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于逢《金沙洲》的创作特色和文学史价值

杜 昆

于逢是原籍广东的归侨作家，1934年从越南回国后在广州、上海、桂林等地参加革命文艺活动，先后发表了《红河的黑夜》《乡下姑娘》《深秋》等作品。其中，《乡下姑娘》有较大影响，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气息与地方色彩，“是一部关于人、或乡间妇女之命运的颇有审美神采的书”［1］，曾经获得茅盾、邵荃麟等的称赞，是“一部反映抗战现实的比较成功的作品”［2］。新中国成立之后，于逢长期下乡下厂。《金沙洲》以他的顺德乡村体验为基础，描写了1956年岭南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生活和矛盾。1961年，《羊城晚报》在萧殷主持下，围绕《金沙洲》展开关于典型、批评方法的大讨论，时间长达7个月。于逢虽然有所申辩，但还是吸纳了不少批评意见，在1963年出版了修订本。不久，《金沙洲》被改编为话剧《珠江风雷》，在广州、北京等地演出，得到了舆论的肯定。“文革”初期，《金沙洲》即被打成“大毒草”，成为于逢受到批判的第一“罪状”。［3］广东文坛曾有句戏言，说于逢是作家协会的一只麻雀，经常受到“解剖”和批判。［4］

“文革”结束后，于逢政治上得到“解放”，《金沙洲》也得以重版。但遗憾的是，学术界没有给予这部作品应有的关注，作品的创作特色和文学价值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

“十七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当时中国农村建设的重大运动，吸引了李准、赵树理、柳青、周立波、孙犁、浩然等一大批作家积极关注并热情书写。在时代背景感召下，几乎所有的合作化小说都在呼应、配合国家政策，通过各种故事论证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金沙洲》也没有脱离这一基本语境。它运用了“入社——建社”的情节模式来结构小说，讲述了凤州县金沙社在高级社阶段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金沙社属于经济作物区，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是种植甘蔗和养鱼，他们具有深厚的小农经济思想，特别看重眼前的经济利益。1956年初春，初级社的工分和账目都没有来得及清理，就面临着必须扩大成为高级社的政治任务。而一些劳力和能力较强的上中农，在土改之后逐渐拉开了收入差距，热衷于走个人发家致富的单干道路，所以对合作化感到疑惧、不满。其中，以郭细九为首的上中农就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他从单干户勉强加入了高级社，其发家致富的愿望行将落空，因此怀恨在心，不仅私砍荔枝树、挖藕瞒税、消极怠工，而且偷盗香蕉、刁难干部、挑拨邻村纠纷、煽动群众退社。与郭细九相呼应，金沙社副主任郭有辉是上中农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也是满脑子的自发思想，有时自恃资格老、能力强进行消极怠工，有时择机敲打一下郭细九等人的破坏，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实际上对郭细九等人的进攻起到了支持甚至组织的作用，“对高级社的抗拒和破坏表现得更为隐蔽和阴险”。［5］郭细九、郭有辉被小说刻画成抗拒高级社的典型，他们对高级社明里暗里的破坏，使得金沙社“两条道路”的斗争局面显得比较严峻。此外，由于基层干部工作上的缺点，加上取消了土地分红，社主任刘柏妻子梁雁和劳动力较弱的贫农寡妇梁甜虽然入社了，但是思想上比较混乱，都对高级社的前景怀有忧虑。经过县委郑部长的帮助，金沙社干部改正了工作作风，把贫下中农队伍组织起来，最终挫败了退社风潮。总体来看，《金沙洲》是以肯定的态度描写了坚持合作化道路的正面力量的最终胜利，以否定的态度揭露了反面力量的抗拒及其失败，比较真实地揭示了高级社阶段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

在众多合作化小说中，《金沙洲》最出格、最独特的内容是在描写高级社内部尖锐复杂的斗争时，把正反面力量处理得“正不压邪”，直接而深刻地暴露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困境和阴暗面，诸如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落后分子的怠工破坏和“退社风潮”等。虽然在小说的结尾，正面力量击退了“退社风潮”，惩治了落后分子，但小说揭露合作化困境的尺度出人意料，着力对合作社中的“逆流”而不是“优越性”作了细致的描写。小说在出版前送审时，就遭到“西风压倒东风”的非议，出版后，争议随着大讨论而逐渐扩散。［6］基本否定的一方指责《金沙洲》没有抓住“现实的本质和主流”，导致在众多的情节中，“邪气上升，正气默无声息；
在邪气面前，干部往往陷于孤立的境地。”［7］有人认为小说把反面人物写得“过分嚣张”，“使正面力量相形之下黯然失色”，小说基调显得低沉、压抑。［8］即使是基本肯定《金沙洲》的一方也提出批评：“《金沙洲》的作者在描写主流冲击下的逆流的典型环境时，只着力描写了逆流的一面，而忽视了‘主流冲击’的一面，因而使正面人物处处受到攻击和牵制，几乎无用武之地。这样，自然就会使作品中的典型环境——作品所显示的生活形象，屈从于反面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正面人物的性格，自然就得不到施展的机会。”［9］不是不能暴露阴暗面， “问题在于，作者却把暴露当成了最终的目的，而忽视了战胜它和改造它。”“作者在构思过程中的主要着力点，不过是为了更淋漓尽致地暴露主观主义者的形态及其恶果而已。”［10］双方关于人物是否典型产生很大分歧，却都承认小说暴露出的生活过于暗淡，正面力量相当软弱，带给读者灰暗、压抑的艺术效果。不言而喻，双方都把典型人物作为一个主要的评价尺度，而且预设的共同的理论前提是，好作品应该让正面人物占据上风，应该充分描写高级社的优越性，应该给读者指出明确的前进方向，使读者获得教育和力量。这其实是文学在高度政治化、组织化的时代里，大多数读者共有的期待视野和政治美学原则。

