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童子形象在文创产品中的设计研究
时间：2023-02-21 22:2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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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关于年画，王树村先生作了表述,“年画是中国民间传统绘画的一个独立画种。因主要张贴于新年之际，故名。”[1]年画最早被称为“门神”画，早在汉代便有门神的艺术雏形神荼郁垒，出现在画像石和墓室门上作为装饰。到了魏晋南北朝，年画的形式和体裁仍保持较简单的模式，始终未能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出现。一直到宋代，年画才逐渐形成，以描绘反映民间世俗生活为主，是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至明清时期，木板年画迅速发展达到鼎盛，各地也逐渐出现了具有明显地域特色和影响力的木板年画流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杨家埠和河南开封朱仙镇木板年画[2]。除此之外，还有四川绵竹年画、河北武强年画都带有各自独特鲜明的风格。
年画的历史跨越千年，是展现各个时期世俗民风的一面镜子，具有强大的文化感染力和生命力。冯骥才先生曾评价道：“我们中国的民间艺术成千上万种，但年画是第一位的。”[3]其内容题材之丰富，文化内涵之深邃，时代烙印之鲜明，群体特征之显著，足够称得上这千百年来中国民间生活和民俗人情的百科全书。民间年画的题材内容传承前人“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4]的优良传统，通常有历史故事、传统戏文、神话传说、喜庆吉祥等题材，涉及诸多领域，包罗万象。然而在这些题材中，几乎都可见到童子质朴、纯真、和谐和美好的身影，足见人们对这一形象的喜爱。年画童子形象根源于民间文化，与民俗民风紧密相连，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藏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独特记忆。童子艺术形象之所以深受百姓喜爱，因为它是以人们的情感意识和审美愿望为基础，受到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传承了原始农耕社会的生命意识和吉祥信仰。童子形象作为一种突出的原生态乡土文化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寄托了人们对于多子多福、趋吉避凶、幸福和睦等美好愿景的期盼以及对生命的敬畏和崇拜。经过千余年来民间画工不断地提炼刻画，童子形象从简单到多元化，已形成相对程式化的表达模式。
明代李贽的《童心说》中有“童子者，人之初也；
童心者，心之初也。”[5]童子形象作为民间年画装饰中喜闻乐见的重要题材，象征着纯净美好，是中华民族集体审美心理和民俗文化信仰的反映。
1.1 构图饱满，均衡和谐
“中国人自古形成了往而复返的空间观念和周而复始的时间观念。”[6]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提到“羊大为美”，强调的即是以大为美，体现了老百姓喜欢圆满、整体的审美传统。年画童子形象的构图有对称式、中心式、几何适形构图等，整体饱满均衡、满而不乱、多而不散。《周易》中有“观物必有对，事必可比”[7]，这种对称观在年画童子构图中较常见，反映了老百姓潜意识中“好事成双”“人丁兴旺”的求吉愿望。对称式构图有轴线对称和意象对称，往往给观者以平静、稳定的心理感受。例如,朱仙镇年画“刘海戏金蟾”中以隐形的中轴线为视觉中心对称构图，两边童子外貌基本相同，画面平衡庄重；
绵竹年画《双喜童子》、朱仙镇年画《抱花瓶》中一左一右的童子遥相呼应，形象上统一而细节处又有变化，愈显生动和谐。中心式构图则以童子形象为主，周围以一些意象性的、代表美好寓意的物体与童子相衬，使画面充实饱满却不拥挤，表现力不言而喻。例如,山东杨家埠经典童子年画《年年有余》、天津杨柳青年画《吹笙童子》等。几何式构图是多个童子形象组合最普遍采用的构图形式，如杨家埠年画《五福捧寿》运用了三角形构图，三个童子紧紧依靠，中间的童子处在最高位置，左右两边依次高低错落，构图稳定且有层次感。杨柳青童子年画《五子夺莲》也是采取这种构图形式，贴切地烘托出画面中心的举莲童子，强化了子孙繁衍、生生不息的画外之意。除此以外，还有不受空间限制将不同场景的童子形象在同一画面中表现的散点式、连环式等构图，巧妙而又有趣味。
1.2 意象造型，稚拙淳朴
