乡余家田湾。随后，李先念数次将其接到武汉家中，但住了几天后，江腾云最终还是吵着回到了家乡。

江家人得知江竹青牺牲的消息后，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其埋身之地的寻找。先是烈士的父母、妻子，接着是儿子江腾云，以后又是孙子江师范。一家四代人，只要一有机会就四处打听烈士的埋身之处，南到黄陂姚家集，北到河南新县，山山岭岭、村村寨寨都留下了他们寻找的足迹。

革命战争年代，14万多名优秀的红安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数目庞大的革命烈士中，有名有姓的烈士仅仅2万多人，但真正知道埋身之地的烈士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江家付出大量心血，却始终未能找到烈士的坟墓。就在江家人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名叫周明煌的铜匠突然为他们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

周明煌是红安县觅儿寺镇人，也是江腾云在寻亲路上认识的一位好朋友。他有感于江腾云的身世，也经常利用游走四乡的便利，帮着江腾云留意寻亲的信息。

2002年12月的一天，周明煌挑着做活的物什走进了鄂豫交界处的红安县七里坪镇熊家嘴村的姜家岗。做了一天活的他，便住进了一名叫程昭南的老人家中。饭后无事，两人闲聊。周明煌得知，眼前这位老人竟然是一名老红军，老人的哥哥还是一名红军团长。这个湾子不仅是当年鄂豫皖省委的驻地，而且还是红军医院的所在地。为了证明这一点，老人特意举例说：“你们县南的高桥区还有一个红军团政委江竹青，就埋在我们湾子东北面的山坡上。只是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后人，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一个人来祭扫一下。”

周明煌听后，不由得一愣。江竹青正是江腾云多年寻找的亲人。一夜无话，第二天清早，他将物什寄放在老人家中，连忙坐车赶到余家田湾，将情况告诉了江腾云。当时已78岁的江腾云得知这个消息后，连忙让儿子江师范赶到姜家岗了解情况。

第二天，江师范跟随周明煌前往姜家岗程昭南老人家。老人回忆说：“那是1930年11月13日的下午，我刚刚吃完中午饭，就看见有3个人拉着两匹马进了村。他们进村就直奔红军医院，将马上的一名伤员抬了进去。两名医生连忙解开缠在伤员腹部的布条，仔细检查伤情，又看了看他的瞳孔，就摇头说送晚了，人失血过多，已经不行了，让护送人员赶紧准备后事。大概又过了一个半小时，这名伤员就离开了人世。”

老人接着说：“后来，我才知道这名牺牲的伤员就是红军团政委江竹青。他下葬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棺材是在七里坪的一个大户人家找来的，由八棵杉树和四棵柏树做成，光油漆就做了三遍。下葬的时候，江政委的通信员还将一把手枪放在棺材里，说是江政委生前最喜欢的。这个通信员后来成为解放军的少将，叫贺健。但当时他不姓贺而姓喻，贺健是他后来改的名。”

江师范提出，希望老人带自己到祖父坟前祭扫一下。老人说，这么些年了，特别是前些年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江政委的坟头已经被平了，但大致位置我还记得。当然，也不只是你祖父一个人的坟是这样，像我们湾子东边的坡地上，有73个红军烈士的坟，经历解放这么多年，那里只有3排共24个烈士的墓还有坟堆，其余坟头被平了的地方，都种着茶树呢。说毕，老人带江师范去看江竹青的埋葬之地。两人往北穿过姜家岗，来到湾后东北方向的山坡上。老人指着一块坡地的边缘说：“你爷爷的坟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

江师范此行主要是了解事情的真实性，得知祖父确实安葬于此后，便告别程昭南老人赶回家中，向父亲江腾云汇报情况。江师范带回去的消息，让江腾云老人又喜又悲。他首先想到的是应将父亲的坟墓迁回故里，但想想家中的困境，只好作出一个艰难的选择：暂时弄清父亲的埋葬地方，等待条件好的时候，再想办法。

2003年清明节，江师范向七里坪镇政府反映了江竹青烈士的情况，并提出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协助，找到祖父准确的埋葬地点。七里坪镇政府十分重视此事，马上派副镇长罗普先与江师范一起前往姜家岗进行调查。当时，参加调查座谈会的共有包括程昭南在内的8位知情人。通过8位老人的回忆，江师范最终确定了祖父准确的埋葬之地。由于家庭经济条件限制，江师范只好每年清明作为江家的代表前往姜家岗祭拜祖父。

转眼到了2007年，这一年江腾云83岁。为了在生前完成为父亲立碑的愿望，思来想去，江腾云只好让儿子江师范代笔向红安县委、县政府写了一份《关于申请立碑修缮革命烈士江竹青坟墓的请示报告》。时任红安县委书记、县长十分重视，立即要求相关部门牵头，文物局、民政局负责成立专班，抓紧落实江竹青烈士墓的修缮工作。11月霜降之日，江竹青烈士墓得以修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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