时代要求符合“主旋律”的要求，即着力讲述农业合作化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在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规范中，这些小说毫无疑问地承担着论证合作化运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推动合作化运动开展的意识形态功能。”［11］如何在小说中论证合作化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怎样平衡政治与审美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当时考验作品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香飘四季》等合作化小说常用的叙事策略，一是塑造忠诚能干的基层干部，他们是合作化的带头人，是农村政策的拥护者和执行者；
二是讲述落后人物的转变，由对合作社的怀疑、抗拒转变为支持、拥护；
三是通过群众拥护和增产增收把合作化的优越性落实，充分论证合作化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与这些小说相比较，《金沙洲》的“论证”就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首先，乡支书黎子安和社主任刘柏没有被塑造成理想的干部形象。黎子安工作作风比较急躁专断，在农业生产事情上不听取群众意见，不顾实际情况乱指挥，“把自己看成英雄，把人民看成群氓”［12］，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导致威信受损；
而刘柏虽然踏实勤劳，对党忠诚，不过缺乏魄力，是一个工作能力不强、理论水平不高的比较务实、普通的村干部。因为干部工作存在不少问题，高级社在利益分配上未能满足一部分的要求，直接导致社里有人联合起来攻击合作社，谣言四处传播——“什么优越性？高级社不如低级社，低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第151页）面对以郭细九为首的上中农的进攻，刘柏明显缺乏理论和底气来对抗他们，显得软弱无力。与梁生宝们不同，刘柏形象不够高大，未能被塑造成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其次，反面人物郭细九最后受到管制，郭有辉被停职处理，他们的失败更多是正面力量“以法服人”结果，并不能说明走集体化道路必然胜利。再次，至关重要的是，最能体现合作化优越性的增产增收，一直停留在“预算”和“田野”中，社员们的生活并未较之初级社得到改善，对合作社优越性的描写显得苍白无力。最后，《金沙洲》中一些对民国旧社会的“忆苦”并不指向“思甜”，关于旧社会、初级社、高级社的对比描写未能赋予高级社明确的优越性。恰如论者所说：“与《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作品相比，于逢的《金沙洲》的初版本，是论证最差的一部，因为它是从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对比中论证高级社的优越性的。众所周知，高级社存在很多问题，并不比初级社优越，这就把作家推向更尴尬的境地：要么坚持生活真实而放弃论证，要么回避生活真实而进行论证。”“于逢一方面想按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去论证高级社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生活真实，因此在论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矛盾和裂痕。”［13］由于没有着力描绘正面力量的优势和胜利，即被认为未能描写“现实的本质”或“生活的规律”，这成为《金沙洲》饱受诟病的缺陷，而小说文本缺陷和“裂痕”的意义常常被忽视。

为了论证“退社”的不合情理，《金沙洲》对反面力量的描写是充分而细致的，把挖藕瞒税、偷蕉砍树、私宰生猪、放走塘鱼、散播谣言、煽动退社等一系列破坏活动都安排在郭细九名下，集中揭露了合作社过程中部分农民对小农经济的留恋，对走向“共同富裕”的质疑和抵制。在塑造郭细九形象时，小说运用了“十七年”小说中常见的道德叙事方法，把他塑造成一个自私刻薄、偷奸耍滑的恶人，除了安排他消极怠工、破坏生产之外，叙述者还直接以“厚颜无耻”的面孔和“恶毒”的眼光等手法来描写他。可是，郭细九认为应该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建社互利，高级社实际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使得增产不增收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经济逻辑”。历史也证明了农民退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是不能被完全否定的，农村干部工作的官僚主义对农民感情和利益有所损害。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方面推进了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在增产增收、兴修水利、支援工业建设等方面取得明显成绩；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经验、急躁冒进、没有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逐渐向“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乡村社会机制迈进，使得合作化的活力衰减，给农业发展带来了不少挫折和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合作化小说相比，《金沙洲》所讲述的“退社风潮”相当完整、大胆。从最初的怠工牢骚到口头申请退社，再到相互串联、请愿上访和被清算批判，于逢对“退社风潮”的前因后果和处理方式作了颇为真实的展现，其触及现实的力度远远超越同侪。比如，小说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就是退社与反退社的斗争，郭细九趁墟时甚至看到了去县政府集体请愿退社的农民。这是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退社风潮”中的请愿队伍：“他于是连忙站起来靠窗望下去。只见河面上来了许多艇子，大概有一二十只，相跟着划了过来，陆续舶在码头下。艇上的人在闹嚷嚷地。”（第326页）趁墟时的见闻进一步刺激了郭细九退社的决心，他串联煽动其他人一起聚集在刘柏家里闹退社。最后郭细九的怠工破坏行为被群众揭露，会议把减产减收的原因归罪于他；
此外，还有人指责郭细九的土地、房屋、鱼塘等都是土改时分到的，他后来却忘掉共产党的恩情，见利忘义，而且剥削侄女，在道德上也被批倒批臭。于法难容，于情不合，郭细九这个反面人物的“嚣张”气焰终于被挫败，受到群众管制。但由于正面力量仓促战胜了反面力量，小说结局来得比较勉强和不自然，看不出“水到渠成”的气势。［14］