年画童子在造型上属于“以意写形”,不拘泥于客观对象的形象摹写，大多是直抒胸臆的浓厚情感表达，因而创作出的艺术形象十分鲜活。年画童子的创作受到传统文化观念和民间各种集体意识的影响，形成一种规律化的艺术语言。“图式是不同结构中抽取出来的共性，通过不那么精确、不那么注重特殊性的描述排除去它们的差异点。”[8]民间对年画娃娃造型的刻画遵循“年画画得好，头大身子小”等口诀。这种约定俗成的审美观使得年画童子形象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图式一旦构架形成，它就具有相对稳定性、继承性和复制性等特点。”[9]随着各个年画产地的逐渐发展，不同地域的年画童子造型也是风格各异。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大城市，易受外来影响，童子在艺术形象塑造上充分吸收画院派和文人画的精髓，面部形象圆润饱满、五官刻画细致流畅、俊美贵气，画风细腻写实，刻工灵动，有传统白描的韵味。山东杨家埠、河北武强年画的受众大多是处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民，童子造型夸张质朴、面容憨厚，人物刻画笔法豪放、粗犷大气，野味十足，具有浓厚的乡土风俗气息。年画中的童子总是和其他物象搭配组合出现，如：“莲花”“鱼”与童子的组合，取谐音“连年有余”“连生贵子”；
“桃子”“西瓜”“葡萄”“南瓜”代表四季的瓜果通过象征、借代的手法和童子组成“四时报喜”，都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礼赞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岁月积淀传承下来的大众审美意趣和内心信仰，也因此赋予了童子形象多重的功能涵义。
1.3 重用“五色”，雅俗共赏
民间年画的生长和发展得益于民俗文化的土壤，传统的风俗礼仪影响着民众对色彩的认知和运用，从而构成适合自身的色彩语言系统。民间年画童子形象的配色来源于民间传统的五色：赤、黄、青、白、黑。《孙子兵法·势篇》中“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10]。这五种颜色巧妙搭配，营造出童子稚嫩可爱的形象以及年画喜庆热闹的氛围。即使在室内光线昏暗的情况下，也能显得蓬荜生辉，正可谓“画画无正经，新鲜就中”，“红要红的鲜、绿要绿的娇、白要白的净”。年画童子形象的设色充分体现了色彩的地域性及民众的审美爱好差异。山东杨家埠年画童子形象用色大胆、热烈激昂，以红、黄、蓝为主色，脸部与四肢留白，衬托出童子的红润健康；
天津杨柳青年画童子通过明暗浓淡的晕染变化表现出人物面部的立体感，将孩童皮肤的润泽通透呈现出来，色调典雅明快，符合文人画审美。河北武强年画童子配色色彩单纯热烈，多为对比色，用色虽少套印后却呈现变化绚丽的视觉效果,画面内容积极向上，有求吉驱邪的寓意，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
随着时代的流变，人们的价值取向、信仰观念、生活方式都在改变，使得年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受到巨大冲击，与民众的审美距离、社会需求渐行渐远，其表现形式单一、缺乏创新、制作工艺局限、市场空间萎缩，不可避免地落入传承困境，年画童子形象更是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如果不进行创新不与时俱进，就只能存活于历史记忆之中。年画童子形象，如何穿越历史，重新走入大众的生活,这是我们亟须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已经上升到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目标就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1]。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人们响应“文化强国”的号召，逐渐认识到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而文创产品正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展现乐观向上民族精神的物质表达载体。文化创意产品简称“文创产品”，是艺术衍生品的一种，它利用原生艺术品的符号意义、美学特征、人文精神、文化元素，对于原生艺术品的解读和重构，通过设计者自己对于文化的理解，将原生艺术品的文化元素与产品本身创意相结合，形成的新型文化创意产品[12]。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说明人达到生存、安全等基本需求后，会追求文化及自我实现等的满足[13]。文创产品不同于普通商品，其设计除了要结合功能性理念、审美心理，还要考虑文化的渗入和美学体验感受，实现有差别的特色化表达与心灵共鸣。通过产品的文化性和精神性能提高产品形态语言的识别度，深化产品的体验感受，提升产品的文化底蕴[14]，实现商品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统一。因此，人们在文创产品的使用中才能够潜移默化地体会到文化的力量，发现它的独特意义。
年画童子形象作为吉祥美好寓意的载体，其视觉呈现的背后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多元的艺术价值，具有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为年画童子形象的创新转化指明方向。今天人们通过现代设计的方式赋予年画童子形象更丰富的表达，将其与文创产品设计相结合，以文创为形，取年画为魂，使年画童子以熟悉而又耳目一新的面貌重新走到大众的视野之中，展示其内在旺盛的生命力，使大众在与文化的亲近中日复一日地促进对自身民族文化和所蕴含价值观的认同，在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同时提升经济效益。
3.1 图形借用
年画童子形象的内涵寓意深刻，承载着人们的朴素情感和审美理想。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直接借用年画童子经典形象将其与文创产品结合是最直接、常用的设计手法。年画童子图形强化了文创产品外观的审美化，可以引导人们在初识文创产品时通过其外观造型了解其背后隐含的文化精神，是年画童子文创产品设计最根本的出发点。这种借用不是简单的复制挪用，而是提炼童子形象的图形语意，根据文创产品的设计理念、造型、工艺、功能等，交融共生，共同实现文创产品的文化表意及产品价值提升。例如，淘宝豫游纪旗舰店所售的“六子送福”抱枕(图1)，选用的就是以年画童子形象为主体的“六子争头”图形。“六子争头”源于清代的《九九消寒图》，通过童子的头和臀相互借用，相互依存，将多个图形整合为一，使人产生奇妙的视觉转换，具有强烈的秩序感和无限循环的律动感。虽然随着农耕社会生活语境的消失，“六子争头”的构图被民间艺人不断地创造转化，但是以娃娃为主体的画面形式基本不变。“六子送福”抱枕的主体图形为三头六身娃娃，似蜷身又似趴卧在繁茂的花卉枝叶上，首尾呼应，娃娃的手腕和脚腕都戴着象征富贵的装饰物，分别手捧苹果、寿桃和柿子，苹谐音“平”象征平平安安，柿谐音“事”预示事事如意，寿桃代表健康长寿，这些传统世俗认同的吉祥物都承载着人们对子孙繁衍、儿孙满堂、吉祥美好的向往。抱枕画面饱满均衡， 色彩饱和度高，夸张而又和谐地营造出一种红火热闹、充满生机的气氛。此外，“六子送福”抱枕为了突出产品设计的实用性，不仅采用环保数码热印，还选用细腻柔顺的水晶绒材质，既舒适又适合家居环境装饰，兼具功能性与形式感。
图1 “六子送福”抱枕
再如，天津杨柳青年画文创产品中有一款薄如蝉翼的叶子书签很受欢迎(图2)，其采用莲生贵子、年年有余等童子元素以手绘或电脑绘图方式高清印刷在处理过的叶脉上，再封塑成书签的形式展现，具有趣味性和独特性。由于所选取的童子形象识别性较强，已深植于大多中国人的心中，因此不需要过多的装饰加工，将其直接运用在多元化的载体上就是对年画艺术本真的保留。在移植运用年画童子图形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诸多童子图形较为复杂、线条繁琐，既没有现代设计的特点，也不符合当下人们简洁、明朗的审美趣味，因此，设计师应对童子图形进行提取和概括，化繁为简，使其轮廓更加鲜明、简练，展现时代特征，也更易于应用在各类材料载体上，设计开发出不同档次的文创产品以供消费者选用。
图2 杨柳青年画童子书签
3.2 解构重组
《系辞上》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5]。童子形象所关联的传统语意逻辑、民俗文化内涵为文创产品的开发设计提供丰富的创意资源。年画童子文创产品设计要在“活用”童子形象元素上下功夫，具体落实到设计的层面则是用解构重组的方式去实现。解构重组是将童子形象整体或局部打散、抽离、分解，再以系统的设计方法将拆分后的元素提炼重组，通过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法再生成新的视觉形象。活用解构元素，发掘元素和载体之间的关联性，发挥想象力，合乎逻辑的延展创新设计出具有审美和实用功能的文创产品，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情感传递。例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形象代言人“唐妞”(图3)，其设计以唐朝仕女俑为原型，经过对形象的提炼夸张，刻意放大处理“唐妞”的头部，尤其注重提取唐朝侍女的妆容和发饰特征，融入当下年轻人流行的审美偏好，通过简洁直观的形式表达出“唐妞”的娇羞丰腴可爱，再适当地缩小其四肢及身体比例，使“唐妞”的形象萌趣十足、辨识度很强。其主创团队依据“唐妞”形象，组合时尚元素，结合新的载体进行重构设计，已推出多种文创产品，包括潮流玩具盲盒系列，推广宣传西安，展现该地域的人文情怀。“唐妞”的成功值得借鉴，在年画童子文创产品设计中如果能够采取这种设计思路，相信也是切实可行的。