《金沙洲》对“退社风潮”过程和原因的展现，包括政府如何对待退社农民，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1956年5—6月份，广东的中山、南海、顺德三县的部分社员不断到广州要求批准退社，到秋收前后，“全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退社风潮”。从1957年夏开始，“在实际取消农民退社自由的同时，中央和各省转而运用行政措施和政治思想斗争来强行平息退社风潮”［15］“中国农民抵制集体化的高潮发生在1956年的高级社时期。据近年来披露的资料，当年在广东、浙江与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的风潮最剧。”［16］部分农民因为“收入减少或者感觉合作社不自由”，动摇了对合作化的信心，这是当时形成退社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17］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他谈到绝大多数农民都是积极拥护合作社的，少数合作社社员闹退社，“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18］。作家们不可能对影响巨大的“退社风潮”感到陌生，但“退社风潮”在文学史中几乎是一个寂静的事件，可知真实描写合作化的困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作家们对此十分慎重，不约而同地选择规避风险。“退社风潮”是最能体现合作化困境的，作品描写得越真实、细致，越能冲淡对合作化优越性的书写，越能凸显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于逢曾自述：“当时由于某些‘左’的做法激发起退社风潮的强度，我写作时其实已经有意减弱了，但仍然免不了遭受到指责。”“这并非作者有什么先见之明，只不过是忠实地反映自己所见、所闻、所体会和所理解的现实生活的结果。一个作者写作要忠于现实，不能回避现实，粉饰现实。”［19］于逢对敏感问题的“减弱”，对现实生活的“忠实”，透露出他在处理合作化题材时干预生活的策略和勇气。

曾有论者说：《金沙洲》中的方言、风俗、自然景物和人物的心理素质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而这一切又“浸透了时代特色和作者的感情色彩”。［20］这实际指出了《金沙洲》中的岭南色彩是主客体的融合，能体现出时代气息和个人风格。确实，《金沙洲》中的风景、语言、风俗人情描写皆富有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其中的思想蕴涵值得重视，体现出于逢对合作社生活独特的观察和理解。于逢说：“我过去表现农村的现实生活斗争，总是有意避免从‘工作队进村’写起，而以本地人的眼光和角度去观照一切，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表现这个社会的内部有机结构及其内部运动规律。”［21］这种“本地人的眼光和角度”，凸显的是一种地方与民间的创作立场，使《金沙洲》从单纯的思甜颂恩、图解政策的写作姿态上超脱出去。这种写作立场虽然没能贯彻始终，但让于逢能以比较独立的思想意识去反映乡村问题，并孕育出相对个人化的审美形态。

（一）别样的风景话语

《金沙洲》开篇从刘柏、梁雁夫妻的家庭矛盾写起，因为丈夫刘柏顾社不顾家，而家里缺吃少穿，儿女面黄肌瘦，这些让她对现实生活感到不满。通过家庭矛盾来表现合作社内部的分歧和困难，这是《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合作化小说常见的路数。但与其他合作化小说不同，《金沙洲》讲述的梁雁负气回娘家之后的风景话语与怀旧书写别开生面，并不指向赞美新社会，而是侧重于表达一个家庭妇女的“无名的怨恨”，为整部小说暗淡、低沉的基调奠定了前奏。

“珠江三角洲的早晨是十分明媚的。春雨在悄悄下着。龙塘村的灰色房屋挤靠在一座矮岗前，藏在一簇墨绿色的树林包围中。四周展开蕉林的大海，望不到头，显得满眼悦人的鲜绿。蔗林中间，露出一面面的鱼塘，像镜子似的发亮。迷蒙的远处，横着一条银带子似的珠江。珠江的那边，是一片浅绿色的烟雾。远处的村庄已经看不分明，只有丝厂的几根黑色烟囱惹眼地竖立在那里。太阳隐没着，只见在灰色的天空中间显出一圈黄光。”（第8页）

春光明媚，蔗林鲜绿，不过房屋和天空都是灰色的。在这段风景描写之后，是梁雁对自己童年、幼年、少年到青年的回忆。梁雁曾经梦想过的美好的日子是，“日本鬼子打跑了，他们不再受土匪的威胁，不再受官僚地主的欺压，一家人得到团聚，每天都有两顿饭吃，自己有衣服穿，孩子们有书读。现在，这些通通实现了，但她反而感到无名的怨恨。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第9页）叙述者省略掉的原因意味深长。时光流转，社会巨变，而风景不变，村庄依然贫困，一个农村女性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也依旧。灰色景物映照着苦闷之情，景情转换十分自然，体现了风景意蕴的历史性和复杂性。“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接在一起的 ……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 ’（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22］梁雁内心的苦闷，与高级社的热闹和丈夫刘柏的忙碌形成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对比。梁雁不是无视“外部”，而是她更加专注于小家庭的温暖与个人内心的感受。

后来梁甜堂妹来劝导梁雁回家，要对高级社有信心。梁雁眼中的风景是这样：“塘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一小半铺着嫩绿色的水浮莲，一大半反映着灰色的天空和蔗林的绿色倒影。塘边种着香蕉，大块的蕉叶在轻轻摆动。塘边还有一棵苦楝树，树上站着两只灰色的斑鸠，在咕咕地啼叫。它们显然是雌雄一对，站立两边。它们的叫声，在寂静的田野上显得深远。”（第29页）水面半绿半灰的色泽，随风飘荡的浮莲和香蕉，都反映了梁雁内心世界的纠结。而描写苦楝树上站着两只灰斑鸠，简直是神来之笔！苦楝树在农村本是苦寒之树，而斑鸠在古诗词中多与春色相关，把苦楝树与斑鸠意象并置，是于繁华生机中看见寒冷苦涩，蕴藏有讽刺的意味。宋人梅尧臣有讽刺诗《杂兴》曰“苦楝树，青鹁鸪。啄盐土，鸣呜呜。……”基于这样的文学传统来看，苦楝树和灰斑鸠意象在《金沙洲》中丝毫没有欢乐喜庆的意味，而是生动地烘托了人物精神上的苦闷状态，与自觉命苦的梁雁构成了互喻和婉讽的艺术效果，并与梅诗《杂兴》形成互文关系，体现出于逢对老百姓生活和命运的关怀及忧患意识。小说对梁雁虽然着墨不多，但这两处写景的笔触朴实而冷隽，把她的情感世界描写得富有画面感和复杂意蕴。

与黎子安、刘柏这两个并不高大、理想的农村干部形象相呼应，与二人伴随的风景话语格外具有象征和讽喻色彩。如描写刘柏不被社员理解时的风景：“四周充满温暖的潮湿的浓雾。他沿着又湿又冷的石板路，走向涌边。村庄对面，什么也看不见。山岗、蔗林、果树，都隐没了，变成白茫茫的一大片，好像无边无际的海洋。只有远处空中，露着碉楼的半截黑影，好像海洋中间的一座孤岛。东方浓雾中透出一派蓝光，说明黎明已经降临。”（第37页）浓雾温暖，同时又让田野变成白茫茫的一大片，让碉楼看似孤岛，最后浓雾中透出蓝光，黎明来临。这是一段富有象征意味的风景描写，暗示刘柏暂时被群众孤立，但终将走出浓雾、迎来黎明。同样，在描写黎子安被群众冷落时，风景也具有象征意义。“大门外哑然黑暗，从那里吹来一阵阵凄风，带着雨粉，溅在人面上。全世界已经静寂无声，只有那连绵的夜雨在报告时刻的进行。”“手电筒又暗，路又滑得像油一样。他摔了两跤，又走错了路”“周围黒得象封住了一样。”（第156—157页）黎子安在漆黑的雨夜摔跤又迷路，此处的风景话语显然是在讽喻这个乡干部不走群众路线，不免受到现实的教训，他的“摔跤”隐射了高级社在巩固过程中遭遇了重大挫折。

由于合作化小说基本上是对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的想象，常常散发出诗意色彩和浪漫主义气息，这种艺术特色在《山乡巨变》《创业史》《香飘四季》等小说中都得到反复呈现。可以说，合作化小说中的“社会主义风景”是以诗意、明亮和温暖著称的。与之相对，《金沙洲》中的“社会主义风景”总是在诗意中夹杂着不和谐的色彩及意象。小说中引人注目的还有反复出现的夕阳意象。

“太阳还在卧蚕山上斜照着。”（第59页）“落日的残光还在映照着。蔗林里却暗下来了。”（第61页）这两处夕阳残照出现在散会之后。黎子安在会场力排众议主张多种水稻，以超额完成国家分配的粮食生产计划；
但凤州县是经济作物产区，习惯于商品经济，高级社社员大都主张多种藕卖钱。与社员们之间的思想和利益冲突，让感觉自己肩负重大责任的黎子安感到愤懑而无奈，暗淡的蔗林正是他内心世界的写照。

“夕阳还在卧蚕山上照着。蓝空像湖水一样透明。白云显得这样白，这样宁静，一会儿，染上了半边橙色，接着就整个变成了金红。这时候，天空、田野都为醉人的红光浸浴了。蔗林在秋风中沙沙发响，显得格外温柔。塘面、涌水都一下子亮起来了，映着霞光，充满生气。”（第388页）