设计师应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把握当下时代特有的文化风貌和技术底蕴，挖掘年画童子形象深层次的文化象征意义和情感指向，寻找适当的契合点，在保留年画童子主要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对其轮廓、比例、衣着、表情的改造、重组，设计出有故事、有情趣、有新意且具有原创性的文创产品，以区别于大众日常所见的同质化设计，使年画童子形象从封存的记忆中“活”起来，更加深入人心。这对于年画艺术传承和文创发展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例如：2017年春节，青岛肯德基维多利亚餐厅推出“百鸡百吉民艺新秀”活动，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对杨家埠年画童子的简化提炼，将其与生肖鸡重构成具有时尚气息的图形，再定制形成丝巾(图4)、钥匙扣、书立、台灯等系列文创产品，展示民俗文化的同时又创收了经济效益。重组后的杨家埠年画童子形象充分诠释了传统与现代审美的融合，童子的发型、服饰、配饰更符合如今孩子的装扮，卡通化的处理突出童子的呆萌可爱，颜色上选取红蓝黄黑为主色，明快浓艳的色调衬托出热闹喜庆的氛围。文创设计将童子形象元素从二维平面形态转化为三维立体造型，使得产品既具有艺术感染力，又具备实用生活功能。这种跨界融合设计使年画童子的表现形式更加年轻化、生活化、多元化，拉近了大众与年画艺术的距离，使接受群体更为广泛。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创+”的跨界融合方式已经引领当下文创产品开发设计的潮流趋势，这种设计方式不仅扩大了文创产品的市场空间，有利于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还突出了民众的文化自信，是与时俱进的设计创新。
图3 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妞”
图4 杨家埠年画KFC丝巾
3.3 体验互动
在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年画童子形象的传承发展需要立足于当下的社会背景、消费需求，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交流中去。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写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16]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人们的需求不仅涉及静态的视觉层面及实用功能层面，还希望在使用过程中能够获得感官及心理的互动体验，能感知产品精神层面的意义，营造场景氛围，唤起情感共鸣。以此作为设计思路，将传统年画艺术和新媒体线上线下结合的体验方式应用在年画童子文创产品的开发、设计、推广中，既突破了材质、工艺及制作方式、空间的局限，又拓宽了年画艺术的传播路径，这也将是文创设计发展的趋势。例如淘宝店铺“梁公馆”，其主要销售年画文创产品。店铺推出的特色杨柳青年画娃娃雕版“童子献寿”拓印套装(图5)，就是以木制细腻的梨木为原材料，传统手工刻版和机雕相结合，每块板的肌理、刀锋路径都是独特不重复的，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喜好购买后扫码观看完整的制作工序流程图或短视频，使用材料包就能完成“童子献寿”年画作品。这种开放式设计理念的手工文创产品上市后迅速打开销路，其秉承着动手参与、寓教于乐的思路，使部分对年画艺术知之甚少的消费者体验到年画手工艺的乐趣，获得动态的文化感知，民族自豪感、满足感油然而生。此外，还可以通过手工体验馆、博物馆等实体项目吸引更多的年轻群体参与进来，同时应用设计交互式数字媒介等手段进行展示推广，如年画童子主题APP、小程序体验、网络游戏、AR虚拟展示等，使消费者能够和年画童子进行情景互动，营造美好且虚拟、可触可碰、情景合一的时间与空间，从而满足用户交互的需求，达到意义体验的目的[17]，进而购买定制线下实物文创产品，既提升了大众的文化归属感，也拓宽了年画童子文创设计开发的产业链。
图5 “童子献寿”拓印套装
年画童子形象承载着人们的审美意识和文化信仰，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符号，传递着蓬勃向上的乐观精神，为现代文创产品设计提供丰富的创作资源；
文创产品则为年画童子形象的活态传承提供新的思路和探索空间。将年画童子形象融入文创产品的设计过程中，要注重设计优化，不仅是图形再现，还要着重对童子形象进行解构重组提炼、创意转化，注重文创产品设计审美和实用性的结合，提升体验感，做到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使童子形象更好地走入当代大众生活，实现年画文创产品和文化推广的共同发展，也为其他民间艺术的传承、生存空间的拓展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