此处夕阳晚景也是通过叙述者的视角展现的，同样是写夕阳景色，当眼光转换到正面人物刘柏的时候，笔墨由简练到细致，景色变得生动温馨起来。此时是“退社风潮”爆发之前，刘柏对社里的混乱现象感到有点心灰意冷，无心欣赏村边的美丽景色。夕阳的光热不多，给人以时光流逝、人生有限之感，夕阳意象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有挥之不去的感伤情怀。夕阳在小说中总是伴随黎子安和刘柏出现，使得此意象带有的感伤情怀与他们在合作社工作中产生的责任感、疲惫和焦虑构成对照。

小说中还有几处黄昏和夜幕景色，显示出静谧、温柔和阴凉的氛围，（第68、174、233页）这与夕阳意象共同构成色调偏向暗淡的故事环境，使作品总体上蒙上一些感伤色彩，烘托了合作化陷入困境的思想意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合作社“败象”［23］的最早隐喻。这与《创业史》第一部第一章开头描写早春的黎明和日出之赞颂意图形成了鲜明对比。［24］又如，小说临近结尾写到的“蔗季”丰收的景象，也显得别有一种“异质性”存在。“在广阔无边的田野上，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丰收。蔗林把大地深深地掩盖起来。……蔗叶有时好像蓝色的海似的涌动着，有时又好像绿色的火焰在跳舞。路边的蔗杆慢慢变红了，周围泛荡着一种醉人的甜味。为蔗林所包围的鱼塘是安静的、明亮的，好像少女的眼睛，在向天空窥探。”（第453页）蔗林中的风声“凄厉”而又“豪迈”，蔗林的颜色混杂着蓝色、绿色、红色。丰收景象是甜美多彩的，又是明亮纯净的，但在这段优美的丰收图景中，却出现了“凄厉”“窥探”这两个感情色彩与丰收欢乐相抵牾的拟人化修辞。于逢有何必要在描写丰收美景时使用这种不和谐的符号？与其说这是作者无意中写出来的“闲笔”，不如说这是他选择“发现”的别样的风景。恰似在欢唱丰收的时节，梁甜却在担忧小儿子的热病。苏珊·桑塔格说：“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25］这里如果把梁甜幼子的疾病也看作为一种隐喻，那么，在按劳动力分配的高级社，寡妇梁甜的忧虑就具有双重意味，既是为孩子生病担忧，也是为生活仍将困难担忧。所以，作者在小说结尾紧接着安排一直对梁甜有好感的周耀信再次出场来陪伴她，以与轻快的丰收景象相称，也给读者以安慰。

小说结尾最后两段的风景描写同样耐人寻思：“生活就是这样，正如滚滚的珠江流水，一边在前进，一边在战斗。……生活的长河也是这样。但生活的长河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有的就是永远的前进和永远的战斗。”“他们的艇子从大涌转进了珠江。……江水滔滔滚滚地流着，浩浩荡荡地流着，永远向前。人们望着远处天边，一片云烟，渺渺茫茫，江水和青天已经溶成了一体了。人们这样望着，望着，会觉得自己划在江水当中，也是漂浮在天上。……”（第468—469页）作者反复描写珠江流水滔滔滚滚，把生活与长河互喻，修辞乍看并无惊艳之处，但奇特的是尾句画风似有波云诡谲的意味——长河（生活）的“远处”是云烟渺茫，颇为虚幻；
而且人们会感觉自己“划在江水当中”“漂浮在天上”，如此虚幻，如同生活在梦中，没有脚踏实地。作者以这样“虚幻”的风景来连接前文的丰收美景，来结束小说全篇，使得文意出现了断裂，文本的不和谐似乎影射了合作社的不和谐。而《创业史》第一部的结尾是梁三老汉庄严而神气地走过街道和人群，《山乡巨变》的结尾是“向自然争取更多的丰收”，《香飘四季》的结尾是热热闹闹的笑乐声，这些都能让读者产生肯定的乐观的阅读效应。比较来看，《金沙洲》的结尾艺术，显然不同于合作社小说流行的“光明的尾巴”，而是以虚幻、含混的风景话语收篇，并未流露出对未来生活的乐观期待。

于逢擅长以冷峻而不是欢快的语言描绘南粤风景——不是果盛花繁、欣欣向荣的田园美景，而是缺乏明亮和理想色彩的南粤此岸，呈现出非常个人化的审美形态。“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26］如果承认小说中的风景话语绝不是废话，而是起源于作者的“发现”，能在寻常物象与创作主体的价值立场之间建立逻辑关系和解释，那么，可以说《金沙洲》中的风景是于逢独具匠心编织出来的现实和情感地图，由此可以穿越风景的镜像，寻找到他干预生活的讽喻的创作心态。有意思的是，于逢虽然在《金沙洲》修订本中增删、改动了不少地方，以增强正面力量的团结及其胜利的必然性，但上面论及的风景话语悉数保留。

（二）多元的民间语言

在汉语规范化运动大力推行的1950年代，作家们明显减少运用方言写作，《金沙洲》中的方言使用也比较节制，可还是呈现了不少方言土语、谣言、儿歌和民歌，使得小说突出了南粤语言特色，保留了岭南民间语言的多元性和芜杂性。

于逢注意贴近人物身份，并对个别方言做了注释，以方便外地读者理解，照顾读者的阅读效果。小说中的方言使用情况，可分为词汇、熟语、民歌三个部分，其中，“挥春”“碉楼”“掘尾龙”“丢那妈”“生蛤拉死蛤”等词汇短语，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体现出珠江三角洲的言语习惯，或者形象地揭示了岭南务实精明的民情心态，特别是一部分群众对当时经济政策的不满、怀疑、和抗拒态度。如论者所说：“《金沙洲》中的妇女干部梁甜担心加入高级社经济上拖累别人，合作化带头人刘柏力图以经济胜利回击上中农的进攻，包括退社风潮中通过‘算账’反对‘以强养弱’‘大家拉平’‘生蛤拉死蛤’的落后观点，都体现了南方经济作物区政治意识淡薄、重商主义盛行的‘特定环境’特征。”［27］小说中不时写到各种流传在乡间的谣言，突出了并不风平浪静的乡村心态。比如：“今后单干户管你甘蔗种得像杉一样粗，鱼养得像猪一样胖，政府都是不收的。”（第67页）这条谣言则能说明反面人物加入合作社之前惊惧和无奈。秋旱肆虐时，部分群众表达出对合作社前景的恐慌和信任危机，村头巷尾又传播了许多退社谣言，如“谣言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响”（第299页）。这些土生土长的谣言，也生动地反映了当地的社情民意。

《金沙洲》中还穿插了珠江三角洲群众耳熟能详的儿歌和民歌。“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槟榔香，摘指姜。/指姜辣，买蒲达。/蒲达苦，买猪肚。/猪肚肥，买牛皮。/牛皮薄，买菱角。/菱角尖，买马鞭。/马鞭长，买屋梁。/屋梁高，买张刀。/刀切菜，买箩盖。/箩盖圆，买条船。/船沉海，——/沉死几个番鬼仔！”（第93—94页）这是郭月婵和苏女同唱的儿歌。从内容和形式来看，这首儿歌中的“槟榔”“指姜”“菱角”等事物属于南方水乡的典型物产，并具有儿歌带见的言语游戏特征，使用了顶真和转韵的修辞手法。从其功能来看，轻松愉快的儿歌烘托出两个少女天真烂漫的性情，且与之前的郭氏家庭冲突构成对比。郭月婵虽然是孤儿，寄养在叔父家里时常遭受委屈，但也遮掩不住她纯真洒脱的天性，以及她对生活的满腔热情和乐观。正是因为有了梁甜等众多邻居的帮衬，孤儿郭月婵才具有足够的底气在新生活中不时自由自在地欢笑和戏弄别人。孤儿的眼泪和欢笑，在一定程度上颇能说明新社会乡村的伦理环境和文明发展情况。

汪曾祺曾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金沙洲》细腻而抒情地描写了乡村的端午节龙舟竞渡、人海汹涌、锣鼓声震天响，夜晚青年男女们聚集在广场上玩乐谈笑，飘荡着男女对唱的欢歌声。这些风俗人情传达了青年男女们彼此难言的某种渴望和幸福，富有珠江地区独特的地方风情，传达了1950年代岭南农民对现实生活的热情和赞美，也能给读者以审美上的满足。小说中的民歌基本上是关于家乡、劳动和新社会的赞歌（第455—457页），缺乏热烈大胆的情歌，异域情调也不足够浓烈，说明现实政治话语已经扩展、干预到情爱书写。《金沙洲》的确以暴露合作社的阴暗面见长，但还是有不少地方表达了对合作社、新社会的赞美，回荡着与其他主流小说一样的颂歌。《金沙洲》语言的多元性可见一斑，既有公共政治话语的深刻印记，又保留了民间语言的芜杂性，以及知识分子话语所带有的独立反思的意味。

总之，岭南方言俚语、民歌谣言、节日风俗等，是于逢讲述故事、刻画人物的工具和方法之一，表明作者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与通俗化意识，故能自觉使用读者感到熟悉而又活泼的民间语言，以建构小说的岭南特色和文化内涵。

本土化不能等同于民族化、民间化、通俗化，但是与其紧密相关，包含“对中国本土文学资源的重新认识和借用”，“将西方文学资源进行中国化的改造与交融”，在思想情感和艺术表现上（典型如文学语言）与传统和现实生活建立起非常密切的深刻联系。［28］从本土化实践来看，《金沙洲》在思想情感和文学语言方面建立了与现实生活的深刻联系。作为一个下乡体验生活的知识分子，于逢认真而投入，比较真实而委婉地反映了他在合作社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对乡村生活的理解，其思想情感混杂着对合作化运动的认同与困惑，在创作姿态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民间性和复杂性。欧阳山认为：于逢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创作实践得益于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他下乡下厂的记录在广东作协里是数一数二的。［29］这样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立场，使得《金沙洲》的语言风格整体上显得朴实真切，生动而少浮夸，在本土化上的探索取得了坚实的成绩。

19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迅猛推进时，作家们被鼓励去参加合作化、表现合作化。文人下乡参与合作化，当中诚然有复杂的政策因素的影响，不过客观上促使作家们深入认识了乡土中国，也促进了《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等“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以丰富的鲜活的农民口语和文学形式书写了农民生活，塑造了各种各样的真实的农民形象。这些文学面貌正是本土化的实践，使文学创作如此贴近农村生活，并被改编成戏曲或电影等其他更加通俗化的文艺形式，在农村得到广泛的传播。

作为国统区成长起来的进步作家，于逢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非常看重艺术工作者与人民结合的问题，赞同艺术工作者应该融解到人民里面去，以自己的艺术形式服务于人民，必须在生活斗争中清洗自己、锻炼自己、改造自己。［30］于逢响应号召，在1956年1月到顺德农村去深入体验生活，适逢珠江三角洲正进入高级合作化高潮。他跟乡里驻扎的工作小组同吃、同住、同工作了近一年，直到1956年底离开。在顺德农村，于逢经历了思想与劳动“洗礼”，并结识了社主任苏伟添，得到他的指点和关照。于逢十分尊敬这个农村干部，后来以苏伟添为主要原型，塑造了务实、平凡、尊重群众、大公无私的主人公刘柏。同时，于逢也认识到，农村干部中存在思想僵化、作风粗暴、自负浮夸的乡书记黎子安类型，“他不是一个独生子，他还有一群兄弟，以及一群家族”。［31］乡村生活的见闻直接激起了于逢的创作冲动，返城之后，他开始了《金沙洲》的构思和写作。

于逢在1957年3月底动笔写《金沙洲》，适逢“双百方针”实施期间。1958年7月完成初稿，1959年11月出版。当时“反右”运动基本结束，正值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之际，文艺界浮夸风方兴未艾。在“百花文学”中出现的“干预生活”、揭露现实矛盾的创作潮流，在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已经被打成“逆流”“毒草”。处于这样的文学环境，于逢依然在《金沙洲》中大胆地着力描写了农业合作化的复杂性和阴暗面，以致容易产生“西风压倒东风”“为暴露而暴露”的阅读效果，的确显得不合时宜。“反右”运动对文坛影响巨大，于逢纵使很忙碌和迟钝，也不至于不了解“反右”运动给文坛造成的强大冲击波。那么，《金沙洲》为什么会如此呢？

批评界曾对此做出探讨：“从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形象和人物关系来看，可以看出：在处理生活形象和人物关系时，如何突出地暴露主观主义的错误的领导作风，始终是作者用自己的整个心灵和全部感情去着力构思的中心。”“作者的主观意图原来是想把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作品的主要矛盾线索的，但在整个构思与创作过程中，作者对于主观主义者的憎恨的强烈感情却起了决定的、主导的作用，以致不自觉地把艺术构思的着力点放在暴露的角度上。”［32］从作者构思的着力点来分析作品艺术效果产生的原因，是比较可靠的。其实，于逢的构思是深入生活、终于现实的结果。他认可“双百方针”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作用，把创作《金沙洲》当作是追求真实、摆脱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泥潭”的“战斗”——“我并不后悔，因为一个作者必须以作品参加战斗，而且要及时参加。《金沙洲》当时是在这样的心情下迅速写出来的。”［33］也就是说，《金沙洲》明显受到“百花文学”的影响，在创作姿态和艺术效果等方面与“百花文学”一脉相承。只是与“百花文学”中的乡土创作急切地反映合作社矛盾而大多是短篇，且缺乏风景描写和方言俚语不同，《金沙洲》在篇幅、文体风格等方面有明显的拓展，更丰富、贴近了乡村生活风貌，是文学本土化在“十七年”时期的重要收获。

在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环节中，批评也承载着政治宣传和教育作用。“十七年”时期批评界的集体争论更是彰显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如何规范、引导作家作品。“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使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日益衰竭，也造成了‘十七年’文学作品某种程度的相似和一致。”［34］1961年的争鸣对作家的影响自然是很大的。面对指责和“解剖”，于逢也做出了解释：承认这本“习作”存在许多破绽和缺点，没有把刘柏、刘骚仔、杨妹等正面人物塑造好；
原因在于创作时，好些农村问题还没有完全明确，作者生活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因不在农村而“坐失良机”。［35］于逢的解释有自我申辩和政治表态的成分。大讨论增强了《金沙洲》在全国的影响，但在政治压力下，于逢对《金沙洲》作出了许多合乎时宜的修改，主要是把社主任刘柏塑造得更加理想，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基本实现了“暴露”与“歌颂”之间的平衡。修订本的锋芒锐减，这是于逢向主流意识形态妥协的结果。多年以后，于逢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为什么揭露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的某些阴暗面就成为大逆不道呢？难道我们粉饰现实就能推动历史的前进吗？一个作家到生活中去，难道只许他们袖手旁观，而不能进行干预吗？……”［36］正是凭借扎实的生活体验，以及勇敢地独立思考和干预式书写，于逢终于在“十七年”时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

《金沙洲》的修订本虽然比初版本更加明朗、乐观，更能体现所谓时代的本质和主流，但是，在当代文学史编撰和研究中，这部曾引起很大风浪的名作受到了冷落。1963年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撰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正文对《金沙洲》只字未提，原因也许是“负责编写的同志都不是专业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37］。郭志刚、董健等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注意到《金沙洲》在报刊上引起的争鸣和影响，认为在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期，《创业史》《山乡巨变》《铁木前传》《汾水长流》《香飘四季》《金沙洲》等，都是“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现实生活”的优秀的长篇小说，“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时代性的认识局限，但较之建国初期的作品来说，却又明显地克服了创作中那种浮泛的对生活表象的简单摹写，着力于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38］《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并未单独对《金沙洲》展开论述，可把《金沙洲》与其他著名合作化小说相提并论，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然而，新世纪以来，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学史教材，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董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等等，都没有提及《金沙洲》。这部勇于干预生活的合作化小说，常常被文学史编撰者由于某种“筛选机制”而忽视。

如今来看，合作化和单干、承包都是生产关系方面的调整，并不能当作“姓资姓社”的判断依据。要求《金沙洲》应该正确讲述“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
应该具有乐观、明朗的情感基调，这些社会学批评的理念，显然是对《金沙洲》的苛求。在更理性和现代的角度上来看《金沙洲》。于逢对珠江三角洲的合作化运动原本是生疏的，但是他充分利用下乡的机会，深入生活，独立思考，重视从经济逻辑来表现合作社人事的复杂性，因此超越了某些政治命题而拓展了小说的思想蕴涵。《金沙洲》对合作化运动阴暗面的描写，对农村官僚主义的暴露，使其“对现实的穿透力确实不同于当时的主流合作化小说”，成为同类题材中的“异数”。［39］

换言之，《金沙洲》初版本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价值，其实就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邪不压正”的叙事范式，在于着力对合作社中的“逆流”而不是“优越性”作了细致的描写，在于他在主流叙事之外呈现出别样的岭南乡村生活风貌。在“反右”运动之后，这些具有公共性与异质性的审美形态，颇能体现《金沙洲》的独立品格与思想意义，以及作者叙事立场上既要暴露、又要歌颂的复杂性。在“反右”运动中，干预生活的“百花文学”已经遭到否定和批判，《金沙洲》却坚持写真实、不粉饰现实生活，可以视为“百花文学”的回响和拓展，提升了合作化小说的反思品质。它在“写真实”“本土化”方面的坚持和探索，更具有突出的文学史价值，需要得到更深入的认识和更公正的评价。

［注释］

［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2］茅盾：《桂林春秋——回忆录（二十九）》，《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4期。

［3］［6］［19］于逢：《〈金沙洲〉遭遇记》，《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4期。

［4］［29］欧阳山：《参加〈金水长流〉研讨会有感》，《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5期。

［5］张乃滇：《略谈〈金沙洲〉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羊城晚报》，1961年8月31日。

［7］华南师院中文系文艺评论组（蔡运桂执笔）：《略谈〈金沙洲〉》，《羊城晚报》，1961年4月13日。

［8］何淬：《达到的和没有达到的——〈金沙洲〉的反面人物及其他》，《羊城晚报》，1961年4月27日。

［9］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论研究组：《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文艺报》，1961第8期。

［10］［32］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论研究组：《论〈金沙洲〉》，《羊城晚报》，1961年10月12日。

［11］［13］武新军：《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困境——兼谈〈金沙洲〉及其修改》，《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12］于逢：《金沙洲》，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238页。下文引文出自该书的，仅在文中列出页码，不再注释。

［14］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论研究组：《论〈金沙洲〉》，《文艺报》，1961第8期。

［15］叶扬兵：《1956—1957年合作化高潮后的农民退社风潮》，《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6］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

［17］常明明：《效益下降抑或增收差异：
农业合作化后农民退社原因再研究》，《中国农史》，2011年第1期。

［1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20］黄冠芳：《生活的波涛永远向前——评〈金沙洲〉》，《羊城晚报》，1961年4月13日。

［21］于逢：《我的生活创作道路》，《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22］［26］［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第12页。

［23］小说中副主任郭有辉最早觉得金沙社“败象已经露了头”。参见于逢：《金沙洲》，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88页。

［24］关于《创业史》的风景分析，参见魏家骏：《〈创业史〉的风景画和风俗画——〈创业史〉艺术谈》，《教学与进修》，1983年第4期。

［25］［美］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年版，第 86 页。

［27］刘起林：《周立波小说与十七年文学的南方审美话语建构》，《中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28］贺仲明：《本土化：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另一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 2期。

［30］于逢：《谈〈西伯利亚史诗〉》，见《于逢自选集》，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678—679页。

［31］［33］［35］于逢：《也是关于〈金沙洲〉》，《羊城晚报》，1961年9月28日。

［34］曹霞：《“清洁”的文本与“衰竭”的主体——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学术界》，2011年第1期。

［36］于逢：《历史将会最后判明》，见《于逢自选集》，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723页。

［37］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编写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1页。

［38］郭志刚、董健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151页。

［39］龚奎林：《论〈金沙洲〉的版本修改及意义阐释》，《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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